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经济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

第二节　张掖经济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他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自李唐立国（618年）至安史之乱（755年）是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唐政府政策得当，所以国力强大、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这个阶段也是张掖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

一、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

“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时期。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使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唐玄宗即位后，善于任用贤臣，重视地方吏治，提倡勤俭节约，正是由于他励精图治，实行改革，使开元年间的政局一新，史称“开元之治”。这一切，为唐朝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张掖屯田及均田

1.屯田的种类和规模

唐代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土地属国家，耕牛、农具、子种也由官方配发，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物则全部上交存于本军。民屯，是政府把均田制以外的土地，交给征发来的丁夫或招来的流民耕种，这些丁夫或流民名为屯丁或营田户，实质上是均田制之外的国家佃农。唐代河西地区因为原有人口较少，所以大力增设屯军，民屯占较小比例。

唐代的屯田始于高祖武德时，《新唐书·窦轨传附窦威传》载，武德三年（620年），益州行台左仆射“始屯田松州”。《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记载：高宗永隆元年（680年）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戌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甘州、凉州是唐王朝控制河西，抵抗吐蕃的粮食基地。在此屯田，西可供瓜、肃，南可援鄯、廓。因此从武则天垂拱（685—688年）年始，甘、凉屯田大为发展。《新唐书·陈子昂传》载，陈子昂曾上书武则天说河西诸州“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得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全唐文》卷211《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亦载有陈子昂的分析：“顷至凉州，问其仓贮，惟有六万余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以河西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比者国家所以制其（吐蕃）不得东侵，安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从此处可以看出，河西局势制约着全西北的军事形势，粮秣生产则是制约河西的首要条件。唐初河西经济尚未复苏之时，各地呈凋敝状态自不待言，相对而言甘州尚好。陈子昂说：“甘州所积四十万斛，……屯田广夷，他廪丰衍，瓜肃以西，皆仰其军，一旬不往，士已枵饥，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当时甘州地土广阔，绿洲肥沃，有河西最大河流弱水，“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田因水利，种无不收。”但是，甘州“人力寡乏，未尽垦发”，陈子昂建议“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间，百万之兵食无不足而致。”这条促进河西开发的极好建议被武后采纳。之后，以军垦为主的屯田遂在河西蓬勃兴起。《旧唐书·郭元振传》载，“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此后，历任河西的官吏，如王孝杰、王忠嗣、牛仙客等，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屯田，足食足兵，促进了河西农业开发以及河西社会经济的繁荣。

2.屯田的管理

唐代前期屯田的管理机构、职能、具体办法都是比较完备的，这正是屯田开发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唐代大体承袭隋代屯田管理机构的设置，并有许多改进和发展。屯田郎中是屯田管理机构中职位最高的官吏，负责制订有关屯田的政策及制度，负责屯田具体管理的是司农寺和州镇诸军。唐代屯田分成两部分，京城附近的属司农寺，地方的属州镇诸军。属司农寺系统的每屯规模略小，属州镇诸军的每屯略大。

唐代屯田管理的具体办法，史籍有记载。据《通典》卷二《屯田》：“其屯官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据所收斛斗等级为功优。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斛斗皆准顷亩折除，其大麦、荞麦、干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从这段资料中，可看出唐代屯田管理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屯田官吏的选任资格及其考功。屯官必须是勋官五品以上以及武散官，或者是在曾经任职于边州府县镇戍的八品以上的文武官内简选充任。在这些人担当屯官之后，以其收获屯田粮之数额划分等级，并作为考功标准。唐政府异常重视对屯田成绩的考核。《唐开元中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载：“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显然这是对屯田取得成绩的一种褒奖。奖优罚劣是劝勉营田的有效方法，从河西营田成就非常明显的事实来分析，河西营田的奖罚措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关于屯田配发耕牛的规定。唐初就已实行的军屯，其实质是以农业生产为内容的兵役制度，屯田所需粮种、耕牛、农具都由政府提供。即使府兵制度破坏以后，募兵屯种，依然由政府提供屯田必需用品。唐代对耕牛的配给是根据各屯所在地区不同的土质来决定的，这样较为合理。既然由政府提供屯垦所需物品，其收获当然亦应全部归政府所有。一般地说，每屯应是五十顷田地，但实际上不会如此整齐划一，常常是每屯五十顷有余，这多余的土地也须配备士兵及耕牛。也就是说该屯配备的士兵及耕牛总数超出了五十顷土地应配的数额。超出配额的部分，就要求给政府上交收获物时，多交纳相应的粮食。即所谓“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顷亩折除”。换言之，五十顷以外土地配备了丁牛，其相应的收获物不得隐匿。这说明唐代屯田管理是很严格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营私舞弊。河西屯田对配发耕牛是很重视的。敦煌文书《河西节度使判集》：“建康无屯牛，取朱光财市充”。说的是建康军缺少屯田的耕牛，取肃州绝户朱光的遗产，变卖以后换得耕牛配给建康军。这样就保证了河西屯田开发所需的畜力。

唐前期河西屯田之所以成绩卓著，正是因为其屯田管理不吃“大锅饭”，犹如实施了今日的“目标管理”。根据土地好坏，大致定下指标，再根据收成的情况考核屯官的好坏，进行奖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管屯官员及其下属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唐前期屯田以至张掖农业开发的成功。

3.均田制

唐初统治者继续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据武德七年（624年）令、开元七年（719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等记载，均田制主要内容为：丁男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30亩。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作户主的，则受永业田20亩，口分亩30亩。民户原有的永业田，在不变动所有权的前提下，计算在已受田内，充抵应受的永业、口分额。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职事官、散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5～100顷。勋官可以依照勋级请受勋田60亩至30顷。道士受口分田30亩，女冠受口分亩20亩。僧尼受田与道士、女冠同。官户（指官府所属的一种贱口）受田按百姓口分之半请受。工商业者在宽乡地区，可以请受永业、口分田，其数量为百姓之半。受田悉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减半授给。狭乡的人不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五品以上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狭乡买荫赐田充。六品以下可在本乡取还公田充。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口分田身死后入官，另行授受。庶民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以及犯罪流徙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碓的，准许出卖口分田。在职官依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有80亩至12顷的职分田，以其地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离职时须移交后任。内外官署各有1～40顷的公廨田，以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

唐代的均田制，起到了唐朝政府预期的限田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使劳力与生产资料土地以较好的比例和较为牢固的关系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农业开发的顺利进行。

三、和籴政策的推行

隋末动乱以后，群雄并起，战火连绵，全国经济都受到战争的破坏。唐初的张掖，同样是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武德及贞观初年，唐政府把全部精力用于统一全国和稳定政局，贞观中期才开始经营。到了天宝年间，张掖经济便有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开发过程。由于张掖成功地推行和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开发，因而农业成就显著。

唐初河西的困境，至武则天时期开始略有改观，凉、甘等州“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原来当地粟米一斛值数于钱，此时则“匹缣易数十斛，支会十年，牛羊被野”。至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才彻底扭转了“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的状况。天宝年间，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载：“天子务西州之实，岁籴以亿计。……我幕府凉公，勤劳王家，常用此道。”凉公系指哥舒翰，“常用此道”则指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经常开展和籴。“岁籴以亿计”虽非实数，却反映出河西和籴之多。

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张掖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

张掖的农业成就不仅改变了本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而且对全国经济局面有很大影响。“昔户部其在开元，最为治平。当时西有甘、凉六府之馓，东有两河之赋。”说明甘、凉等地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自古以来，男耕女织是我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主要形式，农民很少市购布帛。由于土质、气候等条件所限，张掖没有植棉优势，却很适宜粮食生产，直到今日依然如此。由于农民大都仰赖和籴换取布帛，就可把全部精力用以发展粮食生产。使农业生产呈现一定的专业化趋势，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从而促使农民进行较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

和籴活动使张掖的粮食贸易迅速发展，带动了集市粮食市场的活跃，促进了张掖的商品经济。粮食贸易是唐代张掖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并且随着城市的繁荣和交通的畅通而日益兴旺发达。

另外，和籴的成功，吸引了群众更多地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受到重视，生产技术有长足发展。张掖的农业成就还吸引外地、少数民族群众不断地成为当地农业十分需要的追加劳动力。

当然，唐前期张掖的巨大农业成就以及对各方面的积极影响，不只是和籴这一项政策的结果，而是社会稳定、民族交好、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与和籴政策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当时，张掖跃居全国农业生产领先地位，正说明各项积极的政策和措施在张掖得到最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四、张掖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张掖则具有兴修农田水利的良好条件。

祁连山有许多峰峦在海拔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并且形成2859条大小不等的冰川。冬季时雪线降至海拔1500米，冰川面积达1972.5平方公里，贮水量为1200亿立方。这些冰川与雪峰，每年春夏之际融为大量雪水，注入50余条河流，每年流向山外平川地区的总水量超过76亿立方，这些河流成为张掖的生命线。因为张掖降水量很少，尽管地下水非常丰富，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不具有深位地下水的开发能力。所以古代张掖农业生产完全依赖祁连雪水。

史籍对河西各州农田水利情况的记载中，一般认为最发达处系甘州及凉州，其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非常大。长安元年（710年）凉州都督郭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际之利，稻利丰衍”。陈子昂亦讲：“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近人慕少堂《甘州水利溯源》一文，考证出张掖县南黑水流域在唐代就有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和加官渠等，可灌田465400余亩。尽管唐代张掖水利建设情况大部失于记载，却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农田水利既为唐代张掖农业开发贡献了力量，又为后代的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商品经济的繁荣

唐前期张掖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经济开发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张掖，唐甘州州治，河西第二大城。从贞观年间直至开元、天宝之时，河西商旅极为繁盛。胡商云集，道路相继，蔚为壮观。在这繁忙的丝路上，张掖是个总枢纽，因为丝路东段各条路线最后都要在张掖会合。丝路畅通时，张掖为必经之地；中原战乱时，张掖则是贸易的终点站。很多唐代文书记载大批胡商专程到张掖贸易，也有很多胡商定居于此。《新唐书·地理志》载，甘州土贡有麝香、野马草、冬奈、枸杞等物。张掖因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所以又是河西最重要的粮食贸易中心。

以丝绸为主要商品的过境贸易和粮食贸易是唐代商业繁荣的标志。粮食贸易有几种形式，最主要的形式是和籴。张掖的农业生产居于当时全国先进地位，但手工业生产水平则远逊于江南及内地，所以张掖农民大都依靠向政府卖粮以换取布帛添置衣着。自开元至天宝，政府每年要用80万匹绢于河西的和籴。无疑，和籴是政府与百姓之间比较自由的粮食贸易，规模也是巨大的。粮食与丝织品的交换，尽管好处很多，然而毕竟是以物易物的初级交换形式。和籴活动只是唐前期张掖粮食贸易的一部分。甘州城镇居民众多，不事农耕，城市工商业者的生活依靠购买商品粮。加之张掖境内，过往商旅很多，需要大量粮秣。粮食贸易对于城市居民和过往商旅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和条件，并且随着城市的繁荣和交通的畅通而兴旺发达，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唐代张掖有很多的行客从事这种具有实际意义的粮食贸易。敦煌文书《唐年次未详河西节度使判集》有“肃州请闭籴，不许甘州交易”一案的判文，强调了“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合通流”的重要性。我们这里所指的粮食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这种行客的买卖活动。行客专门从民户手里大批收购粮食，再按官府的价格成批交售，有些行客甚至可从官府预支用于和籴的绢。这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活动，行客实际上是包揽和籴的粮商。粮食贸易的次要形式，是行客直接向粮食消费者出售粮食，这些粮食消费者包括城镇工商业者和过境行旅。其中过境行旅数量不在少数，在丝路畅通时，使团、商、队、僧侣不绝于道，他们在进出河西走廊时，都要为下一段的行程准备足够的粮食，因此这类粮食贸易的次数与规模也很可观。粮食贸易的第三种形式就是粮食生产者在集市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但这类形式规模及交易额都比较小。总之，张掖的官私粮食贸易在整个商品经济活动中占重要地位。

张掖既然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丝绸就是张掖商贸的主要过境商品。丝绸贸易大都是与客商进行的。唐太宗在西突厥归降之后，就对各国朝贡使者说，商旅可以通行了。此后，中西贸易达到新的高峰。中西贸易在唐代持续处于高峰，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618年立国至公元640年灭高昌前。为中西贸易渐兴期，这个阶段曾禁止百姓私赴西域。第二阶段是公元640年至公元787年，为贸易繁盛期，其间虽有安史之乱和吐蕃东侵，但都未影响丝路繁荣。第三阶段是公元787年至公元907年，为衰落期，主要是由于战乱，吐蕃入侵，尽取河陇之地。就第二阶段的情况来看，贞观年间平定高昌后置西州，随之建立安西都护府，中西交通逐渐顺畅，与西域诸国的来往趋于频繁。中西贸易有贡赐、民间互市、地方机构参与等形式。据统计，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西域来唐朝贡达174次之多，可见政府（或地区）之间贸易往来的繁忙。西域诸国，或使节来贡，或商团进献，朝廷便以丝绸等物或赐或赠。《太平广记》卷329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缯绣以其饶”。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官方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当时有大批胡商打着官方使团旗号前来，对于这种人，唐政府区别对待，不像接待正式使者一样提供食宿。官方的丝绸输出，无疑是大宗丝绸贸易。然而官方丝绸输出不以张掖为始发地点，只是过境而已。但这种官方经济往来频繁经过河西，对张掖的商品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民间丝绸贸易更为繁荣，既有从京师或内地购好之后经过河西而外运的，也有从内地运到张掖，再从张掖与外商成交的。在张掖的丝绸贸易中，不可忽视胡商的作用，胡商来华贩运丝绸的资料于史书及各种文书中比比皆是。汉人把所有西域商人统称为胡人和商胡，也叫“兴生胡”。胡人赶着骆驼、马驴、牛车奔波于丝路之中，“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唐代诗人元稹描述这种贸易繁荣的景象：“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张掖的贸易仍以丝绸中转为主，大多数胡商皆为丝绸而来，政府间贸易亦以丝绸为主。当时，西域诸国使团来华进贡名贵土特产品，唐回赐亦丰，其中以丝绸为大宗。胡商也携带大量珍宝来张掖贩运丝绸及丝织品。即使西域僧人西归时也要携带大量丝织品，开元年间有“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张掖，一方面有大量胡商来求购丝绸，另一方面则有大批汉人商贾运丝绸至此。《吐蕃历史文书》载：“汉之财物运往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以至于普通的吐蕃百姓也能穿上上等丝绸，可见运至河西的丝绸数量之多。显然这些丝绸是为同胡商贸易而运抵河西的。唐代诗人张籍对汉商贩运丝绸西行也有生动描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大批胡商因丝绸贸易而客居张掖，除丝绸外他们还需要瓷器、药材等物，对粮食、驼马等也有需求。一时之间，丰富了张掖商品种类，繁荣了城市。张掖的商品经济显得十分活跃。

六、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唐代张掖的手工业品大致可分为粮食制品、木制品、麻织品、皮革制品、金属制品、毛织品和药材等几类。虽然当时手工业不很发达，但其产品也和丝织品、各地土产品一同促进了张掖贸易的繁荣。

公元710年，唐睿宗派李汉通为甘州刺史，李汉通到张掖后，采取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政策，以农业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新唐书·郭震传》记载：“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麦稻丰衍……牛羊被野。”由于农业的丰收和畜牧业的发展，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遍及城乡，《甘州府志》说：“河西手工业有棉纺、毛纺、丝纺三种，迄今已有一千年之久。”

唐代纺织产品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在这一时期张掖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前朝各代，特别是铸造业，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规模。现悬挂在钟鼓楼上的铜钟，就铸于唐代。钟高1.3米，直径1.1米，受重击后，能产生洪亮的声音。其形体呈喇叭形，下口六耳，钟身有三层图案，每层分六格，上层六格中有三格铸飞天图案，头戴花冠，身着裙，赤脚，手捧花束，形象优美逼真；中层六格中有三格铸有朱雀、玄武作展翅奔走状；下层六格中三格铸有青龙、白虎图案，形体美观，造型、工艺精湛。同时，李汉通组织甘州人民开凿了屯睿渠、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和大官渠。在黑河流域及渠道上筑高堰阻水，安装水磨，从事粮食加工。这种水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使用。

但与唐前期内地手工业的繁荣兴旺对比，张掖的手工业是极为落后的。唐前期内地手工业的发达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手工业管理机构很完备。朝廷设有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令”；有将作监“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有军器监“缮造甲弩之属”；各监之下，分别设置职司不同的许多署。第二，官营手工业人数很庞大。少府监有工匠19850人，将作监有工匠15000人。第三，官营手工业选料精细、做工考究、规模庞大、分工严格、技术先进。第四，民间手工业基础雄厚，人数更多，生产规模也不小，甚至有以五百张织机进行生产的织户。第五，门类齐全。主要手工业部门有纺织、冶铸、制瓷、造纸、造船、制糖、印染、印刷、面粉等。

唐前期手工业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吸取外来技术。唐太宗曾派人赴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开元初“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显然，周庆立吸取了波斯的某些先进工艺。唐代金银器有许多萨珊风格。唐代建筑也吸取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张掖为中西交通要冲，却未受到西方手工业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张掖手工业基础极差，缺乏相应的原料及技术条件。

唐前期张掖地区基本没有官营手工业，关于民间手工业部门和产品的记载也很少。《新唐书·地理志》载：凉州土贡有白麦、龙须席、毯、野马革、芎穷；甘州土贡有麝香、野马革、冬奈、苟杞；肃州土贡有敖金、野马革、柏脉根；沙州土贡有碁子、黄矾、石膏；瓜州土贡有野马革、草豉、黄矾、绛矾、胡桐律。土贡品中有许多是手工业加工出来的产品。从另外一些零星资料看，张掖还有一些手工业产品：酒、酱、醋、木盘、木勺、犁架、家俱什物、麻布、鞍、铜器、铁器、毯、毡、毛袋、各种药材、玉石器具等。从这些产品的种类推测，张掖手工业作坊既少又小。因此，不仅史无记载，就是诗词歌咏文牍笔记，也没有张掖手工业方面的描述。

因为张掖手工业基础差，客观条件又使得生活所需手工业用品可从繁荣的过境贸易中获得，所以，唐前期张掖的手工业自然要落后了。

唐时非常重视发展畜牧业，朝廷内设太仆寺，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贞观初年（627年）接管隋王朝马3000匹，又得突厥马2000匹，迂牧于陇右及张掖一带，四十年间蕃生至760000匹。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设置八监管理马政，牧马约430000匹。并诏天下养马人家，百姓畏苦多不养马，民间养畜以牛、羊为多。牛为黄牛，主要用于耕载，其次为肉和乳品。敦煌唐代壁画里的耕牛图、宰牛图和挤牛乳图，反映了牛的利用相当广泛。羊有河西羊，生长在张掖和湟水流域，其肉质鲜美，毛质坚韧弹性好。孟浩《食疗本草》载：“河西羊最佳，安能补益人”。

唐初非常重视马政。当时，突厥、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具有骑兵优势。唐政府认识到“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为加强军队战斗力，便在河陇地区设置监牧促进牧马。“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贞观至麟德约四十年，由三千发展到七十万，这种发展速度和所达到的数量都是历史上空前的。由此可以说明四十年来唐政府始终对牧马高度重视，监牧治理牧马有方，利用河陇自然条件牧马也是适宜的。由于马匹数量日益增大，牧场也就一再扩大。《文献通考》卷159载：“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河西丰旷之野，非山丹莫属。汉代匈奴败亡失去祁连山、焉支山后曾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按：即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太平寰宇记》卷152载：“焉支山一名删丹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焉支山在今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宜牧马，土地丰旷，水草茂美，而且无须与固有的农业区域争压土地。唐代在这里开创监牧后，很快成为牧马之主要草场，这也是唐代张掖畜牧业经济繁荣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