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时期张掖的畜牧业经济
张掖自古以来就是畜牧业发达地区之一。春秋至秦代末(公元前770—公元前207年),张掖为西戎、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之地。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中国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一阶段是我国古代医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神农本草经》、《素问》、《灵枢》、《难经》医学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兽医治疗技术也向西传入河西等地,有效促进了月氏畜牧业的发展,使月氏成为西部的强大部族。当时,由月氏在黑河以西所建的昭武城(今临泽鸭暖昭武村),在黑河以东所建的月氏城(今民乐永固),有“控弦三十万”,由此可见秦代时月氏畜牧业的兴盛。西汉(公元前206—8年)初,由于秦王朝实行残暴的统治,人民苦不堪言,加之楚汉连年争战,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经济凋敝、边境不宁和人民流离失所等因素,导致各地牲畜锐减。据《史记》记载:汉初,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百分之七十。秦末时全国有两千余万人口,到刘邦立国时,原来的万户大邑剩下两三千户。人民流离失所,土地大片撂荒,国力微弱,疮痍满目,就连为皇帝驾车的同一毛色的四匹马都挑不出来,而将相或乘牛车。为了有效地恢复生产,汉王朝采取了“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政策,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强调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以“屯兵戍边”,“移民实边”的措施发展生产,经过六、七十年的经济恢复,人口和牲畜数量大大增加,呈现出“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河西一带的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有小部分月氏人逃入南山(祁连山)地区,称小月氏。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打败匈奴,开同湟中,(今湟水两岸),小月氏归附汉朝,在张掖一带与汉人杂居,牧养马、牛、羊、骆驼、驴、骡。同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战败匈奴,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张掖郡,而匈奴因失去焉支,祁连二山的广阔牧场,人人痛哭流涕,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这里畜牧业之发达。
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汉代养马业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马匹的数量剧增,种类和质量也得到了改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城,开通了通往西南亚和欧、非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从此东西商旅往来,不断从西域各国(大宛、乌孙、波斯等)引进良马,《汉书》中曾有“大宛献汗血马三千匹”的记载。《汉书·张骞传》载:“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状,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武帝认为大宛汗血马比乌孙马强,便派员去买,遭大宛国拒绝,遂遣李广利率兵几十万征伐,夺回汗血马数千匹,进行大规模的繁殖和杂交改良。现在张掖以及整个河西一带马种中,有白章别征(指头部和四肢下端的白斑)的马占相当数量,可为佐证。同时从大宛引进苜蓿种籽,《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苜蓿是优良牧草,亦可当作蔬菜备荒,陕西、甘肃宜种苜蓿,与苜蓿同时传入还有驴、骡、驼等畜种。《汉书·西域传》中写道:“敦煌、酒泉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可见当时引进的驴是相当多。由此也说明,驴首先饲养于河西地区,而后逐渐扩散到其它地区。张掖养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再次获牛、马70余万头(匹),可见,养牛业仅次于马而居重要地位。《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破匈奴后,留兵屯垦于河西,养猪业逐渐在河西发展起来,张掖养猪历史已有二千余年。骆驼是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汉时养驼业更为兴旺发达,骆驼已大量用于军、商和民间运输。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由敦煌出师北进,用骆驼数万峰于军事《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载:“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驽甚设。天下骚动,相奉伐宛”。
西汉王朝统治二百多年间,征战四、五十年,国马和民马损耗甚重,但经昭、宣元帝(公元前86—公元前33年)多年的休养生息,又采取和睦处邻的政策,西汉边境出现牛、羊布野的和平安宁景象。《史记》中写道:“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也载:“自武威以西……水草宜畜牧。”
东汉(25—220年)初,马援受命当陇西太守,认识到“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而特别注意养马事业,其父马仲在西北边郡(今张掖及河西一带)做主管畜牧的“牧师令”,其三兄马员任牧宛(官营马场)管理人。东汉中期,政治极端腐败,羌、胡等族先后进入张掖,侵占草场,以牧畜业为主。牧畜成为东汉争夺的战利品。建初元年(76年),东汉派班超开始对北匈奴进行反击,获马、牛、驴10万余头,班超兵进西域,被命为西域都护,为恢复“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作出了重大贡献,张掖又复苏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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