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运动对张掖农业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对张掖农业经济的影响

1957年，张掖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冬季，各地农村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积肥造肥运动。农业工作者积极研究农作物增产措施，争取尽快把农业搞上去。1958年，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对农业增产起了具体指导作用。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本特点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号召全党全民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二是《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张掖从9月起大办人民公社，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其规模有的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有的数乡一社六七千户，有的社达到一两万户。其经营范围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也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实行政社合一，同时还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而为一，把农村中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一些企业下放公社管理，使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全民所有制成分。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收归社有，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据统计，张掖县将原有的24个农业乡、190个农业社、1680个生产队和2个农场，全部合并为6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51385户，28万多人，劳动力12万多人，入社耕畜73755头，办起公共食堂1942个，实行了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原来农业合作社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劳动组织，以及社员的生产、生活方式。破坏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等基本社会原则，生产劳动军事化，搞“大兵团作战”、“夜战”等，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同时，还抽调农村大批劳力，大办钢铁，搞一些无计划的水利工程，大办其他事业。在农业生产上，又搞盲目的深翻土地，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了劳力，而且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农业减产，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在“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蔓延。农村各种农作物大放所谓的“高产卫星”，原张掖县乌江人民公社瓦窑大队放出了1.3亩水稻亩产1816公斤，全大队565.5亩水稻亩产555万公斤的“高产卫星”；大满人民公社朱家庄大队2.5亩胡麻亩产4020公斤，跃进人民公社1.2亩大麦亩产5162.7公斤，油料亩产1345.6公斤等，通过对这些“高产卫星”的宣传，使浮夸风越刮越大，越刮越凶。同时宣传所谓“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浮夸虚报产量起了鼓劲打气的作用。张掖县还提出了1958年全县实现粮食亩产一千斤，总产5亿公斤，每人平均有粮食1500公斤的奋斗目标。在此指导思想下，全县粮食总产量预计为6.06亿公斤，每人平均有粮食1008公斤，并估计能出现1400公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1006亩。但年底实际产量只有9.83万吨，还不到估产上报数的四分之一。高估产和虚报产量带来了高征购。由于征了过头粮，使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普遍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在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中，张掖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提出“中小结合，以小为主，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办钢铁”的方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四面八方支援钢铁生产，为完成全年炼钢任务而拼命。各县都建立了冶炼点，先后抽调机关干部、农村劳力、汽车、各种人畜、车辆，进行大炼钢铁。当时，农村留下来的人，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致使成熟了的庄稼从地里收不回来，损失严重，农业生产遭受了很大的挫折。

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种“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结果使原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泛滥，加之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不仅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在粮食连续减产的情况下，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两年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高达40.8%，造成农村粮食十分缺乏。1961年张掖县农村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只有129.5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62.8%，再扣除种子、饲料和其他用粮，群众口粮、用粮就更少了。农民不得不用“瓜、菜、糠”充饥，致使不少人浮肿，疾病流行，人口减少，农民生活处于极度困境。

此外，还在当地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查产、割私有制尾巴、反右倾等运动，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劳动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突出地表现在人力、畜力和地力三个方面。如：1961年张掖县农业劳动力82436人，较1957年下降29%，主要是死亡、外流所致。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平均每位劳动力负担的耕地由1957年的6.8亩，增加到9.5亩，同时由于口粮供应不足，主要劳力普遍瘦弱多病，严重影响了劳动效率，1961年全县大牲畜总头数较1957年下降47.6%。其中役畜下降38.4%。每头役畜负担的耕地由1957年的15.5亩增加到30.6亩。1958年以后，耕作粗放，施肥量大大减少，1961年施肥面积仅占播种面积的70%，施肥量减少一半。夏秋作物比例失调，到1959年夏田占粮食作物面积的68%，其中小麦占夏田的87%，豆科作物和洋芋等面积逐年减少。此外，连续几年公购粮任务过重，征过头粮，群众把留下的籽种也拿出来交了公购任务，到播种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籽种是从回销粮中解决的，造成籽种混乱，长出的庄稼是“子孙三代”，有的籽种还不适宜于本地气候和土壤，收成大减，农业生产的破坏，严重影响到了张掖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此期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泛滥。据1961年11月地委检查统计，全区刮“共产风”的单位从专区、县、社、队，直到食堂都有。平调的方式主要有：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借发展副食品生产和协作挂勾为名，占用生产队耕地；社办农场占用生产队土地、牲畜、劳动力；借兴办种畜场，平调家禽和生产队牲畜；借搞专业运输队，平调生产队皮车和骡马；扩充社办工业，无偿平调生产队财务；借兴修水利，平调劳力；借发展食堂，平调社员猪、羊、鸡、鸭和部分自留地；还有以种种借口，平调粮食、房屋、树木、化肥、羊毛等。据地委初步检查统计，平调土地4377亩，房屋272间。牲畜175头，粮食87522公斤，现金22483元，大小农具4323件，各种车辆62辆，木料155立方，生猪133头，羊260只，劳动力926人，平调劳动力零星做工2.4万个工日，小煤窑5个，砖瓦窑2个，以及日用家具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的基本条件，在人力、物力、财力、生产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损失，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