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年及其根源

一、2011动荡之年及其根源

2012年果真是世界末日吗？新年伊始，世界就有多处地方出现动物集体离奇死亡事件：挪威某海滩惊现死鱼20余吨；英国爆出马匹集体猝死事件；美国发生大量鸟类离奇成批死亡事件……接二连三的地震更令人惊惶，2012年4月11日以来，亚洲、美洲多个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仅11日当天就达40次，其中，印尼苏门答腊西部海域分别发生8.6级、8.2级两次地震，新加坡地球观测研究所主任西凯瑞称之为两千年一遇，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发生7.1级地震，美国俄勒冈州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和印度洋北部海域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2012年10月30日，桑迪飓风狂扫美国东部，纽约等地一派“末日情景”……“地球开启震动模式”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又在年初的70诞辰之前再次放言：未来一千年内，地球会因某场大灾难而毁灭，人类必须移居其他星球。

其实，不管玛雅人是否将2012年列为世界末日，不管地球是否真的开启了震动模式，在此之前的2011年都已经注定将以“动荡之年”载入史册了：东日本大地震，由此引发的强烈海啸和史上最严重核事故，灾后一年，这个曾经以社会动员和救灾高效而闻名的国家灾区依旧疮痍满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步入进一步升级、扩散的第二季，直至2012年，欧元命运依然显得岌岌可危；美国又闹出迁延数月的国债上限之争……更突出的是社会动乱，利比亚战争把席卷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乱推向了高潮，统治利比亚42年的卡扎菲惨遭虐杀的场面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煞的血腥一页，叙利亚战乱又起；西班牙等欧洲重债国家连续爆发抗议失业、经济紧缩政策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方兴未艾，伦敦骚乱又令世界惊诧，成千上万英国青年在2011年8月12日国际青年节前后投身暴乱这种最疯狂的“庆祝”方式；起源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紧接着又给西方国家社会骚动增添了新的动力，并蔓延到了美国各地和世界其他许多通都大邑。如此动乱，根源何在？

绝对贫困？非也！且不提美欧本是发达国家，占据着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霸主地位，又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之后的社会保障网全面建设，一般贫困者并无冻馁致命之虞，就是此次卷入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的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其经济状况和人均收入在所在区域和同类国家中也都谈不上很糟糕，甚至不乏富裕和被树为发展中国家榜样者。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共有17个：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此外巴勒斯坦尚未赢得真正独立。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除阿曼和战乱未已的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被列入“其他”类别外，卡塔尔、阿联酋、巴林被划为“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沙特、科威特、约旦、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被划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被划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只有苏丹、也门被划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之下，中国仅被列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

论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联合国《国民核算统计年鉴》，2007年全世界人均GDP为8190美元，其中转轨国家5960美元，发展中国家2710美元，非洲1350美元，亚洲3530美元，欧洲26210美元；2008年，利比亚人均GDP高达14479美元，突尼斯3955美元，埃及2162美元，阿尔及利亚4588美元，巴林更高达27248美元……^[1]率先发生政权更迭的突尼斯近20年来GDP年均增长率5%，在国际社会广受关注和赞誉，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盛赞“突尼斯是一个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值得新兴国家效仿的榜样”；2010年5月下旬达沃斯论坛公布《2010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突尼斯在参评的125个国家中被列为第38位，位居非洲国家第二、马格里布地区首位；突尼斯通讯部长乌萨马·鲁姆扎尼2010年8月在伦敦满怀自豪地宣称：“突尼斯在创建现代社会和经济活力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好榜样”^[2]……

经历了最严重抹黑、最血腥崩溃的卡扎菲政权给利比亚带来的社会进步更堪称卓越，并惠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正是卡扎菲将此前只能称为部落和宗教联盟的利比亚建成了一个初步的现代国家，确定了国家高于部族、宗教不得凌驾于世俗政权和世俗法律之上的原则。也正是卡扎菲在夺取政权后毅然将此前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里的资源国有化，在阿拉伯国家中首开纪录，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拉美石油输出国纷纷效仿，西方石油公司从此必须把一半以上石油收入交给东道国，而不是以前的5%以内，阿拉伯人和其他石油输出国才由此富裕起来。在卡扎菲政权统治下，利比亚取得了长足的经济社会进步，2008年利比亚人均GDP为14802美元，堪称非洲首富，与中欧相当，高于波兰低于匈牙利，未通电地区人口所占比例为0，沙特为0.8%，高教入学率高达55.7%，超过非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3%），系阿拉伯国家最高，山姆大叔美国力挺的巴林和沙特是29.9%，人均GDP比利比亚高很多，同样受山姆大叔美国保护的卡塔尔是11%，阿联酋25.2%……至于卡扎菲政权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更是世人有目共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战前的利比亚定性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其来有自。

相反，利比亚反对派起事之初便打出了卡扎菲当年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旗帜，而这个王朝立国根基是1837年创建的赛努西教团，该教团所主张的原教旨教义与瓦哈比教派一脉相承，且具有强烈的泛伊斯兰民族情绪和排外情绪，历史上曾长期禁止其信徒与基督徒、犹太教徒交往，利比亚过渡委主席贾利勒在“解放大典”上声称将以伊斯兰教法为一切法规的基本原则，废除卡扎菲世俗政权推行的一夫一妻制等法规，基地组织旗帜升起在班加西法院楼顶，利比亚东部在前伊德里斯王朝君主侄儿塞努领导下单方面宣布“自治”，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各路武装战乱不息，私刑泛滥；外加突尼斯伊斯兰政党赢得大选多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与民主党、更加极端的萨拉菲教派组建的阿尔—努尔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穆斯林兄弟会在总统职位角逐中也显得人气、组织性最高，对政权志在必得，其总统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声称埃及应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制定宪法……凡此种种，却让人们嗅到了社会倒退的不祥气息。

收入分配失衡和腐败？不完全，因为这是社会动荡爆发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更非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号召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程度缓解的趋势，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程度年复一年拉大。时至今日，最上层5%的美国人占有了全国72%的财富；而且“财政部—华尔街共同体”之类官商合体的权势集团继续巩固，一届任期未满的奥巴马政府已有328名官员通过官商“旋转门”进入商界赚取高额收入，2010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有近1/3的人从事政治游说活动。某些商界精英的天文数字收入堪称骇人，金融部门尤甚。

在美国，华尔街投行最普通的员工年终分红也能达到数十万美元，而且每升迁一级，薪酬便上涨一大截，到了高管层次，所有人年薪都以千万美元计，倒闭的雷曼兄弟公司CEO富尔德5年里薪酬总计3.5亿美元。在英国，根据英国政府统计，英国金融业对职员的分红在2003年为50亿英镑，过去5年里上升超过5倍，且多数集中于一小撮高管身上，他们的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英镑，乃至更多。巴克莱银行主席戴蒙德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一年底薪为25万英镑，加上分红和期权，实际薪酬高达1800万英镑。

不仅如此，由于“里根—撒切尔革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恶化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已经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论收入分配，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乃至最富有阶层，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及其变动能够显示一国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1990—2008年间，印度与俄罗斯、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在过去20年里，《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一项研究覆盖的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3]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导向改革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恶化的后果。“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许多国家引起“共振”，实非偶然。

然而，仅有收入分配失衡和腐败等等并不足以引爆蔓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因为在经济景气的承平时期，“机会平等”之类说法颇能抚慰大众心理。只是到了今天，在经济危机引起的失业、特别是青年大面积失业已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等等潜在社会炸弹才被失业导火索引爆。

以阿拉伯世界为例。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备受青年高失业率困扰，人口结构年轻、青年人口比例高，非但没有成为增进经济社会活力的“人口红利”，反而成为动荡之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援引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全球就业趋势》（Global Employment Trends）报告数据，1999—2009年间，中东国家失业率一直在9%—10%之间沉浮，失业率之高，仅次于北非、中欧/东南欧（非欧盟）/中亚两组国家；北非国家失业率则一直保持在各区域最高水平，1999年为13%，2000年一度上升至约14%，随后连续下降，2008年下降到10%左右，2009年又开始上升。^[4]而在2009年4月5日的第36届阿拉伯国家劳动力大会上，约旦劳工大臣加齐·什贝卡特更称阿拉伯国家失业率已达14%，跻身世界失业率最高地区行列，失业人数约1700万人。而按照阿拉伯劳动组织主席艾哈迈德·卢克曼的估算，要缓解失业问题，阿拉伯劳动力市场每年必须创造550万个就业岗位，但此前两年阿拉伯国家创造的就业岗位合计不过300万个左右。

欧洲大面积示威游行与当地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目共睹。去年年中，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和欧盟委员会统计，欧盟27国中，年龄24岁以下的青年平均失业率20.5%，500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在英国，根据英国广播公司调查，18—24岁失业人数逼近百万，16—17岁少年失业人数接近22万人，均远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而在“欧猪五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其青年失业率已经分别高达38.5%、47%、27%、27%和28%，即使在有欧洲经济的“模范生”称号的德国，失业率也有9.1%之多。^[5]

同样，“占领华尔街”运动得以爆发，关键原因是自从次贷危机陡然升级至2011年，美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高位，某些地区更高达两位数，而按照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的说法，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为5.5%。^[6]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2010年贫困率15.1%，贫困人口4620万，攀升到了52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美国失业问题短期内无望迅速解决，2012年1月美国失业率降到三年来的最低点，但仍然高达8.3%。

无事则生非，近年那些在法国几乎每年都要发生的全国青少年骚乱中打砸抢烧的骚乱分子，那些在伦敦暴乱中将攻击警察、纵火、洗劫店铺当成了狂欢嘉年华的小伙子小姑娘，那些抢掠的黎波里和苏尔特、残酷虐杀卡扎菲父子、集体虐杀黑人劳工无所顾忌的武装分子，许多本来不过是寻常巷陌里的普通无业青年而已。英国卡梅伦政府将伦敦等地的骚乱分子称为“病态青年”和“罪犯”，他们确实病态，他们确实犯了罪，但他们并非天生病态和罪犯。

无怪乎当年11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戛纳峰会公告如此宣称：“我们坚信，就业率和社会融合将成为各国行动政策的核心，恢复经济增长和经济信心。我们决定设立G20特别小组，把青年就业率作为首要目标。”尽管如此，根据各国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直至2012年初，美欧国家失业问题依然严重：

一季度，欧元区失业率从2011年的9.9%、2012年2月份的10.8%一路上升到10.9%，为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2.1%，失业人口达到1736万人。整个欧盟失业人口达到2470万人，青年失业率22.6%。在危机深重的“欧猪”国家，失业和青年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欧元区失业率最高国家西班牙失业率24.1%，青年失业率51.1%，比1月份数据分别提高0.8、1.2个百分点，全家失业的家庭数量达到170万个；

希腊失业率21.7%，比2010年失业率高一倍，比上年年末高0.5个百分点；

葡萄牙失业率15.3%，青年失业率36.1%；

意大利1月份失业率为9.2%，为200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失业人口231.2万，环比增加6.4万，同比增加28.6万。3月份青年失业率35.9%。

英国经济2011年第四季度萎缩0.3%，2012年第一季度年首季萎缩0.2%，自1975年以来首次出现双底衰退。加上此前已经陷入衰退的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比利时、丹麦、荷兰，英国成为第九个正式再度陷入经济衰退的欧盟国家。相应地，英国失业率持续上升，3月份青年失业率达到22%，打破1992年开始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日本2012年1月失业率经季节性调整后为4.6%，环比上升0.1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在西方经济大国中相对鲜明，非农部门失业率从2011年8月的9.1%下降到2012年3月的8.2%，有好几个月的就业情况超过市场预期。尽管如此，8.2%的失业率比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所说的美国自然失业率仍然高2.7个百分点。

有鉴于此，我们还不能对西方国家失业率过高造成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过于掉以轻心。实际上，2012年头几个月，欧洲国家抗议失业与降薪的游行示威之声依然不绝于耳，葡萄牙3月的全国24小时大罢工中就有35个城镇举行了游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在沉寂一个冬天之后借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机卷土重来，从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都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纽约当天游行示威者达数万人，旧金山的游行示威群众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西雅图市中心的游行更是干脆变成了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