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草根经济”

一、乡村“草根经济”

浙江的个体私营企业、商品交易市场、块状经济，均崛起于农村。

浙商这一庞大群体的主体是农民，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从“草根”开始生长的。他们创业时，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全靠自己顽强打拼，在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中，一步步走向成功。他们不像有些下海的人，靠特殊的社会关系，依仗权势，拿着批文，轻而易举地办起规模可观的企业，在短时间里获利无数，使自己成为“大款”。他们都是些平民百姓，属于“草根”一类。如温州乐清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从六、七岁开始就挑着米糠、提着鸡蛋上街叫卖，中学毕业后跟着父亲学修鞋，1984年他不想再补鞋了，以房屋折价，加上修鞋时积攒起的近5万元资金，办起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那是一个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厂房面积50平方米，连自己在内共有8名员工。后来一步步做大，成为温州著名的私营企业。台州飞跃缝纫机公司的邱继宝，进高中学习后，迫于家贫，读了没几天便辍学回家。为了生活，他开始用自行车载送客人，只干了三天，连人带车被弄到公社，批判他搞地下运输，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后走南闯北当补鞋匠，1980年，邱带着补鞋所得回到台州，开始创业，办起缝纫机零件厂，后进一步发展为缝纫机公司，产品质量超过国有老牌企业。杭州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初中肄业后，到萧山县城一家铁工厂做钳工，1962年经济困难“精简职工”时，户口在农村的他又回到了钱塘江边宁围公社舍一大队，摆过小摊，帮人修自行车、打稻机、脱粒机，办过粮食加工厂。1969年，兴办万向节厂，后成为浙江最著名的民营企业之一。几十年来，鲁冠球先后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几十种，被人称为乡镇工业中的“不倒翁”。东阳横店集团的徐文荣，原先是公社干部，三年困难时期，被动员回家务农，后担任横店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他带领下，横店一步一步走上了办乡镇工业致富的道路。1990年11月，徐文荣成功地组建了浙江省第一家集工、科、贸为一体的横店企业集团，现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在义乌市，为小商品市场供货的众多私营企业，几乎全部是农民办的。诸暨市大唐镇是中国的“袜子之乡”，全镇有8000多家家庭企业，形成了袜子生产的全流程：1000家袜子原料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配件厂、600家营销商、100家联运商……一环扣一环，将全镇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袜子工厂，年产袜子48亿双，办厂的是清一色的农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浙江有一些干部下海经商，取得了很大的业绩，如黄巧灵原先是舟山地委党校的教师，他下海兴办的宋城集团现已名扬中外，但这样的人毕竟不多。一些长期在外工作的浙江人，凭借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成功，如原籍奉化的丁磊，在广东兴办互联网，成就卓著；原籍东阳的郭广昌，在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了复星集团，规模实力国内称雄。他们的成功，显示了浙江人的勤劳、智慧和创新精神，家乡人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骄傲。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浙商来自于农村，农民是主体。还需明白，网易是广东的企业，复星是上海的企业，在GDP的计算中，按区域划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是不能算浙江的。

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农民办企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浙江经济之所以有实力，主要不是少数几个闻名海内外的大企业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农民群体。浙江民企的特点首先是草根性。创业者大都是农民出身，是普通老百姓，是从“草根”开始生长的。因为他们来自农村，创业时，全是靠自己顽强打拼，在克服多种艰难困苦中一步步走向成功。浙江民企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本土性。它是一种本土经济。这里讲的“本土”，主要是指创业者、投资者为本地区的人士。在浙江办企业的人员中，外来的不多，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具有本土性。广东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经济总量超过浙江，但广东企业的“老板”许多是香港过来的，有些是东南亚的华侨，本地的比例比浙江要小。外来投资企业所创利润多数汇往境外，境内所得主要为加工费，这就势必影响到本地区农民走向富裕。浙江经济现已变成浙江人经济，浙商虽然投资、经营在外，但他们根在浙江，他们属于“爱家不恋土”的群体，在外赚了钱，很多人回乡投资，“反哺”浙江，使浙江经济发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