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2.1.2　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促进新兴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发展成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也因此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相对独立且重要的分支。20世纪50、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辉煌时期，当时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Rosentein-Rodan（1943）最早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Balanced-growth）。Rosentein-Rodan承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投资，发展中国家要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供给不足”的双重发展障碍，就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投资，给经济一次性的大推动，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到全面、均衡的状态，走出贫困恶性循环的陷阱，因而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大推进理论。但是，平衡增长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产业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更为符合发展规律（Lin，2007）；其次，在实践中，平衡增长理论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很难获得，发展中国家往往资本匮乏，且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完善，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的资本是非常困难的，除非采用政治手段通过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式，将农业部门的积累强行转移到工业部门，但这种发展方式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平衡增长理论在实践中没有成功的案例。

赫希曼（1991）认识到平衡增长理论的上述缺陷，对其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一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必遵循全面发展的模式，不同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状态，有选择地对某些部门进行优先投资。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资源首先发展关联效应大的产业，以此为动力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地区间发展也应遵循同样的逻辑，具有优势的地区可以先形成发展极，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罗斯托（1960）持有与赫希曼类似的经济发展观点，并从动态角度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罗斯托认为社会的发展可以分成五个基本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农业经济、等级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过渡性社会、投资增长、社会行为方式转变），起飞阶段（投资率大于10％、生产进步），趋于成熟阶段（投资率大于20％、资源配置优化），大规模消费阶段（福利国家、大规模消费）。其中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的分水岭，跨越该阶段后，发展障碍得以克服，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路径。

赫希曼和罗斯托的理论描绘了一幅经济发展全景图。但是，他们的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对这一现象的漠视使上述发展理论脱离了社会现实，从而缺乏可操作性。Lewis（1954）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包含二元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发展模型。Lewis模型讲述这样的故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个是传统部门，另一个是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包含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该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现代部门包含了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均较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的传统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的工资下限，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其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现代部门的利润来自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部分，并不断把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在Lewis模型中，传统部门被认为是次要的、从属的和被动的。Fei和Ranis（1964）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他们据此发展了Lewis模型。此外，Chenery和Strout（1966）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他们因此提出了两缺口模型，阐明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国外资源来填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发展模式。

中国发展经济学先驱张培刚（2002）也为工业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工业化过程包括五项基本因素：人口、资源或动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以及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

在上述发展经济学家构建宏大发展理论的同时，另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则通过建立增长模型研究增长原因。哈罗德—多马模型（Domar，1947；Harrod 1948）是这一领域的开创之作。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国民收入和就业稳定均衡增长所需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反映了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加速数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产量比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要获得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维持一定的能为投资所吸收的储蓄率；反之，若将一定的储蓄率形成的储蓄全部为投资所吸收，经济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哈罗德—多马模型采用了非常简单的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劳动必须充分就业，资本必须充分使用）才能达到均衡，而且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的可能性，这与现实世界的经济发展是不相符的。索洛（Solow，1957）认识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他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取代了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将哈罗德—多马模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来自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索洛假定生产函数符合规模报酬不变、边际产量递减，并且储蓄率一定、技术进步为外生。在这些假定下，索洛模型推出无论从任何一点出发，经济都会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通过调节储蓄率可以实现人均最优消费和最优资本存量的“黄金律”增长。但是索洛模型（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其他增长模型）的假定条件太苛刻，不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

上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理论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总的来说，这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可靠的市场体系，市场失效是这些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物质资本的积累是这些发展理论的核心。这些理论得出的一般政策建议是，国家应该推行强有力的干预性政策，通过协调和配置资源，促进资本的积累，推进工业化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其发展理论充满了自信，认为只要采取他们的政策建议就能够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转化、实现工业化、减少贫困。但是这些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过分强调资本的作用，给出的发展战略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因而，在实践中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然而，正如Lin（2007）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因而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不符合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在实践上，这些发展理论也未能经受住检验，采用这些发展战略的国家并未能摆脱贫困的陷阱，因而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理论在后来均遭受了批评（Adelman，2000）。上述这些缺陷导致了有关工业化的发展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转入低潮期，并且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