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 中国大陆家族企业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问题
从家族企业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内地的家族企业研究与企业实践情况不同步。这里显现出一个悖论:当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刚开始出现,需要学术界为它们的生存空间提供理论支持时,大部分学者几乎只关心国企改革的问题;而当家族企业依靠“草根力量”已经从夹缝中成长起来,需要对一些战略和治理方面实现突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时,理论界才刚开始谈论诸如“家族制是民营企业不得已的选择”、“家族制好不好”之类的价值判断问题。这种局面的形成虽然有学术研究发展过程的原因,但还有后续家族企业研究需要注意的深层次原因。
原因1:国内经济与管理学科渊源和发展特点影响了家族企业的研究态势。
由于国内经济学科体系发展的各种原因,“主流”学者关于企业理论方面的兴趣一直都在国企改革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而且相当多的一些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如股份制、委托代理机制等。并且,在缺乏对中国整体经济进程和环境特点的深入分析之下简单引进和套用西方理论的问题很突出(汪丁丁,2005)。
实际上,相对于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各方达成的共识而言,国内学术界在微观经济主体的研究方面一直落后。在言必称现代企业制度、缺乏制度分析客观立足点的大环境中,学界和企业界急于引进和实践西方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采用的企业管理模式,对于市场经济根源性主体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却予以漠视的态度(李新春,1998)。
原因2:国内家族企业的实践发展也影响了理论研究的进程。
由于作为明确企业形态的家族企业所具备的历史相当短暂,这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来分析家族企业的实践过程。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进程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体制上看,国内家族企业的发展时间很短,民营经济取得较快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2)从经济实力来看,民营企业基本上处于规模小、产业层次较低、资源获取能力差的原始积累阶段,在官方经济指标体系中没有体现出大的影响力。
(3)从企业形态来看,民营企业尚未建立起良好的整体社会形象,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也是与“人治”等印象结合在一起的(张玉利,李华晶,2004)。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一个较大弊端,即实践引导学术。这一方面是因为文人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主义的实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民营企业整体上处于非主流地位,这种背景下,在私有产权等问题上提出独立和创新观点、把家族企业作为研究重点的学者当然很少[4]。
从中国企业实践和研究的进程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前20年里企业制度研究形成的重国有轻民营、重现代轻家族的情况应该被改变,家族企业研究的独特性需要被强调(储小平,2000;李新春,1998;周其仁,1994)。
近两三年来,国内家族企业研究逐渐开始出现比较热闹的局面,这与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企业竞争格局的调整有关。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在一些基本问题方面展开,比如家族企业的定义、重要性、管理专业化和信任等问题。这些从各个具体层面入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国内家族企业理论基础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因素。但是,家族企业研究在整体进程上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非此即彼”式的价值判断型争论不利于建立客观、系统的家族企业理论基础。当前国内的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两个研究主题一直都不能统一到一个体系中。在讨论中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要么简单否定家族制在企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而直接倡导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要么被动地去证明家族治理的优越性。这种价值判断型的争论使得家族企业研究处于封闭状态,无法与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等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接轨。
二是,家族企业理论研究需要联系实际,但学术研究不能受制于企业实践。
国内的家族企业研究缺乏理论研究针对于实践活动的建设性和批判性,研究内容受当下的政治气候和管理实践所左右,体现出双重的悖论:当前的家族企业研究可以说是紧密联系(也可以说受制于)企业实践而又落后于实践。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家族企业通过各种“粗放”、“草根”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资本积累,需要在企业规范化治理方面进行反思和改革时,学术界还难以在战略选择、控制权代际传承等技术性问题方面提供很多帮助。
目前,国内的家族企业研究已经出现落后于企业实践的情况,比如国内证券市场已经出现了大量上市家族企业,到2004年年底,在浙江就有55家民营或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汪炜,2005),而关于资本市场家族企业治理与监督等问题还没有较多的研究成果。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的家族企业研究应该具有超越性才能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指导企业未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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