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

在传统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往往以经济因素作为影响迁移决策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重视，地方公共服务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目前，针对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宏观研究，往往以地区数据为研究对象；二是微观研究，往往以迁移人口个体为研究对象。无论哪种方法，其理论基础都离不开Tiebout（1956）的著名理论，即“用脚投票”理论。Tiebout模型试图解决的是公共品提供中的两个难题，即居民公共品消费的偏好显示问题与公共品提供的效率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在经验研究中直接进行验证，因此出现了众多的衍生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Dowding et a1.，1994）^[1]。Tiebout理论暗含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地方公共服务与税率会影响居民的居住地选择，居民都倾向于选择税率低且公共服务好的地区居住，而人口迁移研究就来源于这个结论。由于体现了竞争性均衡的概念，因此迁移率研究比其他经验研究对Tiebout有着更大的解释力度。而且，由于该研究可以清晰区分族群、收入、性别等群体差异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因此可以较好地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

早期的人口迁移研究大多属于宏观研究，该类研究关心的是地区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采用的数据多为各地区（州、省、市等）的加总数据。众多的Tiebout迁移经验研究主要针对美国（加拿大）的州际（省际）或市际迁移进行，考察的范围包括地方财政支出或税率差异对不同群体居民迁移行为的影响。例如，Day（1992）考察了加拿大省际迁移的情况，发现各省的地方公共支出差异在居民迁移行为中的作用非常显著，而且省际公共品供给差异可以部分地由工资差异来弥补，即为防止劳动力流出或吸引劳动力流入，公共品供给水平较低的地区通过提高工资率弥补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Yu（1995）对1990年美国州际迁移的研究发现，地方福利和税收负担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迁移率分别增加0.4个百分点和降低1.32个百分点，表明两者对迁移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Cebu1a和A1exander（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区域的净迁入率是该地区用于小学和初中的生均支出的增函数以及州人均收入税负的减函数。

在加总研究中，最为普遍的是关于地方公共服务对不同收入人群迁移行为影响的研究。例如，E11son（1980）考察了美国1960年的普查数据，发现地方福利水平对中等收入家庭的迁移有显著影响，而对高收入家庭则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地方公共服务在后者迁移行为中的作用不显著。在美国，种族差异（尤其是白人与黑人）往往可以成为收入水平差异的替代变量，而此类研究也发现了类似E11son的经验证据。例如，Cebu1a（1974）、Kohn等（1973）发现高福利对黑人的吸引力大于白人；而Sommers等（1973）的研究也发现，在1950—1960年期间，高福利对非白人的迁移有着非常显著的吸引力，而对白人迁移的影响则不显著；Cebu1a和Be1ton（1994）根据1990年普查数据考察了美国地方福利（主要是ADFC，即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对印第安人迁移的影响，发现前者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后者的迁移行为。不过，随着时代进步，种族差异越来越难以替代收入差异，Cebu1a等（1983）认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种族差异对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越来越差，因而不宜再作为收入差异的替代变量，而Cushing（1993）的研究也发现以非白人移民来代表低收入群的效力在逐渐减弱。

除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差异，另一个影响迁移行为的财政因素是地区税率差异，即Tiebout-Tu11ock假说^[2]。作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地方税率（主要是财产税）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也直接决定着辖区居民的生活成本。例如，在高税收、高福利的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迁移偏好也是不同的。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购置的房产价值较高，因而需要支付较高的财产税；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尽管他们可能也要支付较其他地区更高的税率，但由于他们房产价值远低于高收入家庭，因而缴纳的财产税也要远低于前者。而另一方面，两者享用的又是相同的公共服务，从而使低收入家庭成为搭便车者^[3]，因此高税率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要大于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例如，Cebu1a（1974，1978）发现，财产税率对白人移民群体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黑人移民的影响则不显著。不过，对于税率差异的影响，有些经济学家（Ede1 and Sc1ar，1974；Sakashita and Hirao，1999）认为地方税率应当被视为公共服务的价格，因此将两者同时放入计量模型会产生估计偏误。

因数据质量与计量技术的限制，早期基于加总数据的迁移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只能找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corre1ation），而无法真正证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tive re1ation）。而且，对于加总数据来说，另一个不易解决的是数据内生性问题。近年来，随着微观调查方法和微观计量技术如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1）的逐步完善和广泛应用，利用家庭及个人等微观数据进行的人口迁移研究逐渐涌现出来。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可以通过对家庭或个人的问卷调查，直观而明确地了解地方公共品供给在他们的居住地选择、住房购买等行为上的作用，从而找到变量之间具有确定性的直接联系，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数据内生性问题。例如，John等（1995）对英国伦敦居民的迁移行为进行了微观层面的考察，发现税收—公共服务组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迁移决策，但其重要性低于工作转换和购买第一套房子等因素的作用；Borrow（2002）探讨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案例，发现当地家庭在进行居住地选择时，该地区的公共品提供水平（如公立学校教育质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4]；Liebig和Sousa-Poza（2006）考察了税率差异较大的瑞士的微观家庭数据，发现税收竞争并非居民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是与住房相关的因素对迁移有着很强的作用。

此外，微观数据研究也能够解决基于加总数据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早期的迁移率研究很难区分迁移人群中年龄、职业或性别差异的影响，也无法剥离不同区域（城市、学区、社区等）之间异质性的影响，近年来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使针对该领域的研究成为可能。例如，Dah1berg和Fredriksson（2001）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地方公共服务与居民迁移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对于在该区域内迁移的短途迁移者，地方公共服务（或税率）有着显著的正向（或负向）作用，而对于外地迁入的迁移者，则这两个因素都变得不那么重要；Woo（2007）利用了美国1992—2002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退休者迁移的主要因素，发现地方财政因素在决定迁移者迁居地（where-to-move）时是有效的，而在决定其是否迁移（whether-tomove）时的作用是不显著的；Liebig等（2007）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瑞士各个地区间的税率差异对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迁移有显著的影响，而对外国人和其他年龄—教育群体的影响则很小。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影响本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而研究对象则一般以各市县的人口迁移为主。通过对众多研究（许道欣，1992；洪栋霖，1993；张育铭，1998；吴欣修，1993；蔡曜州，1995）的考察，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人口迁移的六大因素，包括经济机会、生活品质与舒适性、空间结构（如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程度，距离等）、财政结构与政策、信息、不确定性与风险以及迁移者特性等。首先，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为经济利益和社会因素，前者主要是就业、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后者则以地方公共支出及公共服务水平为主。具体而言，在社会因素研究中，公共服务与生活质量是主要的研究变量，其中又以地方犯罪率、空气污染等直接关系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变量为主。例如，王国明（1984）、蔡宏进（1995）、Liu（1999）和施妤铮（2004）发现，地方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水平是影响人口迁移率的最主要因素，阻碍人口迁入的社会因素包括贫穷与犯罪问题、公共设施与服务缺乏等。除此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利用地方财政变量来解释人口迁移。例如，韩乾和李静雯（1997）对1989至1994年台湾迁移数据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公共建设及公共服务支出可能影响人口在地区间的迁移行为；康琪珮（2007）发现了地方福利支出水平对人口迁移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证实了福利移民现象的存在；而黄干忠（1991）则认为地区间会因税率高低的不同而造成资本的移动，并且影响人们迁出税率较高的地区，并向较低税率负担或可以享受更多地方公共财政的地区移动。

其次，空间结构与地区间的交通也对人口迁移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城市规模越大的地区对其他地区人口的吸引力也越大，会吸引人们迁往；而地区间的距离则成为推力，阻碍人们的迁移行为。同样，每当有新建交通设施的产生，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就是缩减时空障碍，促使产业持续而积极地发展，形成有利的“吸引”条件，因而由交通设施改善与新建所引起的易达性提高，也是影响地区间产业或人口迁移的主因之一，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吴欣修，1993；蔡曜州，1995）。此外，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人口迁入有着正向影响，例如陈源在（1988）的研究显示，台北都会区周边城市人口增加迅速的原因在于两者的地理邻近性，当台北都会区处于扩张阶段时，这6个近郊的外环市镇的就业机会也就大量膨胀，从而也接受了大量涌入大台北地区的人口。最后，个人因素也是迁移研究的重要对象，包括迁移者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经济状况、性别、民族以及家庭婚姻状况等。如吴欣修（1993）认为城乡差异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通过地区总体因素与个人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施加，刘念华（1994）则发现台北市迁往外围乡、镇、市的人口以高收入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