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勒范式与结构适应性

3.3　钱德勒范式与结构适应性

有关跨国公司组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著名学者钱德勒那里，他在发表于1962年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史上的篇章》（Chandler，1962）一书中，以美国的大企业为例（如杜邦、通用汽车、埃克森和西尔斯），研究了这些企业的成长历史，以及伴随其成长的管理组织如何被重新塑造。

钱德勒认为，企业组织与战略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组织结构随战略而变^[11]。具体而言，就是多分部组织结构适应相关多元化战略。这就是著名的钱德勒范式。

关于写作《战略与结构》一书的目的，钱德勒在1989年所写的一篇序言中明确表示，“我的目标就是研究现代工业企业中组织结构与战略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以及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他发现，新的组织结构——M型组织结构出现之后，便被大多数扩展到新地区或相关产品市场的工业企业所使用，这种新的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对战略具有重大影响:通过减轻高层管理者的负担，激发了经理们采用长期发展战略进入新的地区和产品市场。他说:“当经理们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分部就可以轻易地管理新的行业时，他们更愿意实行多元化或将业务扩展到国外。”（Chandler，2002）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钱德勒的本意是要揭示那些最大最成功的工业企业如何改变他们的内部组织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中的战略要求，但他却也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职能部结构（即U型结构）的新的组织结构（即M型结构），是大型企业跨国经营的管理动因。M型结构的出现为跨国公司经营提供了组织保障，而在此之前，虽然也有企业尝试着在海外设立分部，但通常这些分部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而且与母公司的联系不紧密（关于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演变规律问题，将在下面一章中专门阐述），因此，严格地讲只是一种跨国经营行为，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还有一定距离。但是，M型组织结构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跨国公司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至今仍然是那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所使用的基本组织结构（钱德勒，1989）。钱德勒的开创性工作对跨国公司组织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沿着钱德勒的逻辑，一些学者开始探求适应于不同战略要求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其中最早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Stopford＆Wells对187家美国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研究（Stopford＆Wells，1972）。这项研究的实质是试图提出处于不同国际化阶段的跨国公司，其组织结构跟随公司战略的变迁规律，从而为不同阶段的跨国公司寻求一种“适宜的组织结构”。他们认为，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进程，适宜的组织结构是重要的，尽量减少或消除公司组织结构与战略之间不协调，是获得良好业绩的基础。

图3-1是两位研究者所提出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变迁模型，它揭示出跨国公司在其扩展国际市场的不同阶段通常采用的组织结构类型。

图3-1　J.Stopford＆L.Wells跨国公司组织演进的“阶段模型”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研究者确定了两个变量来描述跨国公司的战略变化和管理的复杂性:一是海外产品的多样性，二是海外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

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在其早期的海外扩张中一般都会采取单纯的国际部形式对海外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在这个阶段，海外产品无论在种类还是销售数量上都是非常有限的。随后，一些公司的海外销量提高但品种没有什么变化，这时它通常就会采用地区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另一些公司可能在产品品种方面会大量增加，那么它就倾向于在世界范围内采用产品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最后，当海外销量和品种都很多时，公司就会采用一种全球矩阵结构。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项研究中，Stopford＆Wells从跨国公司组织动态演化的角度，比较早地注意到了矩阵组织问题；两位研究者对跨国公司全球矩阵结构寄予很高的期待。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这种新型组织形式本身，而是它使人们意识到，对跨国公司组织的关注应该从传统的强调组织内部层级演进到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或者说，应该从对传统组织框架的修正转移到整体组织形态的演进上。进一步的，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经营环境动态复杂程度的提高，应该将跨国公司看作一种创造性的矛盾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跨国公司组织演进的新方向。

继Stopford＆Wells（1972）的研究之后，又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当然，这些研究也都秉承了钱德勒的传统，即从战略的角度寻求适宜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其中一项研究（Daniels，Pitts＆Trether，1984）以256家美国跨国公司为样本，以生产多元化、海外业务量、R＆D重要性、市场和资本密集度以及海外的业务权和控制权为重要的战略指标，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组织演进的战略性因素。与Stopford等人的结论不同，这项研究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跨国公司组织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其国际进入方式，而不是海外业务的增加。如果多样化扩展是通过兼并进行的，则企业倾向于选择全球产品结构。而当企业虽然多样化但R＆D密度较高时，则会采用国际部形式。他们甚至发现，采用国际部的企业比采用全球产品结构的企业具有更多的海外业务。而且，多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往往会选择最简单的全球职能结构，只有多元化程度较高时，企业才会选择M型组织中的全球产品形式。另外一项研究（Egelhoff，1988）在对50家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除了Stopford等提出的两个变量之外，对跨国公司组织结构选择的研究还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即海外生产的比重。该项研究认为，当海外销售程度和产品多样化程度均较低时，企业多采用国际分部结构。当产品多样化程度高时，则会采用全球产品结构。而当海外销售比重很高时，应同时考虑产品多样化和海外生产的比重。当后两者也比较高时，跨国公司会选择全球矩阵组织。全球产品结构适应于产品多样化程度高而海外生产比重较低的情况，而全球区域结构则更适合于海外生产比重高但生产多样化程度低的企业。

上述研究秉承钱德勒范式，以Stopford＆Wells的开创性研究为代表，从组织结构的战略适应性角度，寻找决定跨国公司组织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海外销售比例、海外市场进入方式以及海外生产比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变量，从而印证了组织选择与战略适应性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