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网的力量

第一节　企业危机恢复：社会关系网的力量

由于在调查中，发现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在接受调查时，都说自己的企业还未遭受过重大企业危机，即因危机而致使企业受到重大损失乃至破产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经历过危机恢复过程。这个现象导致本研究无法通过社会调查所得数据来对企业危机恢复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对若干企业的深度访谈和研究者的观察，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本次调查的绝大多数企业都说自己所在的企业没有经历过危机恢复过程：首先是因为那些已经遭遇到严重企业危机的企业已经倒闭了，我们调查的是现有存在的企业，所以就无法得到那些因为企业危机处理不善导致企业破产的材料，也无法得到企业恢复危机的种种努力的材料。其次可能那些经历过严重企业危机的企业，由于无法恢复企业危机，或者是可以恢复企业危机，但觉得本企业的声誉已经受到损失，因此就另起炉灶，以新的名字注册了另外的企业或者改换做了别的行业而注册了另外的企业。第三种可能的原因是企业虽然经历过比较严重的企业危机，但是最终由于危机的恢复，而使企业管理者认为此种危机并不是重大的企业危机，也就无所谓有企业危机恢复的过程了。或者是有些企业管理者由于保密的原因而直接说自己的企业未经历过较重大的危机，从而无须向调查人员叙说企业危机恢复过程的材料了。在此种情况下，笔者只有采取穷追不舍的态度，不厌其烦地联系自己的强关系，恳求他们介绍一些他们知道的经历过企业危机，然后从中恢复过来的企业给笔者认识，最后，终于找到了两个个案，一是YMT养生馆的项目危机恢复案例，另一个是浙江某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的危机恢复案例。第一个案例不那么能够深刻描述出民营企业危机恢复的过程，它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某个重要项目的危机恢复过程，第二个案例比较能够展现出民营企业危机恢复的过程。为了能够更进一步剖析民营企业危机恢复中运用社会关系网的生动图像，本研究将引用一个笔者在博士论文中采集的案例，即HX调味厂危机恢复案例。

通过本研究的个案显示，民营企业在企业危机恢复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关系网中的强关系，在民营企业危机恢复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本节，本研究将首先介绍社会学关于强关系的研究，然后分析强关系如何帮助民营企业从危机中慢慢恢复过来。

一、社会学关于强关系的研究

社会学关于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强关系强度的界定及其操作定义上，当然也不乏有所建树的实证研究。

在社会学中，关于强—弱关系模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格兰诺维特首次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格氏认为，强关系连接的是社会特征较为相似的人群，这些人之间由于来往较为密切，信息交流较为充分，因此信息的重复度也很大。弱关系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相异质的人群，而这些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很不充分，弱关系由于充当了沟通不同群体的“关系桥”（local bridge），故此能够传递对于行动者来说新鲜的、因而也有价值的信息。据此，格氏得出的结论是，弱关系因其在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桥梁作用而被视为个人机会和社区整合所必需，强关系因为限制了信息向更大范围的流通而在培育局部的内聚力的同时导致了总体的支离破碎^[1]。其后，格氏以职业流动为题对弱关系假设进行验证，得到的结论证实了弱关系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即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获得帮助。

众多调查支持了格氏的观点。威尔曼和沃特利认为强关系在提供财政帮助或大宗服务时的作用并不显著^[2]。一项对国际移民的社会关系的考察证实了弱关系的作用，帕伦尼等人认为，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并不必然对移民决策产生最有效最显著的影响，反而是一些熟人关系或更弱的关系影响到人们移民机会的获得。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强关系的强势”，呼吁“找回强关系”。这类观点认为，强关系特别适用于不确定性的情境，在需要承担风险、面临危机时，强关系是可以依赖的对象。另外，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个人极有可能通过建立强关系获得保护，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其中，边燕杰利用格兰诺维特的方法对天津地区职业流动中的影响因素作了调查，发现在天津，人们职位的变迁往往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来实现的。边燕杰认为尽管弱关系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非常大，但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在获取代价更高、更难获取的影响上有更大的作用^[3]。边燕杰认为中国的人际关系有三个特点：熟悉和亲密性、值得信任、互惠义务。边燕杰的天津调查对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进行了补充而不是反驳，因为在格氏的研究中，弱关系起作用主要是在信息的流通方面，在边的研究中，强关系的力量则在于获得权力机关影响方面。

另外，边燕杰和宋·安（Soon Ang）在另一项关于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国的多数求职者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新的工作。在新加坡，近70％的人通过亲属、朋友、相识等非正式渠道获得就业信息或实质帮助而变换工作。大部分人使用了直接的强关系，少部分人使用了间接关系。但在使用间接关系时，求职者和中间人、中间人和最终的帮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很强的。这种间接的强关系能帮助求职者找到一位地位较高的帮助者，协助他获得一份地位较高的工作^[4]。

刘林平通过对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强—弱关系概念的考察发现，格氏和边燕杰的强—弱关系这一概念的区分只是建立在一个时点上。刘林平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对关系的区分至少应该建立在两个时间点上，即过去和现在，比如过去是强关系现在是弱关系，则是一种强弱关系，依此类推，关系组合如表7-1所示，将重复的弱关系和弱弱关系、强关系和强强关系合并后，一共得到了四种关系类型：强关系、弱关系、强弱关系和弱强关系^[5]。在此基础上，刘林平进一步提出，应该在一种竞争的社会条件下看待社会关系，应该从动态的、多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竞争的角度把关系看成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通过关系链的建构，强关系也可以获得信息，弱关系除了提供信息外，还会起到别的作用。他认为关系的功用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手段；关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在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关系就会发生作用；人们运用关系的原则是理性选择，寻找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

表7-1　关系组合表

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对于经济生活的支持程度并不一样。那么如何去测量关系的强度呢？这是网络力量分析中很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强—弱关系模式的开创者格兰诺维特根据“互动时间”、“情感强度”、“密切程度”和“互惠行动”几个方面的指标来区别关系的强度^[6]。后续研究者在关系强度的操作定义上与格兰诺维特并不完全一致，在具体做法上，有研究者把带有“家属”、“朋友”、“邻里”等标签的关系直接划入强关系的范畴，有些则索性以互动频率作为衡量关系强度的单一指针，还有研究者根据被访者的提名情况，凡彼此相互提名的即为强关系，单方提名的是弱关系，而彼此都未提及的，就视为无关系。另外，也有研究者强调关系所具有的内在情感内涵，认为有情感性关系及情绪支持的是强关系，一般工作上的关系则是弱关系^[7]。

在关系强度的测量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张其仔对于村庄村民的关系强度的测量，他的观点是，对于村庄来说，由于交往空间的限制，交往的频率或熟识性无法合宜地反映关系的强度，村庄中的互惠可能带有礼仪的性质，互惠双方既可能有强关系，也可能有弱关系，同样，朋友或亲戚的称呼可能只具有名称上的意义。在研究跃进村的关系强度时，张其仔采用了事件介入法测量关系强度。即进入的事件越多，其关系的强度就越强。他认为，在跃进村，朋友、兄弟姐妹和亲戚关系的强度相比之下强于其他网络，可以归入强网名下。^[8]基于此，张其仔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对于经济生活的意义。从表7-2中可以看出，在各种关系中，以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对经济生活的支持程度最大，这三者同时是人们办企业时最愿意利用的三种关系，这也表明关系强度越大就越有可能被运用于企业的兴办过程。

表7-2　不同关系类型对经济生活的意义

注：P1、P2、P3、P4、P5分别指介入的第十一问题的每种关系类型在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与第五重要中所占百分比。

二、强关系在企业危机恢复过程中的运用

结合本节前面关于关系强度测量的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访谈的结果，笔者比较赞同张其仔的观点，即把朋友、兄弟姐妹和亲戚关系归于强关系名下，以此来分析强关系在企业危机恢复过程中的作用。一般来说，强关系在企业危机恢复过程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情感支持和理解；其二是资金的帮助。由于笔者在浙江的调研中，没有找到生动的关于企业危机恢复的例子，现将笔者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企业危机恢复的例子引用过来，以期能够剖析强关系在企业危机恢复过程中的作用。

案例十五：H省HX调味厂危机恢复案例

HX调味厂曾经（2002年）因为产品质量危机而倒闭了，且Zhao女士被判刑半年。但是一年之后，在Zhao女士的努力下，重新开始经营运转，不仅规模日益扩大，且成为H省C市最大的调味厂，其品牌还成为H省知名品牌。

讲述人：Zhao女士，H省HX调味厂老板，1970年生，高中文化程度

2002年，我厂生产的醋由于假冒品牌进行生产，被当地质监站、防疫所等部门联合检查时发现，不仅封了我的厂，我还被判刑了半年。在这次危机中，我尽了很大努力去处理，但是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关系。我在办厂之前，仅仅是一名纺织厂的女工，经常打交道的都是纺织厂的职工，父亲也只是一名工人，母亲没有职业，兄长们都是普通工人，亲戚中大多数是农民，我能办醋厂，一是认识了一位姐妹，家是山西的，盛产醋，二是我自己性格泼辣，这样才办成了厂，至于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政府职能部门，如工商、税务、质监、防疫、公安等部门，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在被突击检查后，为了免去牢狱之灾，我到处托亲戚，找朋友，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人为我说话，但最后，仍然没有找到这样的关系，于是只好服了半年的刑。

在遭遇到调味厂被封厂、我被判刑这样的严重危机后，企业仍能在一年后慢慢从危机中恢复起来并逐渐发展壮大，这与亲戚朋友对我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我从监狱出来后，我的父母、丈夫和兄弟姐妹对我一如既往的好，没有责怪我，也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他们除了表示理解我以前办厂的做法，认为那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导致的，还鼓励我重新站起来，相信我能做好，只要我不放弃，并表示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尽力帮助我。正是家人和亲人的理解与支持使我迅速振作起来，决心重新开始办企业，而且办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正规的企业。

在决定重新办企业之后，我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技术上的困难；二是资金上的困难。对于第一个困难，我的两个兄长及两个亲戚（一个表哥，一个叔叔）表示愿意加入我的企业，愿意去山西学技术，这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要想办一个知名的醋厂，技术是最重要的。虽然我可以请山西的师傅来，但一来工资高，二来不稳定，一旦师傅要走，就又得请人，这会导致生产质量和技术的不稳定。而如果技术人员是自家人和亲戚，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来可以节约成本，二来也可以保证质量和技术的稳定性，为将来创品牌打下基础。

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后，我又面临着资金上的困难。由于我在办醋厂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办醋厂的资金大部分是向亲戚和朋友东拼西凑而来。结果没过半年，厂就被封了，人也被判刑了，一年来赚的一点钱也赔光了。在重新办厂时，一方面家庭积蓄本来就少，另一方面要吸取以前的教训，重新办的企业不仅要注意产品质量，而且规模、设备以及技术要求都要比以前高，这就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再加上我刚从监狱中出来，名声不太好，银行自然不愿意贷款给我，连一般的熟人，甚至放高利贷的也不愿意借钱给我。在这种情况下，亲戚、朋友的帮助对我至关重要。我重新办企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另外一些亲戚，这些人都希望我能重新站起来，也都了解我的性格，相信我能做好。另外一部分资金来自朋友（我和丈夫的朋友），这些人也是衷心希望我能做好。这些借款全部没有打借条，而且全部免息，甚至连还款日期也没有明确。这些资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使我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生产和经营当中，也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办好自己的企业，以报答这些亲朋好友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图7-1　HX调味厂危机恢复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

从HX调味厂危机恢复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强关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7-1所示。首先，家人和亲戚的理解和支持使Zhao女士振作起来，决心重新办好企业。再次，家人和亲戚不仅帮助她解决了企业的技术难题（去山西学技术），而且还帮她解决了大部分资金缺乏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资金也通过朋友的帮助得到了解决。没有这些强关系的帮助与支持，很难想象HX调味厂能从严重的企业危机中慢慢恢复过来，并逐渐成长壮大。

案例十六：浙江某县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企业危机恢复

浙江某网络传媒公司主营网络广告、网络营销、商业垂直频道、垂直网站、地方性棋牌游戏。创业时间为2007年，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企业主Zhang先生是一位80后的年轻企业家，在当地小有名气，大专毕业，在创办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之前，曾经经营过电脑专卖店、经营过网吧及从事网络维修、网络安全检查等。对电脑网络行业很感兴趣。Zhang先生告诉笔者，这个网络公司在2010年遇到了重大危机，当地公安局和税务局都要查他的公司，他和几名高管都跑掉了，如果处理不好，公司将面临倒闭。他为笔者详细讲述了这次突发危机。

我们以前的网络公司没有地方性棋牌游戏这一块，2008年，杭州S网络游戏公司找到我们，要我们一起推广做这个项目，我们认为这个项目比较赚钱，就答应做这个项目。在做这个项目过程中，中央电视台某节目暴光了S网络游戏公司中的一款游戏是赌博游戏，引起了人们对这款游戏的注意。我们正好也经营这款游戏，有些玩家输了一些钱，不服气，就联合几个玩家一起，写举报信将我们告到了公安局。另外，有些同行也不服气，我们的网络公司日益强大，抢了他们的生意，也写举报信到税务局，说我们公司偷税漏税，公安局网安大队和经侦大队一起查我们。我们这下冤大了，我们公司是从不偷税漏税的，这点是做得很好的，我爸爸就是老企业家，他一直教育我做生意要走正道，不要赚不应该赚的钱，行得正，坐得直，心安理得，这样生意才做得长久。我们那个棋牌游戏项目，也是一个很正规的著名大公司的项目，也是合法的经营，没什么问题。幸好，一个铁杆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公安局正在查我们，已经成立了专案组，让我们注意。我听了，知道事态严重，我和几个高管经过商量，就都决定先躲到外地去，让他们在家慢慢查，让家里人密切关注事情的发展。结果他们也派人到S网络游戏公司去查了，也没有找到任何违法证据，也查了我公司的财务，也没发现什么偷税漏税的问题。我在公安局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个亲戚是公安局的领导，但是我一般不找他，不想因为自己做生意，让亲戚惹麻烦，我一般是找朋友。我在外地的日子里，经常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事情的进展，我父母也去了公安局，他们与公安局的很多人私下关系都很好，有些是亲戚关系，有些是朋友关系，父母一一找到他们，问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查到什么时候。公安局因为也没查到什么，就告诉我家里人，要我回去，做个笔录，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了，其实也没什么，干吗要跑掉。我父母就让他们保证，我回去后，不能有事。他们也表态说，其实真的没什么事情，只要我回去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了。这样，我就回去了，做了笔录，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强关系对于企业危机恢复的重要作用。在企业受到巨大危机，要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一般都是家人、亲戚、铁杆朋友提供重要的帮助。这也证实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即强关系特别适用于不确定性的情境，在需要承担风险、面临危机时，强关系是可以依赖的对象。其实，格兰诺维特自己也不否认，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个人极有可能通过建立强关系获得保护，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对于民营企业主而言，当创业过程中出现暂时困难和失败时，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特别是强关系能为其提供克服困难与失败的情感支持。

在中国，强关系的力量假说似乎已经得到了认可，有学者甚至认为，与美国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在于强关系网络而不在于弱关系网络，对这种差异形成的解释，只能依赖对不同社会结构下历史传统分析的展开。对于中国社会，这种强关系网络建立具有两个不同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中国人际关系取向的传统行为模式；第二个基础在于中国人所处的隙缝经济文化中正式机构常常不可靠，因而导致非正式的信任机制发挥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