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性挑战

第一节　全局性挑战

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大。

第一，世界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已经恢复增长，但失业率仍在上升，2009年9月份的失业率为9.8%，10月份的失业率达10.2%，创近30多年来的新高，到2011年9月失业率仍在9%以上。2011年9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总额447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意图通过减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来促进就业和提振经济，但各界多不看好，一是认为杯水车薪，二是认为这个措施实质又在扩大消费，长远来看只会加剧其债务危机。欧元区2009年8月份失业率升至9.6%，创欧元区诞生以来新高。日本2009年8月份失业率5.5%，也处于10年来高位。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全球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估计要花4至5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都将面临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在高失业率时期，消费需求难以迅速回升。

第二，财政赤字创新高。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是2008财年的3.1倍，赤字率高达10%，创二战以来新高。德、法等国财政赤字率均超过3%的控制目标，希腊、意大利等多国深陷债务泥潭，影响巨大而深远，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9.4%。发达国家的高财政赤字，使其运用财政政策推动需求增加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三，通货膨胀预期。金融危机爆发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央行纷纷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基准利率分别降至0.25%、1%和0.1%，均创历史新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央行还采取非常规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带动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预期提升，损害了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对全球需求的平稳复苏非常不利。

第四，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高位震荡。随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需求有所回升，在超低利率水平和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投机炒作和美元汇率走低等因素可能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宁波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成本。

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加剧

在经济衰退时期，国际间的合作意愿减弱，协调难度加大，各经济体自顾性进一步增强，以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相继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虽然，各国政府吸取了历史教训，不致重蹈20世纪30年代严重贸易保护主义的覆辙，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加剧不仅会影响双边的贸易发展，而且还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另一个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衰退初期并不突出，而在恢复时期则日益加剧。所以，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贸易也不易出现大幅反弹。

WTO总干事拉米认为：在其他国家完成生产加工的产品最终都需要在中国完成最后组装，中国成为一个组装产品的出口大国。而反倾销恰恰是针对最终环节的出口方，中国作为最终环节的出口方自然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2008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数量、金额分别占中国入世以来总数的24%和50%。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2009年，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总金额约有102亿美元规模。在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中，美国占到57%。

从遭受贸易救济调查的形式来看，2009年以来中国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护措施、特保措施四种形式。2009年4月美国对中国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轮胎启动特保调查、对油井管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这两起案件涉及金额巨大，并于9月份对中国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轮胎实行特保措施。

从贸易救济调查的发起国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009年以来，与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遍及五大洲，尤以美国、印度为甚。而且很大一部分对中国的反倾销投诉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投诉最多，巴西第二。此外，不仅我国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屡遭限制，而且还发生一个产品在多个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

三、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初期的不确定因素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对宁波外经贸发展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是短期的，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则是对宁波外经贸发展的长期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史，美国常在关键时期进行战略调整，重新把竞争对手甩在后面，我们应该充分估计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金融体系遭受了重创，美国经济体系是否健康也遭到质疑。其实，对美国的国家战略首先要认识其变与不变的核心本质。不变的是其国家生存方式——霸权地位，从而用金融手段从全球向美国转移财富，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已经两次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大肆增发美元。为此，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改变”，美国正在改变其经济发展战略，其目标是要建立稳定的、充满活力的、具有最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此，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在2015年以前实现出口翻倍，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美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是：第一，增加储蓄率，降低消费率。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依赖于高消费、低储蓄维持，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导致高财政赤字和高贸易赤字，解决两高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发行美元和做大金融市场，美元的泛滥和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因此，美国“改变”的核心在于改变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二，降低对金融等虚拟经济的依赖，重视实体经济，重新发展制造业。第三，重建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第四，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关注碳金融和碳关税，并努力使其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五，由崇尚自由贸易转向奉行“公平贸易”，碳排放问题可能成为新的贸易工具。

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第一，后危机时期美国对国外产品服务的需求下降或增长停滞。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储蓄率提高了4.5个百分点，如果这种储蓄率提高长期化，就意味着美国对国外需求增长长期停滞，这为后危机时期全球贸易的恢复增长带来挑战。第二，贸易摩擦加剧。由于美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缺乏竞争性，同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所以在中美贸易中美方存在长期的巨额逆差。长期以来中美一直存在贸易摩擦，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不断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措施来缓解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压力，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第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贸易问题，更涉及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问题；不仅涉及中美双边问题，还涉及欧盟、日本、东盟等其他多边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所谓人民币汇率的“操控”问题一直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的重要手段，不仅是贸易手段和经济手段，甚至是政治手段。因此，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宁波外经贸面临的长期挑战。第四，环保要求和其他技术标准的提高。较长时期美国对全球环保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故意忽视，这届美国政府不但重视，而且正在主导全球环保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美国的主导作用发挥，就意味着这一问题会成为世界的主要问题。因此可以预期，低碳经济、碳金融、碳关税等环保问题会成为美国政府新的经济政治议题和工具，也会成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第五，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美国诟病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宁波出口贸易所要面对的长期挑战。第六，劳工条件的要求。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这些劳工保障措施使企业的劳工成本增加了20%以上，如果在短期内严格执行会使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所降低。第七，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调整其东亚战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关系，缓解与缅甸的关系；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公开提出需要美国重返东盟制衡中国。美国和东盟都不希望现行的美国—东亚的经济贸易模式长期化，而希望建立直接的美国—东盟模式，这无疑是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东盟经济贸易模式会迅速提升东盟国家出口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盟一旦形成，并引起日韩和欧盟的加入，东盟国家的加工贸易产业可能会迅速发展，会进一步引起香港的资金转向东盟。这对宁波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业是一个挑战。

四、中国经济环境的脆弱性

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表现非常出色，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抗危机能力强，也反映中国的宏观经济整体良好。但在宏观经济整体良好前提下，中国经济环境中也存在许多脆弱性方面，需要高度注视和正确对待。

中国经济环境脆弱的表现：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和出口导向模式，进入21世纪后这种模式更为突出。这种模式成功地带来了中国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迅速提升。但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世界上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吸纳中国产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引发了世界需求的膨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随后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需求膨胀戛然停止，随着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会凸显。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不平衡，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平均收益率与劳动力平均收益率的不平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资本和劳动的关注和支持的程度不平衡，政府对GDP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不平衡等等。这诸多的不平衡在低程度阶段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如果不平衡达到较高的程度或受到外部冲击，就有可能以突发性的事件爆发。第三，资源和环境的脆弱性。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出口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的代价就是资源的加速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第四，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学习和追随的基础上的，如果学习和追随对象消失，发展的方向就会模糊。在一个充满商品意识、重商主义泛滥的背景下，创新的动力是严重不足的，这也是中国经济环境脆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五，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会逐渐浮出水面。在抗击危机时期，我国动用了很多资源，采取了很多比较极端的措施，这些资源和措施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这些措施撤销之后经济动力不够，如继续采取则会导致经济进一步扭曲。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能过剩、通货膨胀预期增强、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可能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环境的综合征。

中国经济环境脆弱性给宁波外经贸发展带来的挑战：第一，增长模式调整时期带来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调整过程中，在政策上是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旧的模式需要改变、新的模式尚未形成，带来的是外经贸发展的动力不足。第二，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相比会处在不利地位，必然会影响其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巨大，持续时间长，短期的负面影响大，长期的正面影响大。第三，资源和环境压力会继续加大。资源价格处在上升趋势，环保成本处在上升趋势，出口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压缩。第四，鼓励贸易出口的政策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政策红利会逐渐减少。人民币汇率长期处在升值趋势；短期，在国际层面取决于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博弈，在国内也存在各种利弊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