水平分工与农业产业区的萌芽

第四章　水平分工与农业产业区的萌芽

本书的思路是,农业产业区的形成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水平分工,形成农业产业带;第二个阶段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垂直分工;第三个阶段是产业分工。本章着重分析如何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水平分工的问题。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沈志忠, 2000),且在近万年的传统农业历史中,中国农业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相继开始工业革命,特别是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彻底摆脱了以手工为主的劳动方式(张昊, 2002)。在现代机械、电气技术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也开始步入现代化。至20世纪中叶,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等在西方社会的农业生产中应用已相当普通。而我国清政府在“康乾盛世”后,执行了极为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拒一切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国门之外。清末以来,我国又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农业生产几乎完全沿袭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改造传统农业,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生产制度从家庭生产转为互助组、初级合作社,最后发展为合作社。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时空跨度和生物属性,有效监督农业集体组织中的劳动努力成本太高,合作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Lin,1988,1990; McMillan et al.,1989;Fan,1991)。20世纪70年代末,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包干到户”经验的启示下,我国政府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劳动与收益直接挂钩,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要素生产率(TFP)迅速提高(Dong,1996;Fan,1997),从而实现了粮食等各种农产品从长期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并丰年有余,这被称为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1993)。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开始趋缓,许多问题逐步暴露出来。首先,家庭联产承包制使耕地破碎化,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据1984年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表明,平均一个农户只拥有0.56公顷的耕地并被分割成9.7块,平均每块耕地仅为0.06公顷。随着人口增长,土地的破碎化程度还在加剧,1986年户均耕地降为0.47公顷,1990年又进一步降为0.42公顷(Dong,1996)。在如此小规模的土地上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几乎无法使用,这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由于耕地规模过小,难以产生规模效益,在一些城市郊区和沿海地区,许多耕地又开始被粗放经营(Watson,1989);由于耕地破碎化,农业生产的成本也有所增加(Tin et al.,1996)。其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农业的投资受到影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承包方式一般都是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耕地,而为适应农户劳动力或人口数量的变化,多数村都不断地对耕地的分配进行重新调整(田岛俊雄,1998)。据华特森(Watson,1989)研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集体投资项目明显减少,尤其是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对于农户来讲,由于承包权的不稳定,多数农户对农业的投资表现为短期行为,耕地的产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农民对农业投资的重要因素(Besley,1995;姚洋,1998;Li et al.,1998;何凌云,黄季焜,2001;屈艳芳,郭敏,2002)。再次,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使中国农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需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的弱质性逐渐暴露出来。家庭经营制度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无数个“小而全”的经营实体,农户生产的农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极具自给属性,而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专一化和规模化的生产,这使农户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最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主要农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流通实行统购统销,按照规定的渠道进行收购、销售、调运、加工和储存,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流通环节消失,这使得生产与销售脱节(李同明,1996年;舒惠国,1996)。

由于以上矛盾使得在某一区域内,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特别适合生产某类农产品时,这类农产品便在该区域内得到生产。在此基础上,由于市场选择的作用或者某项农业技术的革新(含新品种的研制成功),或者历史的某些偶然性,在该区域内逐渐形成了某种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与经营,最后形成了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雏形。如图4-1所示。

图4-1　水平分工下农业产业带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