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资相互结合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最终目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这一范畴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随着资本的积累,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创造财富的雇佣工人却愈来愈贫困,导致两极分化。雇佣工人为了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困境,需要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在这个理论框架里,资本与劳动完全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资本与劳动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比如,某个地区私有经济发达,劳动者充分就业,有了较多的收入,生活得以改善;某个企业经营得好,利润增加,在不影响资本收益的情况下,打工者的工资也有较快的增长。不过,从总的来看,理论的突破还很不够。其实,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资本与劳动相统一的一面,也是可以找到理论支撑的。商品是用于交换的,我们所知道的商品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特征。交换价值量表现了一种物品与另一种物品相交换的比例或数量关系。要生产出商品,形成商品的交换价值,不仅需要有劳动者,还需要有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空着两手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亦即互相交换的比例,不仅取决于各自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还与机器、厂房、原材料等资产的质量、数量,交易中的供求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活劳动、物化劳动都参与了交换价值的创造。资本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也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从商品交换价值理论出发去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不会只看到对立而不见其统一的一面了。要正确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必须从传统理论的束缚中完全解脱出来。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生产目的,在商品市场价格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的多寡取决于生产成本的高低,而生产成本中劳动者的工资占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比更高。资本所有者为了取得更多利润,往往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或者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而工资却不随之增加。于是劳资双方产生矛盾。劳资之间的博弈多数情况下是围绕工资展开的。劳资间的矛盾和对立,伴随企业的诞生而始终存在,无法回避,也可说,它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矛盾。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作为一个有机体,是劳资双方的对立统一。
一方面,要发展经济,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就需要鼓励投资,并保护资本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主体,他们需要公平、公正的工资待遇,通过劳动换来美好的生活,共享发展成果,这就需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如何处理好发展新阶段的劳资关系,在劳方诉求与资方诉求之间寻找出交汇点,在劳方利益与资方利润博弈中寻找出平衡点,是对各级政府的考验。要通过加强劳动立法、工会改革等体制机制建设,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劳资关系。要改变少数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创办更多企业,使GDP更快增长,一味偏向资方而忽视劳动者利益的不良倾向。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经济理论,既不是完全为穷人说话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以维护富人利益为主旨的权贵经济学,而应是促进劳资合作、交换,以增加共同福利,达到共赢的经济学。
劳资关系的本质是分利关系。目前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完成,劳资矛盾已经出现多发化、普遍化的状态,企业主应自觉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过,解决劳资矛盾的最佳制度是集体谈判。谈判不等于协商。在协商语境下,结果更多地取决于资方的心情和态度,没有制约;而在谈判的语境下,双方是一个彼此制约的关系,双方都妥协,最终达成相对公平、都能接受的协议。在目前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整体处于劣势,仅靠协商是不够的,需建立和完善集体谈判制度,使之真正能够帮助处于弱势的普通劳动者拥有公平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会代替全国劳资双方,并在政府代表的参与下,确定工资上涨幅度和谈判标准的指导意见,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会则参考这一标准,每年与企业进行一次工资上涨谈判。新加坡由政府深度介入和保障的劳资谈判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
资本追逐利润是其本性,随着利润越来越多,资本会越来越大。劳动者靠打工度日,所得不多,失业时境遇更为困难。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一个强,一个弱,并不是平等的。为避免产生两极分化,确保社会稳定,除了政府要有所作为,采取得力措施,务使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资本所有者也应有宽广的视野、高的思想境界,正确对待财富,不以做大资本为唯一目标,而乐意将资产用来为社会作贡献,自觉地将资产分散。具体地说,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股权分散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里,为了激励员工积极性,让员工持股。我们国内这样的例子也已不少,如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仅持有5%左右的股份,很多技术和管理的骨干均持有公司股份,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企业发展快。二是慈善事业,乐于捐助。浙商发展起来后,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三是投身“社会商务”。目前流行的捐款,由于捐款者不直接参与公益事业的运作,公益事业不能成为他们自己的、具有新意的事业,缺乏成就感,影响积极性。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提出了“社会商务”模式,这一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采用传统的慈善机构运作模式,运作的经费不是来自于募捐,而来自企业的“资本经营”。有具体的、可执行的、易监测的公益目标;采用市场经营方式;分红模式倾向公益最大化。“社会商务”模式使“资本”和“慈善公益”相结合,一方面使慈善事业可以在经济方面自负盈亏地发展壮大,实现“高效率”,“可持续”,还使资本获得“追求公益”的第二重生命,使追逐利润的资本所有者实现新的人生超越。这说明,资本不仅仅追逐利润,也可以追求社会利益。四是身后把资产捐献给社会,如美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共有40位美国富豪承诺捐出一半家产,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能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也是应该效仿、可以效仿的。起码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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