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组织与社会资本产生

5.5.3　网络组织与社会资本产生

网络组织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而且，它本身蕴涵着很高的社会资本禀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利于产生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进一步地，与其他组织形式（如大型的科层制组织和市场）相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网络组织更有益于发展高水平的社会资本。

伊斯特斯在一篇题为《组织的多样性与社会资本的产生》的文章中^[22]，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从而将组织的多样性与社会资本的多维性结合起来。通过对一个社群合唱队4个月的参与观察，他得出结论说，每一个组织代表一种独特的网络、规范、价值和集体行动技巧的集合，组织特征会对互动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在互动的过程中，行动者之间会创造出社会资本。他认为，结构资源的变化对如何实现组织的功能、由谁来实现以及它们对行动者有多明显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环境，伊斯特斯显然把社群合唱队这样一种组织形式看作是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集体行动过程。借用这一分析方法，作为具有动态特征的网络组织，同样可以被视为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集体行动过程，由此，可以认为，网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就不仅仅是体现为一种结构，而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本产生的集体行动过程。

事实上，传统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隐含地认为企业和个人只是系统中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原子”，其模式也是建立在原子层次的知识结构基础上，而后汇集成系统的概念，比如“市场”。然而，“原子是过去式了。下个世纪的科学象征是动态的网络……原子代表了干净的简单特质，网络则引导了复杂性的散乱力量……网络是唯一能够没有偏见而发展，不经引导而学习的组织网络的群集四周都是边缘，因此，无论你由哪个方向接近，都是开放性的。事实上，网络是能够称得上具有结构的组织里最不具结构性的组织……”^[23]

网络组织正是因应了社会分工深化，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依赖与相互协调的需要要求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嵌入性是理解网络组织促进社会资本产生的一个很好的概念。由于社会资本一开始通常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且具有延时结清的特征，或者说是未来朝向的。因此，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人们通常不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去生产和发展它。也因此，我们在传统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中通常是看不到它的影子的，典型的如新制度经济学。但是，由于现实中经济行动者及其经济行为的网络嵌入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要求人们必须重视甚至要有意识地生产和发展社会资本。网络组织作为一个协作、互惠的系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行动主体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这使得个体嵌入者之间通过跨时间、跨空间的重复性互动得以发生，而这种互动不仅构成了网络中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的生成基础，而且能够有效促进信任的发展。按照科尔曼的分析，由于网络嵌入关系的相互性，在网络组织中不仅有利于发展出行动者两两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更有价值的是，能够产生出第三方信任^[24]，从而在网络组织中形成信任扩散，带来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概而言之，行动者的网络嵌入性特征，有利于系统中信任的产生，而信任能够生产信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网络组织的这一特征显然并不只是有利于信任的产生，共同的规范、语言甚至价值观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与发展。

网络锁定与闭合是其有利于社会资本生成的另外一个组织特征。作为社会资本生成的一种机制，网络组织的这一特征可以使社会资本在一个相对有边界的体系内产生与发展，它在使组织内部的成员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取资源与机会的同时，也要求其成员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比如，对网络组织及其他成员的忠诚。大多数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都强调了共同规范的价值，而网络组织这种特殊的结构特征显然对共同规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比如，由于网络组织内信息流动的快速有效，使得怀有机会主义目的的行动者的“违规行为”能够迅速在行动者之间扩散，这种不良信誉记录的发散效应往往会大大抵消机会主义者的某次收益，甚至产生网络排除效应，而一旦被摒弃在网络组织之外，相关行动者就必须承担由于网络锁定效应所产生的较高的转换成本。所以，网络组织这种特殊性，通常有利于规范和惩罚系统的建立，而且，其作用往往会超过正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如传统的科层制组织。基于对网络组织内惩罚的预期，有效的规范（尽管这种规范在网络组织中通常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出现）得以建立和维护，从而“将坐享其成转变为热情奉献”（科尔曼语）。

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由于网络组织的边界超越了一般的组织边界，因而具有丰富的弹性和模糊性，这种特性对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沟通是有利的，而有效的互动与沟通不仅是分享知识与经验的需要，也是共同语言与价值形成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在社会资本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地，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在互不接触、互不理解的行动者之间出现。

共同的战略愿景、共同的信念……甚至社会资本的一切表现形式都能够在网络组织中找到生成与发展的基础。

最后，需要对有关这一命题的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加以说明。一个是过度的社会资本会产生限制合作、交易与变革的负面效应，而且可能会限制对多元化思想和信息的摄取（access）。典型的例子如在日本围绕大企业而建立起来的网络组织模式，由于过于紧密的网络生成了过度的社会资本，已经被认为是组织创新低效率的原因之一。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资本中毒”。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网络组织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发展，但诸如规范、信任、共同信念等社会资本形式也是网络组织的存在与运行基础，失去了这些，网络组织将不复存在。究竟是网络组织的产生演化出了社会资本，还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存在促成了网络组织的形成？这在学界被认为仍然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chicken－egg problem），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比较广阔的思考空间。这同样也是本书敢于尝试将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组织这一几乎同样新颖的话题进行阐释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社会资本强调的是行动者（比如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的嵌入性特征，认为所有行动者都与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存在相互联系、互相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构与内容会影响甚至决定行动者的行为与绩效。在此基础上，社会资本所关注的内容更多是与传统人为设计组织（如科层制组织）不同的，比如网络联系、自发规范、相互信任、共同信念等。同时，它也强调了与传统经济学中市场机制不同的一面。网络组织是企业为了应对动态复杂环境的一种选择，它需要不同于科层命令和市场价格的新的运行基础，而社会资本正是网络组织有效运行所必需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网络组织不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而且，有利于组织内社会资本的催生与发展，而这又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组织优势的重要来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组织的最根本价值就在于它提高了社会联系和知识的价值，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

【注释】

[1]作为一种分析关系结构的工具，经济学界、社会学界都已经有人开始利用其对有关现象进行分析。强调网络分析方法对于理解社会经济行为的重要性，更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张其仔，2001）。从国际管理学界的研究近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在将网络应用到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中（如Gnyawali，2001等）和跨国公司组织的研究中（如Ghoshal＆Bartlett，1990等）。

[2]Mark Granovetter（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360 1380.中译文可参见《国外社会学》，1998（2），张文宏译。

[3]E.Laszlo＆Ch.Laszlo:The Insight Edge，Quorum Books，1997.《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中译本）》，文昭、黄丽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4]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储祥银等译:《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一体化国际生产》，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5]C.K.Prahalad＆Kenneth Lieberthal在他们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1998）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寻求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只能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样巨大的新兴市场上参与竞争，除此别无选择。而要赢得这场竞争，跨国公司必须摒弃传统的扩张主义思维，结束集权化时代，重新思考其业务模式的各个要素，以便能够在新兴市场上进行有效的学习和革新（C.K.Prahalad＆Kenneth Lieberthal，1998）。

[6]组织群（也译作组织丛）是开放视角中关于组织环境生态层次分析中的一个亚层次，它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从特定组织的立场来看待环境。一般认为组织群的概念是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Merton，1957）的角色群（role－set）概念发展而来的。默顿指出，一个身份（如“父亲”）伴随的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群与之相辅相成的角色。同样，一个组织也加入到与其特定身份相关的各种关系中。比如，一个小杂货店以一种方式与供应商联系，以另一种方式与顾客联系，又以另外的方式与邻居们联系，等等。而这些对象就构成了这家小杂货店的组织群。（参见理查德·斯格特《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或阎海峰、王端旭《现代组织理论与组织创新》，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7]2005年8月25日，投资4 000万美元的美国3M公司中国R＆D中心在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奠基，它是3M公司全球三大R＆D中心之一。3M全球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科技官Jay Inlenfeld博士表示:“研发中心将不仅是3M公司在中国甚至整个亚太地区创新科技研发的重要基地，也是我们和世界分享研发资源的一个交流平台。”据参加当天奠基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介绍，迄时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R＆D中心已经达到了158家。

[8]Casson＆Cox将信任区分为道德信任和物质信任，前者基于人们对某种价值观念的内化，因为人们能够从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中得到满足，这种信任能够处理难以预料的事情；后者依赖于某种外来力量，这种信任无法应对偶发事件。他们的结论是，所有成功的交易都取决于有保证的信任。对于跨国公司网络组织而言，要实现知识在组织间的有效流动与共享，应该着力在整个组织内培养有保证的道德信任。按照lane和Bachmann（1998）的看法，就是在整个组织体系内协调精神图式或学习方式。

[9]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Geert.Hofstede基于工作目的上存在的价值观和信念差异建立了国家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联系，为跨文化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模型。通过对IBM遍布全球的39家子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Hofstede，1980），以及在随后的有关研究（Hofstede，1991；Hofstede＆Bond，1988）基础上，Hofstede从五个方面（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男性中心和长期取向）比较了许多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文化环境对组织与管理的影响。

[10]关于共同愿景的探讨已经很多见，如Peter Senge（1995）在他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中就有专门阐述。在作者看来，这个概念与“组织精神图式”（Argris＆Sch9n，1978）以及“战略意图”（Hammer＆Prahalad，1989）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均强调共同价值观对于组织学习与知识共享的重要价值。

[11]Igor.Ansoff:Company Strategy，John Wiley，1965/1988。在该书中专门有一章叫做“协同与能力”（Synergies and Capabilities Profile），有关译文可参见Andrew Campell等编著:《战略协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0页。

[12]具体内容可参见Bartlett，C.A.and Ghoshal，S.，Managing Across Borders:The Transnational Soluti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Boston，1989，p.4。

[13]C.K.Prahalad＆K.Lieberthal: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7，8）.中译文见《公司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14]有人甚至认为，跨国公司R＆D行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大三角化”而非“全球化”。

[15]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可以参见经济地理学者的相关研究。

[16]有关报道可以参见《参考消息》，《跨国公司抢滩中国研究发展机构》一文，1999年12月7日至9日。

[17]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科尔曼在这里所称的个体并不单单指向个人，还包括法人。所以，他在行文中常常使用行动者（actors）一词。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隐含地提示人们可以将社会资本应用于组织（企业）行为的研究中，而不论社会学者如何单纯地将其应用于个人的研究中。

[18]社会资本概念正是因为普特南的著作《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而引起广泛关注的，其对政治学的意义可想而知。

[19]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联系都能形成网络，只有那些包含有形或无形资产要素的长期联系才能构成网络，这些长期联系无论是采用明确的契约还是隐含的合同，都含有长期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要素。它显然有别于经济行动者之间在公平交易市场上的交易联系。

[20]鲍·埃里克森等认为核心能力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显然他们是注意到了核心能力与社会资本之间及其相似的特征。有关文章可参见尼古莱·J·福斯等主编:《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100页。

[21]全文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27页。

[22]同上书，第110—118页。

[23]引自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24]如在网络中因为A信任B、B信任C而产生的C与A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一种第三方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