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瓶颈日益突出

5.1.1　资源瓶颈日益突出

长江三角洲地区能矿资源匮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尤甚。2009年，江苏省已探明煤炭基础储量为14.5亿吨，仅为全国煤炭基础储量的0.45%，煤炭年产量2397.44万吨左右，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量则为2232.72万吨；浙江省煤炭基础储量为0.49亿吨，不到全国探明储量的0.02%，原煤年产量不足百万吨，仅为13.20万吨，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量则为12106.38万吨；上海市一次能源生产几乎为零。资源尤其是能源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这突出地表现在时下流行的“三荒”现象^[1]。

（一）以“电荒”为代表的能源困境

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对能源尤其是电力的需求增长迅速。自200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出现反弹，用电量增速明显，已经连续几年出现“电荒”现象。2009年，上海、江苏、浙江用电量分别为1153.38亿、3313.99亿、2471.44亿千瓦时，用电总量为6938.81亿千瓦时，约占全国的18.96%；人均用电量为4680.23千瓦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倍。而2008年三地发电量则分别为778.20亿、2928.41亿、2246.28亿千瓦时，总缺口达985.92亿千瓦时。缺电问题十分严重，缺电特点已由过去的季节性、时段性缺电转变成全年性、全天性缺电。

图5-1　1986—200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苏浙沪电力消费情况

从图5-1可以看出，1998年以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消费呈加速增长趋势，缺电问题日益突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被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上海缺电，江苏严重缺电，浙江电力危机。面对电力危机，拉闸限电仍然是各地保持电力供应的主要手段。这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昼夜倒换”或“开五停二”、“开四停三”，甚至“开三停四”，造成生产设备利用率不高，生产能力巨大浪费。2005年，浙江省在较往年有很大改善的情况下累计拉电量仍然达15.8亿千瓦时，累计拉限电16.5万条次，造成很大经济损失^[2]。2006年以来，在加大电力投资的前提下，上海电气临港太阳能综合利用项目、江苏东台大型风电项目、浙江三门核电站工程、浙西核电站工程等不断上马，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紧张得以缓解。但是，仅凭加大投资难以走出“短缺—过剩—短缺”的怪圈，真正解决电力危机还有赖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可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短缺是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大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1）电力供给不足的主要因素。一是电力生产结构不合理。2005年底，苏浙沪三大电网统调装机容量69847兆瓦，其中火电68410兆瓦，占总量的98%，这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生产以火电为主。而由于体制性原因，电煤市场逐渐放开，电力价格却仍实行国家指导价，“市场煤，计划电”之间价格冲突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更加激烈，火电企业发电成本不断提高。此外，长江三角洲地区本身煤炭资源短缺，电煤基本上是靠从其他省市调入，缺煤现象更为严重，这就使得以火电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供应愈加紧张。二是规划决策失误，基础设施建设不足。2000年，原国家计委开始停止审批30万千瓦以上大机组的电力项目，电力规划以GDP年增长率7%为依据，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GDP实际增长率超过12%，用电负荷不断增长，造成巨大的电力短缺。

（2）电力需求过大的主要因素。首先，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力消耗巨大。200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4.88∶50.32∶44.80，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有向重型化发展趋势，即钢铁、化工、机械等能源密度高的产业所占比重大且发展迅速，从而促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电力需求迅速增加。其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也成为电力需求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到2009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59%，年均提高0.93%，预计2020年将达到55%—60%，这意味着未来每年将有1000多万农民转移到城市。按目前城市人均能源消费量为农村的3.9倍的水平计算，我国相应能源消费将大大增加。这一趋势在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显著。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居民用电在全部电力消耗中的比重日趋上升，进而加剧了电力需求的波动性，一个全新生活方式改革的时代，必然是能源高消费的时代。

（二）水质型缺水导致水荒

长江三角洲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热同期，年降水量1000毫米—1400毫米，河湖水网发达，是我国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地区，水资源本该是该区域的一大优势。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住在长江边，不愁没水喝”这句古老的格言开始受到严峻挑战，以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著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突然遭受水荒侵袭，出现大面积缺水现象。产生“水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水污染导致的水质性缺水。“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水质变化的真实写照。

1.区域水污染概况

“十五”期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废污水排放量总体呈逐年增加趋势，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的20%以上、超过80%直接排放江海水库。水的跨界污染问题非常突出，京杭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段、太湖、长江下游段、钱塘江段等水资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除长江、钱塘江江河源头、水库水质为Ⅱ—Ⅲ类水，具有饮用水源的功能外，其他内河和水网地区的河道、湖泊水质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或氮、磷含量为Ⅳ、Ⅴ类水，尤其是农村河道以及城市内河达不到基本的功能水质要求。

2.太湖水域污染状况

太湖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三河、三湖、两区、一市”污染重点治理区域中的一“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水污染的典型性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太湖水质以Ⅱ类清洁水体为主，占69%，Ⅳ类只占全湖的1%。但是到2004年，在监测的21个点位中，属Ⅳ类、Ⅴ类、劣Ⅴ类水质的点位比例分别为19.0%、23.9%和57.1%，无Ⅰ—Ⅲ类水体^[3]。2005年夏季出现严重蓝藻水华的面积覆盖了整个太湖水域。特别是2007年初夏，由于蓝藻暴发，无锡市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公共饮水危机，给周边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目前，太湖流域水污染情况复杂，有发达国家水污染各个阶段的特征。水利部《2008年中国水资源质量年报》显示，太湖流域全年评价河长3028.7千米，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Ⅰ—Ⅲ类水河长44.8千米，占评价河长的14.8%；Ⅳ—Ⅴ类水河长893.5千米，占29.5%；劣Ⅴ类水河长1687.0千米，占55.7%，仍是长江流域水质最差区域。主要污染项目是总氮、总磷、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太湖上游地区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是太湖污染负荷量的重要来源，主要通过环太湖河流进入太湖。

3.钱塘江水域污染状况

根据《2006年中国水环境质量年报》，钱塘江流域区全年评价河长1261.7千米，Ⅰ—Ⅲ类水河长565.2千米，占评价河长的44.8%；Ⅳ—Ⅴ类水河长299.3千米，占23.7%；劣Ⅴ类水河长397.2千米，占31.5%。目前在钱塘江流域下游，如金华江、东阳江、南江和武义江等局部河段，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等五类指标超标，水污染问题依旧不容乐观^[4]。

（三）耕地锐减冲击粮食安全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苏浙沪地区土地调查面积为2203.8万公顷，其中农用地1575.5万公顷、建设用地323.7公顷、未利用土地304.6公顷，农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70%，居于主导地位。

1.区域内部用地结构差异显著

长江三角洲地区农用地利用差异明显，上海市、江苏省农用地利用类型相似，耕地面积分别占本地农用地总面积的66.39%和70.94%，而浙江省这一比例仅约为22.15%，林地比重最大，约占全省农用地面积的75.51%；建设用地中，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所占比例最大，约为82.11%，这一情况苏浙沪基本相似；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用地分居第二、三位；未利用地中，水域、滩涂所占面积最大，未利用土地面积较小，增加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难度较大。尤其是上海市，未利用土地面积仅为6万亩，新增面积潜力不大。

2.耕地面积减少直接导致粮食产量下降

2006年，长江三角洲地区核心16市耕地面积5095.69万亩，比2000年减少744.56万亩，年均减少124.09万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000年时的0.72亩/人减少到0.61亩/人，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0.80亩的警戒线。耕地面积减少的直接后果是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产量降低（见图5-2）、区域粮食自给率下降。

图5-2　1986—200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苏浙沪粮食生产状况

数据来源：苏浙沪历年统计年鉴。

上图中，1996年江苏省耕地面积与普查数据接轨，产生较大波动；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以后呈加速减少趋势；粮食播种面积有两个明显减少期：一是1992—1996年，二是2000—2003年，21世纪以来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迅速下降。而这两个时期都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说明经济增长和耕地面积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3.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分析

耕地减少主要有两个去向：农业结构调整和建设占用耕地，前者是由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牧草地等非耕农用地，本质没有变化。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日益增大、比重日益提高则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地市面临的严峻考验。

建设占用耕地中，独立工矿用地和居民点所占比重最大。一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园区经济发达，各类工业园区数不胜数，仅浙江省就有各类园区700多个^［91］。开发区建设基本上都是大量占用耕地，土地利用极其粗放，“招商引资，土地先行”是各地区的法宝；其次，城市“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和“大学城”、行政部门的搬迁以及郊区房地产经济的兴起也是耕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

对于耕地面积减少，政府部门最关注的往往是是否有地可批、有地可占，而非粮食安全问题。对于地方来说，以地方经济利益为先的做法可以理解，但是从整体考虑，耕地面积的减少，势必将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