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Fröebel等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
当代国际分工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很多产品被分成不同的价值环节,分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形成所谓的新国际劳动分工[3]。针对这种产业内国际劳动分工现象,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最早定义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即“由一系列劳动和生产环节所形成的网络,生产出某种商品” (Hopkins and Wallerstein,1986)。在全球商品链研究中,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将商品链的地理空间分为核心—外围结构,以此来描述不平衡发展的世界体系。商品链中的核心环节进入门槛很高,所以能够获得很高的垄断利润,工人的工资也很高,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而外围环节的进入门槛很低,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工人的工资也很低,而且逐渐向全球扩散。因此他们认为,核心国家凭借垄断地位可以获取很高的利润,而外围国家却要承受生产过剩、贸易条件恶化的压力,即使贸易条件不会进一步恶化,也不会拥有光明的改善前景。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最早就是在研究服装、鞋业等传统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因此,服装业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在新国际劳动分工模式中,跨国服装零售商或者品牌商为追求最低劳动力成本,逐渐将劳动密集的服装制造环节进行垂直分离,将其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以降低劳动成本(Fröebel et al,1980)。服装制造业的国际转移,解释了发达国家传统服装制造区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服装业兴起的工业化进程。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认为,服装制造业的国际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服装制造业的扩展,是发达国家面临积累危机的结果:在强大的工会力量及高工资的压力下,企业要获取利润,要么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或引进自动化设备来取代工人,要么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由于服装制造中采用自动化设备的空间有限(Hoffman and Rush,1988),所以,发达国家的服装生产商更倾向于用生产环节的转移来应对上述危机。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虽然揭示了全球服装发生空间转移的机制,但是,该理论存在以下理论缺陷,以致无法解释服装业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首先,该理论并没有对服装制造业的各个环节进行区分,用一个简单的服装制造业来判断所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以致无法合理解释一些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大量服装制造活动的事实。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认为,服装生产之所以继续留在一些发达国家,是因为这些发达经济中存在“血汗工厂”,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这种观点显得有些片面。虽然发达国家的服装业中确实存在一些“血汗工厂”,在发达经济中,许多服装生产(如意大利及巴黎的服装生产)并不属于“血汗工厂”。
其次,该理论存在“核心—外围”结构决定论的偏见。按照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发展中国家服装业的工业化依赖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服装制造业只能始终处于“血汗工厂”的地位,这显然不符合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的工业化现实。因此,新国际劳动分工忽视了国际制造业转移所提供的升级机会,以致无法解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在承接制造业转移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再次,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虽然劳动力成本是推动服装业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但是,除了劳动力成本以外,服装制造活动的区位选择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因技能、技术的地域差异,企业上下游联系,以及一些固定设施的投资由于不可移动而形成的“沉没”成本等空间黏性方面的影响因素。忽视这些影响因素,正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无法解释服装制造业继续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将世界看成由劳动力成本所决定的一个平面,跨国公司在这个平面上不断游离于最低工资区位。按照新国际劳动分工的逻辑,不平等地位的本质在于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服装产业不可能实现升级。这样,尽管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最早指出了服装制造业的国际转移现象,但是却只能从一种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产业转移,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加强地方产业联系,不断实现升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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