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天洞庭小而强

钻天洞庭小而强

明代话本小说“三言”和“二拍”中，不少是以商人为题材的。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小说题为《钱秀才错占凤凰俦》，其中写道：“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两山”就是东山、西山，这“钻天洞庭”就是洞庭商帮。

东山、西山是太湖中两个最大的岛屿（东山现在已与大陆连为半岛），现在是苏州市吴中区的东山镇与西山镇。这两个岛面积总共178平方公里，耕地果园不足十万亩。但在这两个岛上却产生了洞庭商帮。从地域来说，洞庭商帮是最小的，就实力而言，洞庭商帮却声名显赫。

洞庭商帮所生活的太湖流域，自唐代以来就是重赋区。据《明史》记载，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七府土地不到全国的5%，但税粮占20%，而其中苏松嘉湖四府赋税负担更重。发达的经济和沉重的赋税使这一带经济作物的种植领全国之先。这里是棉花和桑树的主要种植区。此外，烟草、苎麻、靛青、茶树、豆类等经济作物也相当发达。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家庭手工业生产，形成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生产基地。明清时期这些地区“比户习织”、“万家机声”、“衣被天下”，这些说法反映了这里纺织业的发展。太湖流域不仅经济作物与手工业发达，而且，交通便利，城镇繁多，设施齐全。这就使这里成为明清时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出现商帮是极为正常的。

但商帮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太湖流域的其他地方，而出现在小小的东山镇和西山镇呢？这两个镇在苏州府，苏州在明清时是中国最发达的商业城市，丝织业、棉纺业、粮食运销、印染、纸业、铜铁器业、金银珠宝、木器等行业极为发达，全国商人云集于此，工商会馆林立。苏州如此发达的商业为什么形成的不是苏商，而是洞庭商帮呢？这就要从东山、西山的特殊条件谈起。

洞庭东山与西山，明清时代人均面积仅1.4亩，而且适于种植粮食的水田仅0.5亩，亩产也比苏州平原低得多，粮食奇缺。两山之人只好以水果、茶、桑、水产为主，这种资源状况决定了只有经商，把经济作物卖出去换成粮食才能生存。另一方面，东山和西山在太湖之中，交通极为便利。由这里去无锡138里，到宜兴215里，湖州90里，南浔54里，长光160里，吴江50里。这样的路程使东西山的人到经济最发达的苏松常嘉湖，少则半天，多则一二天，又可由太湖通过大运河到其他地方。而且，东、西山的人“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

由于生存的需要和便利的交通，所以洞庭东、西山的人早就有经商的习俗。北宋元丰年间，西山人夏元富，明洪武永乐年间，西山人蔡仲铭，已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明代昆山的归有光就说过“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洞庭商人作为一个商帮大约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形成。

洞庭商人的经商区域，东山人和西山人有所不同。东山人主要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最早是在太湖流域的苏松嘉湖。早在明初，洞庭商人叶嘉善就在苏州从商，万历年间，东山人席氏在苏州开设扫叶山房，从事刻书籍事业。以后他们在这一带经营当地果木商品，收购丝绸、布匹，销往湖广等地。他们又通过运河把商业扩大到北方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其中东山的王氏、席氏、葛氏、叶氏最为有名，以布业为主。清期中期，他们的活动相对减弱。

西山商人的经营地区以长江沿线为主。西山的沈氏、秦氏、郑氏、邓氏、徐氏、孙氏等都往来湘汉，以粮食和布业为主。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洋布涌入而衰落。

洞庭商人经营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粮食、丝绸、棉花布匹、染料、木材、粮食加工、典当、花木果品、药材、皮张、盐业、山地海货、瓷器、纸张书籍等，但主要是粮食、布帛及相关行业（如染料和粮食加工），都是生活必需品。这就决定了洞庭商不必走官商结合之路，不必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没有官商结合，不从事垄断性强的行业如盐业、外贸等使他们难于发大财，成为富甲天下的商人，但也较为稳定。洞庭商人是正常经商的商人，与鲁商、龙游商等小商帮相似。

洞庭商帮主要以家族为主，这一点类似于徽商。这些家族也属于名门望族，有文化。这就决定了他们被称为“儒商”。东山著名的家族有王氏、翁氏、席氏、叶氏、严氏、万氏、郑氏、葛氏，以及刘氏、施氏、金氏、张氏，其中以翁、席、叶、严四大家最有名。西山著名的家族有秦氏、徐氏、马氏、邓氏、蒋氏、沈氏、孙氏、叶氏。这家族多维持数百年以上，历代出过入仕为官者，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这对他们从商亦有重大影响。

以家族为主经营决定了他们的筹资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是独资经营。家族经商，实力雄厚，因此资本可以来自自身积累和遗产。独资经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经营，主要是中小商人，就数量而言在洞庭商人中最常见。另一种是委托经营，即有资本者雇佣职业经理人进行经营。当经商资本扩大后，自己经营不过来，就采用这种形式。如翁氏、席氏在明后期经营扩大后都是如此。第二，领本经营，即借别人的钱从商。出资者是商人或富户，领本者是无钱而有经营才能的人。这种形式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借贷资本。第三，合资经营，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分享收益并承担风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合伙制。有些合资经营还相当成功，如秦氏与蔡氏合作几代人之久，东山的徐氏与妻弟蔡家也如此。从现有资料看，洞庭商帮中还没有发展为股份制。

太湖流域属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经商的家族又以有文化的大家族为主，因此，洞庭商帮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包括：第一、重视市场信息，根据市场预测调整经营策略。第二、根据时节的变化经营不同商品。第三、加速资金周转，实现薄利多销。第四、选择高质量商品，获得更多利润。第五、经营大宗商品，追求稳中求成。第六、注重诚信，注重商业道德。第七、与其他商帮一样重视群体精神，在各地建了会馆（又称公店）。如雍正元年（1723）西山商人在汉口建的金庭会馆，嘉庆四年（1799）东山商人在南京建的洞庭会馆等。他们通过会馆实现同乡的相互帮助。第八、注重自己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家族内的救助。第九、注重文化和教育，尤其是子孙的教育。这使洞庭商帮的许多家族维持了数百年，成为名门望族。作为一个商帮，尽管他们并不大，但颇为强盛。

洞庭商人在太平天国之后把经商中心从深受动乱之灾的长江沿线江浙一带转向上海，这就使洞庭商帮实现了转型。洞庭商帮经商的地区是受太平天国之害最大的地区。太平天国后，这一带社会经济一蹶不振，而上海不仅由于“东南互保”实现了相对稳定，而且在资本主义入侵后得了迅速发展。于是洞庭商人挟资转向上海，以后苏州与上海的交通日益方便，更多的洞庭商人来到上海。据《洞庭东山会馆记》记述，到民国初年，“我同乡散处申浦，统政界、学界、商界、工界计之，无虑千万人”。其中“翘然有异于众者，高掌远蹠而致巨利者亦常数十人”。在民国四年（1915），东山会馆成立时，捐资的商号就有783家。在迁至上海后，洞庭商帮从传统的粮食、丝绸、布匹这些贸易转向银行业和现代产业，完成了从封建商人向现代企业家的转型。

洞庭商帮不同于宁波商帮多从小贩、学徒起家。他们有传统的经营经验，并有大量资本，所以起点就不低。他们在上海起家的第一个行当是当外资银行的买办。在1874—1949年的75年中，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68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法国的东方汇理、俄国的华俄道胜和美国的花旗六家。他们雇佣中国的买办，负责货币的出纳保管、金银外汇的买卖、对钱庄和其他外商银行的票据结算和对中国工商业者放款。买办中最有名的是东山席家。席家的席素贵（正甫）、席裕成（立功）、席德浚（鹿笙）三代从1874年到1937年，任汇丰银行的买办达63年之久。席家子孙加上女婿在外国银行任买办的共有14人。除了在银行外，洞庭商人还在洋行当买办，其中最著名的除席家的人以外，还有东山的严家、孔家、朱家的人。

洞庭商人从当买办中赚了大笔钱，又有现代经营理念，于是就投资于其他行业。首先办钱庄的是东山的严氏和万氏，以后是席氏、王氏和叶氏。严氏在上海、苏州、常熟、吴县开设近10家钱庄，其中上海6家。以后万家等先后进入这一行业。洞庭商人先后开设的钱庄达65家，而且，一直实力雄厚。洞庭商人还开办银行4家。还有不少洞庭商人在其他银行中任高管。

此外，洞庭商人还进入丝经和丝绸业、洋纱洋布业、面粉等加工业，及其他行业，成为当年上海滩可以与宁波商人相比的商帮。中国近代史上的江浙财团正是从这两个商帮演化而来的。

以一弹丸之地而成著名商帮者，唯洞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