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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解体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时间:2023-06-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苏联解体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问题苏联解体,表现形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分裂,而其实质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毁灭。这里,侧重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谈一点从苏联解体中应吸取的教训。问题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带来了许多严重后果:产业结构畸形,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窒息了社会主义经

从苏联解体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问题

苏联解体,表现形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分裂,而其实质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毁灭。这是战后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挫折。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苏联的解体和剧变,固然是件令人十分痛心的坏事,但它起到无可替代的反面教员的作用,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认真总结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样,就将有助于推进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会出现某些人所说“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失败”的局面。这里,侧重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谈一点从苏联解体中应吸取的教训。

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

如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2)同样,在建设中如果领错了路,则不仅建不成社会主义,而且还将葬送掉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苏联解体和剧变之所以发生,说到底,就在于邓小平深刻指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4)

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含义作过许多论述,但都比较注重于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而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明确地指出它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6)他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7)他还说:“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8)不可否认,列宁很重视发展生产力,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9)但是,这只不过是作为完全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提出来的。列宁说:“要完成这一事业(指完全消灭阶级——摘注),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10)列宁的着眼点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11)

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与列宁一脉相承的,而且在如何实现问题上犯了急性病。他不是从正确估量苏联实际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出发,而是从尽快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模式的愿望出发,来制定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犯了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例如,过早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超越生产力水平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在所有制改造刚刚完成时,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并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肃反扩大化;等等。在他的影响下,教条主义盛行,“左”的思潮泛滥,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纠正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左”的做法,在政治、经济、思想、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是,由于“超越阶段”的思想没有根除(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左”的错误依然存在。同时,由于未能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和正确对待斯大林的错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结果大大滋长了“右”的错误,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阶级属性,为苏联后来的剧变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就更赤裸裸地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由此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剧变。

苏联的解体和剧变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不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就失去了生命力。死守书本教条,没有创新意识,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抵制和战胜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势必走到邪路上去,进入死胡同。在苏联,“左”的错误给剧变埋下祸根,而“右”的错误则使剧变成为事实。这个教训应当深刻记取。

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改善人民生活,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力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面很广、很复杂。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以什么为中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又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一点,列宁是清醒的、明确的。他早就说过,落后就会挨打。不在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就会灭亡。后来又把增加产品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可惜因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处于战争环境,加上他过早逝世,未能实施。

应该承认,斯大林也很重视发展经济。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优势,大大提高了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问题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能集中精力抓经济。再说,他指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或者说服务于“备战”要求的。

其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都重视发展经济,从1956年到1975年的20年间经济翻了两番,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可见,他们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进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带来了许多严重后果:产业结构畸形,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经营粗放,投入多、产出少,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积累高、消费低,人民得不到真正的经济实惠;等等。加上1970年代以来社会生产条件恶化,致使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趋于停滞。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虽然制定了“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提出了一些发展规划,但停留于纸上,没有多少实际行动,更不见明显效果。紧接着又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政治改革。结果使早已潜伏着的经济危机表面化,更加恶化。经济上不去,激化了国内的各种矛盾。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等交织在一起,社会陷入全面危机,使苏联迅速解体了。

苏联的解体从反面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改善人民生活,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否则,就难逃覆灭的厄运。而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改革旧经济体制、建立新经济体制过程中,一定要正确把握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不能机械地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管理制度的论述。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不能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排斥。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较高程度社会化的情况出发,设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可立即建立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的社会。“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2)然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因此,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实现许多本来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外加任务”,如工业化和生产的高度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消灭商品经济,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商品经济离不开市场,正如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计划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当然不能没有市场;资本主义要管理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当然不能没有计划。所以,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当今世界上,各国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趋向于一体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上保持封闭状态或独立于全球体系,否则,必将被无情地抛在后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使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行事。

三、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袭,防止“和平演变”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不仅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建设物质文明,而且,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应当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奋起全国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以及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据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即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

综观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应该承认,他们是高度重视科学文化建设的。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绝对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提出过“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花大力气培养“红色专家”,提高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革命前,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只有29万,而1984年已达到5 130万人。(1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几乎全都受过高等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的不少方面也居世界领先地位,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就是个明显的例证。问题是,对思想道德建设不像对科学文化建设那样抓得紧,往往是说的多,做的少,或者是光说不做,完全流于形式。特别是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唯我独尊,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他能正确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吗?!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到处贴标签,唱高调,说空话,根本不能起到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作用。后来,苏联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当然更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了。由于长期忽视思想道德建设,或者说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结果造就了一大批虽然具有高学历却在政治上分不清大是大非、迷失方向的人。更为严重的是,其中还出了一伙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搞垮了。

苏联长期忽视和削弱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结果,为剧变造就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众所周知,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小生产习惯势力很严重,加上战后西方国家对苏实行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渗透,使早就存在、从未绝迹的思想道德败坏事情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直至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经验证明,一个人的思想道德败坏了,必然私心膨胀,唯利是图,成为蛀蚀社会主义大厦的蠹虫。而一个政党腐败、一个国家腐败,必将亡党亡国。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牢记不忘。

四、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反对个人专断

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高度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充分发扬民主。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这是因为,要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改革、开放,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发扬民主,形成良好的民主气氛才能使人民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搞好经济,搞好改革开放。其次要有统一集中领导,而实行正确的统一集中领导同样要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总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3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同时,必须看到,民主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的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因此,绝不能抽象地说民主,更不能走向极端民主化。如果那样做,则只能给社会主义带来破坏,甚至毁灭。所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在一定的法制轨道上有序地进行。

在苏联,斯大林的不民主、个人专断,制造了许多历史冤假错案,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给社会主义埋下了祸根;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激进政治改革,则煽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狂风恶浪,毁灭了社会主义。苏联“两个极端、一种结果”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但也不能极端民主化。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而极端民主化,则势必导致社会动乱、政局动荡,葬送社会主义。

其次,为防止“两个极端”的产生,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意味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包括民主政权制度、民主选举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在内的系列制度,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对不利于发扬民主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但改革应当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分阶段逐步进行,不可急躁冒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意味着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为此,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政党、团体、组织和个人都应当在法律首先是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决不允许有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独断专行,践踏法律。

再次,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和社会法律制度的物质基础才能得到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得以巩固,人民民主权力才有实质内容;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民主才不会流于形式;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才能保证人民利益得到集中反映;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思想武器,我们才能发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特定规律,制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五、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社会主义事业是异常艰巨和长期的事业,绝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才能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组织和动员群众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也才能对内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外创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苏联之所以解体,关键就在于苏共党内出了机会主义,决定实行多党制,自动放弃党的领导地位,并宣布苏共中央解散,从而使苏联这样一个拥有100多个民族和近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失去了领导核心和凝聚力量。而苏共在党内出了机会主义时,党的机体未能克服纠正;在遭到敌对势力进攻时,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这与长期以来苏共忽视党的自身建设有直接关系。正是由于长期忽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以致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作风腐败,严重脱离群众,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和人民的信任。苏联解体从反面深刻地告诉我们,执政的共产党能否密切联系联众是关系党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只有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使党真正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是执政党永葆青春的灵魂。只有以科学理论武装的党,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建立起党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前提。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用科学的理论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人民利益,不能及时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不能领导人民实现社会变革,不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掌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掌握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历史主动权,而是思想怠惰,陷入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泥坑,那就只能被推翻。

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有没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是衡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是否成熟的标尺。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是形成正确路线的可靠基础,贯彻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和纠正失误的有力武器。它关系到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系到全党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因而也是党联系群众的组织保证。

加强党的建设,还必须坚决清除腐败现象,狠抓党的作风建设。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对党在路线上所犯的错误较能容忍、谅解,而对党内不正之风却难以宽恕。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要保持党的光辉形象,必须狠抓党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执政党面临着诸多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丧失远大理想和革命意志。唯有这样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与人民群众一起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苏联出问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而苏共出问题,则是同没有注意培养和选好接班人有直接的关系。

(《世界经济文汇》1995年第2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4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6)《列宁选集》第4卷,第89、200、11、586、11页。

(7)《列宁选集》第4卷,第89、200、11、586、11页。

(8)《列宁选集》第4卷,第89、200、11、586、11页。

(9)《列宁选集》第4卷,第89、200、11、586、11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89、200、11、586、11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第4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

(13)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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