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准备及相关研究述评

第一节　理论准备及相关研究述评

社会资本是近十多年来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一个热门概念，要理解社会资本的深刻意义，首先需要澄清资本的概念。本节主要探讨资本概念的内涵扩展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现有研究对本书的启示。

一、资本内涵的扩展

“资本”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就其本质而言，资本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丰富。资本概念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是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商品和货币的流通过程中，由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林南把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理论称之为古典资本理论^[1]。作为资本，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

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资本的内涵不断扩大。斯密将一个国家人口中所有获得的、有用的能力都归结为资本的一部分。这为资本概念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非物质性概念拉开了序幕。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何贝克尔通过对社会经济增长的研究，突破了相对比较狭隘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局限，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由于获得知识、技能和其他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对雇主或公司有用的品质而增加的价值。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人力资本是嵌入到劳动者本身的追加价值，人力资本通常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来进行可操作化和衡量。

总之，与传统的“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通常指的是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能、技能和资历等要素的总和，是一种“非物质资本”。因此，经济发展不仅与劳动力的数量有关，而且与劳动力的质量也密切相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能水平等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资本概念的不断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人们对促成经济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受过教育、经过培训的健康工人的社会才能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以及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一起构成了国家财富并且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会逐渐被消耗殆尽，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在不断降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日益凸现出来。然而，最聪明、最胜任的个人的最新技能和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也是有限的，这些人需要与他人接触以了解、改进、帮助和推广他们的工作，当厂商、同行和顾客都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所特有的物质资本和技能结合起来时，经济活动就会更有效率，经济投入也会有更多的回报。基于此理念，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基本的观点就是，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经济活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资本，即社会资本，它在经济生活中也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正如Cole-man和Putnam等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和信任都有助于协调和合作的产生，从而能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为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要素的认识。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使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要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在经济方面，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构成了生产的基本要素；在文化/制度方面，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提供了软性环境和制度保障；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组织行为，为交易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提供了可能。

不管人们为社会资本下定义时具体表述如何不同，但至少有两点是一致的：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网络关系结构中，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社会信任和规范的来源；第二，拥有恰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人和公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

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一些要素早有研究。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迪尔凯姆对群体生活的强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所以，社会资本概念只不过是再次简明扼要地抓住了社会学从一产生就有的观念而已^[2]。

虽然社会资本的思想渊源由来已久，但直接运用这个概念进行理论研究还是从近几十年开始的。有关研究认为，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比较早研究的是简·雅各布斯（Jacobs）、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罗瑞（G.Loury）等人。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亚历山罗德·波茨（Portes）等学者那里，这个概念和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被当作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所有有利于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为的规范和网络。为了论述的方便与清晰，本研究将列举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作为社会资本理论公认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资本理论非常有帮助。

本书首先提到的人物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虽然他并不是最早在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人，但是，大多数研究还是把他视为社会资本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3]。

布尔迪厄继承了马克思“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之总和”的命题，并在马克思有关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三种资本的不同在于：经济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以财产权为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则是社会联系的组成，它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范为制度化形式^[4]。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社会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种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到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的体制性行为得到保障^[5]”。

根据布尔迪厄的论述可以看出其社会资本概念的特点：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体制化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存在于人与人特定的亲属关系、工作关系、群体关系和组织关系之中，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关系和行为来得到保障和加强。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社会网络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资源，是一种潜在的资本，当它被行动者调动或利用时，便以某种能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作用，从而成为能创造价值的现实资本。再次，社会资本具有变动性。社会交往既在延续着社会体制，同时也改变着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在确定网络关系的团队中，社会交换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对团队的肯定，同时又是对团队的超越，因为当新成员被引进一个家庭、氏族或俱乐部时，团队的整个定义（其界限、身份）就出现问题，而必须被重新定义、修改变通。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被称为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6]。科尔曼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的阐释^[7]；在1990年又出版名为《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阐述。

科尔曼是在企图实现有关社会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相联系、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学术目标的背景下来阐发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框架能够实现宏观与微观的联结；社会资本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可以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8]。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9]。简单说，在科尔曼看来，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作为个人资源的社会关系。

为了深入理解社会资本，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的几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义务与期望——互动或信任形式。当某个人为他人提供了服务，并确信他人会为此而对自己承担起特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科尔曼用兑现信用卡来比喻义务与期望间的关系。第二种形式是信息通道——社会网络。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个体可以从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从而为行动提供便利。第三种形式是规范和有效法令——包括共享的价值体系。规范对个人行动起着约束的作用，通过惩罚自私自利的行为，奖励大公无私的行为，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利益，依靠集体利益行事，从而使某些目标更容易实现，由此构成的社会资本对组织目标的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乃至社会运动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便利^[10]。

科尔曼还从私人市场、可分财产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生产与维护进行了解释。由于社会关系，包括信任，不能够轻易地交换，而且它们也不是从社会资本那里受益的人的私人财产，因此，社会资本如“公共财产”一样被陷于“搭便车”的困境。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中，他还特别关注了社会网络的封闭性。社会网络的封闭性是指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之间相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义务与期望关系，每个行动者控制着蕴涵他人利益的事件，并可以利用这类资源向对方施加影响。科尔曼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理论家，但他的理论不足也经常为其他研究者所批评。有些研究者对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生产性给予了批评，认为他是从功能的角度定义社会资本^[11]，这就将社会资本的来源与收益混为一谈，不仅导致自我循环论证，还会使得概念的界定过于简单化，理论性显得不足。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从而使其理论显得片面，缺乏完整性。

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集中在其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理论之中，他的理论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他的理论把席梅尔、科尔曼和格兰诺维特以前提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12]。事实上，不管人们在社会资本问题上持有什么样的立场，都会为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感叹和折服。

罗纳德·伯特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更多是一种机会，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13]”。在他看来，企业家置身于一个竞争的社会中，需要有三种资本，即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要如何有效地创造社会资本呢？重要的原则是要减少重复性的关系，并尽量创造结构洞，所谓结构洞，就是非重复性网络的利益者之间的结构关系。伯特认为在竞争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家要取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利益，就需要掌握较广的非重复性的网络关系。以伯特的观点而言，最富有商业机会的网络就是充满结构洞的网络，其原因在于在较复杂的网络中，通过与分散的、非重复的一组组联结点的联系占据中心位置的结点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且本身没什么成本。另外，结构洞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带来两种利益：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所谓信息利益包含三种形式：（1）信息通道，指能够知道一件有价值的信息，并知道有谁可以使用它。（2）时机（timing），除了确定你会被告知某项信息之外，私人的接触可以使你成为及早知道的人之一。（3）介绍（referals），私人的接触使你的名字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被人提及，获得推荐。控制利益指的是协调两群人冲突时的第三者所能获得的利益^[14]。

伯特的理论引申了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指出了弱连带在社会资本与商业机会的创造上具有的价值，但是，与格兰诺维特相反，伯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它们在已经建立的关系网络中是重复的（redundant）还是非重复的。所谓非重复性接触就是指双方没有直接的接触，或是间接看来双方不拥有共同的关系。

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在结构方面对社会资本分析非常有利，而且具有可操作的优点。他看到了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非重复性获取资源的机会，而且为在结构洞联结的一组结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从而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他为利用社会资本体系分配资源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获得资源，有的人则被排除在外，为我们深化对社会资本的认识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成果，如《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1993）、《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 lone，2000）等著作，不仅给普特南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且掀起了社会资本讨论的热潮。正如经济学家阿罗所称的那样，在社会资本的假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是和罗伯特·普特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5]。

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从地区甚至国家层面上来构造社会资本理论。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提高社会的效率”，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6]。根据普特南的观点，他的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信任、理解和同情的主观世界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再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把事情搞定^[17]。

普特南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意味着对独立行动者之行为有预测。信任促进了合作，合作是建立于合作者间感受到的共同的价值观念^[18]。普特南认为，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network of civic engagement）中产生^[19]。

正如其获得巨大声誉一样，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如有学者认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缺点在于：它鼓励我们将不可测定的事物，即信任、行为、规范、人际网络等类型的资产混合起来——而同时并未说明资产混合的方式^[20]；有些学者批评了他对于当今美国公民参与的错误评价；还有的学者指责他将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拖入到纯粹的经济模型，失去了科尔曼等人概念中的经济价值等等。

日裔美籍学者福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社会资本的突出贡献在于对社会资本性质的进一步分析，他借用经济学有关外部性的概念和理论，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外部性，即积极性的外部性和消极性的外部性，阐述了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提出了私人企业中社会资本的测量方式，并阐明了增长社会资本储备的基本途径^[21]。

福山在2001年的一篇名为《公民社会与发展》的文章中指出，现有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大部分定义指的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就这种定义来说，信任、网络、公民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虽同社会资本相关联，但全都属于附带现象，即它们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22]。在此文中，福山进一步指出，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因此，它们往往跟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传统美德存在联系。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23]。

根据福山的观点，可以看出他非常强调信任。他不仅将信任看成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或指标，而且还是其前提条件，“社会资本是一种从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在福山看来，信任指的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

福山还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福山相信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在社会资本匮乏的国家，不只是倾向于形成小规模、低效率的弱势企业，而且也容易产生腐败的官员，还有效率不彰的公共行政部门^[24]。

林南是美籍华裔著名社会学家，也是当今探索社会资本问题的几个早期学者之一。他长期从事社会网的研究，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

林南在对布尔迪厄、科尔曼及普特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后，在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定义：“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25]”。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镶嵌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获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

根据林南的观点，资源是所有资本理论，特别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概念是资源。所谓资源，就是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物质或符号物品，如果这些东西被占有会增加占有者的生存机遇。林南认为，个人有两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获取和使用：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包括物质的和符号物品（如文凭和学位）的所有权，包括个人拥有的财富、器具、自然禀赋、体魄、教育、知识、地位等可直接为个人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取的资源，是那些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权力、财富、声望等，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必须与他人交往才能获得，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们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网络获取^[26]。

从社会资源观点出发，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1）促进信息的流动。市场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处于特定网络位置的行动者可以为其他人或组织提供其难以获取的信息和机会。（2）施加影响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些代理人由于掌握了特定的资源和权力，他们可能会对网络中的行动者施加影响，在行动人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3）社会信任作用。个人的身份也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关系来反映的，它是摄取网络资源的能力的保证。（4）强化和认可作用。一个人能够被其他个人和组织共享其资源，也是对其身份和社会认可的强化。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应该关注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为受益^[27]。基于此，林南创建了它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如图2-1所示）。他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由三个模块构成，第一个模块是不平等的网络和关系，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于关系和网络的结构和位置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各种社会资源的丰富和匮乏。第二个模块代表了社会资本的要素，它是由两个连接的环节，即摄取社会资本和运用社会资本构成资本化的过程。第三个模块描述了社会资本的可能回报，对工具性回报有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三种形式。

图2-1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模型

尽管人们对社会资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从上述学者的定义中可以看到，社会资本所指涉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却得到了普遍承认（见表2-1）。除了从以上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包含的社会关系网和信任两大要素外，还可以从下面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得出这个结论。如边燕杰认为，虽然社会资本存在多种定义，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社会资本，为社会学者所重视，包括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和关系嵌入理论、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在国内很有影响^[28]。张文宏也认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29]。弗兰·汤克斯则认为信任、规范和网络普遍地被看作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30]。普特南和武考克也指出，在社会资本概念中，信任、规范和网络通常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1]，^[32]。科恩（Cohen）和普鲁萨克（Laurence Prusak）认为，社会资本主要由人们之间积极的联系构成，它包括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理念，这样的联系可以把人际网络或是各种社群中的每一个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进而使社群合作变成一种可能。^[33]

表2-1　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所指的社会资本主要包含两类要素：其一是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是社会资本赖以实现的媒介，社会资本寓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两者的联系在于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社会资本能够用来分析人际关系网络效用及其产生与发展的机制。其二是信任，它是社会关系网络互动的宏观准则和背景，对网络中的个体或群体行为产生制约或规范作用。

三、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企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从关注个人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转向对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研究，并开始注意到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风险预防、危机应对方面的作用。本节主要回顾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和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

（一）企业社会资本研究

韦恩·贝克（Wayne Baker）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涉及了企业问题。从研究社会资本的第一本书开始，研究者就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在商业团体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资本对创造商业价值至关重要，社会资本能推进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共享、相互间的合作、问题的解决、创造力的发挥、效率和生产力的增加。一个企业拥有富裕的社会资本，会获得可测量的商业收益。

最初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的Burt（1992）认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34]”Koka和Prescott（2002）分析了为什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由个人层次扩展到企业层次：“由于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些学者扩展到企业层次。^[35]”

Nahapiet和Ghoshal（1997）则首次明确地将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可利用的并源于个体或社会单元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总和”。在这个定义中社会资本由网络和可通过网络流动的资源组成^[36]。Leenders和Gabbay（1999）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的能够促进其目标实现的有形或无形资源”，^[37]在这个概念中社会资本是根植于网络关系内部、可通过关系网络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是反映关系网络的关系特征、结构特征和位置特征的一些变量，如信任、规范、共同愿景、位置中心性等。

国内的边燕杰和丘海雄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通过与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建立起的各种网络来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正如企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企业的社会资本也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它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38]。他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张方华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与质量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主要由纵向、横向与社会关系资本三个部分组成。^[39]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企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提高，有些学者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生产、经营及风险预防等方面的作用。由于本书主要关注民营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方面的关系，故而，在本节中也会关注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文献。

1.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其功能

在对企业社会资本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中，西方学者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ngnitive）社会资本。前者指影响相互信赖的规范、价值、观点和信念，主要指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个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后者指有益于增强合作效果、产生互惠期望、降低交易费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可细分为网络资产、关系资产、参与资产等。国内学者张其仔（1997）、边燕杰等（2000），将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企业社会资本。而且边燕杰干脆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资本。刘林平则认为，并不存在与企业外部社会联系相对应的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因为企业与外部社会建立的是网络关系，而企业与内部员工的关系则是组织关系^[40]。总之，企业社会资本研究对象可以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两类来进行研究，只不过有些学者强调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有些学者则更强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于企业来说同等重要，如Gabbay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具有双重主体，即企业和企业员工，二者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所产生的社会资本都构成企业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不管学者是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还是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来研究企业社会资本，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几乎都认同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见表2-2）。

表2-2^[41]　从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来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企业研究中，企业的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实现企业最大化的目标而在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一种社会资源，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具体来说，企业社会资本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功能：

首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也变得更为险恶。如果企业遭遇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或是企业在经营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而企业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作用。如现在很多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面临所谓财务风险，短期内的资金短缺可能会将企业推向破产的边缘。如果企业能够和银行、供货商等利益相关者保持较好的关系，银行允许企业延期支付债务、供货商也同意企业推迟支付货款，企业就有可能在非常时期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避免由此引发的经营风险。正如边燕杰、丘海雄所言，企业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建立企业网络，正是为了应付经济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选择^[42]。

其次，积累企业的声誉资本。声誉资本是决定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企业声誉资本的积累。企业社会资本产生于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因此在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企业也逐渐在网络成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并能通过网络向社会传递，最终有助于企业声誉资本的积累。

第三，增加企业的市场机遇。企业的成功有赖于各种重要资源的有效组合，如生产资源、政府行政资源等等。企业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各种市场资源，如从网络伙伴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或者建立重要的联系等，促进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和经营绩效的提高。

第四，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证明，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之间共享技术资源，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在新经济条件下表现得尤为明显。Randolph H.Court和Robert D.Atkinson认为，“在旧经济条件下，创新通常是在研究、开发与生产方面采取一系列分散的步骤实现的。在新经济中，创新更多是通过一种借助动态的生产关系或合作创造价值的网络来实现的。^[43]”韦影从社会资本的自身特征维度结构、关系、认知出发，结合企业内、外两个方面，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绩效，而且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水平均对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具有正向作用，从而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企业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培养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降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其他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可以减少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监控和执行成本^[44]。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一是企业的社会网络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由于网络间的成员已经培育起良好的伙伴关系，使发生在网络间的交易相对来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较低，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概率较小，自然也就降低了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二是由于交易伙伴的诚实可信，可以避免签约成本，而且合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再高的防范成本都不可能阻止机会主义发生，而社会资本通过规范和声誉的自我约束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加有效；三是社会资本的监督无需大量监管机制的存在，从而减省了交易双方对于监管机制的投资，因此，它有效地降低了监督成本；四是社会资本的治理是愿景式的治理和较长的周期，而无需如同其他合约那样去不断调整和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签约和再签约^[45]。

2.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甚至认为，在中国转型时期，民营企业更注重发展企业社会资本。如边燕杰及丘海雄认为，民营经济这些经济实体的自主经营性质和强烈的增值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广泛的社会联系推销产品、树立形象，需借助横向联系寻项目、找机会、拓门路、求发展，亦需尽力发展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联系，以与国有和集体企业争资源、分项目、挖人才。民营的经济性质是一种结构约束，它使新生民营企业有条件和充分的动机全方位地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因此，他们认为，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低于新生民营企业^[46]。无独有偶，Tan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私企创业者比国企管理者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意愿和倾向来认识和驾驭外部环境^[47]。

一般认为，民营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企业主个人关系资本与集群网络资本。个人关系资本指的是民营企业主从其亲戚、朋友关系中获得机会与资源的能力。集群网络资本是建立在企业参与专业化分工网络基础上的相互认同、互惠与信任^[48]。但是，综观学者对于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就会发现，更多的研究者是从民营企业主个人关系资本这个视角开展对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如边燕杰、丘海雄认为企业的法人代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也是一个企业形成、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关键人物。因此，可以以企业的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来替代整个企业的社会联系。刘林平虽然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或社会资本不一定为企业所用，但他也承认，在一个产权明确、制度合理的企业中，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资本是可以并且会为企业所利用的。比如，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中，法人代表就是产权所有者（或主要所有者），并且也大都直接经营企业，他的社会资本当然会为自己的企业所利用。但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的情况显然不一样^[49]。

图2-2　民营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路径

贺远琼、田志龙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民营企业主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在非市场活动中，并提出了民营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路径是通过民营企业主个人来实现的^[50]。中国企业调查系统的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积累主要依靠企业主个人。一些企业家坦承，他们30％～50％的时间用于处理与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事项^[51]，如图2-2所示。

杨鹏鹏等人还区分了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中一部分纯粹私人家庭所用的关系网络，另一部分为企业所用的关系网络^[52]。他们认为，笼统地把企业主所有的关系网络都包括在其社会资本中是不合理的，因为有些社会关系虽然属于企业主个人所有，但与企业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如表2-3所示。

表2-3　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

张文江、陈传明则另辟蹊径，指出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之间存在贯通关系。他们认为作为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作为整体层面的企业社会资本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代表或互不等同关系，而是内在贯通关系，并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贯通模型（见图2-3），对两者内在“经络”的架通做了研究。^[53]

图2-3

在对民营企业主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中，除了以上对民营企业主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外，大部分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民营企业主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的重要作用上。

边燕杰、丘海雄通过对广州1998年的188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与绩效具有重要作用的理论假设。他们认为，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正如企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企业的社会资本也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

杨鹏鹏等人对企业主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他们认为，企业主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它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54]，如图2-4所示。

图2-4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石秀印以1995年全国工商联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为分析依据，通过概率统计，验证了存活时间长且经营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是与拥有资源和权力支配者具有更密切关系的人的看法。

罗党论、唐清泉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样本分析发现，有政治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民营企业在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入房地产行业以及获得政府补贴等都与其他没有社会资本的民营企业有显著的差别。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这种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某些民营企业获得企业成长所需要的资源，促进了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55]。

周小虎认为，企业家社会资本思想的提出，是企业发展在现代竞争环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是追寻筑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结果。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于获取资源、协调和组织资源以及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转型期，社会资本对于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学者也纷纷给出了解释，其中比较权威的解释当数李路路的解释，他认为，在中国转型期，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资源和机会，但是由于我国市场运行环境刚刚建立，相关法律、政策等相关制度还不健全^[56]，因此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民营企业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资金、经营场所、行业等有形和无形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民营企业，国家更多地是让渡出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和部分自由流动资源，在整体的制度环境中赋予民营企业以一定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民营企业并未拥有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市场体制环境^[57]。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资本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功不可没。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民营企业家，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推动民营企业出现和发展这一结构性变迁的动力之一。

（二）企业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危机管理关系研究

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国内外竞争的日益加剧，民营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企业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但是进行企业危机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为了摆脱企业内部有限资源的约束，民营企业开始关注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获取外部资源，以更好进行企业危机管理。

目前，虽然没有发现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的文献，但依然可以从散见于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关于民营企业风险预防、企业危机应对等内容中，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之间的关系。

在对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学者注意到企业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还可以帮助企业抵抗外界风险以及帮助企业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等作用。具体来说，企业社会资本对于民营企业的主要作用和意义有：

第一，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也变得更为险恶。如果企业遭遇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或是企业在经营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而企业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作用。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和它的企业主积累足够多的知识，来正确察知交易中合作者的意图，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第二，获取外部资源进行企业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先进设备，还需要企业有健全的组织结构，企业主或管理者有很好的决策能力。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缺乏资金，融资困难，缺少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设备简单陈旧，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健全，民营企业主素质也不高。如此种种限制，使民营企业单凭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难以进行危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民营企业主更多的是依靠社会资本从企业外部获取所需资源进行企业危机管理。

第三，抵抗外界风险。由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使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效力，而市场关系又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成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的基本形式。特别是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两种分配方式的不完善也将持续很长时期，传统和现实的需要都会使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目前的改革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与外部建立可靠的经济联系，获得经营所需的各种资源，变通各种不利的正式规定，得到有利的市场机会；在企业内部，有助于建立起相对的信任，维持向心力，抵抗外界风险以保持稳定的内部环境。

除了从以上关于企业社会资本对于民营企业作用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可以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出社会资本理论对于企业危机管理有较强的解释力。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关系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任何活动均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之中。另外，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新旧制度交替，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真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条渠道（非正式制度），这客观上助长了经济活动主体竞相运作社会资本，以提升物质资本的价值。特别是民营企业，由于其匮乏的资源和特殊的发展历程，使民营企业主在进行企业危机管理时，竞相运用社会资本以达到目的。

（三）对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关系研究的评述

人们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深入，逐渐从研究个体和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对企发展的影响开始进入到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相关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风险预防、企业危机应对等关系的研究，但是通过对上述关系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由于迄今为止人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如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社会网络，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资源，普特南和福山则更多地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规范和信任，等等，因此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也非常模糊，例如，Gabbay等人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58]；Roger Th.A.J.Leenders和Shaul M.Gabby（1999）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得的能够促进其目标实现的有形或无形资源^[59]；Nahapiet和Ghoshal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应该是企业（包括其内部成员）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60]。边燕杰、丘海雄^[61]则认为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是企业的社会资本，等等。因此，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内涵还十分混乱。

其次，国内外有关企业社会资本与危机管理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非常匮乏，通过文献检索，几乎没有发现此专题的论文。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之间的关系，只是从企业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中看到一些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风险预防、企业危机应对的只言片语，并未对企业社会资本如何能影响及怎样影响企业风险预防和企业危机应对的问题进行研究，更谈不上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企业危机管理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了。

四、对本书研究的启示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遭遇的企业危机越来越多，企业危机管理开始受到重视。但是影响企业危机管理的因素和效果也不是单一的，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受到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专注。尤其随着企业外部环境和资源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风险预防、企业危机应对等之间的关系，但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目前还很少见。

因此，本研究首次在对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危机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在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和个案调查，试图打开企业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危机管理（本书只关注民营企业）这一“黑箱”，从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因素，即社会关系网和信任这两个角度来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影响企业危机管理的机理，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社会资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的运作基础、运作途径、运作过程是怎样的，最终达到怎样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