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鸣銮与清流帝党

第二节　汪鸣銮与清流帝党

一、从政经历

汪鸣銮（1839—1907年），字柳门，号郋亭，又号得士，寄籍浙江钱塘（今杭州市），寓居苏州。1839年，其母孕16月而生，幼有夙慧，七岁即能通小篆，同治四年（1865）进士，1868年，由庶吉士参加朝考，授任编修，1870年，奉命视学陕甘。1871年九月，丁母忧，回苏。1876年，出典河南试。1877年，晋豫奇荒，州县冒赈，汪鸣銮抗疏论劾，章凡数上，下疆臣查办如律，赈务才有起色。1878年任国子监司业。1879年，补右中允，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即留视学，闱中又迭晋洗马、侍讲等职。1879年，再遭赠公忧。1882年，再起补原官，转侍读，三迁而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84年，奉命视学山东。1886年，视学广东。1888年，自广东学政任满，进工部右侍郎。1889年，转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1890年五月奉命勘吉林之狱。1891年，又出典山东试，朝廷知公可大用。1894年，与翁同龢同日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充五城团防大臣，后调吏部侍郎，兼刑部。吏部为六官之长，工部班在后，其越次而得之，实属难得。此后，朝廷倚畀日隆，光绪帝曾数十次召见，他力主光绪帝独掌朝政，遂被慈禧加以“离间两宫”之罪而革职永不叙用。南归后仍居苏州，口不言时事，卜居葑门内十梓街西小桥。娶吴大澂胞妹为妻，继娶吴大澂三叔吴滨之女为继室。子原成，早卒，以弟之子伯春为嗣。有女三，长、次早卒，幼女圆珊嫁给《孽海花》作者曾朴。1907年，七月初六卒于苏州，年六十九岁。⁽⁷⁵⁾

二、为大清择贤纳士，网罗人才

汪鸣銮学问渊博，益覃研经学，谓：“圣道垂诸六经，经学非训诂不明，训诂非文字不着。”治经当从许书入手，尝疏请以许慎从祀文庙。他备受朝廷重视，曾四任学政，并典试多省。他以真才实学为取士标准，极力为朝廷选拔和培养人才，于是自号“得士”。出典河南试途中，遇召陵公乘故里，遂以郋亭自号，以示宗仰，又援先河之义，疏请以汉儒许慎从祀文庙，士林韪之。视学山东期间，所至访求潜逸，造就寒畯，以曲阜孔氏、桂氏，安丘王氏之学教士。视学广东期间，以番禺陈氏之学教士，后生隽氏，通经汲古，习为风尚，其报考之疏有云：“取士之法，根柢为先，才华为后，教士之方，培养为本，厘别为末。”自广东学政任满回京后，进工部右侍郎，在工部六年，与潘祖荫励精共济，利兴弊革，曾提拔端方、谭钟麟等众多人才。

1894年，汪鸣銮奉旨主礼部试，其与翁同龢、李鸿藻、潘祖荫、李文田等名臣同在政府，众人推毂人才如恐不及，殿廷都试，网罗海内方闻硕学，置之夹袋，相与左推而右挽之，甲午礼闱，门墙桃李尤盛，是时岩穴之士，莫不离蔬释屩而群集于阙下。共同极力为动荡不安、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择贤纳士，深得光绪皇帝器重，声望日隆。文廷式、张謇等名士都是其参与选拔的。《翁同龢日记》中也多有记载，如：

1889年6月27日：“未初，各携上选聚送徐公处请定甲乙，迟徊久之（取八十本）。乃定。柳门取为第一，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中。写草榜毕申初三刻。夜柳门邀饮，亥正散。”⁽⁷⁶⁾

1890年6月4日：“寅初二刻登车，未至东华门知派阅贡士复试卷……阅卷派出徐桐、麟书、翁同龢、许庚身、嵩申、潘祖荫、祁世长、孙诒经、廖寿恒、徐郙、薛允升、汪鸣銮。一等七十二，二等一百十，三等一百二十六，四等四。文廷式一等一，招翰昭四等一。”⁽⁷⁷⁾

关于张謇的选拔，小说《北洋》有段生动的描述，说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谭延闿等都参加应试，张謇深得翁同龢、汪鸣銮赏识，竭力加以拔擢，但会试主考是李鸿藻，汪鸣銮任副主考，汪实际承担了大部分阅卷任务，而在阅卷时错将陶世风的卷子认作张謇的，遂陶世风中会试第一，而张謇只列三十名。后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还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张謇遂得中一甲一名状元。⁽⁷⁸⁾尽管小说中的描写不可尽信，但也反映出汪鸣銮在清廷选拔人才中所起的作用。

三、“翁门六子”之首

清朝末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沙俄侵略新疆、美日觊觎台湾、英国对西藏也虎视眈眈，民族危机日益加重，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在晚清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派系斗争也甚嚣尘上。一些远离权力中心的言官，以匡时经世为己任，纷纷上书直言，揭露腐败，评论时事，弹劾大臣，发表应对时局的看法。一时间，清廷朝野上下发生“台谏生风，争相搏击”的景象。参与的大臣当中以张之洞、张佩纶二人最为著名，他们依附于军机大臣李鸿藻周围，形成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史称“前清流”，相对于顽固保守派，他们在政治主张上力求整肃朝纲、改革积弊，面对资本主义的侵略主张力拼。

随着1884年“甲申易枢”，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清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发生新的变化，“前清流”宣告瓦解。而由此至甲午战争前，面对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崛起后，迅速加紧对外扩张，出兵朝鲜，并不断挑衅清军，清政府内部的一些言官纷纷议论时政，抨击不抵抗政策，主张力拼，他们投靠军机大臣翁同龢，从而形成晚清的“后清流”，这部分人当中大都是翁同龢的门生，并多由其擢拔任用，如汪鸣銮、文廷式、志锐、张謇、徐致靖和沈鹏等人，而这六人被称为“翁门六子”，汪鸣銮则位列“翁门六子”之首。而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汪鸣銮是翁同龢门生，亦师亦友，为翁同龢得力干将，礼部侍郎志锐又是光绪帝爱妃珍妃长兄，侍读学士文廷式则是珍妃的老师，所以，他们也属于“帝党”。深深地卷入帝后党争及清流与顽固守旧斗争之中，与前清流相似，他们在政治主张上也力主改革积弊，要求严惩贪官污吏，对外国侵略势力主强烈抵抗。

汪鸣銮初以文字受知两朝，1865年高中进士后，初次被翁同龢所关注，也凭借其书最佳、写作佳。在《翁同龢日记》1865年5月5日所载：“到厂看红录，杨协卿、张端卿（吴年伯孙婿）、汪鸣銮（书最佳）、江璧（去年江南解元）、吴汝纶（去年本生，余决其必中）柳长庚、张鹏翥（两人一陕一山，皆余所取士）、温绍棠，味秋之侄。熟人唯此而已。”⁽⁷⁹⁾尽管该日是翁同龢日记中首次提及汪鸣銮，但根据“熟人唯此而已”的论断也足以证明此前翁同龢已与汪鸣銮相识。再如，同年9月4日所载：“是日与课者七十有五人，黄中瓒（有本来高处好，更觉上方尊之句）、温绍棠、杨霁、曹秉哲、吴仁傑、费延釐、汪鸣銮写作皆佳。”⁽⁸⁰⁾

汪鸣銮深受翁同龢赏识和信任，是其“反对条约、反对割台、拒和再战”等政治主张的具体实施者，更是其手下一员得力干将，其间相互往来十分频繁，正如礼部侍郎李文田（若农）言：“某相国与某宦者，朝夕聚集”，⁽⁸¹⁾当中的某相国即指翁同龢，某宦者即为汪鸣銮。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自1863年到1904年间，翁氏日记中先后提及汪鸣鸾二百余次。

四、“公车上书”的幕后指挥

“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一般认为，中国在甲午之战中败北后，正当十八省举子在京参加完会试等待结果之时，闻讯得知《马关条约》中将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款两亿两白银，他们极度愤恨。1895年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洋洋洒洒著就一万八千余言《上今上皇帝书》，各省举子纷纷响应，共有一千两百多人联名。几日后，这些举子及数千名民众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赶赴清廷都察院请愿，尽管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传统史学界对于“公车上书”的研究，大多以康有为所著的《我史》⁽⁸²⁾为据，⁽⁸³⁾北大茅海建教授于2005年著《“公车上书”考证补》一文则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根据权威的档案史料，重新对“公车上书”进行详尽考证。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公车上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是由清廷高层发动，梁启超、文廷式等举子直接参加的上书运动，前后达三十余次，参与的举子人数也超过1500人次，尽管规模宏大，但实际影响不大，对清廷的决策所起的作用也微乎其微。第二正是由康有为组织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十八行省举子联名的上书运动，不过实际上并非如康有为《我史》中记载的那样，仅仅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并没有对清廷政治决策起到任何作用。实际上第二种解释只是第一种解释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康有为有意夸大了他在“公车上书”运动中的实际影响。茅海建关于“公车上书”的全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其强有力的论据，也改变了学界对“公车上书”的传统看法。

其实，孔祥吉教授早在1988年所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中就曾指出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官僚在公车上书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⁸⁴⁾汪叔子教授也认为文廷式是策划1895年四月初七、初八日都察院代为奏请举子上书事件的组织者。⁽⁸⁵⁾茅海建进而指出，在实际的“公车上书”运动中，文廷式、贻谷、叶题雁、黄谋烈、方家澍、增杰等人以集会具稿、联名的方式发动多次上书，在参与的人数规模上逐渐放大，又正好赶在会试期间，因此，大量举子的加入也扩大了“公车上书”在民间的广泛影响。不过这些举子们只是抛头露面者，真正发动这次运动的是站在背后的翁同龢、汪鸣銮等人。这些帝党中坚，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主张与日本拒绝和约，力拼再战，正当与后党纷争之际，迫切需要那些应试举子及民间的支持。

汪鸣銮乃“翁门六子”之首，文廷式也是“翁门六子”之一，他们是翁同龢“反对条约、反对李鸿章、反对割台、拒和再战”主张的具体实施者，也是其得力干将。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汪鸣銮直接参与“公车上书”，但从《翁同龢日记》的一则记载可窥见一斑。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了以下内容：

见起一刻余，仍至书房，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再到直房看电旨稿，巳初二刻散，晚饭后柳门来长谈，激于时议，颇有深谈，抵暮去。

这一天是同治帝的生日，光绪帝与军机大臣一大早到寿皇殿行礼。军机叫起的时间晚了许多。翁在书房中与光绪帝单独会面，并进呈两书。军机处散值是上午九时半，与李鸿章原订的签约时间只差半小时。“柳门”即汪鸣銮，“时议”为何，并没有说明，汪鸣銮是总理衙门大臣，“时议”莫非是总署章京们的联衔上书？⁽⁸⁶⁾

五、直谏上书，被革职永不叙用

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公车上书”，其实际作用仍十分有限，并未改变《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台湾被割让的事实。

在《马关条约》签订前，汪鸣銮就与翁同龢“分别奔走各国使节处，以期废止割地条款，终未成”。⁽⁸⁷⁾光绪皇帝亲政后，励精图治，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曾多次召见群臣，寻求应对之策，而卷入帝后党争漩涡的汪鸣銮奏言时尤其切直，遭到了后党的忌恨，于是帝党便借故搬弄是非，向慈禧“揭发”汪鸣銮的“反叛”言行，慈禧太后深信不疑，便严厉斥责光绪帝，要求严惩，在慈禧再三的逼促下，光绪帝不得不违心地下诏。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95年12月3日）的一道上谕：

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仰蒙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细而起居服御，凡所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宣播，因值军务方棘，恐至有触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户部右侍郎长麟，吏部右侍郎汪鸣銮，均着革职永不叙用，此系从轻办理，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而诸臣当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余孝治有厚望焉，钦此。⁽⁸⁸⁾

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细而起居服御，凡所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然后严辞切责，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定汪鸣銮、长麟之罪，虽然没有引述具体的细节，而“妄事揣摩”以及“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说明其中要害是他们对皇帝訾议太后。至于訾议太后的内容，另据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记载：“乙未春，谕旨以侍郎汪鸣銮、长麟，于召见时肆意妄言，语涉离间，皆褫职永不叙用。盖日战方已，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二人为帝言：帝入继文宗，惟当母嫡后，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适为后奄闻，归以告后，怒甚，欲与骈诛。帝为覆掩，乃从薄谴。”⁽⁸⁹⁾可知，汪鸣銮等鉴于光绪图自强而阻于太后，而对光绪言“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

《清史稿》为汪鸣銮立传所言：

汪鸣銮，字柳门，浙江钱塘人。少劬学。同治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益覃研经学，谓：‘圣道垂诸六经，经学非训诂不明，训诂非文字不著。’治经当从许书入手，尝疏请以许慎从祀文庙。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典河南、江西、山东乡试，颛重实学，号得士。光绪三年，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历迁内阁学士，晋工部侍郎，兼筦户部三库。十六年，赴吉林按事，与尚书敬信俱。二十年，主礼部试。时日韩衅起，朝议纷呶。诏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五城团防大臣。调吏部右侍郎，兼贰刑部。逾年，和议成，日人坚索台湾，鸣銮力陈不可，称上意。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故抑扬其语，太后信之，上不自安……⁽⁹⁰⁾

若以《清史稿》为汪鸣銮立传所说的“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作比较，则汪鸣銮的訾议太后的“切直奏对”，深触太后心头之大忌，太后知后，“怒甚，欲与骈诛”，因此，严词责诘光绪，光绪在太后的再三威逼下，尽管“帝为覆掩，乃从薄谴”，系从轻办理，也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将汪鸣銮等革职永不叙用。

汪鸣銮和长麟由“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入手为母子划界，显然是已经在用开新和守旧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了。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自强”与借（西）法相联系，而甲午乙未之间，则“自强”与变法相联系，其间的新旧之界便格外分明。当日时论以汪鸣銮为翁同龢一脉，而且汪鸣銮身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达官，所以他因“奏对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怀抱显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后之间的选择和立场。而后是“图自强”的清流同时遂有“帝党”之目。与此相对应，则是一天之内在同样的罪名下断送了两个侍郎，又以其变起于莫测显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来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体，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来处置的东西。当汪鸣銮、长麟被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⁹¹⁾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从“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里，正可以读出：起于深宫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搀越而日趋政治化，又因日趋政治化而致矛盾越复杂，同时又越益激剧。而后的结果是，犹在弱势一方的皇帝常常会在这种复杂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局促之中，而谋变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间，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复杂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在这个过程里，两宫为士大夫牵动，士大夫也为两宫牵动。与之相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浊分两途的士大夫，一变而以主战主和分；再变而以开新守旧分，迨“帝党”之名与“后党”之名先后出，则三变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寻归趋和各自有归依。⁽⁹²⁾

汪鸣銮被革职事件，反映出处于主战与主和维新与守旧斗争漩涡的士大夫的命运，也昭示着“后清流”的悲剧命运。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也被“革职永不叙用”，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清流派也逐渐在历史的轮回中淡出人们的视线。

高拜石在《状元斗榜眼———翁同龢、孙毓汶与人参故事》⁽⁹³⁾中指出，汪鸣銮被革职与翁同龢与孙毓汶的争斗有关。早在咸丰六年丙辰春闱，翁同龢和孙毓汶俱参加会试，这一科中式的贡生，论“字”，他二人皆甚佳妙，实能领袖馆阁，状元除了他二人，没有第三人敢争，他二人也各自负，认为第一非己莫属。而孙家虚荣更切，锐意欲使毓汶独占鳌头，俾与毓溎成为“兄弟状元”，只怕被翁家抢去，因此便生一计，晚邀翁同龢到家里吃饭，殷勤款待，频频劝酒，絮絮畅谈，席散之后，孙尚书又邀翁同龢到他书斋，不厌其烦指点殿试规例，直到深夜，翁同龢已有倦意，加以不胜酒力，两眼困倦。而毓汶早于散席之前就枕了，同龢还不知道，以为将待抵足而眠，等了好久，亦不见他来，身子已觉不支，朦胧间和衣而寐，睡不一刻，庭前爆竹之声大响，持续不断，终夕不能成寐，至寅刻起身入朝，已困顿不已。这一日，同龢抖擞写好了对策的稿子，执笔誊正已毫无精神，摇摇欲坠，心里一急，猛记起他父亲给他藏于卷袋里的老山人参，因找出折下半支含入口中咀嚼，果觉神智奋发，振笔直书，一气呵成。到了胪传前夕，翁、孙两本卷子都在十卷之内，读卷大臣排定名次，结果翁第一，授修撰，孙第二授编修。翁同龢想起这回侥幸，一加检讨，始悟当日孙家留饭留宿之意，因此两家不免生了芥蒂。翁同龢当日若不亏了人参助阵，便失去了“抡元夺魁”的机会，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便称翁同龢为“人参状元”。

翁同龢于咸丰八年，放陕甘乡试副主考，出闱改任陕甘学政。同治元年，擢赞善，典试山西，四年派弘德殿行走，十三年已是内阁学士兼侍郎衔，光绪元年署刑部右侍郎，二年，光绪典学毓庆宫，慈禧命授读，坚辞不允，旋迁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调工部，光绪八年奉命充军机大臣。

孙毓汶授编修后，咸丰八年丁父忧，十年因在籍办理团练违抗捐输，被革职发往新疆，恭亲王对之深为厌恶。同治元年，即以输饷开夏，五年翰詹大考，得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光绪元年丁母忧，服阕返京，迁詹士，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

光绪十年甲申，这年即“法越事变”一年，清流朝士以恭亲王总持枢机，一无善策，责备攻讦，慈禧亦不满于恭亲王因循保守，遂借盛伯希一疏，将恭亲王革除一切差使，同枢宝鋆、李鸿藻、翁同龢均罢黜，史称“甲申易枢”。恭去醇进，孙毓汶和醇亲王接近，醇亲王依为谋主。

孙党于醇亲王，借醇王与宫闱之多层关系，主谋罢斥恭亲王，以报当日“抗捐被革”之怨，翁和恭王接近，逐一并罢退。

光绪即位之后，各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鲸吞蚕食，日本首先进扰朝鲜、琉球，英法继之窥伺缅甸、越南，光绪六年，中俄伊犁交涉，俄人更阴谋勾结英、德，伺机推翻清朝，拥立李鸿章为皇帝，阴谋虽未得逞，但仍处心积虑，意欲插足中国。反观清廷士大夫们，只会放言高论，对和战以及东南海防、西北陆防等轻重问题，此争彼驳，各逞私见，成了门户派系。慈禧长处深宫，识见有限，对于“夷务”没有认识，醇亲王庸昧固执，只是一味愚诚，又瞰慈禧之讨厌恭亲王，时进谗言。孙毓汶对恭亲王有夙怨，与翁同龢亦不甚合，简言之，三数人对立之恩怨而已。孙毓汶自甲申入枢，直军机处近十年，而醇亲王主政后，方知军国重事不易处理，对越事“不得已”也主讲和。巡阅海军，带了权阉李莲英同行，到处敛财。后不理政务，将谕旨陈奏，统由孙毓汶处理，同列皆不获与闻。孙毓汶一意做官，阿好太后，并与李莲英结为拜把兄弟，以侦太后喜怒，以坚宫闱宠信，醇亲王于光绪十六年死后，毓汶仍得太后信任如故。但其自甲申至甲午入枢十年，新政一件无成，对国事一筹莫展，满清国际地位日渐低落，“自强新政”不起，海军建设经费移作装饰颐和园，影响中日海军实力之消长，最为严重。

中日战起，李鸿章以“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战事其无把握”，主张联俄，想以俄牵制日本，以实现其“以夷制夷”之策。孙毓汶久和李鸿章结纳，且主机务，已作此安排。

当中日事急，凤凰台、九连城相继失陷，浸入登莱。毓汶召梨园演剧，宴俄使萨道尔，谋结联俄人，前门进虎，后门又进狼，毓汶之谋国如是，其无心肝可想。⁽⁹⁴⁾

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人极端反对他们对日不强拼，对俄想结联的主张，更因“甲申易枢”之怨，遂推出恭亲王来收拾朝局。参劾李鸿章、孙毓汶，如汪鸣銮、文廷式、张骞诸人既参李鸿章“畏葸挟夷自重”，又联袂赴孙毓汶宅中，令其缴还门生帖，不承认他做庶师。汪鸣銮、文廷式、张骞都是翁的门下士，翁之主张，三人实左右之，翁、孙之不惬，这时似已尖锐化。

至10月，前线败报频传，慈禧不得已始召见恭亲王奕4，并命其重主总理衙门及海军，会同办理军务。恭亲王虽重入枢署，但隔绝实际政治已逾十年，年过六旬，勇气已不及当年，小心翼翼，顾忌尤多。

孙毓汶对日主和，附之者为侍郎徐用仪，翁同龢曾因此与其争执。据《翁同龢日记》载“倭事起，孙公主款及议和，欲以割地为了局”，“议弃台，与力争于上前，孙公力言战事不能再起，并以前敌屡败对……及合约批准，三国干涉辽地，余拟乘此转缓换约，孙、徐坚不可，至于攘袂……”。然而不到半月，孙毓汶即被光绪帝准其开缺，便是二人明争暗斗的结果。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汪鸣銮收翁同龢指示，上疏弹劾孙毓汶。《续孽海花》描写这段历史极为生动：

弓夫（弢甫）道：“荪山的靠山醇邸已死，他跟老敬王从前疙瘩究竟没有消融，只要托人向老敬王提一提起，一面托言路说他坏话，就可以轰掉他。至于仲荣他受了老佛爷的宠眷，根深蒂固，不容易动他，只好慢慢想法。”和甫点点头道：“你去艰唐卿（汪鸣銮柳门）商量一下，不要乱来，要极秘密的！王爷处最好由高（李）中堂便中提及，方不落痕迹。”弓夫听了，唯唯的退出，就找唐卿密探去了。

唐卿道：“……此次敬王出山，打破济宁一局，仿佛济宁对于老师很不满意呢！”又“济宁决无久理，秋果已熟，拔蒂即落……”、“唐卿……回到书房后，细细想了一想，料得龚、祖必有冲突……随即拟了一个折稿，说的是：近来外交之失败，发原于甲午之役，其时执政不得辞其责，现在庄之蕃等虽已去位，而祖钟武依然恋栈，殊失大臣引咎之体，应请斥责，以肃纲纪等语。随即招了一个心腹门生钟都老爷，托其共奏……不到一日那折子已进去了。”……祖荪山第二天欲探上面的意旨，一面请了三天病假，一面托连（李莲英）总管去报告西太后。那天敬王到了军机，说道：“今天荪山请病假，想是因为昨天的折子。”旁边高中堂说：“大约是的，要看看上头跟王爷的意思怎样？”敬王道：“荪山人还明白。”高中堂说：“是很有干才的。从前醇王很赏识他，所以保举他进军机，现在王爷待他也不差，不过他心里总不免有点自疑罢了。”敬王笑了一笑，也就散了。隔了两日，荪山正要准备销假……又有刘都老爷封奏弹劾，荪山叫他儿子其荣，去见华中堂，华告诉他道：“听见王爷本来没有什么，前天高中堂提及从前的过节儿，也不晓得有意无意，今天王爷的语气间，似有些改变了。那钟、刘两位都老爷可不熟……只要找个熟人一打听，就晓得那线索了。”……荪山等到病假将满，就预备把因病辞职的折子递上……光绪帝就问敬王：怎么办？敬王道：请圣裁。光绪本晓得荪山是心向太后与连总管的，不大喜欢他，就说道：“祖钟武甲午年起，同庄之蕃等办理外交失败，现在他既有病辞职，也不必再斟酌。”敬王便遵旨，下来就拟了上谕，准其开缺，结末也没有优渥的虚文。

孙之被放，是恭亲王和翁同龢、李鸿藻报“甲申易枢”之怨。恭亲王奕4以懿亲秉政，虽不每事悉当，尚畏清议；李鸿藻则提挈清流，开一时风气。翁同龢乃帝师，虽不同于领袖清流人物，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又颇喜欢用这样巧妙手段，以临险巇之政治斗争，又无知人之才与驭人之术，其不慊于孙毓汶，利用恭亲王与孙嫌隙，因而牴去之，不免意气，更而忽于荣禄、李莲英之旁观，故终见嫉于牝后。

费行简所著《近代名人小传》载：“……甲午日、朝事作，辽地半失，提督董福祥晋谒，尚嘱为购关东貂裘，福祥面叱之。言官争弹其揽权，德宗亦悟其奸，遂准病致仕去，然毓汶固未尝乞休也……”。其中言官所指即为汪鸣銮诸人。这些都是翁之门生故旧，其搏击毓汶，虽不能确定说是翁所授意，但亦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续孽海花》中，记李莲英派其侄传桂访孙毓汶时，说：“家叔今早接到大人开缺的信，气得不得了，那做儿子的太没有母亲在眼了！家叔说，对不起大人……”荪山道：“令叔的好意，我很知道，这是他们变的一套戏法，迟早要表现的。不过个人的得失事小，将来权柄恐怕渐渐要脱离这边了。”

帝、后两派以“这边”、“那边”为代名称。孙毓汶之言，很可以传给李莲英用作搬弄是非的资料，以打动慈禧的，是即汪鸣銮之永隔，继之文廷式被革，而后翁同龢被开缺之因。

汪柳门为李高阳、翁常熟乙丑（同治四年）春闱所得之士，恭亲王与李、翁等合作排孙时，目标一致，嗣后，渐形解体。相传，汪氏搏击动机，固有所授意，但也不无为本身作最佳打算。

甲午“易枢”时，汪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以工部右侍郎调为吏部右侍郎，吏部乃六官之长，工部班在后，他越次得之，不能不算为异数，而且那时，光绪帝固因翁、李关系对他深所依畀，即慈禧对他也无恶感，向前挪上一步，也是人之常情，孙毓汶倒了，他是很有“入枢”希望，所以他很是卖力，不料三个月，便遭到革黜处分。

叶鞠裳的《缘督庐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忽闻平阳以离间两宫与长石农同予罢斥，迅雷不及掩耳，可畏哉！”

同日《翁同龢日记》载：

上谕宣：“汪某长某、离间两宫，着永革。”臣等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乃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归，柳门候余久，伊甚坦然，可敬也！又：柳门谈至灯后去，有味哉其言也。

汪之罢斥原因，翁同龢再三询于光绪帝，帝仅云“师傅不必问”而已。叶鞠裳所为汪郋亭墓志中言：

自登三事，倚畀益隆，虽值日侍班勘工请训，天子见公姓名辄侧席以待，嘉谟入告，先后无虑数十次，同对者舒雁立丹墀，日移晷犹未退，皆相顾动色。公虽守温树之戒，小心翼翼，深自敛抑，而同列之忌滋益深，媒檗之益亟，而公亦不得不奉身以退矣。

吴介清（名汝廉，与汪同官同乡）笔记则谓：

“先是和议成，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齐集内阁大堂，恭读朱谕，汪读至赔二万万，与其师高阳相国均疼哭失声，自是撄心疾，早蓄归计，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缘何致触上怒，疑莫能解……”⁽⁹⁵⁾

于是有谓与珍妃被黜事有关，柳门乃借此求去云云，亦殊未必。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里，则说汪之被革职与变法有关，亦有附会之嫌，而其实则皆揣测之辞也。真正原因，则是李莲英对慈禧进谗言，以帝召见汪鸣銮时，汪有请皇上慢慢地收回政权的说话，怙权狠毒的太后听了，心神暴躁，遂将汪与长麟同时革职。

光绪二十三年，李鸿藻、恭亲王先后逝世，不多时翁亦被逐，叶鞠裳谓：“闻虞山之去，刚子良（毅）实挤之，或云与汪郋亭一案有关。”据当时京中传言，恭亲王死前遗言谓翁狡猾，荣禄、刚毅则借机扳倒翁。⁽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