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徘徊中恢复和发展的张掖经济
一、文化大革命对张掖经济的冲击与破坏
经过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农业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但随之爆发并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全市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再次受到干扰和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政府各部门被卷入这场动乱之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竭力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到处批判“唯生产力论”,组织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搞家庭副业,取缔农贸市场,搞“穷过渡”,引起了群众思想混乱,使农村经济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破坏,商品生产严重受阻。
二、徘徊中发展的张掖经济
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吃尽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苦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仍然坚持生产,使全县农业生产在动乱中避免了大倒退的状况,保持了缓慢发展的势头。
1.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
(1)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1966年开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业基础条件。从这一年起,每年冬春及农闲时节,各县都组织干部和群众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到1971年,仅张掖县就建成渠、路、林、田配套的标准化条田29.35万亩,梯田5950亩,造林14202亩,育苗1295亩,植树208.9万株。其中新墩公社白塔、北关、青松大队,梁家墩公社清凉寺、三工大队,小河公社兴隆大队,党寨公社扬家墩、上寨大队,碱滩公社永星大队,乌江公社永丰、小湾大队,龙渠公社三清湾大队,三闸公社庚明大队等在全地区率先实现了条田化。到1973年,全县共建成条田梯田41.5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2.3%;打机井477眼,其中配套422眼;修成水库8座、塘坝31个,蓄水664万立方;开挖干、支、斗渠1780公里。其中灌渠衬砌710公里;植树542.9万株;基本实现“四好”农田的公社达8个,面积16.55万亩。基本实现“四好”农田的大队达85个,面积20.72万亩。到1976年,建成条田46.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7.8%;建成或基本建成水库9座,蓄水1089万立方;修成渠道121条,计839.1公里;挖排阴沟254条,计168.6公里,改良盐碱地8715亩;兴修主干道路65条,计114.3公里,田间道路130条,计90.42公里。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66.27万亩。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使耕地由七高八低、方斜不一、破崖烂滩变为地面平坦、整齐划一、大小适中,渠道由七沟八岔、残破淤塞变为修整统一、坚固通畅,公路和田间道路规划合理平整宽畅,四通八达,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平田整地,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大力推广使用化肥
以推广磷肥和腐殖酸类肥料为重点,广泛施用多种类型的化学肥料,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农业技术人员背着磷肥深入田间推广应用,这种实干精神和增产效果教育了群众,使磷肥施用迅速推开。1976年,张掖农业化肥施用量比有记载的1970年增长2.73倍。每亩平均施用59公斤,比1970年增长3.07倍,有效地促进了单产的提高。
(3)改革耕作栽培制度
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促进了耕作制度的改革。耕地复种率由1965年的4.8%提高到1976年的10.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的1.17万亩。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方面,除了扩大夏播作物的复种面积,还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总结推广间作套种经验,以小麦套种玉米为主的带状种植,1976年仅张掖县带状种植面积达到15.97万亩。
(4)建设四级农业科学网
为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建立和健全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活动”的指示,积极组建四级农科网。张掖各地于1974年12月提出四级农科网要紧密结合当前、当地生产实际,正确处理小田与大田的关系,做到小田为大田服务;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做到狠抓当前,着眼长远;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做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各级网站开展科学试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培训农民技术员,树立示范样板,当好各级政府指挥农业生产的参谋。截至1977年底,张掖县建立了农科站12个,建立了农科队198个,农科组1501个,各级农科组织共有6591人,实验基地4737亩。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掀起了群众性农业科学试验热潮,加速了农业技术改革,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5)总结推广高产经验
为了改变小麦低产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张掖各地注意总结推广高产技术经验。先后总结推广了“猪多、肥多、粮多”的经验、小麦丰产经验和带田丰产经验等典型,对当地粮食增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大力推广种植玉米等高产作物,对粮食丰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开展“上纲过河跨江”活动
1970年国务院召开北方农村工作会议后,各县广泛开展粮食生产“上纲过河跨江”活动,以粮食平均单产为指标,亩产达200公斤以上为上纲(纲要),亩产达300公斤以上为过河(黄河),亩产达400公斤以上为跨江(长江),迅速掀起了干、学、帮、比的创高产活动。据统计,截止1976年,张掖县20个人民公社中的19个公社粮食亩产都上了纲,占95%。204个生产大队上了纲的占89.9%,1643个生产队上了纲的占88%,上纲面积44.87万亩,占粮食面积的77.9%,粮食亩产跨江的生产大队达14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6.2%。其中长安公社前进大队和梁家墩公社梁家墩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粮食亩产跨江的生产队达160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7%。其中,有26个生产队亩产超千斤,粮食生产“上纲过河跨江”活动的开展,对促进粮食增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1965年前相比,张掖农业发生了新的变化,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虽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但仍未达到预期目的。由于限制社、队发展多种经营,不准农民搞编织、打草席等家庭副业生产,不准多养鸡、鸭、兔、羊等,不准多栽种果树,不准外出做手工活,不准到集市上做买卖等等。取缔农村集市贸易,限制广大农民开展多种经营的路子。各县粮食生产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农村经济并没有大的发展。
2.畜牧业生产呈现波浪式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养猪积肥为主要内容的畜牧业,积极发展集体养猪,鼓励社员养猪,对已经办起的集体养猪场要巩固下来,没办起来的,要创造条件办起来。遵循这一方针,为实现“一人一猪、一亩一猪”,仅张掖县就办公社及生产队猪场1525个,帮助社员养猪,允许社员养母猪。截至1976年全县养猪达到132048头,其中集体养猪44256头,占总猪数33.5%;社员养猪87792头,占66.5%。生猪总数比1965年增长3.2倍,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机肥料,促进了粮食增产。
1975年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下发后,各县认真总结了发展养猪业的经验和教训,全面开展了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在搞好养猪业的同时,发展集体养牛、养羊、养鸡、养兔等饲养业,还鼓励社员养羊、养鸡、养兔、养鸭等家畜家禽,在发展数量的同时,大搞品种改良,不断提高质量。
为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工作,建立健全三级兽医防治网,巩固公社兽医站,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每年春、秋两季防疫注射,以控制和消灭猪瘟为主,对境内流行的猪肺疫、猪丹毒、羊肠毒血症、炭疽、马鼻疽等主要传染病进行疫菌(苗)的预防注射,对内、外寄生虫病进行防治,保持了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为搞好肉、禽、蛋的收购、供应,各县商业局成立食品公司,公社设立收购站,严格生猪收购,起点为每头毛重110斤和出肉率57%两个标准,实行“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首先保证上调、出口任务,然后安排当地销售。县上还采取补助饲料粮和增加化肥供应的办法,安排生猪收购。
由于贯彻执行了“以养猪为中心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十年动乱期间畜牧业生产呈现波浪式的发展态势。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经济
这一时期张掖工业的发展基本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所有制单一,地方工业全部纳入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主要表现在国营工业、地方国营工业和其他公有制工业全面占据了工业部门,私营个体工业和手工业绝迹;二是工业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投资和产值增加速度较快,地方工业部门体系逐步形成;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经济以产值为考核依据而造成效益低下的弊病开始显现。在数量和占用资源量增长扩张的同时,工业经济效益却并未同步增长,工业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产值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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