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形势

（一）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形势

2008年，国际经济所面临的局面或许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1990年-1991年的全球经济调整以及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的结合版。有专家预言，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使得世界经济面临自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又一次经济危机，世界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

从表层看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次贷即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这类贷款申请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或没有还款能力证明，或其他负债较重，资信条件叫“次”鉴于风险考量，次贷申请人通常要致富更高的利率，并遵守更严格的还款方式。次贷在发展过程中，演变为一条非常复杂的金融“食物链”。先是次贷申请人向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申请房贷，抵押公司提供房贷；接着抵押公司将次贷包装成资产抵押债券（ABS）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用现金购买债券；再包装成担保债务凭证（CDO和CIO）向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等机构出售。在信贷宽松、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上涨时，次贷申请人不但还得起贷款，还可以从房价上涨中获利。楼市下跌，风险就出现了。从2006年开始美国楼市掉头向下，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通过抵押获得融资，还不起贷款。抵押公司债券价格下跌，投资银行出现亏损，购买了投资债券的其他金融机构也跟着出现亏损。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还款，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亏损，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2008年9月14日，随着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宣布破产申请，^[1]对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冲击，已形成骨牌效应，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将有更多大型金融机构倒下。美国政府紧急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普通大众和学界反对声一片，美国国会迟迟未获通过，受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的影响，美国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9月26日股市更是暴跌27%，国民城市银行跌幅也达25.6%，之后不久两家银行宣布裁员并寻求合并^[2]。在政府重要官员的游说下，在经济严峻形势的逼迫下，10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再度宣读该法案，最后以263票对171票通过了修改后的金融救市方案，美国总统当日就签署该方案。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四国4日在巴黎举行峰会紧急商讨应对始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并立即同意设立一个扶助欧洲中小企业的300亿欧元（约合416亿美元）的纾困基金，还拟议了一个3000亿欧元（相当于416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但如此大规模地救市行动，连专家期望的起码一天的股市上涨都没有出现，救市计划签署的当天，至收盘时，美国道琼斯股指一片惨绿。美国美联银行宣布倒闭。面对美国的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美国专家不调侃地说，7000亿的救市计划，不过是一只创可贴。受此影响，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和俄、印、巴等新兴经济体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放缓，世界经济增长将呈现下滑趋势。欧盟、日本经济增长疲弱，美国经济回复尚需时日，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明显回落，加上人民币升值的累计效应。能源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预计这一趋势仍将持续。

从深层次看，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下滑与通货膨胀明显抬头并非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种十分深刻的周期性调整，其核心原因在于，次贷危机与商品价格剧烈变化，只是世界经济增长下滑与通胀抬头的导火索和表象因素，决定世界经济周期的三大核心力量——“新技术扩散效应”、“全球化红利”与“全球经济不平衡”都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首先，世界技术创新的周期和扩散效应的作用规律决定了以信息技术为主题的新技术扩散效应步入下滑期，世界经济将告别“高利润时代”。

新技术革命是决定世界经济大周期变更的核心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世界经济进入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宏观大缓和”时期，但是，这种来自信息技术创新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在全球创新的火车头美国反应十分明显。资料显示，新技术革命载1995年发生巨大作用，单位小时产出增长率、全要素生产力在1995——2006年都处于不断提升阶段，但是，2006——2007年却出现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各项财务指标在2004——2007年期间开始逐渐衰减并不断恶化的迹象。这说明美国经济的衰退并非“次贷危机”导致，它仅仅是个导火索，深层次的原因是新技术创新效应和扩散效应开始处于衰减的阶段。这不仅标志着本轮世界经济增长根本动力的衰竭，更为重要的是宣告了世界经济告别了新技术创新与快速渗透阶段，世界经济周期开始进入大幅调整阶段。

第二，来自全球资源再配置效应、规模经济与专业化效应难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世界PPI—CPI缺口全面收窄，全球化红利进入递减区间，世界经济将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的冲击下告别“低通胀时代”。

全球化是引导世界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核心力量。在21世纪初，这种力量将中国、印度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卷入了国际分工的浪潮之中，使得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进行配置，并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大量闲置人口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中，使世界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第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新技术在全球市场的作用下快速向全球扩散，使全球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单位产品总成本大幅下降；第三，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开始分别在以中国和美国等领头羊的两极中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使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与专业化效应。这些力量使世界经济在新世纪以来出现“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黄金时期，同时也导致在2003—2007年出现生产资料价格与工业品价格高涨与居民消费价格低迷的局面，PPI与CPI之间的传递率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但是这三种效应不可能长期持续，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化以及专业化的基本完成将意味着“全球化红利”进入递减阶段，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冲击将逆转PPI与CPI之间较低的传递率。2008年就是PPI与CPI缺口逆转的显现。这表明“全球化红利”的递减难以消化目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高涨的持续冲击，世界将告别“低通胀时期”。

第三，不平衡问题难以维持，以相对价格调整和汇率调整为主导的调整力量，必然通过次贷危机等事件为导火索，对世界经济不平衡进行反向调整，世界将告别“贸易流通大增长时期”。

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在近5年来出现极度恶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不可能始终维持。不平衡趋势的扩大必将意味着以美元为主体的货币流通产生国际性过剩，而过剩的流动性必须寻找其载体和恰当的发泄渠道，这就决定了各种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就成为必然。而这些泡沫的破灭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世界经济必然通过不平衡两极：各自储蓄—消费结构的调整来逆向调整全球的不平衡。

第四，世界各国短期性的调整政策将使世界经济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增加将进一步加剧，“滞涨”的威胁将进一步逼近。为何说是两难呢？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抬头时必然采取一些短期性的措施，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都逃脱不了世界经济所共同面临的这些问题，处于两难的境地。比方说，我们的物价增长过快，CPI指数高位运行了，通货膨胀的抬头趋势加快了，房市吃紧了，股市低迷了，外贸出口大幅减缩了。那我们就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降息、提高存贷款准备金率，频繁向市场注资等等。但这些政策又会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加剧汇率调整的力度，给中小企业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困难。流动性增加就导致大量流动性从资本市场向大宗实物商品流动；致使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的飙升，造成新一轮物价增长，通胀威胁再逼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