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之废与汪氏士绅的出路

第一节　科举之废与汪氏士绅的出路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犌犻犾be狉狋犚狅狕犿a狀）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曾对此有段极高的评价：“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¹⁾

罗兹曼的观点日渐受到国内学者的赞同，并被反复引用，以至于今人对清末新政中对科举制采取突然废除的“休克”疗法的实际效果表示质疑。因为“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而科举的废除，则使大批士绅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进入仕途的希望，同时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成为一个“游离化”的社会群体，对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过程构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并进而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²⁾清末新政中对科举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集中反映了清政府在激烈争论中急于求成，非理性情感迅速上扬的心理状态。至于科举废除之后在造就人才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瓦解，自毁“长城”，则完全出乎清政府改革者的意料之外。⁽³⁾

江南地处西学东渐之前沿，明清以来又一直是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士绅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相互渗透早已发生，士绅流向工商领域已经被社会认可。嘉道以后，江南地区进士录取数量相对减少，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摧残、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上海的开埠，西学的渗入，买办的兴起，绅商阶层不断扩大，这都对士绅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引力。一些科场失意之士，转而进入商界，成为绅商、买办，或进入报馆，从事翻译，撰写小说等，成为自由职业者。⁽⁴⁾而张海林的研究表明，废科举之后，分流改行、舍旧趋新成为苏州绅士阶层最明显的特征。此时苏州传统绅士的分流方向大致有四个：（一）向商人转化。（二）向自由职业者转化，主要包括小说家、自由撰稿人、报刊发行人、记者、出版商、杂志编辑、教师、翻译、社团书记员等。（三）出国留学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当时出洋留学多往日本学习法政、警务、师范等。（四）学习新知成为地方新政办理人。绅士阶层向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流转，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旧社会变迁中的承转桥梁。这种承转桥梁的作用直到工业资产阶级及新式知识分子发展成熟才逐渐消退，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初那些“趋新”苏州绅士还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⁵⁾而作为吴门望族的苏州汪氏，其家族内的士绅们，在这一剧烈社会变迁中命运如何呢？

一、向商人转化

其实，在前文中我们曾考察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家族商人们的商业活动时就曾发现，他们大都具有传统科举考试的功名和不同品级的职衔。对于晚清身兼功名职衔的这部分人，国外学者流行的提法是称之为“绅商”，还有的名曰绅士，⁽⁶⁾大多将其看作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一个社会阶层。例如有的学者虽然承认他们已经“明显地区别于旧式绅士阶层”，但又认为“它尚未成长为资产阶级”。⁽⁷⁾有的国内学者也认为这是一种封建性的反映，指出“当时在晚清政府督导下成立的商会组织，没有官衔的普通商人，是没有资格担任领导成员的，这给商会组织带来了浓厚的封建性”；⁽⁸⁾也有的学者指出，“这反映了早期商会对清政府的幻想和依赖，反映了我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同时也是工商业者社会地位上升的标志”。⁽⁹⁾章开沅则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地主阶级中当权的官和不当权的绅，由于大量投资到近代企业而转化成为资本家的实例”已经非常普遍。⁽¹⁰⁾马敏、朱英则进一步指出，晚清商会中的这些亦绅亦商的绅商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后，通过绅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合流的方式形成的，是一个新的群体概念，他区别于传统绅士阶层，又相异于一般旧式商人，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并从事工商活动，掌握了相当的财力，不仅上通官府，而且能下达工商，这是传统绅士所无法比拟的。⁽¹¹⁾而在苏州商会中出现的那些汪氏商人也大都具有亦官亦商的身份。

比如我们之前在考察商会系统中的汪氏时，曾发现汪公顺，吴县监生，花翎同知衔加三级，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娶杨氏四品候选同知堃女，为1909年昆山菉溪商务分所会员；汪晋康，新阳县附监生，光禄寺署正加二级，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娶陆氏监生侄女，系1907年地方自治调查研究所会员；汪铭才，吴县监生，布政使司经历衔，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娶饶氏候选县丞庆龄女，也是1907年地方自治调查研究所会员；汪恩锦，光绪十八年（1892年）新阳县学，附贡生，五品衔，试用复设训导，候选同知，宣统二年（1910年）当选长元吴三县城议事会议员，阊门外同仁堂董事，1912年当选苏州市议事会正议长，1914年至1919年任苏州市公益事务所董事，1915年苏州救火联合会副会长，1921年任城中市民公社社董；汪星台，长洲县监生，候选府经历兼袭云骑尉军谘府总务厅录事，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娶张氏己酉科举人宗德女，是1917年临平市民公社第五届职员，且以商人身份出现；汪馥，长庠生，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是1912年金阊市民公社第一届书记员，兼该年苏州钱业公会代表；汪炳台，新庠生，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娶吴氏四品封典吴庠生大士女，系1916年吴县债券委员会常务委员；汪钟霖（1867—1933年），江南苏州府吴县学附生民籍，祖籍安徽休宁，光绪十九年江南乡试举人，内阁中书，直隶候补道，宣统三年驻奥使馆二等参赞官。在前文中我们考察苏州汪氏参与收回路权运动时，即1906年，其以在籍绅商的身份出现，参与到苏路商办的运动中，对苏省商办苏南铁路有限公司的成立及路权的收回均作了一定的贡献。汪绍曾，廪生，绸业商人代表，任1906年吴江县盛泽镇商务分会议董，负责招待；汪汝霖，五品职衔，绸业商人代表，任1906年吴江县盛泽镇商务分会会员；汪廷元，监生，吴江县人，烛业商人代表，任1907年江震（吴江、震泽）商务分会第二届议员；汪文溥，监生，钱业商人代表，任1907年江震（吴江、震泽）商务分会第二届会员；汪海涛，监生，吴江县人，北货业商人代表，任1907年江震（吴江、震泽）商务分会第二届会员，等等。

这些汪氏士绅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因断绝了绅士阶层法定的上升仕进之途，剥夺了他们既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与其他地方相比，苏州的在籍绅士的基数本来就大，因而在生存压力下向商人转化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生路，而且向商人转化的人数也较其他地区为多，这一变动的趋势增加了苏商队伍整体上的“文化含量”，提高了苏商在全国的声誉。刚到苏州就职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就发现：苏省“商人资格甚高，半皆有学问而不愿为官者，时寓于此，讲求有素，故实业颇兴”。⁽¹²⁾

二、向报人转化

如盘门梅家桥汪氏第八世汪钟霖（1867—1933年），字严，号甘卿，又号蟠隐，江南苏州府吴县学附生民籍，早年著有《诸子音训》、《拾读史钩沉》、《方言考证》、《清芬堂文集》、《廉影楼诗词钞》。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南乡试举人，第二年即逢甲午战败后，他便前往上海，与叶瀚、曾广锉、汪康年等共同筹建“蒙学公会”，创办《蒙学报》，出版《蒙学丛书》。

“蒙学公会”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秋（1897年），叶瀚在《蒙学报》第21期登载的《日本小学校章程》前有序云：“去年之秋，予与汪子甘卿，立蒙学公会于海上。”发起人实际上不止叶瀚和汪钟霖两位，刊载于《时务报》第42册（1897年10月）的《蒙学公会公启（并简章）》，署名者则有四位：仁和叶瀚、湘乡曾广锉、钱塘汪康年、吴县汪钟霖。建立“蒙学公会”的本旨是“一曰会，二曰报，三曰书，四曰学”，提出该会要先出书报，后办学堂，《蒙学报》就是蒙学公会要办的第一件大事。《蒙学报》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1897年11月24日）创刊，由蒙学公会编印，周报，连史纸石印线装，每册20页左右。该报创刊时总董为汪康年，总理汪钟霖，总图绘叶耀元，撰述兼删校叶澜。《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分上下两编，上编专供5至7岁儿童阅看，下编供8至13岁儿童阅读，尽量传播一些新知识，以补“旧时启蒙教法之未善”。出版的第二年戊戌变法兴起，清廷下诏废除八股，《蒙学报》立即在下编添加13岁以上教材内容，并改为旬刊，分上、中、下三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蒙学报》改由汪钟霖总理，主笔由许克勤和茅谦担任，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又宣布由日商香月梅接办，仍由汪钟霖任总理。《蒙学报》第一年出版第1到第39册，第二年出版第40至第72册。

《蒙学报》是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专门针对儿童教育的刊物。其从“幼学”的角度切入救亡的话题，在晚清维新图存的潮流中自成特色。蒙学公会对于“学堂课本”、“教课书”、“新幼学书”的自觉追求，留下中国小学教科书从传统蒙学读物走向近代化与规范化的轨迹。而对于“圣教”与日本幼学模式的推崇，标识着“蒙学公会”没有走出晚清“中体西用”的认知范围，在新旧、文白夹杂的过渡状态中，有其“历史中间物”的研究价值。⁽¹³⁾

盘门梅家桥汪氏第八世汪郁年（1876—1944年），字味根，号棣卿。钟霖从弟，光绪二十一年吴县县学附生，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专门部毕业生，宣统元年法政科举人，《游学译编》月刊主编，民政部七品小京官，曾与陆鸿仪等在海红坊办法政学堂，又当律师。宣统三年署理宁波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江苏高等审判厅庭长、代厅长，1914年内务部民治司第二科佥事，1920年筹备国会事务局第二科主任事务员，1929年吴县律师工会会员，1938年至1940年维新政府教育部参事。喜爱昆曲，住庙堂巷，后迁居金狮巷。生有五子。一子国桢留美归来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又一子国浩曾任上海民立中学校长。

1897年夏，汪郁年与秋心子等同志在苏州城里成立励志会，以讲习学问，分肄英、法、日语。戊戌变法时，又议设蒙学学堂，旁及阅报藏书会，变法失败后，同志星散，游学而去他省。1900年夏，汪郁年等倦游归苏，友朋也从他省归来，复聚集在一起。恰逢北方义和团兴起与八国联军进京，国事危殆迫在眉睫，于是他们相商译书办刊物事，准备“人译一书，月出一编，以质海内”。他们认为：“日本之盛也，其书足以资我，其学足以师我，其始也，固二三学人岌岌孜孜，以学为强之鹄，而译学大昌，其资西学，师西学，盖亦类矣。执是以推之，锲而不舍，他日同社之学之足以信海内，而民智赖以疏通乎，世变赖以挽救乎，未可知也。同社勉之矣。”“北事不必言，吾南方之暗则未有愈也。吾侪其何以免乎？无已，则群资于学乎”。⁽¹⁴⁾尤志选在《励学译社序》中说，“采东西政治、格致诸学，创译本以饷天下”，认为达尔文物竞天择之说，得赫胥黎而更加光大，“吾闻有不为之人之国，必无不可为之时”，“荀子有言：合大众，明大分，非即励学同人之志哉”。⁽¹⁵⁾就其宗旨来看，他们成立励学译社，翻译介绍西学，就是要师法日本，以学为国家富强之鹄的，目的是为了疏通民智，挽救危亡。⁽¹⁶⁾

据《励学译编》第1期载“本社译人办事诸君姓氏”，其主要成员有：吴县汪郁年味根、长洲戴昌熙冰溪、吴县包清柱（天笑）阆笙、吴县祝天龄仰枢、吴县顾培基慧僧、元和马汝贤仰禹、吴县杨学斌紫8、吴县李志仁叔良、吴县周先振克家。此后几期所增成员有，熊思复、孙润家、杨天骥、尤志选、汪荣宝、周祖培、袁浩、施景菘、鲁兆麟、陶恭、翁之润等。包天笑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门一带的，最远的是住在盘门。朋友都是牵连交结，渐渐地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当时所认识的便有祝伯荫、杨紫8、汪棣卿、戴梦鹤、马仰禹、包叔勤诸君，年龄都与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与我，共为八人。那时还拍了一张照，此八人中，伯荫、棣卿、梦鹤、叔良及我皆入了学，其他三人，则未入此途。我今写此稿时，七人均己逝世（梦鹤最先，棣卿最后），而我则孑然尚存也。”⁽¹⁷⁾

1901年4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望日），汪郁年、戴昌煦等在苏州创办《励学译编》（The Translatory Magazine），“采东西学术、格致诸学”，各译全书，分期连载，发行所在苏州胥门内养育巷北女冠子桥墩，并在上海、无锡、安庆、杭州、南昌、南京、江阴、日本等地设有代售处。它是20世纪初我国早期重要的翻译刊物，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学，对于开通民智，挽救危亡起到一定作用。

此外，苏州汪氏在清末及民国年间办报的还有娄门汪氏的汪东，其办报实践在前文中已作考察，此不赘述。由上可见，苏州汪氏在清末民初有多人从事报刊事业，成为近代报人。

三、向自由职业者转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式职业，诸如律师、小说家、编辑、记者、翻译员、书记员等。苏州汪氏士绅中向这一方向流动的也占有一定比重。

如前文提及的汪郁年曾任律师，据苏州商会档案记载，汪郁年于1931年4月曾受理苏州顺大煤号关于炭山湾柴煤运苏专销经营权被他人侵害的案件。⁽¹⁸⁾

1932年，汪郁年又受理了吴县置器业集德公所，状告髹业外作业同业逾越经营范围侵及内作营业者营业的案件。⁽¹⁹⁾

再如，汪仁溥（？—1937年），江苏长洲人，吴趋汪氏第92世，号君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入长洲县学，入民国，曾任律师，住古市巷。⁽²⁰⁾

另外，苏州汪氏还有从事工业方面的研究专家，据苏州商会档案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苏州汪氏汪孟舒自北京回苏参观，苏州总商会专门为此事，致函苏州相关公司广为宣传，函件如下：

函各公司介绍汪孟舒参观

径启者：兹有汪君孟舒新由北京旋里，拟乘便参观工厂，查汪君平日对于工业极为研究注意，相应备函介绍，请烦查照接洽为荷，此致华盛纸厂、燮昌火柴、苏州电气、鸿生火柴公司台鉴。

苏州总商会启

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²¹⁾

此外，苏州汪氏还有许多在各类社会团体中任职。如，1907年汪宰之、汪凤春在苏州拒烟总会中任职，汪宰之同时在苏州讲报社工作。⁽²²⁾1911年，苏州汪氏汪祖绶在苏省商品陈列所中任职，担任看护生。⁽²³⁾1931年，汪培卿在苏州总商会中任助理文书。⁽²⁴⁾1947年，汪兆珍在苏州青年俱乐部工作，任队长。⁽²⁵⁾汪涵万，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任干事兼服务科长，⁽²⁶⁾等等。

四、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苏州汪氏子弟们就有不少在新式学堂学习，如上海广方言馆、上海南洋公学、上海龙门师范学堂、京师高等学堂、京师译学馆、北京法律学校、北平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江苏高等学堂、江苏法政讲习所、南通初级师范学校、通州法政讲习所、江苏师范学堂、省立第一师范、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苏官立法政学堂等。还有许多汪氏出国留学，学校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明治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美国意利诺大学等。他们这些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开阔了眼界，知识也得到了更新，成为新式知识分子。详见下表：

表5-1　清末民国年间部分苏州汪氏新式知识分子统计表

（续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