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发展的国际比较

关于人文发展的国际比较——兼论我国人文发展水平提升问题

一

人文发展的内涵很广，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要把它量化，并用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表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人文发展水平，并进行国际比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一个关于衡量国家经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成就的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及其计算方法。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5月发表的第一份《人文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首次公布。此后，在逐年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均有披露。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随着人们对人文发展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人文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也有所调整，其数据系列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引用不同年度《人文发展报告》中的人文发展指数来判定一个国家（地区）人文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为了便于比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中特地列出了根据一种一贯方法和数据编制的自1975年以来的人文发展指数趋势。同时，还特别说明，现在继续寻求人文发展指数的进一步的方法和数据调整。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除编制人文发展指数外，还编制3种补充指数：人文贫困指数、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尺度。然而，人文发展的概念比人文发展指数和这3种补充指数的范围大得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强调指出，因为人类发展的许多方面，例如参与社区生活不容易量化，虽然简单的综合衡量尺度能十分有效地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但是这些指数不能充分说明有关人类发展的许多问题。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的说明，人文发展指数衡量一个国家在人文发展3个基本方面的总体成就——寿命、知识和体面的生活。它的衡量尺度是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成人识字率以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综合入学率）与按美元购买力平价（PPPUS＄）计算的人均GDP。人文发展指数是对人文发展的一种概括，而不是全面的衡量尺度。

人文发展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实现人文发展取得的总体进展，而人文贫困指数反映进展的分布情况，衡量依然存在的贫困程度。人文贫困指数衡量与人文发展指数相同的人文发展基本方面的被剥夺程度。它又分成两个指数：人文贫困指数1和人文贫困指数2。

人文贫困指数1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它的重点是衡量3个方面的被剥夺状况：寿命、知识以及政府和私人的总体经济状况。寿命按出生时起活不到40岁的概率衡量，知识按成人识字率衡量，总体经济状况的衡量尺度是不使用改善后的水源的人口所占百分比和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百分比。

人文贫困指数2衡量部分经济与合作组织国家的人文贫困状况。其重点是衡量与人文贫困指数1相同的3个基本方面的被剥夺状况以及一个额外方面，即社会排斥状况。这些指标是自出生起活不到60岁的概率、成人半文盲率、贫困线以下人口所占百分比（可支配家庭收入不到平均收入的50%）以及长期失业率（失业12个月以上）。

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衡量与人文发展指数相同的3个基本方面的成就，并采用与人文发展指数相同的指标，但反映了这些成就在男女之间的差距。它只是按性别差距向下调整的人文发展指数。一个国家基本人文发展的性别差距越严重，它的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与人文发展指数相比就越低。

性别赋权尺度说明女性能否积极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它的重点是参与，衡量在经济和政治参与以及决策等关键领域的男女不平等。它跟踪妇女担任议员、高级官员和经理的百分比，以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百分比，还踊跃跟踪男女的收入差别，从而反映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同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不同的是，它反映若干领域的机会不平等。

考虑到上述3种补充指数的计算方法比较繁琐，统计资料又不像人文发展指数那样完整，特别是计算发展中国家和OECD国家的人文贫困指数所包含的内容不相一致，难以进行系统、划一的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在下面的论述内容，只围绕人文发展指数展开，不涉及3种补充指数。

二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中，将全世界162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和地区，按其1999年人文发展指数值的大小，分为3类：一是人文发展指数0.800及其以上的高人文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二是人文发展指数0.500～0.799的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三是人文发展指数0.500以下的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

属于第一类高人文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共48个，主要是1999年人均GNP 9 266美元及其以上的33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另外为1999年人均GNP 756～9 265美元的15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

属于第二类中等人文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共78个，主要是1999年人均GNP 756～9 265美元的55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另外为1999年人均GNP 755美元及其以下的23个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属于第三类低人文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共36个，主要是1999年人均GNP 755美元及其以下的35个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另外1个是1999年人均GNP 79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地区）的人文发展水平的分布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态。换句话说，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多，而处于高人文发展水平和低人文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相对地少。同时也可看出，人文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人文发展水平也高；反之，则低。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一般也大，医护设施完善，疾病防治得当，死亡率低；教育普及，入学率、识字率高，从而使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程度提高。这样，反映寿命、知识和“体面”的生活3个基本方面总体成就的人文发展指数也就必然相应增大。

至于一些国家出现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与人文发展水平层次不相一致的情况，如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而人文发展水平却处于较高层次；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层次，而人文发展水平却处于较低层次。其原因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就各个国家进行具体的分析。

例如韩国，1999年人均GNP为8 490美元，属中等收入国家；而当年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875，属高人文发展水平国家。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①韩国的人均GNP不仅大大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的平均水平（2 000美元），而且也超过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的平均水平（4 900美元）很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 15 712美元，不仅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 310美元），而且也超过了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3 850美元）。②韩国凭借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了对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据统计，韩国用于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GDP的2.3%，私人支出占GDP的2.8%，两者合计占GDP的5.1%（1998年数字）。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3.7%，占政府总支出的17.5%（1995—1997年数字）。这样，就使韩国使用适当卫生设施、改善水源和能获得基本药物人口以及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大大增加，从而降低了死亡率，提高了人的寿命（1999年，韩国人的预期寿命为74.7岁，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69.5岁和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66.8岁）。随着教育经费增加，教育规模扩大，办学条件改善，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提高了。据统计，1999年韩国的成人识字率（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百分比）达97.6%，小学、中学及大学综合入学率为90%，均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相应指标的平均水平。

又如印度，1999年人均GNP为450美元，属低收入国家；而当年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571，属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究其原因，主要是：①印度的人均GNP超过了低收入国家人均GNP的平均水平（41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 2 248美元，不仅超过了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 910美元），也超过了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1 200美元）。②印度的人均GNP虽小，但经济总量却较大，1999年GNP达4 422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1位，能拿出较多资金来加强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据统计，1998年，印度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分别占GDP的0.6%和4.2%，两者合计占GDP的4.8%。1995—1997年，印度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3.2%，占政府总支出的11.6%。这样，就增加了使用适当卫生设施、改善水源和能获得基本药物的人口以及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1999年印度人的预期寿命为62.9岁，超过了低收入国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59.4岁和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52.6岁）。由于教育经费增加，教育规模扩大，办学条件改善，使印度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提高了。据统计，1999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为56.5%，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为55%，后者已超过低收入国家平均综合入学率4个百分点和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平均综合入学率17个百分点。

与上述两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吉布提（1999年人均GNP 790美元）之所以成为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1999年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447），原因是：①吉布提的人均GNP不仅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的平均水平（2 000美元），而且也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的平均水平（1 200美元）很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 377美元）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 310美元），而且也低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数（3 850美元）。②吉布提的经济总量很少，199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5.11亿美元，财力有限，难以加强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致使该国的死亡率高，受教育程度低。1999年，吉布提人的预期寿命只有44岁，不仅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69.5岁）低25.5岁，而且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59.4岁）还低15.4岁。吉布提的成人识字率（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为63.4%，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为22%，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相同指标的平均水平（成人识字率分别为85.7%和78.5%，综合入学率分别为73%和67%）。这样，吉布提当然只能沦为低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了。

在上述16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人文发展指数历史资料可供比较的为130个。其中，除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呈现出1980年代上升、1990年代下降的趋势外，绝大多数国家（地区）的人文发展指数都呈持续上升趋势，另有一些国家则呈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因此，总的说来，全世界的人文发展水平趋向提高了。至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文发展指数趋势之所以呈现出1980年代上升、1990年代下降的特点，则是同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社会动乱、经济滑坡分不开的。不过，也应看到，其中有些国家（如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克罗地亚等）的人文发展指数在1990年代后期已有所回升。这又是同这些国家的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好转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想提升人文发展水平，就应确保政局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否则是难以实现的。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上面据以分析和论证的人文发展指数仅衡量各个国家的平均成就，而不表明它在一个国家的分布是否均匀。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的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组别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人文发展水平差别。例如，在南非，1996年北方省的人文发展指数仅为0.531，而豪登省为0.716。在危地马拉，1998年农村地区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536，大大低于城市的0.672。在柬埔寨，1999年最贫困的20%的人口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445，大大低于全国0.517的平均数，更重要的是比富有的20%的人口的人文发展指数（0.623）低将近三分之一。在美国，1999年美国白人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870，高于非裔美国人的0.805，并且高于西班牙后裔的0.756。1996年，尼泊尔“贱民”的人文发展指数为0.239，只是贵族的0.439的一半略多一点。因此，在评估或拟定如何提升一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水平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以利于采取必要的、适当的政策措施来缩小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人文发展差距。

三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文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人文发展指数已由1980年的0.553上升为0.718，超过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所属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716、0.647、0.684）。但是，还低于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740）和所在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719）。

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合成人文发展指数的诸要素指标的情况看，问题不在寿命和知识方面。因为，1999年，中国的预期寿命为70.2岁，不仅超过了全世界平均的66.7岁，发展中国家平均的64.5岁，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平均的66.8岁，而且也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的69.5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平均的69.2岁。同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为83.5%，超过了全世界的79.2%，发展中国家的72.9%和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78.5%，只略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85.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85.3%。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入学率为73%，则不仅超过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5%、61%、67%），而且平了中等收入国家的73%，并超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71%。然而，1999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3 617美元，虽然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平均的3 530美元，却低于全世界的6 980美元，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的3 85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的5 310美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3 960美元。

由此可见，我国人文发展指数之所以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症结主要在于按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低。

大家知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是由GDP总量、人口总数、本币与美元购买力比价3个因素决定的。这样，要提升我国的人文发展水平，就应进一步发展经济，扩大经济规模，增加经济总量；同时要继续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并搞好货币发行和市场供应，防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新情况，一定要继续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商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以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我国是个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1999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0 102元（人民币，下同）、5 459元和4 172元。3个地区人均GDP的比率为1∶0.540∶0.413。如以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0，则中部地区人均GDP比东部低46，西部地区人均GDP比东部低58.7。基于这种情况，为提升我国的人文发展水平，就必须在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经济的同时，着力加快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对此，中央已经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在我国“十五”计划纲要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部署。强调要突出重点，搞好开局，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力争5～10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使科技、教育有较大发展。国务院已颁布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国家将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西部地区要立足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作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更多、更好地吸引境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参与西部开发。中部地区则要充分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以主要水陆交通干线地区为重点，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巩固和发展农业，继续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力度，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大政方针已定，经过各方努力，认真贯彻执行和落实，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我国，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很突出，缩小城乡差别也是提升我国人文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为缩小城乡差别，应着眼于通过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应遵照“十五”计划纲要的规定，在切实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林业、水产业。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提高商品率。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等产业，提高农业的后续效益。引导乡镇企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发展小城镇，繁荣小城镇经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积极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继续搞好农村扶贫工作，加大扶贫力度，坚持开发式扶贫。多方面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支持贫困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农村地区文教卫生经费投入，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和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尽力缩小地区、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怀和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因为，我国人民的生活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虽有很大改善，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据统计，1998年我国还有4.6%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如按国际贫困线标准，则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人口有18.5%，而每天生活在不足2美元的人口达53.7%。因此，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扶贫济困的各项政策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特别困难的个人与群体，要逐步形成一个以政府救助为主、社会互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格局，使这部分人的日常生活、疾病就医治疗、子女上学等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同时也使我国人文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受影响。

（《世界经济情况》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