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及日本殖民时期城市空间发展

一、清末及日本殖民时期城市空间发展

清朝时期，台湾城市在空间发展上呈现的突出特点是市镇集聚于港口及其周边地区。在清末十五个主要市镇中有九个是港口城市，其中，基隆、鹿港、安平和东港是海港城市，而盐水、朴子、北港、艋舺和大稻埕则为河港城市。之所以会形成如此之多的港口市镇，原因在于港口是大陆移民渡海赴台之后最初的扎根栖息之所，同时由于当时台湾内陆地区的交通不便，水运比陆运发达，因而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海运和河运（郭仲凌，1997）。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形成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人口和货物的往来关系造就了相当数量的西部港口城市（章英华和蔡勇美，1997）。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市镇聚落的空间发展与清末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掠夺台湾经济资源，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完成了纵贯公路、苏花公路、南迴公路、新高公路与纵贯铁路的修建。新交通网络的建立使得台湾的运输方式与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铁路与公路运输逐渐取代水上运输，成为台湾本岛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殖民者掠夺农村资源，主要就是通过密布的公路网和贯穿南北的纵贯铁路，将资源从农村运到枢纽城市，进而通往高雄、基隆两港集中出口。因此，当铁路与南北两个深水港构成了台湾的主要交通体系之后，清朝在台湾西岸分布的港口都市就逐渐失去优势。例如，鹿港、北港、东港和朴子等港口虽然仍位列前二十大都市之列，但位序却持续下降，其中鹿港由日治初期的第三位下降到中期的第十位。与此同时，沿公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如苗栗、丰原、新营、高雄及屏东等。同时，由于铁路与公路的连接，使得原本被地形阻隔的各城镇联系紧密起来，特别是纵贯铁路的修建使得台湾南北部联系得以加强。城镇关系的加强使得区域政治中心城市获得发展优势，例如南部的高雄市、中部的台中市都是州治所在，都先后发展成为本区域规模最大的城市。

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城市空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表现在确立了北部区域的统治优势，使北部的城市化发展快于其他区域，从而改变了清末时期区域城市化均衡发展的态势。因为台湾西部河川多且短，将平原切分成一系列南北不相连的地域，自17世纪起陆续形成的聚落城市便在这些分割的地域中缓慢发展，每一个地域通常以出海口的城市为据点，各自发展与大陆沿海等地的贸易关系，因而形成独立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使得各区域都得到几乎同等发展契机。而日治时期，由于交通技术上的改进，特别是南北两大港口的经营以及纵贯铁路的兴建，使殖民地首府台北具备了成为全台政治、经济甚至是教育、文化中心的条件。在台北的带动下，北部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显著。表3-5列示了日治时期，台湾主要行政区划的城市人口比例，并以台北州比例为基数（100），计算出其他区域的城市化比值。由表3-5可知，日治时期台湾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都在稳步提高，但是台北州的城市化发展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城市化比例基本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而且从城市化比值来看，台北州优势日益显著。反之，处于中部的台中州以及南部的台南州，城市化比值均在不断下降，说明其与台北的差距在加大。而台东、花莲所处的东部区域则一直是城市化发展较落后地区，不仅城市化水平处于各区域之末，而且城市化比值也在不断下降。由此可见，日治时期台湾出现了城市空间发展不均衡现象，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级，北部最快，中部与南部次之，而东部最为落后。

表3-5　日治时代台湾地区别城市化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蔡勇美和章英华（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