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量对模型和假设的影响

5.4.4　控制变量对模型和假设的影响

家族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当把家族放到不同的企业经济系统、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去时，这种“异质性”往往能够被放大，并具体表现在家族缔约治理和代理成本上的差异，最终反映在不同的企业成长和家族成就上。

本节研究在几个家族企业特性的控制之下，家族缔约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运用SPSS 11.0作回归分析前，先将有关控制变量转化成虚拟变量，再用层级控制法分析。这有利于对变量的控制，实现研究目的。

结果分别见表5.37、表5.38、表5.39和表5.40。

1.控制变量对代理问题模型的影响（见表5. 37）

表5.37　控制变量对代理问题治理机制的影响

从家族缔约治理要素对代理问题的解释力来看，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确定系数R²的值从0. 689提高到0.794，这意味着相关控制变量的累积解释力达到0. 105，虽然说不上是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

从家族缔约治理的四个要素来看，与代理问题显著相关并具有最稳定解释力的变量是信任和家族愿景。不论控制变量怎么变化，信任和家族愿景对代理问题的贡献值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上，说明两者对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作用关系并不因行业、地域、治理结构的变化而减弱。而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则随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其显著性有所下降。

从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角度来看，行业差异对代理问题有显著作用，即传统行业比高科技行业更容易出现较高的代理问题。这是因为传统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门槛低，大多数家族成员都能够进入家族企业中参与经营管理，使得家族企业中的家族团队显得参差不齐。很多家族企业发展到人员不够的时候，常常把堂表、远亲都拉进企业。因此，更容易发生代理问题。相反，高科技企业的进入门槛高，一般的家族成员难以进入企业就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企业内家族成员拥有较高的层次，相对来说能够减轻代理问题的程度。

在加入企业成长周期和股东会规模后，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两个自变量都退出了回归方程，这说明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原本对代理问题的解释完全可以通过企业成长周期和股东会规模来转释。这也反映出不同的企业成长周期和股东会规模对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同样有较强的解释力。

作者认为，当企业处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家族创业群体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并且由于心血的大量投入和对未来回报的高度期盼，必然表现出较高的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当企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后，往往会出现“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问题，这时候常常会表现出人心不齐、争抢利益，家族内部人员互相侵害，因而容易造成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有所下降。

2.控制变量对利他主义模型的影响（见表5. 38）

表5.38　控制变量对利他效应治理机制的影响

续　表

从家族缔约治理要素对利他效应的解释力来看，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确定系数R²的值从0. 676提高到0.788，这意味着相关控制变量的累积解释力达到0. 112，虽然说不上是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

从家族缔约治理的四个要素来看，与利他效应显著相关并具最稳定解释力的变量只有家族愿景。不论控制变量怎么变化，家族愿景对利他效应的贡献值保持在0. 01显著性水平上，说明家族愿景对家族企业利他效应的作用并不因行业、地域、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而减弱。而信任、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其显著性有所下降。

从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角度来看，随着地域和企业成长阶段的加入，信任、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纷纷退出了回归方程。由此可见，信任、心理所有权和价值融合原本对利他效应的解释作用完全可以由地域和企业成长阶段来替代。首先，不同的地域文化造成了家族成员之间信任程度、心理所有权、价值融合程度的高低。

研究表明，浙江地区家族企业相对于广东和湖南两地的家族企业而言，总体上表现出较高的信任程度。这是否与浙商精神和江浙人文有关，作者尚不可断定，但是浙江省的社会信用环境的确在国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从浙江省民间融资业的繁荣可见一斑。

有关企业成长阶段与心理所有权之间的作用关系，作者在前面已经作过解释，即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家族企业往往具备较高的心理所有权。如果家族成员拥有较高的心理所有权，更容易对企业产生责任感，更容易将个人的追求同企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必然带来更高的自我激励效应。

同时，处于创业阶段和成长阶段的家族成员更容易产生“同舟共济”、“共患难”和“人在企业在”等艰苦创业的意识，因而往往容易表现出更高的价值融合，增进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包括吸引企业外部的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无私奉献，增强家族成员的合作意愿，进而提高利他效应。

3.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模型的影响（见表5. 39）

表5.39　代理问题、利他效应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控制变量分析

从代理问题、利他效应对企业成长的解释力来看，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确定系数R²的值从0. 803提高到0.897，这意味着相关控制变量的累积解释力达到0.094，虽然说不上是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

从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的四个因子来看，与企业成长显著相关并具有最稳定解释力的变量是自我激励和合作意愿。不论控制变量怎么变化，自我激励和合作意愿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值保持在0.01显著性水平上，说明自我激励和合作意愿对家族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并不因行业、地域、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减弱。而道德风险和自我服务在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其显著性有所下降。

从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角度来看，行业的差异、企业成长阶段的差异、董事会规模的差异对企业成长的差异有一定的解释力。该分析结果符合我们对经济现象的常规认知。即一般认为高科技行业的企业成长快于传统行业，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成长速度快于成熟期；当董事会规模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自我激励和合作意愿的标准回归系数增大了，对企业成长的贡献更大了，表明董事会规模对企业家族成员的自我激励和合作意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地域的差异直到第六步增加了“股东规模”控制变量后才表现出对企业成长的显著解释力。

可见，对于一般来说，企业成长并不因为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但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却有可能因地域的不同表现出企业成长的不同。

关于这一点，作者认为中、大型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往往比小企业规范得多，因而受地域差异的干扰较小；而小型家族企业中“家长治理”的特征更为明显，家长治理更容易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差别，造成企业中家族成员在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方面产生差异，比如浙江、广东一带的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创业热情。因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而言，地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较明显。表5. 40所示的是代理问题，利他效应对家族成就影响中的控制变量分析。

表5. 40　代理问题、利他效应对家族成就影响中的控制变量分析

续　表

从代理问题、利他效应对家族成就的解释力来看，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确定系数R²的值从0. 647提高到0. 811，这意味着相关控制变量的累积解释力达到0. 164，相对于企业成长而言，控制变量对家族成就的影响更大。

从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的四个因子来看，不存在一直保持稳定解释力的因子，但从总体表现来看，代理问题的两个因子对家族成就的解释要比利他效应的两个因子更加稳定，利他效应更容易受到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也说明，以往大多数家族企业委托代理研究中所忽视的家族成员的代理问题，其实是存在于家族企业治理中的普遍问题，并不是局限在个别地域、个别行业中的少数现象，而是有广泛代表性的。因而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角度来看，地域的差异、企业成长阶段的差异、董事会规模的差异对家族成就的解释力较大。该分析结果符合我们对经济现象的常规认知。企业作为一个经济性组织，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获得经济收益，即企业成长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的，不管它是一般企业还是家族企业，不管它是哪个地区、哪个行业的家族企业，在这一点上都十分接近。但是对于家族企业特有的家族成就而言，它更偏重的是家族成员的一种主观认识，包含了更多的人为因素，使得它更容易受到地域文化上的影响。

对成长阶段而言，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通常比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有更快的销售增长率指标，这是我们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本研究中，本书同时发现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家族企业的家族成员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家族成就感，可见家族成就更多的是来自家族关系的和谐和对未来企业景气度的感知，而不是来自于家族财富的积累。

董事会规模同样表现出对家族成就的显著作用关系，但与前面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方向不同。在前面的研究中得出，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能够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而在这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反而削弱了家族成就感。这是因为，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权力就越分散。这种权力分散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外部人所占比重大，整个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必然降低家族成员的心理所有权，家族成员就不会把企业的发展等同于家族的成就。

第二，家族参与人员多，单个家庭对企业的占有小，企业虽然属于家族，但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互相牵制力强，总体上仍然反映为企业在家族成长中的分量较轻。既然每个家庭成员只拥有企业的一小部分，他们也就自然不会把企业的兴衰等同于家庭的兴衰。

行业的差异只在第二步时进入回归方程，其后就再也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表明行业对家族成就的解释不如其他控制变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