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州汪氏家族的教育转向
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或以科举功名震人耳目，或以经学、文学、艺术、藏书等成就为人欣羡，然而到了近代，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西学挟坚船利炮之威在中国不断扩大其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对比之中，人们先是惊讶于西方船炮之威力，冷静之后则发现中西社会差距的根源还在于人才的教育与选拔制度，中学尚虚文，西人重实学，延续了1200余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受到史无前例的争议与抨击，经过40余年的争论与改革尝试，最终在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之废，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曾经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文化根基的儒学，遭遇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两千多年以来的首次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苏州文化世族也在适应潮流的过程中成功地改变着自己的教育方向，那些曾经产生过若干状元、进士、举人的科举世家，不少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的世家。(27)
一、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从事文教活动实践
（一）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从事文教活动情况
苏州汪氏积极主动地开展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兴学活动，对推动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现将部分汪氏从事文教事业情况辑录如下：
汪国煊，字晴初。光绪六年入长洲县学，岁贡，浙江试用知县，宫巷中西书院教员，住颜家巷，山塘汪氏义庄庄正。
汪开祉（1866— ），号燕公，字鹤舲。光绪十年入新阳县学，优廪生。肄业苏州紫阳正谊、江阴南菁、上海求志各书院，宁波辨志文会民籍，光绪辛卯（1891年）科江南乡试第三十三名举人。历任江苏通州直隶州学正，直隶候补知府，署长芦盐运使司天津分司运司，住王洗马巷。(28)据民国《吴县志》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汪开祉、汪家玉在苏州吴县郡庙西斑竹巷设立私立汪耕荫初等小学堂，经费由汪氏耕荫义庄提供，年经费九百银元。(29)
汪凤翱（1866—1932年），号友竹。原籍安徽旌德，寄籍浙江嘉兴。江苏官立法政学堂毕业生，1926年任私立引智初级小学校长，汪氏宏济施医药局董事。1925年任江苏水警厅司法科科长。元和县典史，华亭县公署第一科科长。住皮市街。
汪兆爵（1867—？），号省卿。光绪十三年苏州府学附生。1918年万里国民学校校长，1926年苏州市第三十四初级小学校长。
汪克埙（1870—？），吴县人，字孟渊，号吹六，是晚清书法家和金石学家，擅长篆书、隶书、行草，尤工北碑。光绪十九年（1893年）入吴县县学。入民国后，历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及省立第二中学中文习字教员，住仓米巷。
汪志本（1879—？），东花桥巷汪氏后裔，号培卿，汪钟霖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吴县县学附生，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手工专修科毕业生，苏州市第十初级小学教员。住盘门梅家桥北，曾任吴县商会文牍。
汪一飞，号怡之。光绪二十四年元和县学生员，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生，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学监，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校长。住醋库巷燕家浜。
汪敬源，号润身，是石塘桥汪氏后裔，与汪琬同宗，曾编《续修文清公年谱》，曾任吴江县立中学数学教员，(30)1934年任吴县第三学区唯亭小学校长。由吴县第三学区管辖，共设6个班级，有学生280名，教职员10名。(31)
汪增祚，号伯荷，江苏师范学堂优级本科毕业生，宣统三年师范科举人。1916年任吴县第六学区学务委员，1923年任吴县教育局教育委员，1925年吴县教育会调查部干事，1929年至1932年吴县县督学，1935至1936年吴县教育局主任局员，住东花桥巷。
汪杨宝（1883—1958年），字寰父。汪凤梁次子。北洋大学学生，札幌农学专门学校毕业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农艺化学科毕业生，农学士，宣统二年农科进士。宣统三年翰林院检讨。留日学生监察员，苏州农业学堂监督，1912年江苏都督府外交司总务科长，191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学教员，1917年任农商部渔牧司司长，1923年农商部农林司司长，1924至1925年安徽省实业厅厅长，1925至1928年驻日本横滨总领事，1931年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之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日语教授。1953年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汪炳台（1888—1955年），吴趋汪氏后裔，字黼廷，号星若，汪家玉长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苏州新阳县学，优附生，后入江苏南通初级师范学堂以及通州法政讲习所，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入民国后历任吴县议事会议员、吴县参事会参事员等职，1914年被聘为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今甪直小学前身）校长，1918年江苏省财政厅总务科科员，1920年任吴县第五高等小学（现为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校长，(32)1925年吴县教育会出版部干事，1929年至1933年吴县公款公产管理处副主任，1930年吴县仓储管理委员会委员，住王洗马巷。
汪森宝（？—1923年），号书堂。光绪十八年入元和县学，附贡生。候补直隶州知州，宣统三年直隶交涉司秘书科正科员。驻日使馆随员、参赞官，教育部视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总稽查。
汪盛年（1917—1947年），民国22年（1933年）夏，以全省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民国28年，考取国英公费生，后因故改派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专攻化学反应动力学。民国31年获博士学位后，转至美国加省理工大学化学实验室，从事X射线与晶体构造的研究工作，曾与当时同在该院学习的卢嘉锡同撰专题论文。翌年，舍弃化学，改攻冶金，进入美国匹茨堡的卡乃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任研究员。未久，便取得卓越的成就，被当选为SIGMA-X1学会会员和美国金属学会会员。民国34年，抱着“工业救国”的赤诚之心，毅然辞去高薪职位，在美国接受国民政府航空工业局之聘任该局工程师，旋被派往雪佛兰汽车厂研究室做了两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民国36年3月，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归国，未竟其用，被航空工业局派往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过来的沈阳某钢厂，搞所谓航空冶炼工作。他目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和设备荡然无存、一派劫后景象的工厂，深感失望，奔走一周，又无所获，遂于6月19日忧愤辞世。噩耗传出，震惊了当时科技界、教育界和他的良师挚友，《科学画报》等国内著名科技杂志载文痛悼。是时，昆山《旦报》发表的一副挽联云：“万里归来空报国，一生事业付东流！”
据苏州商会档案记载，1921年，吴趋汪氏汪遵美被江苏省长委任为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为此致函苏州总商会，函件原文如下：
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公函
径启者案奉省长委任令第25号内开，兹委任汪遵美为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此令等因奉此遵即于二月十三日到校任事，除分别呈报外，相应备函奉达贵会，请即查照为荷，此致，苏州商务总会。
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汪遵美
民国十年二月二十一日(33)
苏州商会档案记载，汪于冈于1922年2月1日起代理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一职，并就此事致函苏州总商会，函件原文如下：
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公函
敬启者，案奉教育厅训令第89号内开，案查前据该校代理校长夏建安呈复确因身病不能兼代校务等情，前来当经转呈省长核示在案，兹奉指令内开呈悉，夏建安因疾难胜兼职，汪于冈尚能维持校务，既据该厅长查属实应准夏建安解去兼职该校校务，在周校长未到校以前，即由汪于冈暂行代理，仰即查照转知可也，此令等因，奉此合亟令行该校知照此令等因，奉此，于冈遵于2月1日起代理校务，除分别相应函达贵会，请即查照为荷，此致苏州总商会。
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代理校长汪于冈
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三日(34)
1928年，1月1日，汪国庠被委任为吴县教育局局长，并致函苏州总商会，函件原文如下：
径启者：案奉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委任令第133号，内开，兹委任汪国庠为吴县教育局局长，此令等因奉此遵于1月1日奉行到局任事，缓日补行宣誓，除呈报并分行相应函请查照，并希时细箴言以匡不建，无任翘祷，此致苏州总商会。
吴县教育局局长汪国庠
民国十七年一月一日(35)
（二）个案研究
1．汪德章与江苏省立第一、第三农业学校
汪德章（1890—1951年），字启愚。京师译学馆毕业生，宣统二年举人，美国意利诺农学士、畜牧学硕士。1922年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1924年江苏省第三农业学校校长，1928年苏州中学事务主任。住娄门小新桥巷。
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36)前身可追溯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中国甲午战争战败后，出现了“实业救国”的思潮。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1日，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创设江南储材学堂折》，奏请“就江宁省城创设储材学堂一区”，获光绪帝批准。张之洞在建于1883年的金陵同文馆的基础上筹建江南储材学堂。1898年光绪帝下诏维新变法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将储材学堂改为江南高等学堂，不久变法失败，守旧派扬言要尽撤各地学堂，次年，刘坤一不得已将江南高等学堂取消，改为江南格致书院。庚子事变后，清廷大受震动，1901年重下兴学诏，将所有书院改设学堂。1904年，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时任两江总督魏光焘改格致书院为江南农工格致实业学堂，又先后更名农工矿实业学堂、农工矿商实业学堂，最终定名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校址在三牌楼和会街。辛亥革命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停办，1912年，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改办为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1920年，江苏省第一农校聘汪德章为教员，1921年夏，正式成立畜牧系，汪德章教授任系主任，1922年汪德章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在其任职期间，增加奶牛，改良牛舍，在南京第一次出售消毒牛奶；并增设兽医院门诊部；增添畜牧兽医图书、刊物及挂图标本；增设《家畜鉴别学》、《育种学》、《饲养学》、《养猪学》、《肉品检查学》、《病理学》等课程，进行猪、鸡饲养试验，增加3亩牧草标本区，扩充牧场等。1923年秋汪德章调任江苏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校长，前往淮阴主持该校校务工作。(37)
江苏省第三农业学校(38)前身可追溯至1901年淮安“江北农事试验场”，1901年，淮扬兵备道沈瑜庆奏设“江北农事试验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更名为“江北农工学堂”招生肄业，由知府兼任监督。1909年，更名为“江北农林学堂”，1910年停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江北农林学堂遂由中华民国政府接管。1913年学校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三农业学校”，1923年秋，汪德章接任校长（任期1923—1926年）。在其任职期间，改农、畜两本科为畜牧、兽医、春作三系，改预科为初级中学。1925年5月31日，上海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运动。6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五卅运动”如火如荼，波及全国。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同志曾来淮阴各校开展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6月13日，汪德章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公议援助办法。会议决定，组织沪案后援会，分设讲演、募捐、交际、事务四个阶段，并立即分头行动。为了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的反帝斗争运动，除由校内师生立即捐款百元以外，还“公议减膳”，“于本月内实行”。21日，又通电《申新时报》等报馆，电文说：“沪案猝起，本校师生莫不悲愤。除电中央及本省军民两长呼吁外，并组织募捐，以实力援助。兹已汇沪二百七十元。恐绵力有限，仍求各界一致奋起幸甚！”(39)
2．汪凤瀛与湖北自强学堂、农务学堂
汪凤瀛（1854—1925年），晚清张之洞幕府的重要幕僚，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大力推行改革。而汪凤瀛作为张的得力干将，也积极投入各项改革之中。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创办了“自强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自强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汪凤瀛于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898—1899年）被张之洞任命为湖北自强学堂提调，在任期内他锐意进行多项改革，推行新式教育，培养了众多新式人才。(40)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式开学，还专门聘请了两名美国农学专家教授农林牧桑畜产等学。这也是近代湖北最早设立的农业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学堂开设之处，汪凤瀛就被任命为湖北农务学堂首任提调。农务学堂开设有：农桑、畜牧、森林等研究专业，聘美籍农学专业人员为教习，学员招选自愿讲求农学的绅商士庶及其子弟。入学后便由教习率领到省城附近州县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农情，辨别土壤，并试用从美国引进的新式农具；试种各类谷物佳种，以研究改良推广。1900年，建立南湖“蚕桑试验场”，育种适合湖北地区的桑苗，进行养蚕良种试验。为试种和推广美棉良种，1903年在汉口武圣路外的多宝庵，拨官地2000亩，建立了湖北最早的农业试验场———多宝庵农业试验场，成效显著，良种美棉在湖北地区得到迅速推广。该学堂先后培养了农业专门人才200余人。1906年，改名“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设在洋务局内，聘有日籍工学人员两人充教习，分别教授理化、机器等课。招收自愿讲求商务者学习，并配通晓制造技术的华人，帮同教导艺徒。该堂讲求制造，试制新的产品，以便利商民取法推广。(41)
3．汪家玉与苏州一中
汪家玉（1868—1935年），原名家鼎，号鼎臣，一号鼎丞，晚号二榜居士。光绪十三年（1887年）新阳县学附生，十九年（1893年）江南乡试举人。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1902—1908年）任江苏通州直隶州学正，清末赴日本考察学务。入民国，1913年任吴县县立中学校长一职，1914年充任吴县县视学，1914—1927年担任江苏省立第二中学（今苏州中学）校长，1931年任吴县救济院特别妇孺留洋所主任，后历任昆剧传习所董事，道和曲社社长，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分纂，住王洗马巷。
辛亥革命后，苏州一中校名由吴县县立第一中学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二中学，继任校长为汪家玉先生。汪家玉是苏州一中自创立至解放前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13—1927年）。正是由于汪家玉在主政期间实施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新教育改革，推进制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校舍建设，使苏州一中成为苏城设施最先进、制度最齐全、质量最优良的一流名校。
苏州一中是晚清统治者颁布新学制“立停科学以广学校”影响下成立的苏州第一所实施西方教育体制的公立学校。由于“旧学”转化为“新学”的阵痛原因，苏州一中校长更调甚频，据苏州教育史料记载：“自斯校成立以来，为时未久，而校长先后更调至十次之多，实为各校所无。”在苏州一中校长更调甚频现象后面，反映了晚清实施的所谓新学制是不彻底的教育改革。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即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实施更接近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新教育改革。苏州一中也由原民办公立体制改办为政府公办体制。在此背景下，汪家玉肩负新教育改革使命，志于“培植人才”，为学校走向现代体制而呕心沥血，先后推进了确立办学方向、健全规章制度、设置现代课程、强化师资建设、致力校舍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建校措施。
汪家玉制定的校训为“真实”，直白而意义深远；所立办学方向为：“是以完成普通教育，造就健全之国民为宗旨”，也十分言简意赅。并确定学制为分初、高中的五年学制。规定入学必须以高等小学毕业为标准，且必须进行入学考查；规定严格的升留级制度；规定对违纪学生进行退学等处理；废除民国前“经学”课程，设修身、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等13门课程，并另设选修课。这些举措在当时旧学与新学、公办与私立交错并存的时代背景下，是十分先进、科学的，有着苏城现代教育先行者的意味，并如巨石击荡苏城教育现状，为苏城诸学校提供了如何办好现代学校的范例。
汪家玉在任职期间，为苏州一中改善办学条件，健全校舍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苏州一中创办期间，因能用的田租、典息公款十分有限，其校舍大多为民舍样式平房。汪家玉在任时，因办学声誉日著，师生人数增多而校舍不敷使用。汪利用学校由公立改为公办的机遇，向当时的省政府积极要求拨款，辟雨中操场，筑手工教室，添建自修教室12间，并建理化实验室、成绩展示室、手工实习场、军乐室、校医室。省立二中一时成为苏城设施最现代的学校。
1926年，汪家玉又“悉心钩稽历年庖膳之盈”，“积累约得国币万金”，筹建学校图书馆。图书馆建成后，汪家玉撰“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图书馆记”，表述建馆之初衷：“图书馆灌施知识之源，搜集典故，津逮后学，固当事者之职志也。”原省立二中改称苏州中学初中部后，为纪念汪家玉治教之绩，馆名以汪家玉之字“鼎丞”命名，为“鼎丞图书馆”。
1927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负责人的蔡元培实施“大学区”制，省立二中与省立一师合并，组建中央大学区苏州中学，省立二中（草桥）校区为苏州中学初中部，汪家玉遂离职，由汪懋祖任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与汪家玉同宗，汪家玉为苏州汪氏九十一世孙，汪懋祖为苏州汪氏九十二世孙）。(42)
4．汪懋祖与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43)
（1）生平事略
汪懋祖，号典臣，又号典存，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二十四日，其父直卿公铭清英年早逝，是年懋祖年方十四，兄弟八人，行五，聪慧出侪辈。考取江苏省留英官费，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时欧战方殷，英伦多事故，改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与陶行知、胡适等为同学。受教于美国教育家杜威，获硕士学位，并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典臣先生切实为学，尤于泰西各国教育制度、哲学学说靡不条贯，故为业师杜威、孟禄诸先生所器重。1920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时与袁世庄女士结婚。这期间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进步学术团体。时南北军阀割据，民心浮动，工商敝疲。汪痛心国事，但仍深信教育能救国，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1925年前后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哲教系主任。嗣因其母在苏年高多病，1926年南下，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和江苏省督学等职。1927年创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而创始苏中一院二院、吴江乡村师范及实小之庞大系统，凡德高望重之名师，辄远道亲往敦聘。学风既立，声名雀起，名列国内第一流之中学，磨砻淬砺，成就者不可胜数。1930年应罗家伦之邀，往中政校开办教育系，人才辈出。旋出席庐山会议，为教育专门委员会沥陈教育之重要，慷慨陈词，坐为之愕。及倭寇夷来，辗转万里，历浙、赣、湘、桂，入安宁、南而之云南，颠顿狼狈，始终不懈。因见边区各族皆我同胞，教育急需改进，乃先后建议及创设国立大理及丽江两师范学校，滇西边疆诸族，负笈来学者三十余族，成绩斐然，学成者皆为边区教育事业服务不懈。而创办之初，因在抗战期中，经费拮据，物价腾涌，懋祖夙夜擘划，心力交瘁，艰苦卓绝。三年而基础已立，乃东走昆明，任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兼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
典臣先生自幼为胃病所苦，常叹心有余而力不足。对陶行知诸先生之事业，暗自欣羡。其教育之道，乃谆谆劝勉，弟子乐而从之；以德服人，一本孔子之道而临事严肃，丝毫不苟；平时接见弟子，殷问长短，恳切动人，师生相喻于无形。平时生活自奉最俭，一几一桌，四围图书，朝夕兀兀，切磋经史。其治学兼瞻古今，贯通中西，由深趋迅，由博返约，止于精微也。著有《美国近三十年教育史》、《教育学》、《知行学说要义》及《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讲义》各十章（尚未发表）及短篇论文，不下百余篇；于韵文尤好，研究其为诗也，慷慨悲歌，大有放翁气象。衷心有所感，辄发之于诗，先后计达五百篇之多。其妻袁世庄女士宝山袁观谰（希涛）先生女公子。早岁留学美国威尔斯莱（Wellesley）女子文理学院，和宋美龄为威尔斯莱校友，1921年回国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教授。曾在苏州振华女校等任教。长女安琦1946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适云间杨君纪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历任中科院、中科大副研究员、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安徽省副省长。曾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资源研究会理事长，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外孙女杨周美，1978年留美，先后获犠e犾犾e狊犾e狔女子学院学士、哈佛大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次女安瑾幼殇。三女安琳肄业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子安球，肄业于国立浙江大学，1957年留苏，获莫斯科大学土壤地理候补博士。曾任中科院地理所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化学地理学科组长，中国地理学会化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化学地理专门委员会负责人。
（2）汪懋祖与20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之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久，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首次下令小学一二年级改用白话文教材，1922年，进一步推行新学制，将白话文教材推广至小学各年级及部分中学年级，随后慢慢发展中学、大学，白话文逐渐进入教育体制，得到国家层面的承认，成为主要的汉语书面语言。然而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学者，仍坚持在中小学进行文言文教学，汪懋祖、柳诒征、余景陶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而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也出现种种矛盾现象，无论是各大报纸，还是官方的文告，或是来往的信函，“虽是加上了新式的标点，内容依然是文言”。在教育部本身，一方面把小学的课程标准程度降低，而初中入学考试，又把学生程度提高，小学绝对禁止文言文，而初中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竟有‘敏而好学’一类的题目。更有甚者，湖南广东等省当局，强令中小学习经。上述情形引起教育部高度重视，1934年4月26日向全国遂下发通令纠正，并禁止中小学诵习文言。教育部的一纸训令立刻在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了这一次争论的导火线。
1934年5月6日，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44)一文，陈述白话文之非，主张小学生应学习文言文，中学生应读经，从而掀起了教育界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序幕。5月16日，吴研因在《申报》上发表《关于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45)一文反驳汪懋祖的观点。而余景陶于6月8日发表《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46)一文，柳诒征于6月15日发表《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47)一文支持汪懋祖的观点。汪懋祖又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长文，分别在6月17日、20日和21日的《申报》上连载。随后，任叔永、龚启昌、何鲁成、李子魁等也纷纷在各大报章上著文加入论战。(48)
起初，胡适对于这场争论并不在意，认为汪懋祖等人所言仅仅是教育家的个人见解，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于汪懋祖文中多有拥护文言文，痛骂白话文的感情之语，胡适也按捺不住，在《独立评论》发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49)一文，一一驳斥汪懋祖的观点。至于具体争论情形，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本文兹不赘言。(50)
这场关于文言与白话之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大的一场争论，尽管争论持续时间不长，但反映出的国语教学、教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人深省，影响所及，对推动后来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3）教育办学思想(51)
关于汪懋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教育学》一书中，汪懋祖虽是杜威的学生，但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应该有至高至远的目的，人们应该有美好的理想。美好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促使人们奋发图强，给人以无穷的希望，才能推进社会。不能像杜威所说，教育无最高目的或最高原则，行一步有一步的目的。汪认为人生活动的归向是最高的善，人生在不断冲突中奋斗创造。为的是发展此理想的至善。所谓善，即是社会生活美满的境地。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是为了应付现实环境。汪认为教育不仅为应付现实生活环境，而且要发展理想。杜威认为经验的生长是无止境的，教育只是保持生长的继续性，不该有最后的目的。汪认为意识的生长总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目的，它可以说无限不能说无定。杜威认为教育不能离开社会活动，生长是生长于社会活动之中，这点汪予以肯定，但他认为不但生长于现实的社会活动之中，而且孕育陶熔于一种社会理想之中。
1927年7月，汪懋祖毅然放弃大学教授和督学的职位，回到家乡，创办苏州中学，任首任校长，以此实现他多年来亲自办学的理想。他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学说加以改造、发展，提出了“教育源于生活，教育改造生活”的教育思想。在他主持苏中校务的四年（1927．6—1931．9）中，贯彻了他的这一理念。要求苏中“必使各个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之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始克表现苏中之精神”。也就是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要有改变生活的能力，使年轻人在中学阶段就具有创新立业、改变环境的素质；并力求把苏中办成学术化的学校。他聘请了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陈去病、钱穆、吕叔湘、吕思勉、吴竹人、颜文良、孙起孟、吴梅等老师来校任教；并对教材、德育、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学校声誉斐然。此时，“苏中规模大，人才多，实可作为一个实验中学”。“四方负笈来此，远自陕滇。毕业生考升国立大学者，岁有增加。就业服务，无一人向隅。校舍场地，较前增拓一倍。师生之间，情趣欢跃，尽心教学，研讨至勤。……体育竞赛，连年冠军。于是声名雀起，满国中矣！”他鼓励教师编写教材，并亲自为之作序，出版者达14种之多。(52)他还创办了《苏中校刊》，在校刊上，教职员可以讨论教育问题，发表意见，校刊成为提高教育质量，改进教学方法的自由论坛。汪先生任期四年中，在校刊上面发表了34篇文章，充分阐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办学观点和经验，和同仁们同心共策，把苏中办得有声有色，这在当时中等教育中是独一无二的。1930年被全国教育会聘为专家会员。另外，他还提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可以参加普通高校的入学考试。
汪先生办学，自己最注重者为教务，第一年自兼教务主任，关于教学编制，“颇思改进”。但是，在他那个时代，教育法令和个人设想经常处于矛盾之中。然而，他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使教务工作日见成绩。他主张“课程代表生活需要”，认为课程是知识的结晶，人类的创造。课程设置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可以归纳为“公民的、职业的、健身的、修养的”四类，并根据这一原则，设想将苏中办成一所这样的学校：
学术化的学校 他认为先要造成学术化的环境，使同学活跃于学术的研讨，培养他们自动的精神，好学的习惯，为将来独立研究学术作预备。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设立了许多研究会，并有专任教师指导。同学就个性所近，参加研究，提高兴趣，增殖能力，为他日入大学自动探究打下基础。而教师时时与学生切磋，不仅知识进益，举凡应世接物服务种种正确的态度，亦藉此可以相砥砺。
生产化的学校 他提出学校不但要谋求学术兴趣之浓厚，还要兼培养生产能力。于1930年呈准高中开化工班，初中添设印刷班，为不升学的学生求得出路。还设想开一合作社，并设化工艺徒班，招收贫苦子弟学习。
社会化的学校 他提出要注重两点：第一，要在学生间提倡互助精神。第二，学校在文化思想风俗方面，要对所在区域的社会有所影响。
汪先生还主张教学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并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选拔优秀生 他认为，学生天资不一，勤惰不等，智力、努力各异，即进步有迟速之分。主张实行学分制，修业年限可以伸缩，利于选拔优秀生，早出人才。他还指出，现行学制“只有汰劣而无拔秀，结果视人类皆为中才”，对人才培养是有害的。
试验改进教学 汪先生说：“班级制度之教学，往往陷于机械的讲授。问答时间多，则又妨碍讲解。”拟先以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等科起进行试验，讲授时同年级两班合一，考问时则仍分两班。讲授与考问，每周时间各占一半。上课之先，严格指定学生预备功课。这种教法，有助于废注入式，兴启发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开设选修课 按照汪先生的意见，选修课应分为升学必需、职业陶冶、艺术训练、公民常识四类，其中的职业陶冶类，设打字、商业、簿记、文书、测量、统计等课程，为十分之二、三不升学的学生传授就业技能。这些学生毕业后，不少人被介绍至银行、官署、建设局、书馆服务，或充任小学教员。汪先生还规定，选修课须与必修课及上期选修课相衔接；同时同科目选修课程至多两种。正因为当时苏中选修课开设得既多又全，这对学生开阔眼界、加深志趣、启迪思维、因材施教等，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这些新理念、独创的举措，遭到了当时新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的非议。汪先生愤然辞职，离开了这所亲自创建“声誉满国中”的实验学校。汪先生不仅是苏中的创建者，也是中等教育的奠基者。
（4）民族教育的先驱(53)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汪先生全家迁往云南大理。当地自然景色秀丽，民风淳朴，但文化落后。1938年他自筹经费，召集了十几位过去的学生，在当地招聘了几名职工，把大理西城外的一处破旧古庙加以修缮和改建。从滇西招了包括20多个边疆少数民族（如：傈僳、壮、白、傣、藏、回、苗等）的青年学生数百人开办了大理师范学校。后来正式定名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汪先生为校长。
汪先生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精打细算，与同事们一起将原有的庙宇整修得焕然一新，还新建了两幢校舍，当地没有建筑工程师，就由汪先生和几位教师自行绘图设计，建成土洋结合的教室、办公室、图书室、边疆博物馆和宿舍等。此外还有一座破烂的塔寺修缮改建，创办了一所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试教场所。
汪先生在创办苏州中学时提出“教育源于生活，教育改变生活”的观点。他将这一观点贯彻到大理师范的教育实践中，注重学用结合，强调体验生活。不仅重视传授知识及学生体质的锻炼，而且强调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同时，他还考虑到边疆民族教育的特点，注意培养学生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使学生们在学校环境的熏陶下能够体会祖国的全局利益大于地方利益，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有力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为了增进各民族间的感情，学校举办了一些联谊活动。例如，大理每年三月举行大规模的“三月街”集市。远近各地群众都来赶集。大理师范的师生就到集上慰问各族客人，并邀请他们到校参加联欢大会。会上由汪先生致热情的欢迎词，各族青年学生表演歌舞、音乐、短剧、相声等节目，会场上气氛和谐，各民族的感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汪先生要求教师对教学工作严格认真，不仅注意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而且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他建议教师在授课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例如，从国文和历史课中阐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聪明才智。地理教学充分讲述我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要义。体育课是为了使学生增强体质，健康成长，更好地报效祖国。学好数、理、化，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使祖国富强起来。举行设计教学，如出题目“我们伟大的祖国”，先由各科教师着重讲授这一主题，再让学生联系语文、理化、史地、数学、生物各科有关的重点知识，从书刊中收集切题的材料，在教师辅导之下筛选组织，做出文章。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云南各族人民都爱好音乐歌舞，任课教师把民间音乐谱成乐曲，教给学生演唱。校中设有墙报，汪先生鼓励学生投稿，并经常亲自指点，定期刊出，使学生的汉语水平显著提高。不少学生创作的诗文，既歌颂了祖国和家乡的秀丽山川，又表现了报效祖国的远大抱负，风格很高，校园里生机勃勃，处处生辉。
汪先生十分重视劳作教育，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建起造纸工厂，由教师指导学生动手自制纸张，并印成信纸、信封及各种练习簿，还利用校园内外的山坡空地种植蔬菜，使学生得到劳动锻炼的机会，也改善了师生的生活。每逢节假日，汪先生和教师们带领学生分赴附近名胜古迹游览，并举行野外聚餐，共同烹调。在这些活动中增进了各族学生间的团结和师生的友谊，使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有益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又极不重视民族教育，连有限的办学经费也不能按时拨下，以致有些教师难以维持生活，汪先生在其夫人袁世庄女士的支持下，慨然卖掉自己家中较好的衣物，贴补给生活困难的教师，共同度过清贫的岁月。汪先生患有胃溃疡，身体异常虚弱。但是，他带病工作多年，始终为边疆教育事业努力奋斗。他的爱国精神和办学实践值得后人纪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先生回故乡苏州闭门著书、治病。他仍然非常关心滇西边疆教育，对于创建边疆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很谦逊，在追述滇西办学经过的文章中写道：“……所堪自慰者，则中华民族团结之观念已发生小小效力……吾国边疆教育于抗战时期已发生萌芽，应可自喜”。他告诫后人，必须注意团结边疆同胞继续努力。
纵观汪懋祖先生一生，执著于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三十四年。他艰苦办学，实践创新，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鞠躬尽瘁，成绩卓著，是民族教育的开拓者，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爱国者。……
二、苏州汪氏后人与新中国的文教事业
（一）由族谱所见新中国苏州汪氏从事文教活动实践———以吴趋汪氏直卿公支系为例
1．吴趋汪氏直卿公支家族从业情况统计
吴趋汪氏第91世汪铭清，字伯寅，号直卿，新庠生，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闰五月十一日，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七，年57岁，娶何氏，六品衔长庠生国霖女，继娶卫氏国子监典籍柄桂女，继娶何氏，六品衔长庠生国霖女，俱葬于渎山河（光福镇山坞里村），子七，慰祖、克开、克炜、懋祖、克万、克健、克敉，女一适胡朝燮。
现根据吴趋汪氏第93世汪安璞等编撰的《苏州汪氏支谱》记载，将直卿公支下汪氏后代从业情况统计如下：
表5-2 吴趋汪氏直卿公支家族从业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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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汪安璞《苏州汪氏支谱》，2002年。
由上表统计可知，所列举的吴趋汪氏直卿公支家族后裔共83人，其中从事教育科研事业21人，占28．4%，在各类企业、公司等任职19人，占25．7%，工程师12人，占16．2%，经济师4人，占5．4%，医生（或药剂师）3人，占4．1%，会计3人，记者2人，公司（总）经理2人，建筑师1人，学生9人，其他6人。可见，从事教育科研职业所占比例超过1／4。
从学位学历情况来看，博士3人，硕士4人，大学本科19人，大学专科18人，中专4人，高中6人，初中3人，小学1人，晚清及民国年间新式学堂9人，在读学生2人，其他14人，可见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共44人，占比53%。
从事教育情况的具体实践来看，汪铭清的七个儿子皆从事教育行业，长子汪慰祖（1875—1920年），字景禹，号勉儒，清代新庠生，私塾馆教师；次子汪克开（1878—1930年），字襄武，号栋丞，私塾馆教师；三子汪克炜（1885—1931年），字彤史，曾任教师、民教馆职员；四子汪懋祖（1891—1949年），字典臣，先后任北师大教务长、代理校长、东南大学教授等职；1927年，创办苏州中学，任校长3年，被聘为全国教育学会专家委员；抗战期间，创办大理师范学校，筹设丽江师范学校，开创边疆教育；五子汪立人（1892—1973年），字克万，号迈韩，曾任苏州中学事务员；六子汪志强（1893—1972年），字克健，曾任高小教员；七子汪定奕（1898—1980年），历任吴县小学、苏州中学、苏州铁路中学等校语文教师，从教达38年。
再看汪铭清的孙辈（第93世），汪权（1919— ），字经达，慰祖嗣子，1940年上海商学院肄业，历任上海市邮政总局科长、上海市宜川中学、甘泉二中校长；汪詠沂（1898—1983年），克开次子，曾任苏州市实验小学校长；汪安琦（1922— ），懋祖长女，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后迁滇华中大学，1946年留学美国威尔斯莱女子文理学院，获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汪安琳（1926— ），懋祖次女，1950年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汪安球（1928—1968年），懋祖子，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获得土壤地理学候补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任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化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和化学地理专门委员会负责人；汪安瑛（1931— ），立人女，1950年苏州美专毕业，曾在天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汪鋆（1928— ），志强六子，1951年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1949年先后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上海市委部长，上海农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上海市农业新技术办公室主任，上海科技管理干部管理学院院长；汪安珏（1926— ），定奕长女，就读于苏州中学、苏州会计学校、江苏师范学院等校，1950年任苏州金阊职工学校教导主任、校长；汪安璞（1928— ），定奕长子，大学本科，1949年任江苏省苏州中学教职员，1955年复旦大学毕业，1956年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翌年赴前苏联留学，获前苏联科学院普通与无机化学研究所化学科学候补博士学位，1961年后，先后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环境化学研究所和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工作，研究员；汪安瑞（1930— ），定奕次女，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通讯学校学习，1952年后，在电信工业局、信息产业部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任馆员，工程师；汪安玠（1935— ），定奕三女，大学本科，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河南开封师范学校、开封师专、苏州职业大学等校任职，讲师。
第94世，杨周美（1949— ），安琦长女，1978年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威尔斯莱女子学院，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现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细胞发育系助理教授；汪泽青（1955— ），安球长子，1980年北京财贸学院毕业，任教于北京市商业学校，曾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进修，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85年大学毕业，1989年于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毕业，现任华北电力大学教授。
由上述举证可知，吴趋汪氏第91世汪铭清（直卿公）支系，秉承苏州汪氏尚文重教的传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敏锐地适应潮流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向，那些曾经产生过若干进士、举人的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教授、工程师的世家，而这一情况也不仅出现在吴趋汪氏，苏州其他汪氏也是如此。
（二）苏州其他支派汪氏从事文教事业的个案研究(54)
1．汪品先与中国海洋地质学研究(55)
（1）生平简介
汪品先（1936．11— ），苏州汪氏后裔，是我国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研究专家，曾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1981—1983年在德国基尔大学任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教授。分别于1991、2002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重大课题多项，并以首席专家身份主持完成“973”计划项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西太平洋古环境变迁、气候演变理论等研究，取得许多重大突破，如提出地球表层系统变化的关键因素、发现海洋碳循环周期等。同时他还为我国地质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所提出的“东亚季风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大洋钻探建议书，在1997年全球评价中获第一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多项。
（2）学术经历与科学贡献
a．我国大陆架浅海微体化石分布研究
汪品先于1947年入上海格致中学学习，1953年毕业以后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前苏联留学，1960年从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后，汪品先接受分配来到上海，从事海洋地质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72年，时值国家不断加快探寻资源的步伐，汪品先与其同事们开始分析黄海钻探取上来的海底沉积物，寻找微体化石，经过数年艰苦努力，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主要包括：率先开展了“微体化石埋藏学”研究，揭示出我国各海区沉积物中“钙质微体化石”分布及控制因素，提出识别咸水湖、海相与淡水相的方法；完成我国第一口海上石油探井“微体古生物”研究分析；引进多种古生态学定量研究方法，推动“微体古生物研究”向“定量古生态”发展。
1978年，汪品先随国家石油部组织的代表团出访美、法等国，在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中，备受海外同行的重视，更加坚定其从事微体古生物研究的决心。回国后，汪品先开始了对“微体化石”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不久，其关于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研究的专著在国内出版；1985年，Marine Micropaleontology of China英文版由中、德两国联合发行。“中国觉醒了”，法国一知名刊物首次发表对此书的述评，随后，国外学界同行对此成果好评如潮，Science等众多顶级刊物竞相介绍这一关于我国大陆架浅海微体化石分布图的原创性研究。
b．古海洋学和古季风研究
20世纪中后叶，世界地球科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深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逐渐将关注的重点投向深海大洋。正当汪品先教授在微体古生物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享誉全球之时，他已敏感地将学术兴趣转向深海地质学研究。
汪品先教授通过与剑桥大学的国际合作，取得美国在我国南海得到的深海沉积样品，他从微体化石分析入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古海洋学剖面。同时，他还广泛建言、寻求国家的支持，促成我国正式加入大洋钻探计划（ODP）。由其担任首席科学家主持和设计的犗ODP184大洋钻探航次，实现了我国深海科学钻探领域零的突破，使这项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由其主持的“东亚古季风的海洋记录”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以“深海钻孔剖面样品”为研究对象，首次实现陆地研究与深海研究相结合，并将我国古环境研究领域扩展至探索全球问题，同时，他还建立了我国深海研究创新团队和一套深海沉积研究的分析方法，使我国成为这一领域国际群体中的积极成员。此外，汪品先还以首席专家身份主持完成“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中的深海过程和深海记录”973计划项目，在“气候的热带驱动与大洋碳循环”领域也取得重大成果，建立了全新的“地球表层环境系统变化”原因分析机制。
此外，汪品先带领团队，在世界气候环境变化研究领域提出了全球气候长期变化的“引擎”说，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开关”在北大西洋北部，而“引擎”在西太平洋暖池。
由于汪教授对“西太平洋古海洋学发展和古季风研究”的卓越成就，2007年，被欧洲地学联盟授予“米兰科维奇奖”（古海洋学和古气候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他也成为中国获此奖项的第一人。
c．海底观测系统建设
进入21世纪，全新的海洋观测系统———海底观测系统渐成国际海洋研究新的热点，尤其是面对海底观测进入国际竞争的新形势，年逾七旬的汪教授，敏锐地提出，“在新一轮的海洋竞争中，我们要尽早介入，不要再走‘迟到’的老路了”！为此，近年来，在汪教授的全力推动下，同济大学海洋科学将重点放在“海底观测系统”的建设上，通过在海底建设观测系统，将实验室建在海底，实时检测深海实验，并实现自动化观测，尤其在极端环境下，及时检测风暴、藻类勃发、海底喷发、地震、滑坡等各种突发事件，再通过电缆和光纤将数据传回至地面，以减少或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2009年初，由汪教授为首主持建设的国内首个海底观测平台第1期工程，在上海长江口外开建，研究长江口的泥沙输运、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及地震监测等。按照规划，以后将浅水观测站进一步走向深海。
d．我国古海洋学研究领军人物
汪品先以所在单位为依托，为我国海洋地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从1972年起，在汪教授的带领下，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学科“白手起家”，到1984年，成为我国最早建立的“海洋地质学”博士点，再到1992年，获准成立教育部“海洋地质学重点实验室”，2000年，升格为全国重点学科和上海市的“重中之重”，2006年又被升格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其身边还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青年科学家，2003年还以海洋学界第一个“创新研究团队”获得资助。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深海研究领域，汪品先教授正带领着“国家队”，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勇于在国际竞争中再创佳绩。“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经历着六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抓住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海洋与陆地的结合，地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争取突破性的成果，就有可能在海洋科学上振兴华夏”，汪教授如是说。
2．汪集旸与地热研究(56)
（1）生平简介
汪集旸（1935— ），江苏苏州吴江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62年获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副博士（相当于PH．D）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助研、副研、研究员、地热室副主任、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委员会委员、国际地热协会主席委员等。多年来一直从事地热资源评价研究、地热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曾主持完成“973”计划、科技攻关项目等多项重大课题，获中科院、相关部委等各类奖项多项。
（2）学术经历及其学术贡献
汪集旸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渊源深厚，其父为东吴大学毕业生，就职于杭州两浙盐务管理局，其母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童年时代，汪集旸先后辗转于昆明、杭州、苏州等地，中学时代深受其舅父朱庭祜（我国最早学地质的十人之一）的影响，1952年考取了北京地质学院，师承著名的地质学家郝诒纯、尹赞勋、袁复礼、袁见齐、杨遵仪、王大纯、张咸恭等，从而奠定了人生基石。1958年底汪集旸留学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1962年7月顺利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后因政治运动科研工作被迫中断。1971年底汪集旸从中国科学院湖北广化寺“五七”干校回京，便正式开始其地热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汪集旸先后参与广东省丰顺地热田调查、河南省平顶山煤矿地热灾害防治和全国各地煤矿地热调查等工作，从中收集了一大批岩石热物理性质参数及地温数据，为此后开展的大地热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至1981年，汪集旸赴美国访学，期间与美国著名的地热专家科斯坦（Costain）教授、拉亨布鲁克（Lachenbruch）博士、怀特（White）博士等结识并开展合作研究，进一步开拓了视野。
1981年10月回国后，汪集旸继续其地热方面的研究。在应用地热方面，一方面继续关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及矿山地热灾害防治，不仅开拓了矿山地热工程研究的新领域，还首次提出“矿山地温类型和矿山热害防治方法”、“东南沿海水热系统属性的新看法”、“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形成模式”等新观点。另一方面，开始逐渐开展对油田区地热的研究，尤其是辽河油田的今古地温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油田地热研究三原则”，即“古今地温并举”、“盆地热历史与区域构造热演化相结合”、“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三位一体”。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获得工业系统和油气产业部门的广泛认可和普遍赞誉，为以后“八五”、“九五”期间的天然气及塔里木油气攻关等重大项目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理论地热研究方面，汪集旸结合三江滇藏特提斯、攀西古裂谷、GGT地学大断面、东南岩石圈演化等课题对“岩石圈热结构”、“大地热流分布特征”、“地球热历史”、“地壳上地幔热状态和热演化”等方面展开系统性的基础性理论研究。重构与梳理了华北盆地中新生代地热演化史，指出岩石圈热结构的五种类型、我国大陆地区热背景的“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点等观点，建立了一套具有特色的中国地热研究理论体系。
此外，汪教授在总结我国应用及理论地热研究基础上，成功编制了《中国温泉及放热量分布图》（1∶600万）和《中国大陆地区大地热流分布图》以及《中国热岩石圈厚度图》（1∶1200万）和《中国莫氏面温度分布图》等一系列图件。对地球科学理论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3．汪坦与近代中国建筑史研究
汪坦（1916—2001年），苏州娄门汪氏后裔，汪荣宝、汪东宝、汪楚宝皆为其叔公，他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理论专家、建筑史学专家和建筑教育专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学专业，此后曾在华盖建筑事务所贵阳分所工作，1943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职于兴业建筑师事务所，曾主持设计多项知名建筑工程。1948年初留学美国，师从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oyd Wright）。1949年他义无反顾克服重重困难返回祖国，此后便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新中国的建筑事业。
1949年底—1956年底，汪坦先生应邀于大连工学院任教，期间曾兼任学校基建处副处长，并主持多项工程建设。1957年初汪坦赴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与梁思成一同进行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建筑界精英人才。1959年清华大学成立“土建综合设计研究院”，汪坦担任第一任院长兼总建筑师，在他的领导下，研究院成为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大大促进了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
“文革”期间汪坦被迫停止工作，“文革”后，成为我国第一批建筑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1980年，由其牵头创办了《世界建筑》学术杂志（最早创办的高校建筑领域专业学术杂志），由其出任社长，在其主持下，该杂志成为国内建筑学界学术交流、学术争鸣的重要平台。1984年汪先生远赴广东，主持创办了深圳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研究院以及学术杂志《世界建筑导报》。1985年，他又任大连工学院兼职教授。
汪坦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长期从事建筑理论、建筑艺术、建筑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他鉴于国内长期因极“左”思潮及“文革”等诸多影响致使建筑学界与国外隔绝的状况，致力于推介国外现代建筑理论，1983—1985年间，他在《建筑师》丛刊发表长篇论文《现代西方建筑理论动向》及其续篇、续二；1985—1986年又在《世界建筑》期刊发表研究报告《关于建筑理论译文丛书》（上）、（中）、（下）等；均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引用率最高的科学文献之一。1986年，由汪先生提纲，集合建筑界名流十余人翻译并陆续出版12巨册《建筑理论译文丛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1995年），填补了国内本领域学术空白，这套专著多出自西方建筑理论大家，皆为现代运动以来世界建筑历史与理论力著，这些成果的引进为中国当代建筑创作、教育和科学研究以及与国际接轨架起了宏大的桥梁，也成为汪先生治学生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此外，汪先生还率先开设“现代建筑引论”课程，并在全国各地院校及建筑设计单位讲学，尤其是对西方建筑思潮进行系统性和批判性的评介，对于我国建筑学界了解西方建筑学前沿动态，并与世界接轨作出重要贡献。
汪坦教授在研究西方现代建筑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很快觉察到近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必要，为此，他在关注西方现代建筑研究同时，也将学术旨趣和精力投向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从1985年8月开始，汪坦先生先后发起召开了数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并主编了6册《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论文集》，全力推动了我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此外，他还与日本东京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对我国16个城市进行近代建筑普查，出版了16册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1996年3月，与日本学者藤森照信共同完成的《东亚近代城市与建筑》也在日本出版。
从1958年开始，汪坦先生在建筑领域辛勤耕耘40余载，终生致力于我国建筑事业和教育事业，在我国建筑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声望。(57)
4．汪闻韶土木工程研究(58)
（1）生平简介
汪闻韶（1919—2007年），江苏苏州人。其父汪德章，早年留学美国，畜牧学专家。其母杨彦威，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汪闻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1947年赴美国留学，1952年获伊利诺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博士学位。1954年回国后供职于水利部南京水利实验处，由其主持完成的“电渗加固处理软土技术”项目取得重要突破。1956年调至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工作，从1959年开始，汪闻韶便着手土的液化及抗震等领域研究，曾带领研究团队，对饱和砂土液化、地基与土坝抗震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还创建了“土动力学研究室”，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土动力学的实验室。
文革期间汪闻韶被迫停止工作。1972年，调至“黄河水利委员会科研所”，负责“小浪底工程坝基饱和砂层地震液化可能性”研究。1979年当选为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后被推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以及水利学会、地震学会等相关学会委员。由于其在土木工程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有《唐山大地震震害》、《中国水利工程震害资料汇编1961～1986》、《土的动力强度和液化特性》、《汪闻韶院士土工问题论文选集》、《土的液化研究》等书籍15种，发表论文60余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多项。
（2）学术贡献
a．早期关于土中电渗以及地基沉降等问题的研究
1952年汪闻韶完成的《电渗时饱和土体中的孔隙水压力问题研究》博士论文对“电渗对饱和土中应力和孔隙水压力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随后又完成《电渗中饱和土体的应力》、《直流电在土中作用及其对土的物理力学性的影响》等论文，提出电渗和水力渗透混合流公式，分析电渗对饱和土的力学性状的影响，进而阐明了电渗加固软土的机理。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软土地基上兴建大型水闸等水利工程的现实需求，汪闻韶先生便着手研究地基沉降等相关问题，其研究成果《大浦闸地基沉降分析研究报告》，对大浦闸地基的沉降量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对我国的水利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b．我国土动力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创建者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汪闻韶就开始“坝基砂土地震液化”、“振动液化”、“动力荷载下土的特性”等试验研究，组建了“饱和砂土液化问题”学术创新团队，创建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土动力学的试验室，对砂土液化问题、土坝抗震问题、地基抗震问题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围绕这一领域，汪闻韶先后出版相关书籍15种，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观点，建立了关于土动力反应分析、土动力特性等一整套土动力学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土动力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创建者之一。
c．提出我国土坝及地基抗震设计理论（思想）和原则
汪闻韶在关注土坝及地基抗震等问题理论研究的同时，尤为重视对地震灾害现场的实地考察并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全面总结。如参加唐山大地震的现场调研，参与编写《唐山大地震震害》一书。他还走访全国各地全面收集整理我国大陆地区15次地震灾害的有关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水利工程震害资料汇编》（1961—1985年），并根据我国的实际，着手我国第一部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编制工作，提出水工建筑物地基抗震设计中应该着重考虑六大问题以及注重工程措施和变形分析等一系列土坝及地基抗震设计理论和原则，均被我国有关单位采纳应用。
5．文博专家———汪庆正(59)
汪庆正（1931—2005年），江苏苏州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陶瓷和古钱研究专家，著名弹词艺人薛筱卿之婿。自幼便对陶瓷、古钱等文物甚感兴趣。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早在大学期间，汪庆正就对中国钱币史具有独到见解并进行深入研究。从1952年9月任职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开始，汪庆正便一直致力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
正是在汪庆正先生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发现位于河南汝州的宋代汝窑窑址，这是我国考古界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他还对我国古代陶瓷具有深入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曾主编或撰写《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香港大业公司1980年）、《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青花釉里红》（文物出版社1987年）、《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简明中国陶瓷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中国陶瓷全集》（共15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陶瓷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相关成果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奠定了国内外文博界大师级地位，享有崇高声望。在我国古代钱币研究方面，他亦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创见，成果丰厚，主编《中国货币大系———先秦卷》，著有《货币》，发表了《日本银行及上海博物馆所藏博山刀考略》、《关于中国古代货币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在碑帖及版本等研究领域著有《中国陶瓷钱币碑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钱币学与碑帖文献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发表多篇相关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6．苏州汪氏其他领域专家
苏州汪氏除以上在海洋地质、地热、土木工程、建筑、文博等方面涌现的众多院士、专家学者外，在军事、曲艺、医学、新闻出版等领域也不乏功绩卓著者。
如汪遵善（1932— ），苏州人，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弹药引信研究、设计与生产，炮兵兵器与弹药等科研与教学工作30余年。曾任合肥炮兵学院弹道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承担国防科工委与总参下达的重点研究课题多项，在“武器弹药杀伤威力及致伤效果”等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由其负责的《投射物所致直接和间接损伤效应》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炮弹破片对暴露生动力量致伤模拟试验及研究》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在歼击机与主战坦克材料试验研究、直升机防弹性能试验等方面均获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汪雄飞（1921—1994年），苏州人，著名评话演员，原名幼琴，自幼从父汪伯琴习《三国》，13岁登台，后拜评话演员汪如云、张玉书等为师，由于勤奋苦学，广采博取，技艺渐进，遂跻身于《三国》名家之列。20世纪50年代初，又得评话名家潘伯英等帮助，编演长篇评话《太平天国》。60年代，常深入农村、海岛，编演众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评话。曾参与改编长篇评话《林海雪原》等作品。1983年退休后，由施振眉、刘操南、毛节威整理记录了由其所演说的《三国》（200多万字）。1989年“评话《三国》丛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五关斩六将》、《诸葛亮出山》、《血战长坂坡》、《关羽走麦城》、《刘备雪弟恨》等五集，共100余万字。其嗓音宏亮，书艺精湛，精、气、神充沛。擅起脚色，手面吸收京剧身段，所起关羽、张飞最为传神，故有“活关公”、“活张飞”美誉。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中国曲协浙江分会副主席、顾问。
汪达成（1923—2005年），苏州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尤长于消化道病诊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生于苏州书香门第。师从苏州季爱人、丁慎伯等名医。从事中医临床及学术研究50余载，临床经验十分丰富，尤为擅长对脾胃、肝胆及恶性肿瘤等疾病的诊治。学术上，他注重对中医古训疗法的研究，师古而又不拘泥于古法，同时兼采中西各法，并将其融会贯通，形成对疑难杂症的独到见解。由于其在中医内科方面的卓越成绩，1991年被选为全国首批继承老中医专家之一。
汪椿宝（1914—1993年），江苏苏州人，字衡，娄门汪氏后裔，是汪荣宝、汪东宝同父异母胞弟，原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1914年在北京出生，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曾担任由孙寒冰主办的《文摘月刊》杂志编辑，期间曾翻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Edgar Snow）所著的《毛泽东自传》，并在《文摘月刊》上分期连载，后来还由黎明书局出版单行本。此书后被国民党列为禁书，汪衡也被列入黑名单，遂辗转去往武汉、香港和重庆等地。1941年，《文摘月刊》编辑部被日军轰炸，孙寒冰被炸身亡，汪衡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此后他继续以《文摘月刊》为阵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揭示国民党腐败等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衡仍一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于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任职，后任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1993年逝世。
汪溪（1917—），江苏苏州人，原名春熙，笔名一觉，其父汪杨宝，苏州娄门汪氏后裔。1936年加入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共产党领导下加入抗日救亡运动，曾经在新四军中村教导总队、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担任教员一职，参与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后根据组织安排，历任《大众时报》和《东北日报》的记者兼任编委。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兼编辑，后又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系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由于其在新闻界的突出表现，1980年7月，担任《北京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在社会兼职方面，汪溪同时还兼任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理事及主席委员。著有《朝左走，向右转》，译有《美国的法西斯组织》。
综上所述，清末科举制废除，传统的社会结构的根基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中国社会对于人才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彻底改变，教育救国的理念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苏州汪氏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主动应因时势，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对此，我们并不能说汪氏家族由商人世家、科举世家就转为教育世家了，相反，近代乃至当代汪氏家族在教育领域的成功正是基于其“贾而好儒”、“尚文重教”的家学传统，体现了中国家族适应时代变化的延续发展能力。
【注释】
(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2)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9—236页。
(3)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9—310页，第323—324页。
(4)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9—310页，第323—324页。
(5)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215页。
(6)关于绅士、绅商、士绅、乡绅等概念的界定，参见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7)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页。
(8)姜铎：《调查散记———旧中国民族资本史料集锦》，《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9)徐鼎新：《旧中国商会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0)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1)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的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88页。
(12)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3)赵丽华：《上海蒙学公会与〈蒙学报〉研究》，《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年。
(14)《励学译编》第1期，1901年4月3日。
(15)《励学译编》第1期，1901年4月3日。
(16)邬国义：《陈独秀早年事迹的新资料》，《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三十九。
(18)苏州商会档案，犐14-02-0580-006～007，苏州档案馆藏。
(19)苏州商会档案，犐14-02-0595-062～067，苏州档案馆藏。
(20)苏州商会档案，犐14-02-0595-068，苏州档案馆藏。
(21)苏州商会档案，犐14-02-0252-044，苏州档案馆藏。
(22)《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14—1216页。
(23)苏州商会档案，犐14-01-0083-015，苏州档案馆藏。
(24)《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四辑上，第127页。
(25)苏州商会档案，犐14-03-0449-105，苏州档案馆藏。
(26)苏州商会档案，犐14-03-0612-002，苏州档案馆藏。
(27)徐茂明：《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0—251页。
(28)根据《清代硃卷集成》、《吴趋汪氏支谱》等资料整理。
(29)民国《吴县志》卷28。
(30)吴江中学网站，http://218.4.59.180/school100th/news/newsshower.asp?sid=1126。
(31)《唯亭镇志》第一章《教育》。
(32)苏州叶圣陶实验小学网站。http://www.ystsx.com/ystsx/ShowArticle.asp?ArticleID=50。
(33)苏州商会档案，I14-01-0503-035，苏州档案馆藏。
(34)苏州商会档案，I14-01-0504-011，苏州档案馆藏。
(35)苏州商会档案，I14-02-0308-037，苏州档案馆藏。
(36)南京农业大学前身。
(37)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编：《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简史》，http://110anni.njau.edu.cn/show.php?id=467；《维基百科·江南高等实业学堂》。
(38)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淮安生物工程分院、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前身。
(39)参见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淮安生物工程分院、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网站http://www.jshn.com.cn/ReadNews.asp?NewsID=1145。
(40)武汉大学网站。http://www.whu.edu.cn/xxgk/lrld.html。
(41)http://www.upie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8384.htm。
(42)《城市商报》，2007年7月8日。
(43)本部分资料均为汪懋祖先生后人提供。
(44)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时代公报》第3卷第6期，总第110号，1934年5月6日。
(45)吴研因：《关于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申报》1934年5月16日。
(46)余景陶：《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时代公论》第3卷第11号，1934年6月8日。
(47)柳诒征：《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时代公论》第3卷第12号，1934年6月15日。
(48)任叔永：《为全国小学生请命》，《独立评论》第109期，1934年7月15日；何鲁成：《一个中小学教员的意见》，《独立评论》第112期，1934年8月5日；龚启昌：《读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时代公论》第3卷第9期，1934年8月25日；李子魁：《读经与新文化运动》，《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
(49)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独立评论》第109期，1934年7月15日。
(50)罗玉明：《20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之争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51)金德门：《爱国的教育家办学的实干家———苏州中学创始人汪懋祖办学思想简介》，《江苏教育》（中学版）1991年7—8合刊。
(52)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苏中校刊》第86期，1933年9月。
(53)章育才：《民族教育的开拓者———纪念汪懋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云南教育》1992年第3号，章育才先生于1938年，随汪先生赴大理筹办大理师范，是该校创办人之一，并且为该校第一任教务主任，任期四年。
(54)由于缺乏完备的族谱资料，下文中仅就苏州其他支派汪氏的个案作一考查。
(55)根据汪品先教授空间网页整理，http://mgg.tongji.edu.cn/space/pxwang/。
(56)根据朱国新：《肩负地质“黄埔一期”的历史使命———地热学家汪集旸院士传略》整理，http://www.cug.edu.cn/2003/2003/zhuantiwang/dycz/36_1.htm。
(57)参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汪坦先生生平》，《华中建筑》2002年第2期；张复合：《新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深切怀念汪垣先生》，《建筑史论文集》（第16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8)参见http://www.iwhr.com/special/water_scientist/View.asp?NewsID=1807，《中国水利院著名水利水电专家传略———汪闻韶》。
(59)根据汪庆正官方网站整理，网址：http://artist.artxun.com/11504-wangqing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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