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对张掖的经营开发

第一节　隋代对张掖的经营开发

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代周建隋，八年后又一举消灭了偏居江南的陈王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出现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隋朝的建立，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了对付突厥与吐谷浑的侵扰，中央王朝对河西经济开发始终都很重视，甚至将其置于立国的高度来认识；大量军队驻守河西，为这里正常的生活与生产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对突厥、吐谷浑的军事胜利，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活跃了张掖的民族民间贸易；为张掖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现状。同时，隋代由于长期在河西对突厥及吐谷浑用兵，使张掖经济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屯田相当发达，均田制却比较萧条；农业相对繁荣，畜牧业却大为逊色。

随着西北安定环境的出现，隋王朝加强了河西地区的政权建设，设武威（治姑臧，领四县）、张掖（治张掖、领三县）、敦煌（治敦煌，领三县）。河西健全稳定的地方行政机构，与驻军组织互相补充，改变了长期以来河西地区行政废弛、隶属迭变的历史，有利于张掖经济的全面发展。

另外，隋朝对河西地方官吏的选用也十分重视，或以精明干练著称，或以廉洁奉公见长，或以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为矢志，或以发挥本地优势称誉朝野。这就为张掖经济开发的决策及措施的落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继两汉之后，隋代张掖的经济开发与内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张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有较好的资源条件，有悠久的开发传统，是西北的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隋代张掖的经济开发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交通、商业等方面，而农牧业经济的开发，则是张掖开发最主要的内容。

一、大兴屯垦与发展畜牧业

屯田，是封建国家利用兵士及居民垦种荒芜土地，以保证军队给养、减轻人民馈运负担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例如早在西汉设置河西四郡时，就同时开展屯田。曹魏时徐邈在今武威地区、仓慈在今敦煌一带屯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隋代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屯垦的。应强调的是，隋代河西地区屯垦的发展，还与当时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出，隋代河西走廊地区使用的耕犁，已由魏晋墓中所描绘的那种犁铧较大的长辕长床犁，变成了长辕无床犁。这种犁结构虽然比较简单，没有犁床、犁壁等装置，而是将犁铧直接安装在犁梢上，但耕地时却能与土壤自然形成一个角度，既可破土又可翻土，因此非常适应于河西一带比较松散的土壤。耕犁的这种变化表明，张掖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来利用和改造已有的生产工具。

隋代全国的屯垦制度比较健全，在尚书省的工部尚书下设屯田侍郎二人，专掌全国的屯田事宜。“缘边交市监及诸屯监，每监置监、副监各一人”。至于各地方的屯田，则分别由司农寺及州县管理。隋在张掖的屯垦，与隋政权相始终。究其原因，主要是隋朝建立后，强大的突厥、吐谷浑部族就不断在北边犯塞，军事形势吃紧。为了对付这个笼罩北边的强大军事弧形，隋王朝不得不罄全国之力养重兵于北方。但是当时的军事供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以致造成了当地百姓“转输劳敝”。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便于开皇三年（583年）令赵仲卿等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统之”。这主要指以军队为主的军屯。这样，大规模的屯垦在广大北方地区正式开始了。屯垦的结果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开皇四年（584年），隋朝大将军贺娄子斡在陇右、河西一带见到情形是：“广为田种”。但子斡却上书文帝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虚役人功，卒逢残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隋文帝毅然接受了贺娄子斡的建议，调整了在河西等地的经济决策，一改片面发展屯垦，强调农牧并重。

隋代在张掖的屯田分为军屯、营田与犯屯三种类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以军屯、犯屯为主，以营田为辅。

张掖的屯垦之所以能在隋代得到长足的发展，还与当地政府重视这里的水利建设有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屯垦能否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主要取决于水利设施及其配套措施。祁连山雪水，为张掖的屯垦提供了必要的水利灌溉资源，这是隋代张掖屯垦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为了保证屯垦的大规模开展，隋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大修水利，开掘新渠，修复疏通旧渠，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雪水资源，交错纵横的水渠网络，灌溉着日益增多的屯垦耕地。

隋代末年，随着统治阶级腐败程度的日益加深，加上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以反对劳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大起义，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屯垦的正常发展。屯垦管理混乱，屯垦者大量逃亡，撂荒现象日趋严重，使本来已相当繁荣的张掖屯垦，走到了屯军失控、屯地荒芜、管理混乱、囤粮锐减的地步。

伴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减轻了。但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养马仍是隋代的要政之一。就全国的情况来看，隋代的马政比较完备，并将全国最重要的官营牧区设在包括河西在内的陇右。当时的陇右牧除统辖诸牧外，还设有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等，陇右牧总监“视同五品”。

隋代张掖的畜牧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是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曾大举对河西地区侵扰，以致“六畜咸尽”，使隋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在立国之初就元气大伤。二是隋初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河西地广人稀、宜农宜牧的特色，而是片面地强调屯垦，结果使保证农业生产、高产的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影响了张掖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

后来，贺娄子斡通过深入调查后，正确地指出了片面屯垦的弊端，强调在当地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性。其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并制定出将河西等地开辟为畜牧业基地的决策。

由于隋代最高决策者根据河西的历史传统，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现状，及时调整开发对策，张掖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当时，其地居民以“勤于稼穑，多畜牧”著称于世，这足以证明隋代河西张掖等地农牧经济并重这一史实。

随着张掖畜牧业的发展，畜产品加工业也相应的有所发展。其中尤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如以“畜牧为事”的突厥，其俗是“穹庐毡帐”、“食肉饮酪”、“身衣裘褐”。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涉及到日常生活必需品、毛织帐蓬、衣物等。张掖等地的物质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与利用。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张掖主持大型交易会时，曾令诸国、各族王及使节身披类似毡的高级毛织品——金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张掖畜产品加工业的发达。

二、手工业的发展

隋代统治中国仅有38年，但手工业发展很快。新中国成立后在黑水国古城内出土的有铜镜、陶壶、罐鼎、五铢钱、古兵器、子母砖等，说明隋时张掖的手工业生产已有多种行业，产品也比较齐全。隋开皇二年(582年)建造的张掖木塔，高32．8米，八面九级，每级八角，上有木刻龙头，口含宝珠，下挂风铃，主体为木结构，外檐系楼阁式，全塔不用一钉一铆，以斗拱、大梁、立柱相互拉结，塔上层有一古钟，扣之“钟声隐约若天际，四野皆闻”。诗云：“塔势凌霄汉，钟声扣白云”，体现了我国独特的楼阁建筑特点。波斯使者到甘州观看木塔后称赞说：“此塔制作之工，可为世界之木工、铁工、画师取法”，木塔充分显示了当时张掖高超的建筑水平。

三、民族贸易与张掖互市

1.民间民族贸易

历史上民族间的贸易，一般是先有民间自发的零星贸易，尔后才有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贸易。就隋代张掖来讲，像互市这样的官府贸易影响固然很大，但各族之间的贸易主要还是在民间进行，民间贸易仍是这里民族贸易的主流。

隋代河西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农耕生产与游牧生产相间进行。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当时张掖民间贸易异常活跃，牲畜及其加工成品与农产品的交换，是民族贸易的主流。同时外籍商人在张掖与当地居民、商人进行贸易，张掖充当了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正是由于西域商人等在张掖等地的民间贸易十分活跃，炀帝才令大臣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外籍商人与官府交易。

2.官府控制的张掖互市

互市亦称交市，是指国与国，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贸易往来。在河西民间民族贸易十分活跃的前提下，隋炀帝即位后便采取有效措施，由中央政府在河西地区直接控制民族贸易，这样，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张掖国际性贸易就全面开始了。

裴矩既是隋代对外开放决策的主要制定与执行人之一，又是张掖互市的具体主持者。裴矩（548—627年），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其家族“世以文学显，五举秀才，再举孝廉，时人美之”。裴矩幼年丧父失怙，勤勉好学，擅长作文，智略过人，并留心于时事政治，志向高远。年少即步入仕途。杨坚代周建隋后，裴矩任内史省给事郎。在平陈战争中，曾任晋王杨广元帅府记事，与高颖同收陈朝的图籍。后在平定岭南王仲宣、周师举叛乱中，才引起文帝的重视，赐以闻喜县公爵位。从此青云直上，后被任命为民部侍郎，旋即改任内史侍郎，成为隋政权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裴矩一生中曾为抵御突厥、进攻吐谷浑做出过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他对隋代历史的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在张掖主持互市，为加强中外文化与经济联系，增强隋朝的开放意识，发展河西地区的商品贸易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裴氏到张掖赴任伊始，就充分利用与“胡商”接近的便利条件，倾心交结西域官、商，注意了解诸国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服饰礼仪等，同时还翻阅了大量的图书典籍，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和第一手访问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潜心著成图文并茂的《西域图记》三卷并上奏朝廷。遗憾的是此书已佚，但《隋书》、《北史》本传均保留了《西域图记》的序言。今天仍可以从这仅千余言的序言中，大体了解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及隋代经营西域的整体方略。

大业五年（609年），张掖经济开发史上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此年六月，隋炀帝亲临张掖并登燕支山（今山丹境内）。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使者在道旁参见。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次中原王朝天子西巡张掖的活动。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帝国的实力，炀帝下令各国国王及使者均佩戴金玉，披一种类似毡的毛织品——金罽，焚香奏乐、歌舞欢呼。同时还令武威、张掖一带的百姓着节日盛装，前来夹道欢迎。数十里间，车水马龙，人肩相擦，气氛热烈非凡。隋炀帝还陈设了豪华的观风行殿（一种可以拆卸组装的活动宫殿）与麴伯雅等开怀畅饮，观赏鱼龙戏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清乐》、《龟兹》、“西凉”等九部乐。这次交易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

张掖互市是由隋炀帝亲自主持的盛大交谊会，实际上是由隋王朝主持的国际贸易。通过这些活动，前来的各国使节、商贾等比以前大为增加。他们除了驻足长安、洛阳外，还络绎不绝地前去扬州、广州等地从事活动。总之，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贸易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张掖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张掖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强了当地与中原和西域诸国的联系，扩大了张掖的对外影响。对于隋王朝来说，通过张掖互市，将张掖等地变成了国际性贸易的都市、西北经济开发的重心及隋代对外开放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