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效应的回归分析

5.4.3　家族企业绩效与代理问题、利他效应的回归分析

1.企业成长与代理问题、利他效应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中，家族缔约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家族企业的绩效，作者预想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展开的。并且家族缔约中的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是通过四个因素来发挥作用机制的，分别是：道德风险、自我服务、自我激励、合作意愿。这些因素代表了家族成员对于自身和企业资源利用时的成本控制情况，以及他们出于利他主义对家族企业成长愿景的贡献度。

为了检验研究的预想假设，作者运用SPSS对企业成长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是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两个因子均进入回归方程（见表5.33）。

表5. 33　企业成长回归分析（1）

从总体回归效果来看，判定系数（R-square）为0. 799，表明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百分比为79. 9％，回归效果较好。检验回归效果的F统计量的值为75. 633，说明该回归模型已解释方差明显大于未解释方差，同时F值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总体回归效果显著。支持假设H8和H9。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企业成长与家族成员的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有显著的因果关系。这里再次表明，在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研究中，忽视家族代理人以及家族委托人代理成本的重要性是不正确的。家族成员的代理问题同样是影响企业绩效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外部人。这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企业代理成本的家族缔约中的代理成本应该要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家族身份所带来的利他主义效应确实能对家族企业绩效有正面的促进作用，通过给家族企业创造的家族资本使得家族企业具有一般企业之外的特殊竞争力。

再以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的四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对企业成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合作意愿、自我激励、道德风险和自我服务这四个变量先后进入了回归方程（见表5. 34）。

表5.34　企业成长回归分析（2）

从总体回归效果来看，判定系数（R-square）为0.803，表明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百分比为80.3％，回归效果较好。检验回归效果的F统计量的值为245.696，说明该回归模型已解释方差明显大于未解释方差，同时F值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总体回归效果显著。支持假设H8a、H8b、H9a、H9b。

从回归结果来看，先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合作意愿和自我激励两个利他效应因子，而道德风险和自我服务两个代理问题因子则最后进入回归方程。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比较也可看出，利他效应的两个因子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贡献更大。由此可见，在家族成员利他主义对企业绩效的正负两方面影响中，来自利他效应的正面积极作用稍占主导地位，而来自代理问题的负面消极作用处于下风。

综合四个因子来看，自我激励因子的回归系数最大，表明影响企业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我激励。这也非常符合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家族企业发展时间短，一般不超过两代，很多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依然是企业的主导。即使部分家族企业传到第二代（如浙江传化集团），由于第二代继任者普遍都是跟着创业者一路艰辛走过来的，因而往往都保留着父辈的自我激励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成长而言家族成员的自我激励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2.家族成就与代理问题、利他效应的回归分析

家族企业所拥有的包含家族性的特殊企业身份，决定了其家族缔约治理的目的必然是包含家族成就的复合型目标。Olson等（2003）指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性依赖企业和家族两个系统成就的融合。同样，作者预想其作用机制仍然主要通过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展开。并且，依然通过道德风险、自我服务、自我激励、合作意愿这四个要素发生作用。这些因素代表了家族成员对于自身和企业资源利用时的成本控制情况，以及他们出于利他主义对家族成就的贡献度。

为明确家族成员的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会对家族成就有何作用关系，这里对家族成就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是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两个因子均进入回归方程（见表5. 35）。

表5.35　家族成就回归分析（1）

从总体回归效果来看，判定系数（R-square）为0. 523，表明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百分比为52. 3％，也即代理问题、利他效应这两个因子能够解释家族成就中52. 3％的变异，回归效果较好。检验回归效果的F统计量的值为20. 796，说明该回归模型已解释方差明显大于未解释方差，同时F值显著性概率是0. 000，说明总体回归效果显著。支持假设H10和H11。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中家族成员的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既是作为企业缔约治理的关键问题而影响到企业绩效，也是作为家族关系治理的关键问题而影响到家族的成就。这种掩盖在家族身份之下的代理问题在企业中往往是隐性的，这是因为企业中家族外部人的大量存在使得家族成员不得不避免“家丑外扬”。

代理问题虽然有可能在企业日常经营中被遮掩下来，显得相安无事，但对整个家族的和谐却造成了无法避免的破坏，不少家族矛盾都是因为家族成员在企业共事而引发的。

因此，家族成员在企业中表现出的具有隐性特征的代理问题，往往会延伸到家族幸福度层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本研究中，代理问题会对家族成就有显著作用关系的原因。而对利他效应对家族成就显著作用的解释要比代理问题显而易见得多。

正是因为利他效应的原因，使得很多处于初创期甚至成长期的企业，虽然从企业的规模、收益上看都谈不上取得了多大的企业发展，但他们仍然具备较高的家族成就感。

为了进一步弄清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包含的四个要素对家族成就的作用关系，作者对家族成就与上述四个要素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合作意愿、道德风险、自我激励和自我服务这四个变量先后进入了回归方程（见表5.36）。

表5.36　家族成就回归分析（2）

从总体回归效果来看，判定系数（R-square）为0. 647，表明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百分比为64. 7％，回归效果较好。检验回归效果的F统计量的值为110.39，说明该回归模型已解释方差明显大于未解释方差，同时F值显著性概率是0. 000，说明总体回归效果显著。支持假设H 10a、H10b、H11a、H11b。

从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过程来看，合作意愿和道德风险先进入回归方程，且标准回归系数大于自我激励和自我服务。可见，家族成员的合作意愿和道德风险对家族成就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这是因为家族成就往往更多地建立在和谐的家族关系之上而非巨额的家族财富之上。这就使得家族成就感更多的是来自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感知。合作意愿从正向表现了家族成员之间亲善程度、目标一致程度和相互理解程度，对家族成就感的提升有积极作用；道德风险从反向表现了家族成员对其他家族成员的利益侵占、责任推卸，体现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不支持、不理解，对家族成就感的提升有消极作用。

自我激励和自我服务两个因素虽然也进入了回归方程，但标准回归系数较小，对家族成就的作用贡献相对较低，这是因为某些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自我激励很高，做事非常耐苦甚至拼命，但是独断独行，家族关系处理不好，因而未必形成较高的家族成就感。相反，某些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普遍存在较高的在职消费现象，但这是因为部分家族把在职消费当做了家族内部一种福利发放方式，比如给所有家族成员配公车等，因此上述这种高自我服务反而有可能戏剧般地形成较高的家族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