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汪氏的社会网络

第三节　苏州汪氏的社会网络

一、苏州汪氏的婚姻圈———以吴趋汪氏为例

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苏州的人才》⁽⁷³⁾一文中对潘氏、汪氏、陆氏三家的婚姻关系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根据多方资料绘制一幅反映这几个家族的婚姻圈的系图（见图3-1）。

潘光旦言到：“这张图极复杂，不容易看，而所以复杂与不容易看的理由，正如婚姻关系的交互错综。同一地方的世家大族，总会彼此通婚，成为一种门第主义的婚姻。门第婚姻行之既久，势必发生血缘婚姻，生物学者叫做‘近婚’。近婚的利弊，论者不一其辞，但最近比较公认的结论是，近婚本身无利弊可言，健全的血统可因近婚而更加健全，不健全的愈益不健全，则事或有之。这种见解似乎很可以在上文的系图里找到一些证明。潘氏所在与通婚的人家，以汪、陆两氏为独多，与汪氏的婚姻尤其是固结而不解。……此种关系怕就无法在尺幅以内表示出来。图中汪氏女子嫁与潘氏的共十三例，潘氏女子嫁与汪氏的凡十八例。潘世恩自己娶的是汪氏，三个儿子中，两个娶汪氏：世恩子曾玮一房的若孙和汪氏的往复为婚，尤其是多至不可究诘。汪氏的资料太片段，我们没有能把各个人的血缘关系完全查出，……也许这里面不止一派，作者颇疑心其实有两派，不妨以汪留阶、汪为仁两人分别做代表。但即以两派论，近婚的事实也是一样可以成立。汪留阶的一个孙子，两个曾孙，娶的都是潘氏。汪为仁的一个儿子，三个孙子，三个曾孙，娶的也都是潘氏，两个玄孙女，也都嫁给潘氏。此种血缘婚姻的事实似乎对于潘氏并没有害处，而是有益处。汪氏也是新自徽州移吴的大族，在科名方面虽不盛，但富有山居民族与移民的活力，是可以想象的。”

潘光旦先生所讨论的问题很有道理，当时先生由于资料的限制，未能将汪氏与潘氏联姻关系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考察。众所周知，汪氏系徽州第一大姓，其向外迁徙活动尤为频繁，臼井佐知子曾就徽州汪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做过很好的研究。⁽⁷⁴⁾前文中，笔者也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徽州汪氏在苏州的迁徙与定居活动作了初步考察。发现，苏州的汪氏有很多支派，包括吴趋汪氏、东花桥巷汪氏、娄门内北街汪氏、盘门内梅家桥汪氏、石塘桥汪氏、钱塘寓苏汪氏、山塘汪氏、阊门内汪昌一支、汪登瀛一支、休宁（西门、双溪）迁苏汪氏（包括娄门内北街汪氏）、绩东迁苏汪氏等，而诸多汪氏中以吴趋汪氏家势最盛。潘光旦先生所制作的系图中的汪氏，可考的实际上是吴趋汪氏、东花桥巷汪氏和汪文琛、汪士钟一支共三支汪氏，也就是三派。其中汪癸正、汪元鏊、汪为仁、汪祥芝、汪诒翼、汪诒德、汪锡珪、汪乃昌、汪体椿、汪载椿、汪克昌、汪嘉梓、汪嘉森、汪楏、汪宝庆等都是吴趋汪氏。汪留阶、汪翼铭、汪翼镐、汪廷标、汪景纯、汪学源、汪朝棨、汪朝模、汪毓煊都是东花桥巷汪氏。而汪士钟、汪德英则属于山塘汪氏。汪河符、汪元任、汪伦、汪树勋、汪名藻等则未知是哪一支汪氏。正如潘光旦所言，汪氏资料过于片段，无法确考。故下文中笔者仅就吴趋汪氏的婚姻圈作一考察。

（一）吴趋汪氏家族的婚姻缔结对象

表3-14　吴趋汪氏婚配女性输入输出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宣统二年修《吴趋汪氏支谱》。

表3-15　吴趋汪氏与苏州地方家族联姻次数统计表

注：1．资料来源：宣统二年修《吴趋汪氏支谱》。

　　2．表中仅将联姻次数达到或超过10次的家族列入。

吴趋汪氏迁苏的前三代，与其联姻者，大都是徽州或者由徽州迁苏的潘、程、方等姓。如，汪氏82世尚贤，字淑泰，号汝卿，歙庠武生，娶潘氏歙川有泉女，其子文瑞，字信玉，监生，娶歙川伯远女，其孙癸正，字素亭，娶潘氏广西泗城府知府士毅女（祖籍徽州），副室方氏（祖籍徽州）。⁽⁷⁵⁾早期汪氏选择在徽或由徽迁苏的歙县同乡作为联姻对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徽苏两地的风俗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则在于吴趋汪氏未能得到移居地的文化认同，为了取得客居的认同，家族成员不惜以巨资投入当地慈善事业，如上提及的癸正，平生好义乐善，独修昆邑文庙由学宪核准入籍，创建常邑育婴堂，修建苏太义庄、义仓等事详邑志，由历任督抚蒙给匾奖。⁽⁷⁶⁾

到84世以后，汪氏的婚姻圈开始逐步扩大至陶、吴、陆、张、陈、顾、蒋、朱、周、江、徐、彭、毕等。其中，顾陆彭毕吴等均是苏州的土著大姓，其中，不少为苏州著名的“文化世族”，⁽⁷⁷⁾汪氏能与其联姻，表明汪氏已经开始逐渐为苏州社会所接纳。

如与太仓毕氏家族联姻。85世元鉴女一适太仓状元毕沅，86世为仁（元鉴侄），女十二，一女适毕嵩珠（毕沅之子），86世绍裘（为仁侄），女三，一适毕芝祥（毕沅之孙）。

与大阜潘氏联姻。86世为仁，女十二，一女配状元潘世恩；87世萝熊，娶潘奕珖（潘世恩之伯）女；漋娶潘奕珖女；诒德，女六，一适潘遵祈（探花潘世璜之子），一适潘曾绶（潘世恩之子）；祥芝娶潘世经（潘奕珖之子）女，女二，一适潘曾玮（潘世恩之子）；祥光娶潘世经女；88世榜娶潘世经女；嘉森娶潘世恩女；嘉梓娶潘世恩女；楏娶潘世恩女，女六，一适潘介繁（探花潘世璜之孙），一适潘祖荫（潘世恩之孙），一适潘康保（探花潘世璜之孙）；89世，鉌娶潘遵礼（潘世经之子）女；克昌娶潘曾莹（潘世恩之子）女；乃昌娶潘曾玮女；树勋娶潘曾玮女；体椿娶潘希甫（探花潘世璜之子）女；90世，开褆娶潘介繁女；等等，可以说，吴趋汪氏与大阜潘氏的联系，可谓固结而不解。

与长洲彭氏家族联姻。汪氏87世贻燕娶状元彭绍升（清代状元彭启丰之子）之女，沄娶彭氏分发知县希韩（清代状元彭启丰之子）女，诒翼娶彭氏分发知县希韩女，继娶太常寺博士希湅（清代状元彭启丰之子）女。

以上这些仅是从汪氏家谱中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还有一些名门未能在族谱中反映，但是这也不能影响得出这一结论：吴趋汪氏家族与众多苏州当地著名的“文化世族”联姻，尤其是从85世至86世开始。

再从吴趋汪氏82世至88世的联姻对象来看，联姻超过10次的姓氏分别是：潘79、程43、陶31、吴31、陆29、张29、陈27、何26、王22、顾21、蒋17、朱16、周15、江12、徐12、彭10、谢10、毕10。以上诸姓中，潘程等大都是由徽州迁至苏州的大姓，顾陆朱张蒋吴等均是苏州较早的土著姓氏，⁽⁷⁸⁾而潘彭毕竟是吴门著名的状元世家，从吴趋汪氏与这些家族的往复联姻可以看出，吴趋汪氏家族已能够从亲缘组织形式上逐步融入苏州社会，为当地社会所接纳，也逐渐完成了土著化的过程。

（二）宗族婚姻圈的特征分析

表3-16　汪氏功名与联姻情况表

说明：

1．资料来源：宣统二年修《吴趋汪氏支谱》；

2．一人经历几种功名者，按最高功名计，不重复计算；

3．人口数以成年人口计，夭殇者不计，由于族谱的女子的记载语焉不详，这里对女子出嫁暂不作考虑；

4．表中士绅，含生员、监生、贡生、举人、进士，官员包括现职、退休、罢黜和捐买官衔或官阶者；

5．族谱中即有功名又有官职记载的取功名计，而仅有功名或官职记载的分别计。男娶士绅、官员女同。

图3-2　门当户对图

说明：1．图中系列1为汪氏取得功名或为官者人数，系列2是汪氏娶有功名或为官者女数。

2．X轴世系从第82代开始，至92代。

在处于极端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人们心中，以女性为媒介的婚姻关系仅次于血缘关系，这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和家族婚姻制度史所证明。但也并非理所当然，正如弗里德曼（Freedman）认为的，婚姻关系并不一定十分稳定，为解除敌对关系而交换的婚姻，包括限于极为紧张状态的婚姻之类的例子在中国东南地区也是存在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⁷⁹⁾而缓解紧张气氛仅仅是家族之间联姻的功能之一，对一个移民家族来说，要想融入移居地，通过婚姻关系就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途径。吴趋汪氏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而逐步为苏州社会所接纳，而且汪氏的婚姻圈也反映了其家族势力的盛衰。

从汪氏功名与联姻情况表可以看出，汪氏从第82世到85世，取得功名者数超过所娶有功名者女数，反映出在汪氏与苏州当地家族的联姻关系中汪氏主动攀附显贵家族，这也同时说明，汪氏还未真正融入苏州社会。到第86世，汪氏出了两名进士，以此为契机，苏州当地的大家族开始主动攀附吴趋汪氏，这从上表的统计可以看出，从第87世开始汪氏所娶有功名者女数超过汪氏所得功名者人数，而且差额呈扩大趋势。我们可以从图3-2直观地看出。

另外，从表3-16、图3-2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汪氏取得功名人数，还是汪氏娶有功名者女数，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相近的趋势，这反映出家族之间的联姻门当户对的特征，正是笔者将图3-2取名为“门当户对图”的原因。也即为上文中提及的，潘光旦先生所谓的“门第婚姻”。

（三）家族的认同与归属

重利是商人共有的心理特征，然而在逐利的过程中，商人的心态却是迥异的，即便是徽商本身因其出身、学识、专业、财富、地位的不同在个性上有着种种差异，但是他们的个性中却寄寓着心理的共性———共同的价值观和归属感，以至于我们只要根据他们对功名的执着追求，两种功名“迭相为用”、血缘与地域的紧密结合等行为方式，便可轻易地把他们与其他商人区别开来。⁽⁸⁰⁾正因为徽商的这种群体心理特征，使得由徽迁苏的吴趋汪氏家族，禀赋着传统徽商的“贾而好儒”的特色，在保持自己商业上雄厚实力的同时，既要厚利，又要厚名，除了鼓励子弟业儒之外，充分利用婚姻圈攀附移居地“文化世族”，也是达成其对望族归属的心理诉求的重要途径，更是取得移居地对其望族地位的认同的重要途径。

自夏朝进入奴隶社会起，家族组织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且作为传统社会历代王朝统治的基础而长期存在，家族关系始终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家族组织在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中也逐步发生变异，⁽⁸¹⁾这种变异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压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家族组织自身以其特有的“适应力”的主动调适的反映。对于一个客居家族来说，要想真正被移居当地社会所接纳，需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受到来自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吴趋汪氏面对这种压力，利用与苏州当地著名的“文化世族”、土著大姓的联姻，来完成其土著化的过程，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调适是成功的，吴趋汪氏家族在迁吴的第三代，渐被苏州社会所接纳，成为苏州人心目中的“望族”。

二、苏州汪氏士人交游网络

1．汪琬的交游网络

前已述及，汪琬是清初文坛颇负盛名的文人之一，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烙痕，这一方面缘自于明末清初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另一方面则不能忽视与其交游甚密的士人对他的影响。通过与士人间的交游，不仅有助于汪琬的学问渐进，更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学界对汪琬与士人间的交游具有一定的研究，如辛丽文的硕士论文《汪琬交游考述》、广西师范大学宋莉媛《论汪士祯与汪琬的交往》等都对汪琬的交游作了细致的考述，下文中在学界有关研究成果之上，试就汪琬的交游网络作一初步考察。

（1）与王士祯的交往

王士祯（1634—1711年），又叫士禛，号阮亭，山东新城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二甲进士，后累官至刑部尚书。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被号称“泰山北斗”。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即李攀龙）”，然传其衣钵者不少。

汪琬与王士祯两人均出生于书香门第，在文学领域皆创获颇丰，常被后人合称为诗坛八大家、十才子，在诗文成就上两人又并称为“汪王”。两人虽然性格迥异，但却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两人初次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京师会试时相遇，汪琬以进士及第，而王士祯则名落孙山。在三年后的科考中，王士祯高中二甲进士，而汪琬此时以户部主事留任京师，两人遂于京师相互唱和、以文会友，因对诗文的共同爱好，两人间建立了深厚友谊。尽管两人间性格迥异，偶尔也发生一些误会和矛盾，但他们二人相互仰慕与欣赏，相互包容，两人间的挚友关系一直维持了30余年。

他们之间通过诗文的唱和与交往，相互切磋，不仅对各自的诗文风格均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也为各自扩大交游圈、广为结交士子、显名于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诗文观点与思想上，二人也类似，都力主唐宋，倡导宋诗，他们反对前、后“七子”，也不同意“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力改明诗“空疏”“浅薄”之弊。尽管后来汪琬因模仿先人之法，其诗文也陷入缺乏新意的窠臼，而王士祯则逐渐体会到唐宋古文的弊端，由其提出并倡导诗文创作的“神韵说”，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统治清代诗坛数百年，其二人的诗文成就也不可同日而语。

（2）与计东的交往

计东（1625—1676年），号改亭，字甫草，江苏吴江人，与其父计名、岳父吴扶九同为“复社”重要成员。年十五，补诸生，声誉日起。尝著筹南五论，谒阁部史可法，可法奇之。顺治十四年（1657年）举顺天乡试。后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大学士王熙重之，屡蔫未果。浪游四方，所交皆贤士大夫。对客议论风发，或愤激怒骂，人目为狂。宋荦巡抚江苏时，东殁已二十余年，特序其遗文，刊之为改亭集十六卷，又有诗集六卷，（并清史列传）皆行于世。

汪琬与计东首次相识于“慎交社”成立之时，“慎交社”作为“复社”支派，于1649年创立于江苏吴江，根据陈去病《五石脂》所载，汪苕文琬、同邑计改亭东均在当初成立时的名单之列。⁽⁸²⁾他们一道参加“慎交社”，尤为“一时之选”，与其他众多名士交游切磋。

汪琬与计东二人皆身处于江南，相似的生活习性、文化背景也造就二人相似的性格特征。汪琬一生中，先后与叶燮、归庄、阎若璩等人交恶。同样，计东也曾与吴伟业交恶。二人的生活经历也十分类似，仕途都历经坎坷，他们也都因江南奏销案而受累被免职。正是由于这些诸多因素，促成两位成为至交，其间的深厚友谊一直维持长达28年，直至1677年计东逝世。

（3）与惠周惕

惠周惕（1641—约1697年）字元龙，又字砚溪（或作研溪），号红豆主人，吴县人。少年时，受业于乡贤、著名学者徐枋、汪琬。康熙三十年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任密云县知县。在密云很有政绩，卒于任上。惠周惕的“经学”成就极为精深。他与子惠士奇（字天牧，号半农）、孙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并称苏州“三红豆先生”，又被称为“吴门三惠”，祖孙三代均以经学闻名，惠周惕创始，惠士奇、惠栋发扬光大之，后人也称“苏州学派”。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有清一代二百余年，讲授汉儒的，首推东吴惠氏。而惠氏三代传经，惕为创始人。亦工诗古文辞，其诗格每兼唐宋，然皆自出新意，风神转佳，著有《研（砚）溪先生全集》。

汪琬自1670年以后，便归隐山庄，潜心著述立说，时四面八方贤士均欲从其游，请其业，而惠周惕则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惠周惕成功地成为汪琬的高足之后，在汪琬门下从学十数年，在这十数年中，汪琬悉心教导惠周惕，使得惠周惕在诗歌、散文、经学、史学等诸方面均获大大提高。

在古文方面，惠周惕深受恩师汪琬的影响。在文章风格上，他也继承了唐宋古文派的文风。在文学观和道学观上，惠周惕也学得汪琬，将“文统”与“道统”相结合，不仅推崇归有光，模仿先人之法，还力主创新。学习前人的创作手法，洞察根本，之后再会心起意，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惠周惕正是继承了汪琬这种模仿与超越相结合的创作理念，才铸就其后来在经学领域的斐然成就。

（4）与归庄、阎若璩、叶燮

归庄（1613—1673年），江苏昆山人，乃明末清初著名的文人，是明代著名散文家归有光之曾孙，清初于昆山起兵反清，兵败而亡。其擅长草书，文章胎息深厚，诗文多有“奇气”，有“归奇”之称，著有《归玄恭文钞》等传世。归庄与汪琬均以喜骂善辩著称，二人交往圈本不相同，汪琬喜交新朝学人，而归庄则多交反清复明之士，所以两者本无往来。但因对《震川先生文集》的勘定与校雠的意见不同，两人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甚至是诋毁与谩骂，从而铸就了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趣闻轶事。⁽⁸³⁾

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丘，江苏淮安人，他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也是清代朴学勃兴的关键人物，所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等备受后世推崇。汪琬与阎若璩最初结识于1678年，时阎若璩举博学鸿儒，二人方在都门相见，后清廷特开制科，二人皆被举荐。在两人结识之初，便因论学不合而相龃龉。阎若璩对汪琬所著清代礼学开山之作———《古今五服考异》也颇有微词，指责汪琬不注重训诂，其考据也欠恰当，指出《古今五服考异》中之误。汪琬则性情孤傲，极不认同阎若璩所指，两人遂发生激烈冲突，相互指责、谩骂，并夹杂人身攻击。形成以礼学（尤其是关于礼服）为焦点的争论，尽管这场争论仅发生于此二人之间，但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其有关礼学方面的争论对于清代礼学的发轫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⁸⁴⁾

叶燮（1627—1703年），江苏吴江人，字星期，号己畦，人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曾任江苏宝应知县，因性格耿直不肯上附官意而归隐。后潜心诵经撰述，是清初著名的诗论家，著有《原诗》、《己畦集》等存世。汪琬与叶燮本是好友，早年即相定交，交往甚密，但后来（时间约在1671—1675年间）由于论文不合而相交恶。叶燮网罗汪琬所作全集，逐字逐句摘谬挑刺，著成《汪文摘谬》，极力批判汪琬矜持古人之法，拘泥于八股陈词滥调，所作乏新可陈，缺乏新意，言辞甚为激烈。其个中缘由，汪琬与叶燮本皆善诗文，都以诗名著称，而论文章则汪琬更胜一筹，乃一时之翘楚，叶燮则不肯甘愿其下，遂与汪琬相争论。但客观论之，无论诗文还是文章，叶燮均不足与汪琬相提并论。

此外，汪琬与刘体仁、李良年、梁曰缉等皆为好友，其间也多交游唱和。而又与周容之、陈僖、吴(、魏禧、黄宗羲等人开展古文争论，因限于篇幅不作一一介绍。

2．汪鸣銮的交游网络

（1）姻亲网络

a．与吴大澂

吴大澂（1835—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3斋，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皆得力于金石鉴赏修养。同治初客沪，入萍花社书画会。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职。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3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3斋文集》等。

汪鸣銮母韩氏，为韩崇次女，吴大澂母亲之胞妹，故汪、吴两人为表兄弟，两人自幼即为玩伴，同受外祖父韩崇影响，诗文之外，兼通金石小学。而汪氏幼年，已与吴大澂胞妹定亲。汪氏继室，亦为吴氏堂妹。汪鸣銮与吴大澂从小即是莫逆之交，入仕之前，时受吴氏照拂。两人于宦海沉浮之际，无疑是相知最深者，因其不仅有友情，更有亲情相联系。复旦大学李军博士对汪鸣銮与吴大澂的交游已做详尽考述，（《吴大澂交游新证》，2011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笔者在此不赘言。

b．与曾之撰、曾朴

曾之撰（1842—1897年），字诠仲，一字圣与，号君表，常熟虞山人，生于书香世家，曾家是常熟望族之一，祖上世代为官。光绪乙亥（1875年）举人，官至刑部郎中，乃八股名家，文章为一时圭臬。其子曾朴（1872—1935年），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光绪辛卯举人，民国江苏省议员、财政厅长、政务厅长，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创办小说林社，发行《小说林》、《真美善》等杂志，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出版家。

汪鸣銮共有三女，前两女皆幼殇，三女即嫁给曾朴，因此，汪鸣銮与曾之撰是亲家，乃曾朴之岳父。汪鸣銮是曾朴著名小说《孽海花》中唐卿的原型。汪鸣銮与曾之撰、曾朴之间也多有信函往来，如汪鸣銮在给曾之撰的一则书信中言到：

圣与亲家大人，如手上年奉手教并征倭说，切中肯綮，极深钦佩，时事纷纭，久疏笺问，月前又诵惠书，具悉一切，敬承侍奉曼福，含饴弄孙，庆集德门，莫名欣喜，孟璞春闱未及，北来良为驰念，交涉事宜，诚为今日当务之急，以读书人通晓西学，乃能综体要而协经权尊，意欲令孟璞前往白门学习，又以孝达学识闳远，藉以亲炙获益，孟璞资性过人，读书又多，加以历练，必为体用兼备之才，计无有善于此者，惟南洋一席久暂未能遽定，孝达爱才若渴，一经投契顷刻不能相离，往往夜分思得一事即须商榷达旦连宵，忘食废寝，孟璞明达聪颖必为所器，但恐身弱不能耐此劳苦，将来欲求脱身而不易得，此兄所深知，不能不为之瞻顾踌躇者也，幕中才隽固多，流品不一，以书生厕乎其间，恐亦未能融洽，况所办洋务究犹限于一隅，西人教习亦不及京中之多，而且备以鄙意论之，不如北来为宜，既可到阁供职，又能兼揽众长，即如译署诸友，如沈子培之熟悉中外舆地，童谣圃、吴季卿、刘星阶之洞明税则，俞君实、顾康民、吴佩葱诸君之遇事讲求源流，毕贯求之，南洋恐不多觏，西人教习诸学毕备，同文馆月有课程，不乏颖异之士，欲从何门入手，即可访何等教习，并可与同文馆高才生时相过从，以资切磋，且今日章京传补甚多，一二年中又将招考举人，中书例得与试，比署不拘回避之说，已有前例，岂非一举两得之道，又可从贤士大夫游，以广见闻而增才识，此又与西学相为表里者也，鄙见如此，为识卓裁，以为何如，时局至此，从何说起，一年以来，劳苦不必言，愤懑焦灼殆非所勘，而无补涓尘从滋内疚，近日患疟，经旬病退而颇觉疲惫，休沐旬日当可就痊。

此信原稿未标明日期，但推论应写于1892年，曾朴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举，次年赴京参加会试，以墨污考卷出场。正如汪鸣銮所言“春闱未及”。信中，汪鸣銮与曾之撰谈及曾朴的出路，认为曾朴“北来良为驰念，交涉事宜，为今日当务之急”，当时，曾朴也受到张之洞邀请入其幕府，办理洋务，而汪鸣銮认为，“孝达爱才若渴，一经投契顷刻不能相离，往往夜分思得一事即须商榷达旦连宵，忘食废寝，孟璞明达聪颖必为所器，但恐身弱不能耐此劳苦，将来欲求脱身而不易得”，“况所办洋务究犹限于一隅，西人教习亦不及京中之多”，所以，汪鸣銮建议，曾朴不如赴北京同文馆学习，一方面接触西学，一方面也可参加章京招考。时汪鸣銮在京任职，官至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凭其在京的人脉，可对曾朴多加关照。此后不久，曾之撰斥资给曾朴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任职。

而曾朴来京后，也多得汪鸣銮提携，也正是在汪鸣銮的引荐下，曾朴得与翁同龢交好，以致日后一直致力于谴责小说的创作并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政治交往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有《汪鸣銮书札》稿本七册、苏州图书馆藏有《汪鸣銮信札》一册、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汪鸣銮信札》一册，笔者根据上述资料，将汪鸣銮的交游网络辑录如下：

表3-17　汪鸣銮交游网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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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料来源：汪鸣銮撰：《郋亭信稿》，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汪鸣銮撰：《万宜楼书札》，稿本，苏州图书馆藏；汪鸣銮撰：《汪鸣鸾书札》，稿本，国家图书馆藏。

可见，汪鸣銮的政治社交圈中，上至亲王，如恭亲王奕4；军机大臣，如翁同龢、孙毓汶、潘祖荫、李鸿藻、阎敬铭、张之万、孙莱山；内阁如徐季和、廖仲山、周生霖、汪凤池；六部，如孙燮臣、张家骧、毕道远、延煦、童华、绵森、文蔡卿、锡席卿、景善、徐小云、景星、许筠庵、瑞联、崇绮、徐桐、孙凤钧、戴锡钧、张绍华、许星叔；翰林院，如恽毓鼎；都察院如祁世长；光禄寺，如沈侄枝、景三少；太常寺，如徐春蘅；通政司，如周筱棠；太仆寺，如冯友文；詹事府，如张家骧；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端方；其他还有各省知府、各县知县等。

（3）碑版目录学交游

汪鸣銮的交往圈中另一重要方面则是关于碑版目录之学的探讨和交流，如其与翁同龢、潘祖荫、张鸣珂、管礼耕、吴清卿、吴汝纶、吴恒轩、许星叔、王廉生、徐花农、张筱帆等信函往来多谈及碑版目录之学。

a．与翁同龢

汪鸣銮初以文字受知两朝，1865年高中进士后，也正是凭借其书最佳、写作佳被翁同龢所关注和赏识。汪鸣銮在政治上也深得翁同龢的信任和器重，汪乃“翁门六子”之首，是其手下一员得力干将，其间相互往来十分频繁，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自1863年到1904年间，翁氏日记中先后提及汪鸣銮二百余次。其中就有不少关于探讨碑版目录之学的记载。如1989年3月14日“巳正三刻诣汪柳门，看所藏书，士礼居数种极精，抄本数十种皆旧”⁽⁸⁵⁾此外，在《汪鸣銮日记》、《万宜楼书札》等史料中也多有关于翁同龢与汪鸣銮之间关于碑版目录学的交流。如“昨奉手谕，敬悉壹是《暴书亭续集》必可付刊，但宋板元板麻沙板则各随所遇，恐未能预，必藏书家以邀赏鉴，亦颇重之，允必换，叶属为转告”，“昨奉手谕并碑五册书二册，均已领到，近日已送交子静，深为感荷，永奉世宝，各册均有题识，孔庙尤详，且楷字精整，贝见精神完固，兴宜不浅，极慰下怀”。⁽⁸⁶⁾

b．与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年），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后裔，号伯寅，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

潘、汪两家世代联姻，加上汪鸣銮与潘祖荫同在工部六年，“励精共济，利兴弊革，掾属各举其职。”⁽⁸⁷⁾二人都对金石藏书甚感兴趣，因此关系甚好。其间来往信函也多有谈及金石目录之学，如：“前辱赐书，如接謦欬，不遗在远，感戢何涯，……吴中学者，日就湮替，风雅道丧，孰与主持，惠江遗绪，如在秦汉，问梅之社，已复芒芒，经籍飘零，购求日鲜，士之有志，亦慨末由，士礼之居，蓺芸之舍，残编断简，都如拱璧，坊肆久空，何从物色，间有所挟，辄以居奇，故训雅记，未易一觏，宋元旧椠，尤属绝响……。”⁽⁸⁸⁾

c．与张鸣珂

张鸣珂（1829—1908年），原名国检，字公束，号玉珊，晚号寒松老人、窳翁，浙江嘉兴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拔贡，官江西德兴县知县，义宁州知州。辞官后，晚年侨寓嘉兴石佛寺镇。工词，以婉丽著称。治小学仅列前人之说，而不自为论断，间有按语，亦极矜慎。性嗜书，藏书逾万卷。所著《寒松阁谈艺琐录》广载清代书画家事迹，评论艺术作品，为研究清代艺术史重要参考资料。另著有《寒松阁诗集》8卷、《寒松阁词》4卷、《疑年赓录》2卷、《骈体正宗续编》8卷、《骈文》1卷、《怀人诗》1卷等，有《寒松阁词》传世。

汪鸣銮与张鸣珂关于碑版目录学的交流可从《清代名人信札》中收录的两通书信反映，如：“大作五律四章，声情绵邈，寄托遥深，拜涌倾倒。惟奖饰过情，殊滋愧汗。《西堂先生诗文集》二册、《结一庐书目》一册、兰笺板两方，一一领到……”；“……《段氏说文注订》、《说文新附考》、《古红梅阁诗文集》共三种，寄奉雅鉴。泖生清才而止于是，可慨也，南丰吴子序文集，能为物色否？其《丧服或向》尤精自，未知即在集中，抑另刻单行？亦思一读。弟又顿首。”⁽⁸⁹⁾

d．与管礼耕

管礼耕（1848—1887年），字申季，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县学恩贡生，肄业于正谊书院，笃守家学，尤长训诂。为冯桂芬所器重，帮助校勘《说文段注考证》及《苏州府志》，与王颂蔚、叶昌炽为挚友。

汪鸣銮非常欣赏管礼耕，称其“好学深思，有体有用，实为吾郡杰出之士”。在奉命视学江西时，就曾奉函《与管申季明经书》，邀请管礼耕“鼓棹章江，以慰饥渴”，函中言道：“……今复奉命视学江右，此邦为文章渊薮，近虽堙替，尚不乏才隽之士，惟经学非所素习求，其根柢深厚者猝未易遇。鸣銮不自揆，以为作文必先读书，而读书尤莫要于研经，舍经而言学，非学之真也，舍经而言文，非文之至也。近世盛称江右有明五家，鄙见窃疑江右文风之敝，殆始于五家。今即有人于五家之文描摹，惟肖于文于学，果安取乎？鸣銮诚不自揆，思一矫其空疏弇陋之习，而进之以通经博古之学，自顾一无所能，不足为多士倡坐是咨嗟太息，终日皇皇。……阁下则真今之东原铁桥也，况充其所诣，殆将驾而上之哉，东望云天，亟思接席，倾襟一吐胸臆，岁聿云暮风雪载涂，未敢敦迫，春风解冻，即盼鼓棹章江以慰饥渴，鸣銮之幸，抑亦此邦人士之幸也。”⁽⁹⁰⁾光绪十二年（1886年），汪鸣銮视学广东，管礼耕、王颂蔚、叶昌炽应邀北上，四人一道编校书录，所藏无不披览。

e．与吴挚甫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省桐城县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与马其昶同为桐城派后期主要代表作家。同治四年进士，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名校桐城中学。

汪鸣銮与吴挚甫间的交流，主要是关于桐城文派的探讨。例如在《复吴挚甫刺史》一函中说：“桐城文派时论间有异同，窃以为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桐城之文，文中之规矩也。惜抱旨约义精，独立尘表，实为一代正宗处。今日论文由桐城以溯其原，博其趣则可，若舍此别求他适，势必偭规错矩，迄用无成。鸣銮于文无所解，夙昔谬持此论，非对桐城言桐城耳，质之知言，君子以为何如？”⁽⁹¹⁾与吴挚甫探讨了其关于桐城派的独到见解。

3．汪钟霖与顾鹤逸、康有为的交往⁽⁹²⁾

前文中曾作考察，汪钟霖（1867—1933年）是苏州盘门梅家桥汪氏，字严，号甘卿，又号蟠隐，江南苏州府吴县学附生民籍，早年著有《诸子音训》、《拾读史钩沉》、《方言考证》、《清芬堂文集》、《廉影楼诗词钞》等。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南乡试举人，第二年即逢甲午战败，他前往上海，与叶瀚、曾广锉、汪康年等共同筹建“蒙学公会”，创办《蒙学报》，出版《蒙学丛书》，任《蒙学报》总理。戊戌变法失败后，曾避走他乡。数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他曾担任直隶候补道，宣统三年任驻奥地利使馆二等参赞，后因丁忧回家，恰逢辛亥起义，清帝退位，他不再出仕。

顾鹤逸（1865—1930年），是苏州怡园顾氏后裔，名麟士，字鹤逸，自号西津渔父，苏州元和人。清末著名书画藏家顾文彬之孙。鹤逸早年，曾参加童子试，见一位老年应试者跪求考试官更换一张被染污了的试卷，受到大声训斥和侮辱，从此他便无意于功名，终身不仕，将毕生精力放在书画艺术上，他精于绘画，享誉画坛，被称为“当代虎头”（“虎头”指东晋杰出画家顾恺之），是苏州书画界领袖人物，同时他也长于鉴赏，人称“当代鉴赏第一人”。顾鹤逸还酷爱书画收藏，其藏书楼“过云楼”所藏书画之富甲于吴中。

顾鹤逸与汪甘卿关系密切，先祖皆由徽州迁苏，顾鹤逸之父顾文彬与汪甘卿之叔伯汪佑生、汪鉴斋多有往来，汪佑生更是顾文彬的藏友，顾氏所藏《仇十洲摹冷起敬蓬莱仙奕图卷》，“原本在同郡汪佑生家，余尝见之”，⁽⁹³⁾而《仇十洲瑶台清舞图卷》亦是顾文彬从其友汪鉴斋处所得。⁽⁹⁴⁾汪甘卿的胞姑母嫁给顾鹤逸的叔辈顾兆鹏。因此，顾鹤逸与汪甘卿既是世交又是姻亲。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1913年回国，1914年6月，他自广东南海县移居上海，先是居住在盛宣怀购买的辛家花园，1921年后，自己在愚园路34号购地10亩，自建一座花园洋房，取名“游存庐”。康有为素来对“当代虎头”顾鹤逸有敬慕之情，屡屡欲登门拜访顾鹤逸，但均被婉拒。而康有为与汪甘卿关系甚密，1920年至1921年间，康有为多次自沪来苏，均下榻于汪甘卿东美巷的住宅，畅游山水，饱览怡园等名胜古迹，多次欲往怡园主人顾鹤逸“尊处奉访”，但顾鹤逸却多次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两人始终未能相见。

1921年10月10日，康有为又欲拜访顾鹤逸，仍被称病婉拒。临回上海前，作诗《怀顾君鹤逸》曰：“海内于今有虎头，画师樗散挹浮邱。闭门高谢人间世，聊写丹青作卧游。”后将其交给汪甘卿，嘱其转达顾鹤逸台览。到上海后，康有为再次将之前所作的《怀顾君鹤逸》重新书写，并将最后一句改为“闭门高卧谢尘世”，将其装入信封，附上名片于当年冬至前三日寄给汪甘卿，再次委托其交给顾鹤逸。汪甘卿则于康有为寄信的第二天即当年冬至前二日就收到了康有为的信，于是立即致函顾鹤逸曰：

“昨南海邮寄一书，属专致公者，突然于何事，拆视，仍仅前诗而新写，特寄，大约以弟前次未径奉上也。敬送呈，祈便中径复为荷。现住愚园路三十四号新屋。专上西津老兄我师、顾六大人。锺霖顿首。冬至前二日。”

想必康有为是担心汪甘卿之前未能将信函奉上，故而再次书写，特意由沪寄到苏州，再次托汪甘卿转交给顾鹤逸。可见，康有为对顾鹤逸的敬重之情尤深，为了不负重托，汪甘卿也希望顾鹤逸“祈便中径复为荷”，还注明了康有为在上海的地址。但遗憾的是，康有为与顾鹤逸始终未能相见。否则两位名士完全可能建立翰墨之交，成为艺坛一席佳话。

4．汪东的交游网络

（1）“章门四子”、“章门五王”之一

汪东为章太炎的高足，凡经史百家，无不研习，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诸方面造诣颇深，都有创获。而其词学，功力尤深，蜚声海内，被誉为近代词学大家。

1906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邀逃往日本，并在东京建立“国学讲习会”，所讲之学涉猎广泛，涵盖文字学、音韵学等国学。而此时，汪东正在日本留学，便与好友黄侃、吴承仕、钱玄同等人竞相前往听课，而这四人被称为“章门四子”，四人中的汪东与黄侃又常被时人称为“章门二妙”。“章门四子”的说法缘自汪东所著《吊吴检斋》一诗，诗下注有：“章门四子，黄季刚、吴检斋、钱玄同及汪旭初”。

章太炎先生曾经将其门下黄季刚、汪旭初、吴承仕、钱玄同、朱逖先等五弟子戏分为太平天国天、东、西、北、翼五王。据汪东回忆，章太炎言道：“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汝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余问：钱何以独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尝造反耳。越半载，先生忽言：‘以朱逖先为西王’。……一时诙嘲，思之腹痛！”⁽⁹⁵⁾

而另据黄侃所言，“章门五王”应是黄季刚为天王、汪旭初为东王、钱玄同为南王、朱希祖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据朱希祖在日记中记载，1935年1月30日，朱希祖及黄侃等人同去参加刘国钧的宴会，席间黄侃说：“章太炎先生尝对人言，余有五弟子，黄侃可比太平天国天王，汪东为东王，钱玄同为南王，朱希祖为西王，吴承仕为北王。”⁽⁹⁶⁾

尽管关于“章门五王”有不同版本，也是笑谈，但汪东获老师“东王”之封，足见其在章太炎心目中的地位。

汪东虽然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学问上也与其师一起论学，两人相得益彰，教学相长，彼此都有收获。虽然章太炎在一生中于多地并多次开坛教学，但在其随后的讲学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早年在日本东京的弟子们，而汪东正是其中重要的一员。究其缘由，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从游者皆素心人”，⁽⁹⁷⁾而且都对国学具有深厚的根柢，所以师生之间很容易促成互动交流的氛围，达到教学的优良效果。如，钱玄同、黄季刚、汪东等辈相聚问学，还形成《小学答问》1卷，并付梓刊刻。⁽⁹⁸⁾

在政治主张上，汪东与章太炎都主张推翻清王朝统治，宣扬民主革命，实行共和政体。1905—1908年间一同以《民报》为阵营，展开对《新民丛报》的论战。辛亥革命后，都认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对袁世凯尚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1912年，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公开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分道扬镳，汪东也跟随恩师章太炎赴上海，协助出版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兼撰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太炎冒着生命危险抵京，不料被袁世凯捕获幽禁。而此时正在北洋政府为官的汪东为了救援恩师，特地写信给袁世凯，为其求情，但未成功。直到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章太炎恢复自由。1923年9月，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学术刊物《华国月刊》，自任社长，汪东任编辑。

汪东与章太炎师徒情深坊间亦有所传闻，据称，20世纪20年代初汪东居苏期间，一日奉亲命贺巨室纳妇。某以遗老自居，曾为其母请旌节孝于废帝溥仪，是日悬赐额于堂上，俱清朝穿戴，行三跪九叩之礼。往贺宾客杂至，内有原江苏省存古学堂总教习曹元弼，席间大颂清圣德，忽诟及余杭章太炎，曰：“章炳麟者，可谓罪大恶极！”汪东不能忍，挺而与曹辨。曹问费仲琛：“此何人也？”费述汪之家世：“汪某人之子东宝也。”曹元弼大骂：“何人不受清官职科举，何人非清百姓，而乃公然转入民国，此真禽兽，且禽兽中之枭獍也。”汪东毫不退让，反唇相讥：“如仗所言，何家祖宗不为明百姓，不做明官，而乃公然转入清代，是祖宗非人耶？”曹怒甚，旁人扶去乃罢。事后金鹤望对汪东说：“足下何以诋吾师？”汪答：“实不知是足下师，然足下师辱吾师，岂能默然！”金赞汪东“倔强人”。⁽⁹⁹⁾

（2）汪东的词学交游⁽¹⁰⁰⁾

汪东是20世纪公认的词坛大家，其词业活动丰富，词学交游十分广泛。其最早的词学交游对象是黄侃（黄季刚）。前文已述及，二人均为“章门四子”、“章门五王”之一，两人又被合称为“章门二妙”，之间交情甚笃。早年即相约同和清真词，积数十阕，只是后来因“人事变迁，不可究极，旧稿亦散失过半，仅录存数首”（《梦秋词》中仅收录5首⁽¹⁰¹⁾）。

这五阙词均收于汪东《梦秋词》（齐鲁书社1985年版）卷一《餐英集》内，时间是起己酉迄丙子，即1909年至1912年间，而在这三四年间为何仅存5首，除了上面提及，因人事变迁、旧稿散失之外，笔者认为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至1912年后，才是汪东真正肆力于词之始。

1912年汪东加入南社，参加了南社的第六次雅集，但由于此时汪东兴趣在于政治，因此在南社的创作活动并不活跃。汪东词学名声大振是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十年期间，从1928年任文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任文学院院长，直到1937年投笔从戎。这十年内汪东词学活动活跃，与词友之间的交游活动频繁。在交游方式上以多联句唱酬与结社雅集为主。如与吴梅《红林檎近·今年三月梅始盛开，与桃杏樱桃相错，蔚为奇观。然有沦于绛灌之悲，违其素操矣。因念虎邱冷香阁植梅数百本，无杂树，乡邦人士每于此时极游宴之乐。羁旅都城，怅不获与，用清真韵作此，示瞿安》、《行香子·题刘季平黄叶楼诗。初季平以葬邹容事，任侠之名闻天下。余慕其人而未见也。晚于金陵听歌，因瞿安为介，始得相识。其后寒琼兴姬人月色招饮，坐无余客，纵谈甚懽，越一年而季平遂殁。遗编展对，不禁怆然》、《凄凉犯·如社星散，半樱、霜厓诸子相继下世，匪石有感怀之作，同用白石韵》等篇。

另据1928年为汪东延揽至中大的黄侃日记，汪东这一阶段与黄侃及其他词友的词学交游亦十分频繁。

如黄侃民国戊辰（1928年）秋冬间日记记载：

九月初四（1928年10月16日）：晚通一、伯沆、晓湘、辟疆、旭初在寓同饭。夏孝诚代借得方表（号民瞻）所买郑叔问校六十家词五本，予与旭初、晓湘分迻录之。

十一月廿七（1929年1月7日）：旭初还，携来吴梅赠予《滂喜斋藏书记》二本。旭初见古林寺词，亦填《洞仙歌》一阕，予为窜定。

十二月初三（1929年1月13日）：晓湘、旭初来饭，饭后连句填《渡江云》一首。

十二月初七（1929年1月17日）：旭初来晚饭，饭后连句，咏水仙花二阕，一《西江月》，一《一剪梅》，均稳惬。

十二月十五（1929年1月25号）：旭初以探春词一首见示，余依韵和之。《探春》雪中感怀，旭初先倡，用玉田韵，余亦继声。⁽¹⁰²⁾

此处所记仅是汪黄二人的一般词学交游。事实上，黄侃到中大不久即组织有汪东参与的“上巳诗社”。1936年出版的《制言》第11期曾刊出“上巳诗社”第一集、第二集诗作，前有黄侃弟子孙世扬所撰按语，称：“季刚师平生好游览，每逢佳节必出游，以发抒其吟兴。民国17年春，应旭初先生之约，教授于中央大学。上巳偕同事诸君修禊后湖，返而联句，因结为上巳诗社。自是遍游南都胜区，以及吴郡西山。凡五六集，每集皆各赋诗或填词如例。师尝称友朋唱酬之乐，南雍为最云。”

“上巳诗社”的活动方式，主要是修禊联句，虽不废词作，但以诗歌为主。对汪东而言，真正砥砺其词艺、播扬其词名的还是1935年成立的词社———如社。

在20世纪30年代词坛，如社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成就最著的词社之一。如社雅集，汪东从1935年3月9日在南京美丽川菜馆举行的第一集开始便积极参与，直至1937年6月5日第十八集。⁽¹⁰³⁾此后，因匆赴西安，此会遂辍。⁽¹⁰⁴⁾

参加如社，还让汪东的词学交游对象不再仅限于学院内部。如社社员众多，先后入社者凡24人，依齿序为：廖恩焘、周树年、邵启贤、夏仁沂、蔡宝善、石凌汉、林5翔、杨玉衔、仇埰、孙濬源、夏仁虎、吴锡永、吴梅、陈世宜、寿6、蔡嵩云、汪东、向迪琮、乔曾劬、程龙骧、唐圭璋、卢前、吴白匋与杨胜葆。诸人之中，吴梅、乔曾劬为汪东中大同事（吴为中文系教授，乔为艺术系教授）；程龙骧、唐圭璋、卢前、吴白匋、杨圣葆为汪、吴弟子辈；夏仁沂、石凌汉、仇埰、孙濬源、夏仁虎、陈世宜等为白下词坛名宿；其他如廖恩焘、林5翔、杨玉衔、蔡嵩云等则或为游宦，或为寓贤。如社雅集，是汪东词业活动的重要推动力，亦是其提高词艺、融进词坛的重要途径。

1937年夏，汪东辞去中央大学教职，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秘书长。旋又西迁重庆，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副厅长。1938年，应早年震旦学院同学于右任之邀，出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4年2月，又任国立礼乐馆馆长。⁽¹⁰⁵⁾期间，曾于1943年秋兼任重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抗战胜利后东归。

在重庆的八年，汪东吟兴高涨。《梦秋词》卷二《纫芳集》、卷三《兰畹集》、卷四《昭华集》所存此间词计176首，远多于卷一《餐英集》所存1909年至1936年间51首词。这或与汪东词艺日臻成熟以及抗战爆发后，并世词流云聚西南有关。当时与汪东唱酬往还者，除金陵故旧如陈匪石、乔大壮外，多为各界名流，如于右任、章士钊、沈尹默、沈士远、陈百年、叶元龙、曹经沅、彭醇士、谢稚柳、唐企林、杨少五、康心如、康心之等。

抗战胜利后，汪东东归南京，并于1947年2月12日辞去监察院监察委员，旋任国史馆纂修，与夏敬观、冒鹤亭、柳诒徵、汪辟疆、刘成禺等共事。同事中多诗界老将、词坛名宿，而夏敬观、冒鹤亭尤为个中翘楚。汪东与二人除一般诗词唱和外，又曾持《梦秋词》稿请二人指点。此举名为请益，实为寻求认同，与民国词集多附诗词名宿题辞词用意相类。

1950年，汪东与冒鹤亭同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9月，汪东持《梦秋词》稿请冒鹤亭评点。冒连十余日始点竟，共五卷，后又交续稿一本，亦点竟。⁽¹⁰⁶⁾

汪东民国初年与黄侃同和周清真词，又联句和李后主，可谓是为其一生词业奠下根基。其后主政中央大学中文系十年，结社雅集，广事交游，词艺日臻成熟，词学成就逐渐为词坛所认可。抗战以后，与各界名流唱酬往还，其词又经夏敬观、冒鹤亭等词坛名宿点定推许，词坛地位得以巩固。

（3）汪东与南社士人的交往

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1909年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之所以取名为“南社”源自其发起人及大部分成员均为南方人，“操南音不忘其旧”。“南社”的成员当中有许多为同盟会会员，如主要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虽然是文学性质的团体，但在政治主张上也与“同盟会”类似，反对封建帝制，主张以民族革命的形式，推翻封建王朝，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政体。在辛亥革命前后，南社成员纷纷集聚上海，抨击时弊，发表评论，参政议政。

汪东早年即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17岁时由孙中山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后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务与撰述，撰写了大量革命宣传文字。辛亥革命后，又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奔走呼喊，因此在政治主张上，汪东与南社的立场十分相似，可谓不谋而合。1912年，时年23岁的汪东正式加入“南社”，因其在文字、音韵、词学等诸方面皆颇有成就，所以在“南社”内部被称为“南社才子”，可见其在社中的地位和声望。

汪东与“南社”发起人之一的柳亚子还有姻亲关系，其前妻乃柳亚子之姨母，较柳亚子还小几岁，所以柳亚子戏称她为“新娘姨”。在一则通信中柳亚子曾言道：“旭初是我姨丈，我的姨母和我年龄差不多，也许比我还小，死去已十多年了。旭初先生对我批评‘个性极强’四字，深得我心，我非常高兴。我是王仲瞿，他不愧为舒铁云。”⁽¹⁰⁷⁾柳亚子以王仲瞿与舒铁云比作他与汪东的关系，可见，两者关系之不一般。

而汪东在《寄庵随笔》中《南明史稿待杀青》一则，也谈及柳亚子，云：

安如（即亚子）为费敏农甥，敏农，韦斋从兄也。安如少慧，尝读书舅家，舅家诸兄弟多病口吃，安如戏效之，已而成习，其吃乃甚于诸兄弟。年十六七，投文《江苏杂志》，始相把晤，叙辈次，余为尊行，而安如年长于余，志业相契，故脱略形迹，欢若平生。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曰：“卿本佳人，何苦作贼。”家饶裕，而以奔走国事，挥斥殆尽。南社草创，其经常之费，亦取给于安如。自余浮游南北，安如蛰居乡里，中间三十年惟费韦斋丧时，一聚首而已。中日战起，安如以直言除党籍。先是避寇香港，香港陷，徙居桂林，时余方卧病歌乐山，从非杞处得其消息，始复以诗札相存问。安如属草南明史，精力所殚，又因余为介，从朱逖先质疑事，并搜集资料，今俱老矣。⁽¹⁰⁸⁾

参加南社举行的雅集是汪东先生参与南社文学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众所周知，雅集是南社开展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据统计，南社自成立到瓦解，先后共举办过18次雅集以及两次临时集会，根据柳亚子所编《南社纪略》记载，汪东先生只参加了其中的第六次雅集，时间是民国2年（1912年）3月13日，当时是在上海的愚园举行，参加的人数是40位，汪东排在第16位。那次雅集也汇聚了柳亚子、叶楚伧、朱少屏等南社的核心成员。柳亚子在本次雅集的通讯录中这样介绍汪东的：“汪旭初，名东，原名东宝，字寄生，一字孟秋，江苏吴县人。现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¹⁰⁹⁾此次雅集是民国成立后南社的第一次大型活动，规模可算是较大的，“雅集的顺序是愚园茶话，民影拍照，杏花楼晚宴而散。条例没有修改”。⁽¹¹⁰⁾

本次雅集是汪东入社后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的雅集，究其原因，主要是源于其在政治意识与文学观念上与其他社员存在分歧。而南社本身作为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其成员内部也因观点和立场不同而出现分裂。例如，1917年，“南社”成员内部发生一场争论，主要是缘于对“同光体”诗人的不同评价。姚锡钧、胡先骕等对“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郑孝胥等倡导的“不墨守盛唐”，趋向学中唐韩愈、柳宗元的诗风倍加赞誉，而柳亚子、吴虞则持不同观点，大肆批判“同光体”。在这一点上，汪东不赞同柳亚子，支持姚锡钧、胡先骕等人对“同光体”的正面评价。其个中缘由，主要是汪东深受国学影响，一直对国学抱有浓厚兴趣，力主“保存国学”，提倡弘扬国粹，所以在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的这种浓厚的国学情结也促使他反对文学革命，倡导古文。这一点倒是与吴趋汪氏的汪懋祖观点不谋而合。所以之后他参与创办《华国》杂志并以其为阵地，提倡弘扬国粹，保存国学，以对抗傅斯年等创办《新潮》和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而针对同为“章门四子”的钱玄同等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他也曾极力反对，还曾与胡适就此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在政治观点和立场上，汪东与南社的立场类似，可谓不谋而合，但在清朝覆没、民国肇始以后，由于汪东对新的变局和形势判断失误，曾支持袁世凯并对其抱有幻想，还在北洋政府历任多职，对柳亚子等人诟病北洋政府的行为也深表遗憾，还斥责柳亚子有碍时局稳定。直到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逐渐暴露，加之囚禁恩师章太炎，方才恍然大悟，遂愤起而与南社成员一同参加到声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活动之中。1923年新南社组建后，汪东便不再参与。⁽¹¹¹⁾

【注释】

(1)《汪琬全集笺注》，第1984页。

(2)周和平：《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6册，第67页《钝翁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全200册）。

(3)乡饮大宾即“乡饮宾”，乡饮酒礼的宾介（宾，贤宾；介，贤宾之次；多偏指贤宾、德高望重者）。乡饮是古代一种庆祝丰收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长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动。

(4)陈太丘、王彦方皆为东汉名士，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

(5)《汪琬全集笺注》，第1986页。

(6)叶燮，字星期，吴江人，绍袁之子。康熙五年举北闱，九年成进士，十四年选宝应知县，未二年镌职归，隐于横山，教授生徒。四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著有《己畦诗集》十卷、《文集》二十二卷、《原诗》四卷、《汪文摘谬》一卷。《清史稿》有传。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与汪琬论文不合，著《汪文摘谬》一卷，批郤导窾，深中其失。然以之律燮所作，其失愈甚。盖所论者文法，文安有定法耶？琬居尧峰，生徒亦数百，两家门人，因相争至数十年不已。”

(7)汪敬源：《续修文清公年谱·自序》，《汪琬全集笺注》第五册，第2460—2461页。

(8)《吴趋汪氏支谱》卷首《吴趋汪氏支谱序》。

(9)兵部左侍郎蒋元益在乾隆三十九年为汪氏续修的族谱序中就言道：“吴趋汪氏为吴中望族，繁盛绵延，与余世通姻戚。”《吴趋汪氏支谱》卷首《吴趋汪氏支谱序》。

(10)［日］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11)关于商籍问题，［日］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中作了考察，另外，也可参见（韩）曹永宪：《明代徽州盐商的移居与商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许敏：《明代商人户籍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第16页。

(13)该家族具体何时迁居苏州，史无缺考。根据南京大学赵林凤博士研究，应于雍正二年即1724年后，因为根据汪荣宝当年拔贡硃卷记载，其祖高樘，字怀耀，号沁园，例授登仕郎，议叙从九品，由皖迁吴，入元和籍，而元和县于1724年方正式建制。

(14)曹允源、李根源：《吴县志》，卷二十八，列传七。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1933年版。

(15)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为反抗学校当局的专制而集体退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风潮，史称“墨水瓶风潮”。

(16)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一《公署四》。

(17)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五《坦庙祠宇》。

(18)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9)王鏊：《震泽编》卷三《人物》。

(20)王鏊：《呈都文粹续集》卷一《苏郡学志序》。

(21)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史林》2004年第2期。

(22)徐茂明：《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第56页。

(23)关于苏州“文化世族”的分类和特征参见徐茂明：《明清苏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史林》2010年第6期。

(24)《汪琬全集笺校》，第1653页，第1655页。

(25)《汪琬全集笺校》，第1653页，第1655页。

(26)《先府君事略》，《汪琬全集笺校》，第1985页。

(27)汪琬：《亡弟南賮墓志铭》，《汪琬全集笺校》，第841页。

(28)参见《汪琬全集笺校》，第1654页。

(29)《伯子遗稿小序》，《汪琬全集笺校》，第647页。

(30)《送再从子处默》，《汪琬全集笺校》，第49页。

(31)参见昆山名人网。http://www.51ks.com/mingren/Info/View.Asp?id=115。

(32)汪原渠：《汪氏谱略》，民国年间油印本。

(33)薛玉坤：《南社词人汪东先生著述年表》，《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1期。

(34)1902年，光绪皇帝曾为保护汪甘卿著《九通分类总纂》（文澜书局印行）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是我国较早即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则显例。参见王清：《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版权保护》，《出版发行研究》1993年第1期。

(35)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08页。

(36)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可园丛书》刊本1930年。

(37)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38)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见《滂喜斋丛书》，第三册，第62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39)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0页。

(40)今在山西临汾县西南。

(41)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艺术类《书学会编》、集部别集类《东莱先生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2)《三异笔谈》卷三。

(43)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0页。

(44)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50页。

(45)顾千里：《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见潘祖荫辑：《滂喜斋丛书》，第三册，第627—62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46)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滂喜斋丛书》，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

(47)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中华书局1989年版。

(48)参见江庆柏：《试说吴县潘祖荫藏书》，《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4期。

(49)汪原渠：《汪氏谱略》，民国26年（1937年）油印本。

(50)前人往往将目录学称为“晁（晁公武）陈（陈振孙）之学”，金石学为“欧（欧阳修）赵（赵明诚）之学”。

(51)见《翁同龢日记》，第389、413—414页。

(52)徐乃昌（1869—1943年），字积余，晚号随庵老人，南陵工山汤村徐人，自幼熟读经史。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二十七年任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曾主办积谷、厘捐、赈捐和督察通海垦务。约于光绪二十八年受命考察日本学务，回国后提调江南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督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徐为官清正，以礼待人，重视录用、提拔有才识的人。清亡后，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成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学者。

(53)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54)《翁同龢集》，第591页。

(55)汪鸣銮：《郋亭廉泉录》不分卷，光绪十一、十二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56)张学群等：《苏州名门望族》，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337页。

(57)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一册《前言》，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页。

(58)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一册《前言》，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3页。

(59)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一册《前言》，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0页。

(60)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第一册《前言》，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8页。

(61)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挑起事端，寻找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而蓄意制造的。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动了一场骇人的暴动排华事件。

(62)胡玉缙：《法言义疏序》，载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

(63)黄侃：《法言义疏后序》，载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

(64)陈仲夫：《点校说明》，载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

(65)钱玄同：《跋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6页。

(66)杨树达辑录：《古声韵讨论集》，北平好望书店1933年版。

(67)汪东：《梦秋词》，《出版说明》，齐鲁书社1985年版。

(68)夏敬观：《梦秋词·题词代序》，载《梦秋词》，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页。

(69)唐圭璋：《梦秋词·跋》，载《梦秋词》，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94页。

(70)汪东《梦秋词》卷十一，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20页。

(71)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0辑，《汪旭初先生遗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72)本文还参考了汪尧昌：《梦秋词·编后记》，载《梦秋词》，第499—501页；廖东：《汪东与〈梦秋词〉》，载于《人民日报》1986年9月4日；金建陵：《追寻汪东的背影》，载于江苏民革网站，http://www.jsmg.cn/Show_News.aspx?id=2674＆tid＝7＆sid＝20。

(73)原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1卷第1期，1935年10月。后收入《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70页。

(74)（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江淮论坛》1995年第1、2期。

(75)《吴趋汪氏支谱·诰命录卷上》，汪彤宣续修，清宣统二年耕荫庄活字本。

(76)《吴趋汪氏支谱·世系述卷三》，汪彤宣续修，清宣统二年耕荫庄活字本。

(77)关于“文化世族”，参见徐茂明：《明清时期苏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史林》2010年第6期。

(78)张学群等编著：《苏州名门望族》，广陵书社2006年版。

(79)M．Freedman，Chinese Lineage Society:Fukien and Kuangtung，Athlone Press，1966。

(80)关于徽商的群体心理，参见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35页。

(81)关于家族组织的变异，参见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8页。

(82)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83)关于汪琬与归庄交恶始末参见郭福宏：《汪琬与归庄交恶始末》，《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84)他们之间详细争论情况李圣华教授已作深入考述，笔者在此不赘述，参见李圣华：《阎若璩与汪琬礼学争论考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85)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7页。

(86)汪鸣銮：《万宜楼书札》，稿本，苏州图书馆藏。

(87)叶昌炽：《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柳门公墓志铭》，见汪原渠：《汪氏谱略》，1937油印本。

(88)汪鸣銮：《万宜楼书札》，稿本，苏州图书馆藏。

(89)本书编写组：《清代名人信札》，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58、861页。

(90)汪鸣銮：《与管申季明经书》，收于《万宜楼书札》，稿本，苏州图书馆藏。

(91)汪鸣銮：《复吴挚甫刺史》，收于《万宜楼书札》，稿本，苏州图书馆藏。

(92)参见樊宁：《康有为的怡园之行》，《苏州杂志》2009年第3期。

(93)（清）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画四·三十四，光绪年间顾氏家刻本。

(94)（清）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画四·三十五，光绪年间顾氏家刻本。

(95)汪东：《寄庵谈荟》，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4页。

(96)海盐县政协文史委编：《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97)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98)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99)引自绿静春深博客，《汪东为章太炎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77b5701007otp.html。

(100)参见薛玉坤《汪东先生词学交游考论》，《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3期。

(101)即《西平乐》、《忆帝京·寄季刚北京，在于潜作》、《洞仙歌·与季刚晚步至古林寺，同作》、《点绛唇·梦窗明月茫茫之词，为去姬而作也。季刚、小石忽有所感，各进和其韵，余亦继声》、《虞美人·后湖与季刚连句》。

(102)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3)吴梅：《瞿安日记》，吴梅全集（日记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6页。

(104)汪东：《寄庵随笔》，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31页。

(105)刘国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126页。

(106)冒怀苏：《冒鹤亭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页。

(107)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8)汪东：《寄庵随笔》，上海书店1987年版。

(109)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南社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10)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南社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11)赵林凤：《汪东的家世及其与南社的情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