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和贵州经济发展对比分析

甘肃与陕西、宁夏和贵州经济发展对比分析

甘肃与陕西、宁夏地理区位相邻，与贵州经济实力相差不多，从全国区域发展战略看，这4省过去同属于“大三线”，现在均划归于“西部地区”，其省情有很多共同之处。本文对这4省新世纪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的发展状况作一对比分析，试图探寻甘肃与陕西、宁夏和贵州3省（以下简称兄弟省份）的差距及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以便为甘肃“十二五”时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一、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甘肃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势强劲，生产总值更是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与兄弟省份相比，甘肃经济发展日益落后。

（一）甘肃生产总值增长相对缓慢

2001～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6%，增速比1979～2000年的8.95%提高2.01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但是与陕西、宁夏和贵州等兄弟省份相比，则呈现出“总量增长慢、人均水平低，差距持续拉大”的不良格局。2001～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低2.38、0.88和0.20个百分点。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分别是陕西、贵州和宁夏生产总值的41.11%、89.68%和250.76%，依次比2000年下降17.26、12.55和106.19个百分点；甘肃人均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陕西、贵州和宁夏人均生产总值的59.39%、122.82%和59.99%，依次比2000年下降23.73、26.83和16.82个百分点；同时，甘肃与陕西人均生产总值差距由2000年的839元扩大到2010年的11020元，甘肃与宁夏人均生产总值差距由2000年的1247元扩大到2010年的10747元。

表1　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生产总值情况对比表

注：①比例，甘肃相当于各省市的百分比，即其他省=100，下同。

（二）甘肃工业发展较慢

进入新世纪，在“工业强省”战略的引领下，甘肃工业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速持续加快。2001～2010年，甘肃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02%，增速比1979～2000年的7.16%提高5.86个百分点。但是与兄弟省份相比，甘肃工业发展较慢。2001～2010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速甘肃比陕西和宁夏分别低2.94和2.54个百分点，而生产总值的增速甘肃仅比陕西和宁夏低2.38和0.88个百分点。2010年，甘肃工业增加值仅相当于陕西工业增加值的35.16%，这一比值不仅比2000年下降16.90个百分点，而且比同期甘肃与陕西生产总值的比值低5.95个百分点；同时，2000年甘肃工业增加值是宁夏工业增加值的338.14%，到2010年则下降为247.0%，下降91.15个百分点。

表2　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工业增加值对比表

（三）甘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水平明显偏低

近十年来，甘肃财政收入有长足的发展，但与西部其它省市相比，不仅总量少，而且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水平明显偏低。2001～2010年，甘肃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15%，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低4.46、2.95和0.98个百分点，甘肃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与兄弟省份的差距明显高于生产总值增速的差距。

表3　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地方财政收入对比表

2010年，甘肃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陕西、贵州和宁夏地方财政收入的36.95%、66.29%和229.87%，依次比2000年下降16.09、5.47和60.61个百分点；甘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相当于陕西、贵州和宁夏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53.84%、89.97%和56.71%，依次比2000年下降21.87、15.29和6.62个百分点。同时，甘肃与陕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77元扩大到2010年的1185元，甘肃与宁夏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139元扩大到2010年的1055元，甘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由2000年比贵州高12元转换为2010年比贵州低154元。

近年来，各省市地方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值均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与陕西、贵州和宁夏等省市相比，甘肃地方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偏低。

（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小

剔除跨省项目，2001～2010年，甘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10%，比1979～2000年的19.18%的增速提高3.92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与兄弟省份相比，甘肃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增长慢，而且规模小。

表4　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比表

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不含跨省项目。

2001～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甘肃比陕西和宁夏分别低5.30和1.70个百分点，而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甘肃分别比陕西和宁夏仅低2.38和0.88个百分点。甘肃与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由2000年的60.40%下降为2010年的39.65%，下降20.74个百分点；甘肃与宁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由2000年的250.0%下降为2010年的218.7%，下降31.3个百分点。同时，甘肃与宁夏都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战略产业，区位相近，2000～2010年，甘肃的生产总值是宁夏的2.51～3.57倍，但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宁夏的2.18～2.50倍。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慢

2001～2010年，甘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42%，略高于1979～2000年的增速（14.13%），但是低于1991～2000年的增速（14.72%）。

与兄弟省份相比，这一时期，甘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速度低，总量和人均水平与兄弟省份的比值持续下降”的趋势。2001～2010年，甘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低3.64、1.74和1.32个百分点。2010年，甘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陕西、贵州和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65%、93.94%和345.30%，依次比2000年下降16.06、11.58和58.04个百分点；甘肃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相当于陕西、贵州和宁夏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3.68%、127.77%和85.11%，依次比2000年下降21.38、26.73和1.45个百分点。

表5　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西部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比表

（六）居民收入增长慢

纵向看，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回落。2001～2010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3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为9.14%。与1979～2000年相比，2001～2010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分别回落1.61和3.66个百分点，而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却提高2.85个百分点，说明近十年来，甘肃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横向看，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慢，位次后移，与其他省市的差距持续拉大。2001～2010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低1.47、1.69和0.3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低1.87、1.35和0.57个百分点。

与2000年相比，2010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陕西的差距由208元扩大到2470元，与贵州的差距由206元扩大到954元，与宁夏的差距则是由比宁夏高4元转变为比宁夏低2155元；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与陕西的差距由15元扩大到680元，与宁夏的差距由295元扩大到1250元，与贵州的差距则是由比贵州高55元转变为比贵州低47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民间资本积累能力。

表6　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对比表

二、原因剖析

纵向对比，甘肃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但是横向对比却是落后了，不仅与全国的差距日益拉大，而且在西部的位次不断后移，与兄弟省份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制约甘肃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深入剖析生产、分配、消费等因素。

（一）工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失调

国民经济核算生产法呈现了产业结构及其演进的生产过程。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增长是三次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产业结构转换的演进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升，第一产业比重越来越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小；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日益提高。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将是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力量。

表7　2001～2010年三次产业对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

工业发展缓慢影响甘肃经济快速增长。对比分析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三次产业对其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下文简称贡献率）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陕西和宁夏2省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贡献率明显偏高（见表7）；相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甘肃、贵州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则较低。2000～2010年，甘肃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12.75%，比陕西低4.38个百分点，比宁夏低4.8个百分点，比贵州低3.17个百分点；甘肃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为49.35%，比陕西低6.13个百分点，比宁夏低2.08个百分点，甘肃工业的贡献率比陕西低6.54个百分点。说明这一时期甘肃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明显慢于兄弟省份，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产业结构失调是甘肃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难题。追寻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甘肃工业是计划经济时期政策强制嵌入的产物，各“单株移植”的重化工业企业间彼此缺乏有机协作，自我服务与自我循环的特点没能带动轻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造成甘肃重工业超前发展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相互并存的畸形结构。改革开放后，国家宏观政策倾向沿海、东部省市，甘肃由于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内外资金、人才与技术的吸引度低，使甘肃经济结构转型缺乏支撑条件，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失调成为长期影响甘肃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乏力

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法反映了最终产品的使用去向，即，经济的增长决定于总需求的增长。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总体来说，2000～2010年，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均属于“投资、消费带动增长与净进口拖滞型”的发展模式。其中，宁夏、陕西是“投资绝对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甘肃与贵州则属于“消费、投资带动型”的发展模式（见表8）。

表8　2001～2010年三大需求对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

有效需求不足使甘肃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与潜力。从需求角度看，甘肃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高20.47、9.99和1.39个百分点，而甘肃人均收入水平低，总体有效购买能力差，这种以低收入水平为前提条件的“消费主导”是缺乏动力与潜力的。2010年，在高物价的带动下，甘肃居民消费额占西部的比重由2000年的5.45%上升到2010年的5.53%，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西部平均水平的比例却由2000的84.44%下降为2010年的71.88%。看似矛盾的数据说明：在低收入和高物价的双重制约下，甘肃居民是被动的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与发展型消费不足。

投资规模小、增长乏力为甘肃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2001～2010年，宁夏、陕西两省投资贡献率分别是消费贡献率的1.88和1.66倍，而同期甘肃投资贡献率只有消费贡献率的94%。大规模的投资为陕西、宁夏等省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投资的绝对主导下，经济实力突飞猛进，与全国的差距逐步缩小；而甘肃由于投资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促使其经济实力与兄弟省份的差距逐年拉大。

（三）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财政调控能力弱

国民经济核算收入法由劳动者报酬（劳动者）、生产税净额（政府）、固定资本消耗和营业盈余（企业）四个项目构成，反映了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对比分析甘肃、陕西、宁夏和贵州各要素所有者其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即，生产总值累计增量的分配比例）和名义年均增长速度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各省劳动者报酬增速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也就意味劳动者没能很好的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甘肃这一矛盾更加突出（见表10）。

表10　2001～2010年各要素所有者的累计平均贡献率及名义增速

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是甘肃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从分配角度看，甘肃劳动者报酬的名义增速不仅低于本省政府与企业所得的同期增速，而且也低于兄弟省份劳动者报酬的增速。2001～2010年，甘肃劳动者报酬的名义增速比其政府与企业所得的增速分别低6.90和1.72个百分点，比陕西、宁夏和贵州劳动者报酬的增速依次低1.05、5.40和1.0个百分点。同时，这一时期，生产总值增量的分配比例中，甘肃劳动者报酬的比重为37.37%，分别比宁夏和贵州低10.08和5.23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基数与增速的双低导致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双双将至全国末位。

地方财政调控能力弱。2001～2010年，生产总值增量的分配比例中，甘肃政府所得的比重为21.53%，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政府所得的比重高5.08、10.32和8.22个百分点；政府所得的名义增速为20.89%，远高于同期本省劳动者与企业所得的增速，与兄弟省份相比，仅略低于陕西省。但是，2001～2010年甘肃地方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低4.46、2.95和0.98个百分点，仅为19.15%，而且总量和人均水平与兄弟省份的差距均在拉大。这说明，一方面甘肃上缴中央税收比重快速提高（甘肃地方财政收入占大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56.54%下降到47.44%），地方政府调控经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说明甘肃地方经济运行质量低，自我积累与发展能力弱；同时也反映出甘肃经济总量小、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同时，从财政支付力度看，甘肃人均财政支出居西北5省末位，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仅略高于陕西居西北第4位，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甘肃生态脆弱，地域狭长，行政成本相对较高的现实极不相符，是甘肃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急需解决的矛盾之一。

三、对策与思考

为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日益相对落后的局面，省委、省政府提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综合上述研究结果，为确保跨越式发展达到预期效果，甘肃必须把握重大战略机遇，快速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一）高度关注兄弟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发展目标

2001～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6%，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好、最快的时期，但是，甘肃经济总量特别是人均水平与兄弟省份的差距逐年扩大，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则更加悬殊。这一方面是因为甘肃基数低；另一方面是因为甘肃经济增长的名义速度（不剔除价格因素）低，2001～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年均名义增速分别比陕西、宁夏和贵州低4.21、4.45和4.53个百分点。

“十二五”时期，陕西、宁夏和贵州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均在12%以上。假设各省人口增速及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2015年甘肃人均生产总值与陕西的差距缩小70%，则其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5.3%以上（名义速度需达到20.9%以上）；甘肃人均生产总值与宁夏的差距缩小70%，则其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4.2%以上（名义速度需达到21.6%以上）。一方面说明，“十二五”时期甘肃经济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完成生产总值年均12%以上的增速目标，很难缩小与兄弟省份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关注经济发展的名义速度。

因此，甘肃人需要更大程度的解放思想，树立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的信心和理念，以最大的胆识和魄力将各项优惠政策用活、用到位，推动甘肃跨越式发展；同时，要根据西部各省经济增长的名义速度及时调整甘肃发展目标，确保跨越式发展达到预期效果。

表11　2015年甘肃生产总值达到陕西、宁夏人均水平所需的增速测算

（二）做稳第一产业，做强第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因此，我们应摒弃“一二三顺势发展的传统模式”，积极依托“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办《47条》、实施甘肃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关—天经济区规划”等重大战略举措，充分发挥甘肃的资源优势，确立跨越式的产业发展模式。

第一，要做稳第一产业。虽然农业生产率较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弱，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受自然环境与区位因素的双重制约，甘肃的农业始终缺乏竞争优势。因此，今后应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各市州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以确保农业稳步发展。

第二，要做强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工业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缺乏强大的现代工业实力支撑，是甘肃经济增长日益落后的一个主要因素。2001～2010年甘肃工业增加值的名义增速分别比陕西和宁夏低4.68和3.65个百分点。因此，甘肃要缩小与兄弟省市的差距，首先要缩小工业增加值与兄弟省市的差距。假设“十二五”时期这两省工业名义增速保持2001～2010年的平均水平，2015年，甘肃人均工业增加值与陕西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差距要缩小到70%，其工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速度需达到29.2%以上；甘肃人均工业增加值与宁夏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差距要缩小到70%，其工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速度需达到24.1%以上。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新疆、藏族群众聚居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机遇，积极争取能够享受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对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培育后继主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切实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步伐。

第三，要做大第三产业。第三次产业的兴旺发达标志着经济社会进步程度，而甘肃第三产业长期滞后，已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完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信息、金融、旅游、房地产、社区服务和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是甘肃目前及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

（三）多渠道筹措资金，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时期甘肃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投资规模必须成倍扩张。假设“十二五”时期陕西与宁夏两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2001～2010年的平均水平，2015年甘肃人均投资额与陕西人均投资额的差距缩小到70%，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需达到33.4%以上；甘肃人均投资额与宁夏人均投资额的差距缩小到70%，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需达到31.5%以上。

一是积极争取国家政策与资金对甘肃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资力度，为甘肃经济发展提供便捷、有效地交通通讯体系。交通运营能力弱与信息不畅，是长期制约甘肃经济发展的“瓶颈”。甘肃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宽530公里（最窄处仅25公里）的狭长地带使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讯体系的建设成本相对较高，生产运输成本较大，地处边远无形中又提高了行政成本与发展成本。建设便捷、有效地交通、通讯体系，不仅能有效改善甘肃地区位劣势，而且还能提升甘肃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但是甘肃经济基础薄弱，靠自身积累根本无力完成规模庞大的基础实施建设投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对甘肃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是甘肃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要多渠道筹措资金。既要努力争取中央对甘肃的支持，还应广泛吸收社会资金。为此，就要切实从甘肃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借鉴和吸收先进省市多渠道筹资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和资金，吸纳国内外资金；另一方面又要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在保证国家利益和资本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真正把国内外的大公司、大财团、大商社请得来，留得住。

（四）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政府调控协调能力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甘肃地处边远，地形狭长，区域面积较大（是陕西的2.21倍、贵州的2.57倍、宁夏的8.76倍），其行政成本较高，但是2010年甘肃财政支出只有陕西的66.19%、贵州的90.02%、宁夏的197%，与其区域面积极其不符；同时，甘肃与宁夏的财政支出比值比生产总值比值低53.21个百分点，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比宁夏低2053元。财政支付不足，削弱了政府对地方经济的调控协调能力。

从长远看，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是财政收支能力快速提升的不二法门。而结合甘肃省情，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则是当前提高财政支付能力最有效地途径。

一是积极争取甘肃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与新疆执行同一标准，实行税率5%从价计征；提高甘肃地方政府在煤、镍等资源税分成中的比例；二是对甘肃重点生态保护地区等不适宜开发的地区，力争由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部分予以补齐；三是积极争取由国家出资建立人才就业扶持基金，引导人才回流甘肃等，防止甘肃“人才空洞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五）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甘肃跨越式发展的最终目标为“显著提高各族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就决定以人为本的、民富优先的原则。2010年，甘肃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城乡居民收入均降至全国末位，因此，甘肃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很大意义来说，取决于能否实施有效的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全省人民创造财富、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一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从而提升全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全省经济开发的潜力。按年末就业人员测算，2010年，甘肃劳动者报酬人均水平只有陕西的72%，宁夏的53%，因此必须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力争“十二五”末各行业人均报酬都能达到西部平均水平。

二要适当出台地方补贴政策，如：恢复通讯补贴，增加交通补贴、生活补贴、污染补贴等，遏止城镇居民收入与兄弟省市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三要做好农产品流通工作，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四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

（甘肃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处　董　平　陈雪霞　张晴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