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的解释

5.5.2　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的解释

本章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初始模型假设的验证，来探究家族缔约对家族企业代理成本、家族企业代理成本对家族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影响程度。5. 5. 1的分析展示了统计研究结果，本小节将总结上述统计结果推导出的理论结论如下方面内容。

1.企业的“家族性”特征明显，且“家族性”差异能造成企业绩效差别

本研究中对家族影响的分析主要从权力和文化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表明，样本家族企业的家族参与度、集权程度普遍较高，符合国内“家天下”、“老板文化”的现实特征。家族影响的不同对家族成员的企业行为有明显影响。家族成员参与企业事务的程度对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有正向影响；权力在家族成员之间的分散程度对企业家族成员的心理所有权有正向影响；家族成员之间的信息规范程度和透明程度对企业家族成员的心理所有权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有正向影响；家族冲突的大小对企业家族成员的信任和家族愿景有负向影响。

同时，家族行为的不同会形成企业不同的家族属性，如高心理所有权与低心理所有权、高信任与低信任、高价值融合与低价值融合。而不同属性的家族企业会由于不同的代理成本而产生不同的企业绩效。

2.涵盖家族影响的关系治理是影响家族企业代理成本和绩效的重要因素

以往关系治理所研究的信任问题体现的是家族强势地位和单向思维，即家族针对外部人的信任。本研究强调的信任机制是家族缔约治理中的双向因素，即强调家族成员对家族权威的信任。研究表明，不仅仅是家族成员与外部人之间的信任、冲突会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绩效（以往研究多以此为焦点），家族内部的相互信任、愿景、冲突也会显著影响到家族企业的绩效。研究表明，高冲突会带来低信任和低愿景，低信任和低愿景会造成高代理成本，进而降低家族企业绩效。

3.家族身份引发的代理问题挑战了传统研究认为企业“家族化”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观点

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家族成员的引入有助于企业降低代理成本。但本研究发现家族成员的引入并不能天然解决代理问题，而必须通过有效的家族缔约治理来保证。通常认为家族成员比外部人拥有更高的心理所有权，因此能有效避免偷懒、避责等道德风险问题和在职消费、自我价值导向等自我服务问题。

本研究表明，心理所有权的提高确实能够降低具有表面“合法性”的自我服务行为，但对避免较为隐蔽的道德风险的作用并不显著。描述性统计表明，样本企业普遍拥有较高的心理所有权，均值达到4.6，而道德风险的振荡幅度却较大，标准差达到1. 04。可见，对部分家族成员而言，更多的只是愿意享受“拥有企业”的权力而不愿意履行“拥有企业”的义务。

4.家族企业的利他主义显著受到家族缔约治理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利他主义被广泛用来说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区别，以及家族企业具备竞争力的原因。本研究表明，家族成员的利他效应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受到家族自我控制情况的影响。

首先看信任度。由于家族企业在治理机制和组织文化方面的特殊性，“事前”的契约设计对家族经理的刚性制约很少。以往部分研究认为家族化信任具有自我激励的作用。但本研究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信任对自我激励无显著影响，而对合作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因为，不管信任度高低，家族成员总是能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所以，信任对促进家族成员的自我激励效果不如对外部人明显。

其次看心理所有权。现有研究比较强调真实产权对自我激励的促进作用，而心理所有权对自我激励与合作意愿的关系还缺乏实证研究。本研究表明心理所有权对合作意愿无显著影响，但对自我激励有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心理所有权可以自我激励，但心理所有权所带来的认知和承诺未必能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

5.家族缔约治理对家族企业绩效有显著性影响

家族缔约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家族企业的绩效，实证结果表明家族缔约中的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与企业成长和家族成就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道德风险、自我服务分别对企业成长和家族成就有负向显著相关性；自我激励和合作意愿分别对企业成长和家族成就有正向显著相关性。

本书将家族缔约治理划分为四种类型：低代理成本型、自我追求型、高代理成本型、小富即安型。实证表明，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通过选择适当的家族缔约治理可以改善家族成员对于家族和企业资源利用时的成本控制，并提高利他主义导致的愿景一致度，进而提高家族企业的绩效。

6.家族缔约治理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家族不是同质化的实体，因而家族缔约治理也不可能是单一形式的。实证研究表明，家族缔约治理受到产业、地域文化、企业成长周期、股东会规模结构、董事会规模结构的作用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