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办企业的原因

二、农民办企业的原因

有人感到纳闷，浙江的农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将一个资源短缺、面积不大的小省变成一个全国排名第四的经济强省。浙江农民企业迅速崛起的缘由是什么？

有不少人认为，浙江国有工业不多，计划经济的链条相对薄弱，控制较松，市场经济便在这一空隙内发育成长起来。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计划经济下，某些省区重点工程安排多，工业经济发展快，就业人口多，且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对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正面的影响是主要的。计划经济这种体制，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等，无一例外。在农业这条线，计划经济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按计划种植，强调种粮食，农产品由国家计划收购，劳力归田，不允许外流等。在浙江，这种控制同样存在，并不见得比其他省松一些。工业与农业是两条线，浙江重点项目少，国有工业产值低，并不意味着农业领域计划控制就松，两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从国家安排的重点工程不多，得出计划经济控制较松，促使浙江经济发展快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有人将浙江的快速发展归结为文化基因的作用，认为浙江历来崇尚“通商惠工”“义利并存”的“事功”文化，使浙江人敢冒险、擅开拓、商业头脑发达，敢于和善于在市场中拼搏。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但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归功于文化，也是不恰当的。一是浙商的文化程度不高，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很少有人读过浙江先贤的著作，不太了解“事功”文化的内容，如果说有影响，这种影响也是较为间接的，很难说会融入其血液中，成为其行为方式。二是从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如将文化视为“因”，将经济发展看成“果”，不就变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了吗？显而易见，这是本来倒置。浙江与近邻安徽、江西两省相比，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就当今而言，文化相差无几，各有千秋，但经济的发展程度，主要是农村经济方面，比起浙江，安徽、江西的差距就比较大了，这也表明经济发展快慢从文化上找原因并不可取。

笔者认为，浙江以农民办企业为主经济的崛起，主要还应从经济层面去找原因。具体讲，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计划经济给浙江农民造成的严重危害。浙江大的工业企业少，城市化率低，绝大多数人口为居住在农村的农民。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农民在种植方面，贯彻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种植的大都是粮食，而很少经济作物。粮食除了自己吃的，余粮只能按很低的统购价卖给国家，少量的经济作物也只能低价卖给供销社，劳动力只能围着田地转，私自外出则作为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一个生产队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劳动力集中劳动，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计划经济对农业的严格控制，农民的收入很低，经济十分困难。计划经济对全国各地的农民都造成了损害，但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造成的损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口密度高，人多地少，全省农村人口人均半亩地左右，温州、台州、金华一些地方人均还不到三分，农民被限制在这几分土地里，辛苦劳作，收入很低。有的地方当时还流行这样一个说法，辛辛苦苦干一天，买不到一包经济牌香烟（经济牌香烟为浙江所产，每包8分钱）。与人少地多的省份比起来，计划经济给浙江农民造成的损害尤为严重。穷则思变。

二是浙江的手工业较为发达。浙江农村由于人多地少，不少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历来有学手艺的习惯，农村里手艺人特别多。有的人做裁缝，有的人做木匠，有的做篾匠，有的做五金等等。不少农村，70％～80％的人是做手艺的，农忙时干一点农活，大部分时间外出打工挣钱。这些手工业技能，师傅带徒弟代代相传，使浙江成为“百工之乡”。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机器生产的工厂”这样几个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是从手工业演变而来的。浙江的手工业在明朝后期已较为发达，当时已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后来，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列强入侵，中断了这一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手工业经济，有帮人家干活的，也有自己做出产品销售的。后一种实际上已是一种商品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力归田，浙江农村的手工业优势无从发挥，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落后。

三是浙江农民商品经济意识较强。之所以会如此，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手工业发达。手工业者大部份时间都要走出去，或者做工，或者做产品销售。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挣钱。赚钱得到的是货币，多多益善。赚钱的欲望和活动，已摆脱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束缚。可以说主要是“百工之乡”培育了浙江农村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第二，地处东部沿海的环境。浙江因地处东部沿海，历来与海外交往频繁，有不少人去海外谋生，华侨人数较多，通过华侨这一媒介，浙江沿海一带人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作机制、经济发达状况多少有些了解，开阔了眼界。第三，浙江处于上海南翼。上海通过多年的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已成为远东最大的城市，商业、工业、金融极为发达。上海开埠时，不少浙江人带着资本，去那里经商办企业，为造就大上海辉煌的十里商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解放前浙江人去上海做生意的为数不少。通过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密切联系，浙江人的商品经济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解放后，虽然各方面都起了变化，已在不少人脑海中扎根的经商意识，却挥之不去，一代传一代，使年轻人也受到影响。

浙江的农民既受计划经济严重束缚，生存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有十分强烈的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欲望，又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同时还有世代相传的手工业专业技能，发展商品经济有一定的技能基础，这几个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是被抑制的，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遇到了极好的机会，便顽强地表现出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发展商品经济的洪流。就农村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而言，有的人有商品经济意识，但没有脱贫致富的欲望，不能付诸行动，富不起来；有的人摆脱贫困的欲望强烈，但没有经商的头脑，不知道如何致富，愿望不能实现；还有的人，既想致富，也知道经商办企业的重要性，但没有一定的技能作为基础，没有“本钱”，也达不到目的。浙江农村的一部分人，三个方面集于一身，使他们较早地行动起来，搏击商海，并取得成功。这几个方面，是存在于浙江农民现实生活之中的，它表明浙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现实生活逼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