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与扩张的矛盾

2.管理与扩张的矛盾

日本制造质量下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日本这一代的国内制造业从业者。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上一代日本制造业从业者的确是真正的精英和创业者，是他们创造了“日本制造”的质量神话，而沾染了新新人类习气的这一代日本制造业从业者已远不如上一代那么兢兢业业。

——商务部研究员　梅新育

导致日本产品屡屡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不过，“歧视性产品质量在跨国公司普遍存在”。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于春晖

日本人很早就对中国的四大名著非常喜爱，在当今尤其钟情于《三国演义》，因为很多企业从中可以学到各种管理学策略。虽然三国里讲的是政治和军事，但商场如战场，其中的不少战略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上。运作一个企业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体制，这样才能引导它走向强盛。管理模式的落后也不仅仅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甚至更会造成灾难性的局面。

近10年，日本的经济和企业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最有影响的是，松下电器作为日本第一大家电企业，首次出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亏损，亏损额高达4310亿日元。除此之外在日本七大电子企业中，就有六大公司出现同样的状况，除了保持盈利的索尼。

面对这样普遍的市场悲剧，很多人都会纳闷，日本企业怎么全面出故障了?日本今后会走向哪里?对日本企业来说，一个非常糟糕的现状就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离开本土企业，向外界谋求发展。虽然里面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这些企业的问题普遍出现在管理体系上。

第一，日本企业在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就存在天然的缺陷。

职务分析作为管理体系的基础，包括工作分析和工作评价两大部分。职务分析的工作程序包括采用科学方法收集工作信息，分析工作信息，再按工作的性质、繁简、难易和所需资格条件，分别予以分类与评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职务说明书。最终的职务说明书作为企业管理的立足点，没有它，一切管理都只能是徒具形式，让工作无从下手。

从日本企业的职务分析来看，它普遍的致命缺陷是非常含糊，这跟日本传统文化有深刻的关系。日本在历史上一段很长时期属于农耕民族，而“集体内部的互助合作”是农耕民族的首要特征，就是指“家族主义”。同个人才能相比，“家族主义”更重视的是协作和技术。在日本企业管理中就体现了这个特点:强调集体观念，大家都来做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工作，员工的职务划分不细，而且往往是模糊的，甚至存在重叠和交叉。这样的管理模式造成的后果是，如果每个人对一件事都要负责的话，实际上员工都会不负责任，没有责无旁贷的规定，任务自然会很难得到彻底执行。

第二，日本企业在绩效目标的设定方面存在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不清晰的问题。

企业管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确立绩效目标。这个绩效目标是基于职务说明书，以作出公司未来的规划和战略任务为核心。而日本企业对岗位人员的考核是非常模糊的，这种状况同岗位职责的划分不清不无直接关系。绩效考核由于过于模糊的标准，不规范的表述、过于主观的因素等等，这样考核下来的结果自然很难得到员工们的认同。

第三，日本企业在绩效的考评和奖罚制度方面，其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这两个是造成公司整体运营低效的关键因素。

曾经被誉为日本企业“成功管理的四大支柱”有: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禀议决策制和企业工会。

“年功序列工资制”是一种把“资历工资”和“能力工资”结合起来的工资制度。职工从进厂起工龄每增加一年，工资就升到相应的数额。年龄的大小和连续工龄的长短不仅决定着职员的工资高低，还作为一项重要依据决定着日后的职务晋升。

“终身雇佣制”是指一旦被企业正式录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只要该员工不主动“跳槽”，就可以工作到退休，跟中国的“铁饭碗”差不多相似。

然而就跟化学反应一样，上述两点成功原则一结合，却会直接导致管理体系的失灵。即使部分员工的业绩不是很低，但按照这种制度，他仍然可以长久地做下去，而且仅仅凭“熬”出来的工龄就可以提高收入。因此，这种死板的工薪制度让不少进入公司不久的青年才俊们纷纷抱怨，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导致企业效率难以提升。

我们看到日本企业的失误，就更要深刻发现和寻找中国企业管理体系中的“故障”。

日本金融体制的缺陷逐渐在网络经济与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其主要表现为，利率管制使金融活动直接受到政府干涉和控制，扰乱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银行部门承担着日本企业的绝大部分金融风险，尤其是那些负债比较高的企业。另外，国际金融一体化这个要求，使日本长期封闭的资本流通机制难以适应。

从以上种种分析我们可知，日本的管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国经济体制也跟着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日本相对封闭的市场模式自然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同时日本金融管理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

首先，从产业转移的角度而言，由于上世纪后期日元的不断升值，直接导致的不利后果是，日本国内生产成本增长和贸易摩擦激烈，致使日本企业不得不另辟蹊径，为了降低成本，不惜通过大量对外投资来代替部分出口。

然而这让日本企业进一步陷入了更悲惨的境地，随着对外投资的泛滥，却给日本国内的制造业造成了“空洞化”的局面。大企业外移之后，影响和破坏了其与国内中小企业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进而也对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纵向产业分工产生了很大震动。不幸的结果就是，大批国内中小企业由于失去了大企业稳定订货而不得不宣告破产，使社会失业率明显上升，地方经济一片萧条。在这期间，银行一方面对大企业的贷款仍然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则收缩对风险指数上升的中小企业的贷款，这无异于让中小企业雪上加霜。

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看，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日本大型企业将业务大规模投入国外市场后，其中小企业的投资和订单就非常困难;大型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的逐步稳定与拓展，这更使日本制造业与工业资金严重不足，从而迫使日本经济走向衰退和停滞的低谷。这从1992—1997年之间的情形就可以看出，许多小型日本制造业几乎很少甚至没有盈利和资本回报。不仅仅是投资和订单没有固定保障，日本小企业还必然会感到自己同国际公司就没有平等的谈判权利。除此之外，跨国公司的资金大量外流，不仅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更是普遍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萎缩趋势。自90年代以来，宣告破产的日本小企业纷纷增多，与英美等国小企业的崛起相比，日本国内市场黯然失色。

其次，随着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日益兴起，强大的竞争压力向日本市场袭来。低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是东亚国家的市场特色，这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日本在制造业部门的销路，原来日本与东亚地区在产业上的垂直分工形态日益向水平形态转移。这也对日本的产业金融体制提出了调整的要求。

最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整合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成为必然趋势，整个东亚国家包括日本这些较为封闭的市场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不过幸亏日本的金融体系由国家进行了适当的干预，并且及时为低成本制造业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国内工业化产业金融的主导地位，才得以勉强支撑。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缺乏普遍的市场约束，必然在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要求方面比较艰难和迟钝;尤其是在工业化基本成熟以及制造业的资金需求下降之际，这种金融体制在金融投资需求和高新技术资金支持等方面必然产生不少弊端，这样出现资源配置的失误则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