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苏州汪氏的商业发展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苏州汪氏的商业发展

一、从碑刻资料看太平天国运动前苏州汪氏商业活动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个繁华的大城市，据乾隆年间一位当地居民的描述：“以吴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茶店，如山如水，不知几千万人”，⁽¹⁾18世纪苏城繁华由此可见。其实，明清之前的苏州，“自宋元以来，号称繁盛”，⁽²⁾14世纪之后，丝织与棉织等手工业的发展，使苏州地区的经济成长，添入了新的推进力量，于是明清时期苏州繁华现象的背后，便有了新的发展意义。⁽³⁾以至在明代，苏州就已是众目睽睽或者人心向往之中心，犹如近代的上海。⁽⁴⁾大批工商业者来此寻找工作机会和生财之道。其中，徽州人尤为引人注目。正如顾颉刚所言：“苏州人家由徽州迁来的甚多，其初率以经商，后乃渐以科第成巨族。如潘介泉家，吴湖帆家，汪仲周家，及吾嗣祖母张家皆是也。”⁽⁵⁾汪氏乃徽州第一大姓，素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其中，苏州是他们迁徙经商的一个重要方向。特别到明清时期，这种经商活动达到高潮。

1．由碑刻资料所见苏州汪氏商业活动

尽管在传统正史中对商人及其活动情况记载较少，但苏州拥有丰富的碑刻资源，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三本碑刻资料集，它们是：《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这几本碑刻为我们考察苏州地区的商人商业经营活动情况提供了可能。以下笔者据此仅对汪氏的商业活动情况作一初步考查。

徽人从商，以盐、木、茶、质铺为四大宗，而其业亦无所不居。这在苏州汪氏身上能得到充分体现。统计如下：

表2-1　苏州汪氏各行业统计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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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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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资料来源中，A．代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B．代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C．代表《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资料来源中的数字为碑文序号。

上表统计中，汪氏共出现442人次，这些汪氏基本都是在苏州地区活动的，或者是在外地活动的苏州籍者。而这些汪氏几乎无一例外的，便是他们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而且大都是由徽州过来经商的，这一点在前文中曾作过考察。从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其业无所不居，包括：丝织业、刺绣业、布业、木业、木作业、漆业、颜料业、酱业、酱菜业、菜业、猪肉业、糖食业、面业、盐业、米粮业、酒业、腌腊业、典当业、银楼业、玉业、纸业、印书业、铜锡业、洋货业、南货土货业、皮货业、瓜帽业、柏油业、油店业、火烛业、杂货业、工料业、剃头业、粪业、航运业、渔业、梨园业、说书业等。而在汪氏所从事诸多行业中，又以布业、木业、漆业、盐业为主。

棉纺织业是清代苏州一个极为重要的手工行业，在清代苏州从事棉布收购，并对其（或委托）进行染色踹光加工，以及将加工完毕的棉布推向市场，进行大宗批发和销售的棉布店面字号尤为众多，他们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经营这些布店字号的商人中汪氏占有相当份额。A．23碑上我们可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有布商81家，汪氏9家，占11．1%。A．24碑可知，康熙四十年（1701），有布商69家，汪氏6家，占8．7%。A．30碑，道光十二年（1831年），布商28家，汪氏2家，占7．1%。根据范金民教授的研究，江南棉布业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是清朝康熙中期以后至雍正时期，此后便逐渐衰落，⁽⁶⁾这恰巧与汪氏在整个苏州布业中的地位变化相吻合。

木业是苏州商业大头，从事木业的以徽商和苏州本地人居多，汪氏也占有相当份额。A．57碑可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苏州有木商128人，汪氏有7人，占5．5%，A．59碑可知，乾隆三年（1738年），苏州有木商99人，汪氏13人，占13．1%。B．088碑可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苏州木商66人，汪氏有16人，占24．2%，可见，汪氏在苏州木业界的势力有上升的趋势，在太平天国战前，几乎占1／4强。

漆业也是汪氏从事的一大行业，B．092碑记载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苏州漆商527人，汪氏57人，占10．8%，C．282碑显示苏州漆商118人中汪氏有20人，占16．9%。B．095碑显示到咸丰元年（1851年），苏州漆商103人，汪氏21人，占20．4%，在太平天国战争前，汪氏在苏州的漆业经营处于鼎盛。

盐业是徽商所经营的一大宗，徽商之所以能驰骋商界执其牛耳数百年，这与他们对盐业的垄断经营是分不开的，关于徽州盐商在淮浙的经营状况以及他们对盐业的垄断经营及其原因等，学界已经作了深入研究，⁽⁷⁾在苏州的徽商有很多最初就是在两浙地区经营盐业的商人，而后迁到苏州转营其他行业的，如吴趋汪氏迁吴始祖汪尚贤最初就是由徽州迁浙江再迁苏州的。⁽⁸⁾苏州碑刻中关于汪氏乃至整个徽商在苏州经营盐业的不多，这主要是盐引设在浙、淮地区，经营盐业的商人也主要集中浙、淮地区。但从有限的碑文记载中，我们也能看出汪氏在苏州盐业中的地位。A．149碑记载，崇祯十五年（1650年）在苏州浒墅关经营盐业的商人40人，其中汪氏4人，占10%。B．256碑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常熟县盐商22人，其中汪氏有13人，占59．1%，可见汪氏在苏州的盐业还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跟盐业相关的行业如酱业、腌腊业，汪氏也占有重要位置，A．238碑显示，乾隆八年（1743年）长洲县腌腊业同行240家，汪氏30家，占12．5%。B．169碑记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长洲县从事酱菜业的有13家，汪氏也有1家，占7.7%。

火烛业中，B．179碑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在创建火烛业会馆发起人10人中，汪氏就有2人，占20%，B．182碑显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元和县火烛业会馆职监8人中也有汪氏1人，占12.5%。这些也基本能反映汪氏在苏州火烛业中的位置。

米粮业方面，A．154碑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长洲县米商18家，汪氏3家，占16．7%，B．153碑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吴县发生的一起米行申诉盘户脚夫霸持地段事件中，米行7家，其中汪氏1家，占14．3%。C．441碑记载，咸丰元年（1851年）元和县，米行22家，汪氏3家，占13．6%。

关于典当、银楼业，从碑刻来看，关于苏州汪氏的记载并不多见，仅仅有两块，B．119、B．120，且都反映的是汪氏在常熟的典当经营情况，顺治二十三年（1656年），常熟典牙23家中，汪氏3家，占8．7%，康熙二十年（1681年）典商10人，汪氏4人，占40%。尽管没有关于苏州府城中汪氏所从事典当业的记载，但结合其他文献我们也可窥一斑。《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有载：“徽州人有汪拱乾者，精会计，贸易于外者三十余年。其所置之货，皆人弃我取，而无不利市三倍。自此经营，日积月富，而自奉菲薄。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诸子亦能守成然人有告借者，无不满其意而去，惟立卷时，必载若干利，因其宽于取债，日积月累，子母并计之，则负欠者俱有难偿之患。一日，诸子私相谓曰：‘昔陶朱公能积能散，故人至今称之。今吾父聚而不散，恐市恩而反招怨尤也’。拱乾闻之，语诸子曰：‘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于是检)中券数千张，尽召其人来而焚之，众皆颂祝罗拜。自此以后，诸子亦能自经营，家家丰裕，传其孙曾。今大江南北开质库或木商、布商，汪姓最多，大半皆其后人，当为本朝货殖之冠。”⁽⁹⁾文中所言虽说有些夸大，但汪氏在商界的雄厚实力还是可以看得出的。

其他行业诸如洋货、南货土货、杂货、皮货、刺绣、面馆、油店、酒、猪肉、瓜帽、柏油、油店、火烛、工料、剃头、粪、航运、渔、梨园、说书业等，也都有汪氏的一席之地。

2．由族谱等其他资料所见苏州汪氏商业活动

虽然在苏州汪氏族谱中没有太多的笔墨记载其族人在商业方面的情况，但是从有限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了解一斑。2002年吴趋汪氏第93世汪安璞先生所编《苏州汪氏支谱》序中言道：“……继后到第82世汝卿公尚禄，他父亲良敬公是明朝澹伯明志的读书人，有六个儿子。汝卿公排行第五，少年是家境贫寒，勤勉好学，喜爱击剑。20岁时他出外经商，来往于苏州一带，后来致富，深爱吴县的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在清初（约1662年）由歙县坦川迁到吴县的吴趋坊定居，这是苏州支派的鼻祖……”。可知，吴趋汪氏最初就是因经商而迁居苏州的。到第83世文瑞，“为人敦孝友笃宗族，慷慨好义，乐善解纷，乡党称乐善长者……”。⁽¹⁰⁾84世癸正（又名士癸），“生平好义乐善，独修昆邑文庙，由学宪核准入籍，创建常邑育婴堂，修建苏太义社义仓……”。吴趋汪氏迁吴三代一直十分热心当地的慈善义举，这自然有希望借此得到当地人认同的成分，但若没有雄厚资金的支持，汪氏是不可能办到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吴趋汪氏在商业上的成功。汪氏关于这类善举也不仅仅限于迁吴三代，第88世汪楏，“字钱芸，新阳县贡生，生卒多义行，尝出资于阊门外江村桥置巨屋数十间，收养难民……”。⁽¹¹⁾虽然族谱中没有直接记载汪氏的经营情况，但我们可从其他途径了解。关于第83世汪文瑞，《勒修两浙盐法志》中记载，徽籍商人汪文瑞是“祖父相承，买补西路场”的世系盐商。那么盐法志中记载的汪文瑞是不是吴趋汪氏第83世的汪文瑞呢？根据臼井佐知子的考察，吴趋汪氏实际上最初是迁到浙江的，然后再由浙江迁往苏州。⁽¹²⁾而且即使迁到苏州后，他们在浙江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这从其后代利用浙江的商籍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得到证明。⁽¹³⁾另外，从活动时间上来看，《勒修两浙盐法志》记载的汪文瑞活动在顺治到康熙年间，而吴趋汪氏第83世的汪文瑞，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从时间上看也是吻合的。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两者为同一人。汪氏经过几代的努力，商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也有了足够的资金去资助子弟业儒。因为在他们的骨子里，商乃四民之末，况且，徽商善于贾与儒的迭相为用，从而更有助于支持他们的商业活动，⁽¹⁴⁾故而不惜巨资培养子孙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到第86世，大经中乾隆癸酉顺天举人，甲戌进士，为善中乾隆庚辰恩科顺天举人，辛巳恩科进士，殿试二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汪氏在商业与科举上的成功，使得汪氏也得到当地“望族”的美誉。⁽¹⁵⁾关于汪氏后几代子孙经营商业的情况，我们还能在族谱中找到其他证据。汪氏族谱中有一段记载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盛代酬庸之典，申锡命于五章良臣报本之荣，极推恩于四世，载嘉旧德，爰沛新纶，而州同衔汪沅迺，议叙光禄寺署正加六级汪淦之本生曾祖父，善以开先，业能昌后，一经垂教，发诗礼之菁华，奕世贻休表，弓裘之矩获”。⁽¹⁶⁾汪沅是吴趋汪氏第87世，雨村公汪为仁的第六子，从上文引用材料可见，汪沅能继承其先父之业，并且能昌大之，足以反映此时汪氏商业兴旺之势。臼井佐知子认为：“……吴趋汪氏家族在工商业、金融业方面的经营始终十分出色”。⁽¹⁷⁾

再来看钱塘寓苏汪氏，据该家族第91世汪原渠所编《汪氏谱略》记载“汪本秩，字寅清，一字似园，世居休宁县之汪村，唐越国公后也，……母殁后，迁于苏州元和县之霞津桥，慨然曰，大丈夫不能为国家效驰驱，筹国计，裕民生，大有为于天下，而泯泯以殁，无益于世，不几虚此生哉，于是劝子母，通有无，得陶朱之术，居积数十年，家大裕，凡亲族中之老病者、孤幼者、贫乏不能自存者，周之给之，无吝心，无德色，若是者不可枚举，休宁文庙明伦堂圮，君先输金倡议葺而新之，以反礼乐诸器，皆得缮完，邑有海阳还古两书院，为诸生肄业地，君又修治经理之，至于今不废，常修越国公祠，故事修祠者得入主祠内，君独曰，此子若孙分内事，敢居功耶，盖其天性笃厚好施，故凡有义举，罔不先倡”。⁽¹⁸⁾前已述及，本支汪氏系汪华七子爽公支系，汪本秩乃该家族迁吴始祖。从族谱中记载可见，汪本秩因经商自休宁迁吴，立志“为国家效驰驱，筹国计，裕民生”，遂得陶朱之术，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终于“家大裕”，富裕后他不忘乡亲父老，尝接济族中孤寡老幼及贫乏不能自存者，还出巨资修缮休宁文庙、书院等。

再如，盘门梅家桥汪氏，系汪华后代，数传至文锦由歙县迁居休宁洽阳村，经两传至佛德由休邑洽阳村迁居苏州，因世居苏州盘门梅家桥，是为盘门梅家桥汪氏。据后裔追忆，祖上从事南货业，发达后造房买田，其中一支住梅家桥，仅佃户缴租时堆稻谷的屋子就有几十间，部分子弟则读书应试以入仕途。⁽¹⁹⁾

史学界特别是徽学界经常引用一段苏州汪氏的史料：“新安汪氏，设益美布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密嘱，布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嗣汪以官游辍业，属其戚程，程后复归于汪。两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²⁰⁾文中新安汪氏指的是汪文琛。笔者曾对汪文琛及其子汪士钟的家世作了专门考察。⁽²¹⁾由上述所引史料所见，“益美布号”在一年内销售棉布达万匹，获利丰厚。十年内便富甲一方，而所经营的“益美布”更是遍行天下。两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从而造就了“益美”品牌，形成了名牌效应，以至于江南很多地方的布号假冒“益美”布，甚至连官府也介入此事，以示禁约。⁽²²⁾从布号存在的时间来考量，学术界常常反复援引这段史料，但忽略了笔记关于“益美布号”前后归属的文字记载，根据作者在笔记中的描写可知，这个以“益美”垄断居奇的字号，最初由新安汪氏所创立，后来由于汪氏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氏，最后又复归汪氏。而根据苏州遗留下来的碑刻资料，我们可以验证笔记的内容所言确实。如，该字号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041号（成碑时间为1693年）、043号（成碑时间为1701年）、045号（成碑时间为1720年）的碑文中以“程益美”字样出现，而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030号（成碑时间为1832年）的碑文中又以“汪益美”字样出现。由该笔记作者所记之时的道光初年向前推200年，那么“汪益美”字号应开设于明朝末年左右，一个棉布字号前后能够维持经营两百多年，这在我国古代商界并不多见。⁽²³⁾以上分析可见汪氏的益美布号在苏州乃至江南棉布业界的影响。

苏州评弹中有一弹词《描金凤》，⁽²⁴⁾写姑苏书生徐蕙兰因家贫向叔父借贷却遭凌辱，愤而自尽，为江湖术士钱志节相救，并将其女钱玉翠相许。玉翠以家传御赐描金凤相赠，作为定情之物。蕙兰被姑母接去读书，途中救了重病的书生金继春，二人结为金兰。表兄王云卿与蕙兰甚相契，不意被人害死，蕙兰被冤下狱。临刑前金继春因与蕙兰貌相似，舍身替死，临刑时被绿林好汉劫走。京中大旱，钱志节应诏求雨成功，得封高官，为蕙兰申冤，终于逮住真凶马寿。冤情昭雪后，蕙兰应试，连中三元，授官与玉翠成婚。《描金凤》中出现了一个叫汪先（名汪朝奉，开隆兴典当）的徽州商人，对钱子敬甚好，平时经常请其吃喝，多次借其银两，还想要其女翠姐做两头大，⁽²⁵⁾而钱子敬却恩将仇报故意捉弄，最终使汪先倾家荡产，后来才良心发现，给汪先一官做。《描金凤》中的苏州人对徽州人很不友好，可以说是敌视，钱子敬讥汪先为“徽鳖”、“徽州厌子”、“灰鳖”。钱翠姐称“徽州人往往多奸巧”，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嫉妒的成分。从《描金凤》这一脍炙人口的弹词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一般苏州人眼中，徽州过来的汪氏商人有钱，尽管对他们不友好，甚至还带有一种嫉妒的心理，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汪氏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汪氏的商业活动，其经营网络甚至已拓展至海外。据日本学者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中举证，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16年1月18日），一艘中国船漂落到琉球中山朝统治下的大岛，琉球官方调查说：“据装商汪小园等禀称，‘园等系江南苏州府长洲县商人，……商局主汪永增，蒙各大宪奏准，往东洋采办洋铜，以资六省鼓铸。’”而据中国方面记载：“缘汪小园系江南休宁县人，代伊堂兄官铜商汪永增官船前往东洋。”松浦章认为：汪永增是休宁人，居住在苏州府长洲县，显然是汪局办铜官商无疑。他在经营中日贸易期间，共派出11艘船前往日本长崎，嗣后，可能由于其他官商的取而代之，汪永增遂退出了长崎贸易的舞台。⁽²⁶⁾另外，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三《视听草》四集之三，收录了一份《唐土门簿》，王振忠教授考证出，该门簿是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持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²⁷⁾上文提及的汪永增也在所列名单之内。门簿名单上共有75人，汪氏出现的次数最多，共有9人。可见，在苏州与日本的海外贸易中，汪氏所占地位之重。现将有关汪氏的部分辑录如下：

汪八老爷　　印文琪　　申衙前

汪大爷　　　本川

汪二少爷　　印士镗　　申衙前

汪老爷　　　印永增　　义慈巷

汪老爷　　　印敬　　　木梳巷

汪捷大爷　　邻东阳

汪十二老爷　印文玢　　殳家墙门

汪大爷　　　印炯　　　住山塘新桥下塘外小桥大悲庵前

汪二老爷　　印元炜　　六宅巷口

吴趋汪氏耕荫义庄就在申衙前，从住址上看，汪八老爷与汪二少爷可能属于吴趋汪氏。汪十二老爷住(家墙门，这与前文中我们考证的开益美布号汪文琛的住址一样，可见汪十二老爷可能是汪文琛的兄弟。其他汪氏不可确考。

再如《庚申殉难日记》，又名《德门公手书日记》，作者汪德门，系吴趋汪氏第88世老四房湘泉公支长房中一员。从德门公经历来看，曾开震泰号店，还与沙绸商徐研渔办义赈，⁽²⁸⁾可见其财力之雄厚。

另外，吴趋汪氏后裔汪堃在《逆党祸蜀记》中言道：“宪台传谕两司云：永宁汪道系江苏富户，我在浙江时闻得杭嘉湖三府典铺多有苏州汪氏的，他何必做官，如告了病……”。⁽²⁹⁾

以上，我们对明清以来至太平天国运动前苏州汪氏的商业活动情况作了初步考察，从其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在各行业中的地位等情况来分析，汪氏在苏州商业界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布业、木业和漆业。尤值得一提的是，其商业活动已拓展至海外，已初步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二、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汪氏商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商业上的影响，江南诸多文献中的记载可谓屡见不鲜。比如《苏州商业志》记载：“庚申战火，苏州商业损失惨重，1860年5月（咸丰庚申年）太平军克苏州，至1863年12月苏城被清军攻陷。太平军在苏州共三年半。庚申四月在攻防战火中，清军借口守城，在苏州最繁华的阊门、胥门放起火来，红光烛天，燎原三昼夜。枫桥、上、下塘街、南浩等城西繁华商业区被焚掠殆尽，并绕至胥门万年桥、城内学士街、道前街，延及养育巷直至太平桥。城外房屋已去其半，未焚之屋亦一扫而空。其次，东、西中市一带是数百年形成的手工业基地，庚申之役，中市数处火起，阊门中市自西至东，直巷则专读巷、吴趋坊，横巷则天库前……尽为灰烬。鳞次栉比的铺店坊被兵火毁于一旦。后经半个世纪至清末仍未达到庚申前的生机和水平。枫桥自康乾以来即是江南最大米市，清政府漕粮集中地，谚语有‘打听枫桥价’。枫斛为江南米商标准衡器，常年集散食米千万石以上。运销范围遍及湖、广、闽、浙。庚申后，米市向西迁至无锡，枫桥从此萧条，影响苏州商业至巨。庚申战火后苏州地主士绅富贾迁逃上海，大户迁逃，带走了大批物资和资金，影响了苏州商业的实力，有些就此定居上海经商，成为上海金融或商业的巨子。”⁽³⁰⁾顾颉刚在《苏州史志笔记》中也写道，伯祥云：“从前苏州市面皆在城西，自阊门至枫桥，自胥门至枣市逶西，五十里，全是房屋。枫桥之米氏最盛，全市市面，均以之为枢，故谚有‘打听枫桥价’一语，谓价钱只须向枫桥打听也。自吊桥往西至江村，河浜凡十，其桥名曰‘吊、普、文、同、白、马、凤、汲、枫、江’（吊桥、普安桥、文德桥、同泾桥、白莲桥、马铺桥、凤来桥、汲水桥、枫桥、江村桥），全市菁华，皆在于此。枫桥铁铃关，为极要冲处。自洪杨难后，米市全向西北迁至无锡，其他商业多迁至上海，苏州市面犹能略为维持者，赖以省城故耳。及光复后，省城亦迁，商业愈不振矣。”伯祥又谓：“清军夺回苏州之后，如能赶兴枫桥一带市面，此处必不至如此寥落。”伯祥云：“当时湖田（在留园后）上新年中亦闹热，比元妙观为盛。”又云：“当时城东一带，只有旧家居住，几无市面。”又云：“通和坊东口，至瓣莲巷北，四十年前全为瓦砾墩，今始盖造房屋，想见乱时惨状，不仅同泾桥至枫桥间为荒郊也。”⁽³¹⁾诸如此类的描述，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苏州阊门内外是最繁华之地，也是大多数商旅集中之处。大批商号、铺坊也都集中于此，庚申之役一把大火，将其化为灰烬。苏州汪氏居住之所，以及他们开办的商号大都在阊门附近，因此，可以想象这次大火对该家族的商业打击何等惨烈。《庚申殉难日记》中提到的汪德门，开震泰号，太平军攻破苏州城门，其就令将大门、库门紧闭，随后几日，太平军多次到他家搜刮钱财。当又遇贼喝问藏银何处，不说即杀时，德门无奈地说：“银与性命，断无丢命留银之理，既无性命，留银何用？”⁽³²⁾其一家随后的逃难经历就更为惨烈，一家死亡8口，十余口不知所终。吴趋汪氏的其他房派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这在日记中也能有所反映，“十六日，早，从后门至祠内，觅座子，得两枚，竹竿取回。至二大房、老大房、本房、老二房，并对照门口一望，抄掠不甚相远于本房……”。⁽³³⁾

在长达十数年的太平天国战事给江南造成巨大的灾难，来自江南各地的大量难民纷纷涌入上海租界，江浙两省的众多官绅富商也丛集上海，在这个“丛集”的过程中，大量的人才和资金更是逐步向上海汇聚。据有关资料统计，清咸丰十年（1860年）上海租界的人口猛增到30万人，两年后又激增到50万人，还曾一度高达70多万人。而另据估计，在1860年至1862年的两年内，有数百万银元的资本流入上海租界。⁽³⁴⁾这些大量的难民的涌入，虽然给上海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但却给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为上海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苏州汪氏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前文中提及的苏州东花桥巷汪氏，该支家族庚申之乱时举家迁至上海，笔者曾对迁到上海的汪氏后裔汪宗锷先生作过口述采访，根据汪先生的回忆，以及家中遗留的一些资料，可知，汪朝棨是其祖父，汪朝荣是其本生祖（汪宗锷先生的父亲汪仪周曾出绍给汪朝棨为嗣子），太平天国运动时，他们整个家族迁至上海，并在上海定居。再如，钱塘寓苏汪氏，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苏州被太平军攻破，汪鸣銮亦避居上海。咸丰十一年（1861年）元月十五日，吴大澂“午后至郎家桥，侯汪柳门。晚进东门，茶话良久”。⁽³⁵⁾可知，当时汪鸣銮避居上海东门外的郎家桥。而在避难期间汪鸣銮还与吴大澂胞妹完婚，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二十七日吴大澂日记载：“大兄于是晚登舟江北。夜雨，母舅来言，四妹姻事，汪小樵姨丈处已诹三月二十七日吉期，柳门表弟即欲到乡，奉亲来沪。”⁽³⁶⁾尽管苏州汪氏避居上海实属无奈，是其应对战争的被动选择，但这种偶然，使其更有机会接触洋商，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商机，从而促进了他们商业活动的近代转型。

苏州汪氏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不仅逃往上海，更有甚者，还有逃往海外。在上文中我们曾对苏州汪氏在日本的海外贸易作了考察，太平天国战乱之时，汪氏凭借先前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有很多就逃往日本，冯天瑜教授在《“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³⁷⁾根据王振忠教授的考察，“千岁丸”是江户幕府自17世纪形成锁国体制后首次派往中国的一艘船只，同治元年（1862年）夏，当这艘载着日本使节的船只从长崎抵达上海时，正值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混战犹酣之际。善于收集情报的日本人通过笔谈，向中国人了解“西土”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及文化风俗。在与日人有过交往的诸多中国人中，其中有一位名叫“汪春”，根据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谈》，作者曾向他探听被太平军占据的州县之详情，对此，春为之一一具述。根据《上海杂记》的记载，有一位景仰日本的中国秀才曾对纳富介次郎说起：“现在有不少难民去了贵国的长崎，古时也有这样的事……。”对于“古时”的例子（如明末清初的陈元斌、朱舜水等），不少人可能都已耳熟能详，但这句话中的“现在”，其实亦并非空穴来风。从日方史料来看，兵戈扰壤之际，先前从事海外贸易的一些徽商，显然因便得以携家挈眷逃往日本。日人荒濑桑阳《崎阳谈丛》，曾说唐人（即中国人）避“天德之乱”扶老携幼到长崎者约有千人。所谓天德之乱，实际上指的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动乱。因为在日本的“江沪军谈”中，多有将太平天国运动描绘成一场“明清战争”，有的甚至绘声绘色地杜撰出明代唐王后裔发起复兴明朝的大业，所建年号曰“天德”，故有“天德之乱”之说。上述这批逃往日本的中国人中，主要便来自苏州。据日本人小栗宪一所著《丰绘画史》记载：“清国毛贼之乱，吴中人遁逃，舶来于长崎者不少，多携带古书画，售以取给。”⁽³⁸⁾正是由于江南与日本有着长久的经济联系及文化交流，所以当日比野辉宽问起在战火纷攘的中国何处最为安全时，汪春竟回答说，除了广东、四川和云南没有“长毛和捻匪”之外，还有“最安逸”的“东洋”，并说自己“有五家亲友，皆于去年搬去”。对此，日本人进一步追问：“东洋属何州？”春答曰：“东洋有唐人会馆，我国贸易者甚多，英国人亦去，想是地名也，弟未曾到过。”可见，此处的“东洋”指的便是日本。⁽³⁹⁾

三、太平天国运动后苏州汪氏商业活动的继续和初步转向

太平天国时期，苏州遭受扰乱达四年之久，对苏州的影响甚多，诸如船运的中断，盐政的破坏，人口的锐减，田园的荒芜，漕粮的减额等。战后，清政府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创伤，迫于舆论，亦为收揽人心，便招安流亡，宽舒民力，减漕粮，并施行一系列的鼓励和安抚政策，苏州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商业贸易也得到相当的发展，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而苏州地方家族里的商人与士绅对这一中兴局面的形成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表2-2　太平天国战后—清末苏州汪氏商业经营情况统计表

（续表）

说明：资料来源中，A．代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B．代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C．代表《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

将该表与我们先前的《太平天国战前汪氏商业经营情况统计表》相比较，我们发现，未见从事布业的汪氏商人，而布业却是先前汪氏所从事的一个重要行业，其中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是受到外国洋纱、洋布竞争的影响。因此，就有不少商人转而从事洋纱、洋布等洋货业的经营。洋货业中汪氏作为该业同业公所修葺人之一，较引人注目。A．80碑文中有载：“……詠勤公所者，嘉庆中，吾吴洋货同业所创设，于吴梵门里萧家园。始事者为潘君敏斋王君尧圃。庚申之难，毁于兵火，同治癸亥，苏州平，朱君酉山唐君小梅以存在佛布公所存款协贴，合而一之，别购屋于阊门宝林寺之右，顾君寒谷、翰香、汪君秉之佐其事，四阅月而修葺工竣，凡恤寡代葬诸善举，向附公所以行者，咸复其旧……”，⁽⁴⁰⁾在修复洋货业公所几个主要负责人之中，汪氏就占一个，可见，战后该行业中汪氏还占有一定的份额的。另外，在木业、漆业、纸业、刺绣等传统行业中，基本能维持，并有一定发展。如木业，A．61、62、64、68四块碑显示，在太平天国战后，汪氏对苏州木行业的重建与发展作了较大贡献，碑文中所列举的商人或商号中汪氏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其中有不少就是吴趋汪氏的，如汪德模、汪景裕、汪瑞裕、汪恒顺、汪恒裕等。提及汪瑞裕，一般苏州人都会知道有个“汪瑞裕茶号”，也就是现在观前街灵星门东侧的春蕾茶庄，原名汪瑞裕茶号。重新开业的春蕾茶庄门口有块铜牌，作了说明，全文曰：“春蕾茶庄，原名汪瑞裕茶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自太平天国后世称苏州茶业六大店之一，为百年老店之首，1966年更名为春蕾茶庄，谨立此碑，以志纪念。”汪瑞裕茶号，是由歙县西乡揭田村汪仁瑞堂宗祠的公产出资开设的，资主代理人名汪道生。创始于清乾隆年间，原春蕾茶庄的旧址是总店，在观东醋坊桥堍设分店，名汪东裕茶号，简称东号；在大成坊口设另一分店，名汪广泰茶号，简称西店。当然，这里的汪瑞裕与从事木业的汪瑞裕不是同一概念，因为从事木业的是商人汪瑞裕，茶号的汪瑞裕只是一个商号而非商人。这其中有何具体关系，已经不得而知了。关于油漆业，C．283、284碑显示，在战后漆业公所重建修葺中，捐资商人中汪氏亦占有一定比重，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性善公所修葺捐助碑》中汪氏14人，总共200人，汪氏占7%。另外，像米业、油店业、面馆业等就不再一一列举。

汪氏商业活动的变化与苏州手工业的变化是休戚相关的。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这一情况，我们将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苏州传统手工业变化大势辑录如下：

表2-3　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苏州传统手工业变化大势

资料来源：曹允源：《吴县志》，《苏州文史资料》第十八辑，《苏州手工业史》等。转引自：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总的来看，太平天国战后，苏州汪氏家族的工商业活动，与战前相比有一些变化，主要反映在布业的衰落和洋货业的兴起，这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纳入世界市场的苏州，受到洋纱洋布的冲击，传统纺织业难以维持，汪氏商人不得不从贩卖土布转向迎合人们需要的洋纱洋布洋油等洋货上。而一些传统行业如木业、漆业等因受到外来的冲击相对较小因而基本能够维持，像刺绣产品因外国人需求较大，反而出现繁荣的景象。但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涌入，这些汪氏商人举步维艰，单纯依靠传统的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不得不试图由传统向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