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成就助力中国超越动荡风险

五、工业化成就助力中国超越动荡风险

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只能发生在一个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国家，而一国工业化的成就又有助于化解社会动荡因素，超越动乱风险。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要从传统农业社会完成向工业化社会的惊险一跃，最大的引发社会震荡的潜在风险是发展非农产业中的征地难问题。工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非农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以适宜成本占用一定农用土地。而在非农产业欠发达的国家里，土地又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假如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前景，抵制占用农地、寻求尽可能高的补偿就是农民群众出于个体理性的必然选择，整个国家发展的工业化需求和农民的利益就这样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僵局。在近代工业革命的先行国家，出现了“羊吃人”之类现象，但他们可以凭借武力优势对外侵略扩张和移民来转嫁上述矛盾，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可能如同当年西方国家原始积累阶段那样通过对外侵略扩张移民来转嫁上述矛盾，要打破这一僵局，为工业化起飞开辟道路，出路在于依托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政府协调社会矛盾，向农民提供足够的补偿，包括货币补偿，非货币补偿（如非农部门就业机会或土地交换）或是令他们信服的补偿前景。

对于资本稀缺问题突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太高的货币补偿必然因加大成本而损害非农产业项目盈利前景，因此只能给予适宜水平的货币补偿，或是提供适宜的非货币补偿，如非农部门就业、土地交换、令被征地农民信服的补偿前景，等等。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交换土地不太现实，因此非农部门就业和令被征地农民信服的补偿前景更为重要。之所以需要格外强调这一点，是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需要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如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实施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以免过多农地被占用而贻祸于子孙乃至当前。但在市场体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越是有效率，越是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被征用一方就越有条件索取高额补偿，这种高额补偿要求有时会高到极其不合理的地步。

今天，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征地难如何束缚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步伐，即使是印度之类备受西方舆论追捧的热门新兴市场也不例外。从2006年奥里萨邦努阿贡村钢厂征地纠纷，^[51]到同年西孟加拉邦的辛古尔事件，到2007年西孟加拉邦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52]再到2010—2011年北方邦诺伊达—阿格拉高速公路征地案，印度从开发项目征地纠纷发展而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并屡屡升级成为暴力冲突，造成了较多伤亡，一次死亡上十人的案件屡见不鲜。

四面开花的征地纠纷把印度推向了农民和企业界“双输”的境地，玩弄“空手道”的项目往往能够依靠官方奥援“保驾护航”而过关，一些对印度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有好处的项目则长期受阻，甚至被彻底搅黄。而印度之所以陷入这种困境，关键原因是制造业欠发达决定了印度非农部门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体面收入就业机会以容纳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这一缺陷无法靠发展服务业单兵突进而解决，因为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正是这一缺陷决定了印度不仅难以低成本完成征地和工业化起飞，而且难以解决“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因而其征地项目注定要遭遇比中国激烈得多的抵制与纠纷。

相反，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国领袖就充分认识到了解决上述两难僵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特意列举了河南省修建飞机场征地之争的案例来说明群众矛盾问题。^[53]就总体而言，中国已经比较成功地突破了上述僵局。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强大的政府动员能力和良好经济增长实绩所带来的良好预期，我们在工业化前期得以较多地采用非农部门就业机会和补偿前景的方式，以较低货币成本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在农民群体中比较公平地分配了征地收益，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普及基础教育的成就也使得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相对容易地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合适就业机会。直至今天，中国开发和征地项目中虽然存在种种压榨、掠夺、欺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现象，但由于制造业项目居多，就总体而言能够为失地农民和拆迁户提供较多的非农部门就业补偿，加之企业和政府已经具备较强实力提供比较充裕的货币补偿，局部矛盾冲突尚不足以上升为全局性危机。

在此基础上，中国征地和拆迁中的矛盾正越来越多地走向反面，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劳而获从社会财富中取得了过大份额，以至于造就新的社会不公和腐化堕落，这样的风险和矛盾正在显著上升。在不少地方，拆迁补偿已有过高之嫌，以至于形成了从商品房购房者、企业、城市新移民向拆迁户的过度财富转移，在不少地方，主要矛盾已经变成部分被征地、被拆迁方索要补偿要求过高，如有些拆迁户为自己几十平方米的破旧危房、甚至是违章建筑索要数千万元、上亿元补偿。不是依靠辛勤劳动、而是依靠拆迁得来的巨额横财使得不少拆迁户迅速养成了挥霍的生活方式，甚至走向彻头彻尾的腐化堕落。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就使不少当地居民因被征地、拆迁而暴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缺少技能而无法获得高薪工作机会，又因为暴富而鄙视辛苦的一般劳动，于是依靠征地、拆迁的补偿而终日无所事事，其子女也因家庭不劳而获暴富颇多无心向学之辈，最终坐吃山空，等而下之者还成为吸毒等犯罪行为的高发群体。现在，中国大城市及其郊区的拆迁户成为购买进口豪华车的生力军。2011年初，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发现，2010年北京销售的8万辆进口车中一半卖给了北京和各地的拆迁户，特别是北京拆迁户。当时调查人员在扩建后的北京南苑机场一带发现，机场周边村庄豪华车数量众多，密度特大，进而发现那一带拆迁户拿到两三千万元补偿司空见惯。^[54]

【注释】

[1]参见Singer，Charles，etal.，（ed.），1957，A History of Technology，Vol.2，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相关内容另可见 Sivin，N.，1982，“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 Or Didn't It？”Chinese Science 5，pp.45—66。转引自张宇燕、高程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Hartwell，Robert，1966，Markets，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转引自张宇燕、高程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134页。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

[4]Cipolla，Carlo M.，1967，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cpansion，Sunflower University Press, pp.106-107；相关内容另可见 McNeill，William，1989，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Washington，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转引自张宇燕、高程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Deng，Gang，1997，Chinese Maritime Activit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c.2100 B. C.-1900 A. D.，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 p.510. 转引自张宇燕、高程在《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600页。

[7]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8页。

[8]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 27，pp.152—153，Clifland，1903；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3—15页。

[9]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0]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巴塞罗那1975年版，第50—51页；转引自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3—15页。

[11]关于此事来龙去脉，美国迈克尔·罗素博士所作《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Michael Blaine Russell，American Silver Policy and China，1933—1936）一书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

[12][明]王士性：《广志铎》卷三。

[13]原文为：“严世藩积赀满百万，……尝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五十万……[明]王世贞：《弁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

[14]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114页；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36页。

[15]原文为：“邹号东湖邑之泰伯乡人，会计簿编号六百，米谷数彚储至百万，钱不索而厥，银不匣以室，至柜藏于床前阿堵，零剩物也。曾与顾尚书荣僖公构讼，郡城内外十里，悉令罢市。荣僖在寓，几无菜腐鱼肉以为飧。衙侩胥役叹命不应，钞酒无灵，以餍足于邹者过多也。荣僖讳可学关节图章，金提玉质，系于袖蜕日夕弗离，一日欲致札郡伯，启出视之，一块瓦砾，秘不敢发。明晨再启，绵纸缄识，大书邹望封三字。荣僖警骇曰：吾头可断也，即与之平。钱能使鬼如此。”[明]花村看侍者：《花村谈往》卷二。

[16]参见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载于华民等主编：《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明]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节安方公墓表》。

[18][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卷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19]关于晚明商人与近世伦理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知识分子》，1986；另可参见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20]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5、74页。

[21]《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三“复总理衙门书”，转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6页。

[22]【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自1500—2000年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0页。又，11世纪下半叶为北宋仁宗至徽宗前期；西元1736年为乾隆元年；征服者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为1066年（北宋英宗治平三年）。科尔布鲁克代尔位于英格兰，亚伯拉罕·达比一世在西方首创煤炭炼铁法，即先将煤炭炼成焦炭，再用焦炭炼铁，不仅提高了所炼铁产品的质量，而且突破了传统木炭炼铁法下森林资源有限的约束，大幅度降低了炼铁成本。其子进一步改进炼焦方法，冶炼出的铁可以制成棒状，解决了钢铁业的需求。由于亚伯拉罕·达比家族的革命性创新，英国一举跃居欧洲最大钢铁生产国，进而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有优势的国家。

[23]林坚：《远渡重洋——中美贸易二百年》，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6页。

[24]林坚：《远渡重洋——中美贸易二百年》，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6页。

[25]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七；转引自邓九刚：《茶叶之路》，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9页。

[27]邓九刚：《茶叶之路》，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28]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国家统计局：《光辉的历程，宏伟的篇章》，载于《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29]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

[30]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73页。

[31]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

[32]顾龙生：《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上册，红旗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33]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34]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3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第二节“苏区工业”。

[3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37]国家统计局隋秀芹：《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历史跨越》，载于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2页。

[38]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胡发祥、刘欣：《纺织工业》，载于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8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24—825页。

[40]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建筑材料工业》，载于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19页。

[41]工业和信息化部任志安：《电子工业》，载于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268页。

[42]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历年。

[43]机电商会工程农机分会、成套工程部：《入世十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发展态势》，《中国机电经贸》2012年第1期。

[44]根据《海关统计》数据计算。

[45]李晓超等：《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载于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2页。

[46]根据相关年份《海关统计》计算。

[47]李晓超等：《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载于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2页；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经贸》专刊《2008年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统计分析》2009年5月号，第3页。

[48]紫丁著：《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49]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经贸》专刊八《汽车专辑》2009年12月号，第106页。

[50]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机电经贸》专刊《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统计分析》2011年3月号，第199—210页。

[51]6年1月2日，奥里萨邦贾吉普尔选区努阿贡村500多居民抗议塔塔公司在当地征地开辟经济特区兴建钢厂，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12人死亡。

[52]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属于西孟加拉邦哈尔迪亚选区，西孟加拉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4050公顷开辟一个经济特区，引进萨利姆公司建设石化工厂。当地约4万名将因经济特区计划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竭力阻止，毁坏公路、设置路障，与政府人员数次暴力冲突，拒绝其进入该地区达3个月之久。2007年3月14日，政府出动约2000警力驱逐示威者，与当地农民爆发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燃烧弹，造成14名农民死亡，数十人受伤。3月18日，西孟加拉邦政府宣布取消南迪格拉姆经济特区计划，萨利姆公司计划中的石化工厂迁往别处。

[53]这段讲话原文如下：“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29页。

[54]苏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总经理）：《拆迁户买豪车就是炫富》，《汽车商报》2011年12月21日，A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