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时期国民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及其意义和经验

“九五”时期国民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及其意义和经验^[1]

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较，“九五”时期国民经济运行无论就其轨迹来说，或者就其意义和经验来说，均颇富特色。在建党80周年到来的时候，在这方面做点总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探索。

一、国民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

（一）1996—1997年在反过热、反通胀中继续实现经济“软着陆”

我国国民经济在经历了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之后，1992年又迅速步入了高增长，以致出现了经济过热。其主要标志有二：①经济增长率过快。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升增长了14．2%。②物价增幅过大。与上年相比，1992年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5．4%，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6．4%，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了6．8%，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升了11%。^[2]

形成经济过热的原因，从认识上说，是片面理解了邓小平1992年重要讲话中提到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精神，忽视了他同时提到的“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的精神。^[3]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体制转轨（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和战略转轨（由以提高速度为中心向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转变）各种特有矛盾作用的结果。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在199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过热状态有了进一步的加剧。①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截至6月23日，全国货币净投放585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投放532亿元。由于乱集资、乱拆借的影响，居民储蓄增长缓慢，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银行正常贷款不能完全保证，有些基层银行出现支付困难。1—5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912亿元，比去年同期少增加226亿元。②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这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6%，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和对个人其他现金支出增长36．7%，行政企事业管理费现金支出增长90%，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③财政困难状况加剧。1—5月，国内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2．2%，而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15．9%，收支相抵仅结余1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结余206亿元。④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这年6月工业增幅达到30．2%。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一些干线限制口的通过能力仅能满足需求的30%—40%。电力、油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又出现“停三开四”现象。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由于供需矛盾突出，价格上涨较猛。⑤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外汇下降较多。据海关统计，1—5月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8．2%，进口增长26．9%。截至6月10日，国家外汇结存19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亿美元。⑥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从1992年10月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加快，到1993年1月，上涨幅度达到8．4%，3月开始突破两位数，为10．2%，6月达到13．9%。加上服务项目涨价较快，6月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已达16．6%。这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升44．7%。上述情况表明，如果不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抓紧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甚至会引起经济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1993年初以来多次指出，要认真对待，抓紧解决，并相继采取了稳定和加强农业，制止乱集资、违章拆借和规范股票市场，以及加紧房地产投资和交易管理、清理整顿开发区等一系列措施。5月下旬，又作出了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定。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4]

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指出：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现在必须下决心，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在解决问题时，需要注意把持以下三点：①统一思想认识。由于对工业速度是否过快、投资规模是否过大、货币供应量是否过多、通货膨胀是否在加剧等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影响了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为了解决当前经济中的突出问题，首先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当前经济形势要有正确的、清醒的认识。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切实贯彻“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的重要指导思想，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②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原有体制的弊端没有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那种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速度、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当前的问题必须采用新思路、新办法，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在深化改革中，特别要加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和财税体制的改革。③主要运用经济办法，也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要强化间接调控，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既能有效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又有利于继续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对那些主要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也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更不可缺少。加强宏观调控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但对防止严重通货膨胀和整顿金融秩序等问题，必须有较强的力度，同时采取必要的组织手段、纪律手段和法律手段，以保证中央政令的通行。

针对1993年上半年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采取以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①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全年货币发行量要控制在1500亿元，这要作为1993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首先要把住基础货币投放这个闸门，严格控制社会需求的过快增长，认真整顿金融秩序，切实加强现金管理。②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序的同业拆借市场，使资金拆借纳入规范化的轨道。③灵活应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④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⑤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强化中央银行对全社会信贷总规模的宏观控制，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年度信贷计划执行，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并按季监控，按月考核。⑥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⑦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中国人民银行要通过深化改革，真正成为对全国信贷、货币进行宏观调控和统一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中央银行。⑧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从改革投资体制入手，尽快建立政策性银行，逐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组建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投融资和贷款任务。⑨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7月15日以前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这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

党中央、国务院强调：采取上述措施，从全局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是积极的。既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又可以为加快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环境。当然，实行这些措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要减慢一些，有些生产企业可能减产甚至停产，企业的销售收入会相应减少，有些建设项目要停缓下来，相互拖欠资金会有所增加。但就全国来看，还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全年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10%。基础工业和主要设备工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不至于受太大的影响。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或这些措施不能得到有效贯彻，“瓶颈”部门制约将会进一步加剧，资金供求矛盾将更加尖锐，严重通货膨胀局面将难以避免。在这样的局面下，即使1993年速度可以更高一些，但明后年将难以支撑，经济有可能发生大的起落。这是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一定要注意瞻前顾后，不仅考虑1993年，还要考虑到明后年以至整个90年代的发展战略目标，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在实施上述措施过程中，必须继续高度重视农业问题，要切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这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稳定和经济走势的大事。同时，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反对铺张浪费；继续抓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落实，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扭亏增盈工作。贯彻上述措施，要坚持“两手抓”，抓住一些大案要案，坚决果断处理，推动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反对贪污腐败，改变社会不良风气，使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做到令行禁止，坚决维护中央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后来的实践证明：上述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在制止经济过热和实现经济“软着陆”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1993年以后，上述的以控制社会总需求为特征的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199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在这期间，在改善供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有：深化经济改革，加强农业和其他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提升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学和教育等。

在上述政策的指引下，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状态逐步改变，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的情况逐年缩小，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缓缓下降，各种物价指数在经历了一两年上升后也趋于下降。据有关研究单位测算，我国现阶段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正常区间是－5%以内。而1992—1996年这个差额分别为－6．5%，－7．3%，－6．2%，－4．8%，－4．2%。^[5]1992—1997年，这六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14．2%，13．5%，12．6%，10．5%，9．6%，8．8%；商品零售价格增长率分别为5．4%，13．2%，21．7%，14．8%，6．1%，0．8%；居民消费价格增长率分别为6．4%，14%，24．1%，17．1%，8．3%，2．8%；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率分别为6．8%，24%，19．5%，14．9%，2．9%，－0．3%；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增长率分别为11%，35．1%，18．2%，15．3%，3．9%，1．3%。^[6]可以认为，到1997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这里需要说明，国内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曾经认为，到1996年，我国就实现了“软着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合适。按照当前许多学者的看法，现阶段我国适度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为8%—9%（或者7%—9%^[7]）；物价增幅达到3%以上即为中度通货膨胀。但前述数据表明：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未下降到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商品零售价格增幅特别是消费价格增幅还处于中度通货膨胀区间。只是到了1997年，经济增幅才下降到经济增速合理区间的上限以内，物价也下降到低度通货膨胀的区间。所以，把1997年看作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是完全合适的。

上述数据表明：1996—1997年（即“九五”头两年）继1993—1995年之后，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按照我的计算，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历了八次经济周期，1953—1955年、1956—1957年、1958—1969年、1970—1977年、1978—1983年、1984—1986年、1987—1991年各一次，1992年以来又一次。在前七次中，经济增速平均每年下降最少的为2．2个百分点，最多的为16．2个百分点。而1992—1997年平均每年下降1．1个百分点，是最少的。^[8]

这里还要说明：经济“软着陆”和经济周期低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速由过热状态下降到合理增长区间就算是“软着陆”，而经济增速下降到经济周期的最低点才算是低谷。而我们在前面所作的计算，前七次是指的从波峰到波谷，1992—1997年是指的波峰到“软着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因为即使按照前七次的同一口径（即由波峰到波谷）计算，也并不改变上述的结论。第八次经济周期是1992—1999年，经济增速平均每年下降0．9个百分点，更是最少的。^[9]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1992年以来实现经济“软着陆”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1992年以来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是实行上述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主要的）和改善供给政策的结合，同时又是市场取向经济改革获得重大成就的反映。在建国以后发生的前四次经济周期中，是同实行以提高经济增速为中心的战略直接相关的。但主要根源还是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增速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减速是受供给制约的。这种体制包含着急速的投资膨胀机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增速急速攀升机制。而在经济增速超过潜在产出力（即一定条件下社会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供给能力）遇到供给的强烈制约时，上述机制又急速转变为投资急速紧缩机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急速减速机制。^[10]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上升阶段和下滑阶段存在的两种机制。因而，经济增长大升大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

在改革以后发生的前三次经济周期时，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周期波动虽然趋于平稳，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增速大升大降的怪圈。

这里应该提到，1984年发生经济过热以后，国务院曾经提出过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设想，但终因受到传统的体制和战略的影响，设想并没有实现。诚然，这种情况的发生，部分地同错误地估计1986年的经济形势也有很大的关系。本来这年经济还未实行“着陆”，但错误认为已经实现了“着陆”，从而在1987年又起飞了。

只是到了1992年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比较有效地抑制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急速膨胀和经济增速急速攀升以及投资急速压缩和经济增速下滑机制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二）1998—1999年，在反过冷、反通缩中遏制了经济下滑趋势

从1993年夏季开始，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为首要任务的宏观经济调控，促进了经济“软着陆”的实现。但是，从1997年第4季度开始，就出现了以物价下降作为主要标志的通货紧缩的苗头。1997年的许多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指数都出现了负增长。1997年，零售商品中食品、首饰、家用电器、建筑装潢材料和机电产品的价格指数分别为99．8，95．6，97．8，99．0和95．5，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为99．5，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95．5，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99．7（其中，冶金、化学、机械、建筑材料、森林、食品、纺织、皮革和造纸的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97．7，95．5，98．1，99．6，99．3，99．6，98．0，98．3和94．5）。^[11]这些负增长的幅度都不大，但负增长的面幅相当宽，囊括了许多重要的投资品和消费品。

但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看法都把这种负增长归结为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初级买方市场的形成。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后来的经济发展趋势看，这种负增长固然有包括初级买方市场形成在内的多方面原因，但却已经展现了通货紧缩的端倪。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已经由1992年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开始转向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

尤其需要指出：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同年7月从泰国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出口增速大幅度锐减。据测算，在1996年新增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54．8%，37．9%和7．3%；到1997年三者比重分别变为39．6%，33．4%和27．1%。^[12]但在1997年下半年，出口增速由上半年的26．3%下降到17．1%，下降了9．2个百分点。^[13]这样，尽管1997年出口增幅高达20．9%，但却预示着出口大幅下降的趋势。在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开始出现不足，特别是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无疑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构成很大的威胁。

这样，从1997年第4季度开始，中央就关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并于1998年初提出扩大内需、确保年度经济增长率达到8%的方针。

1998年新年刚过，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必须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付，未雨绸缪，做好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准备，以防措手不及。据此，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　基副总理部署国家计委牵头进行研究，提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支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春节后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就转发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14]作出了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人民币稳定等重大决策。

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依据党的“十五大”精神，提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确定了经济增长率8%，商品零售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等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并相应地指定了相关政策（其中包括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5]

上述各项政策在1998年上半年得到了贯彻，并取得了成效。1998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达58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3980亿元，增长6．8%；进出口总额达1514亿美元，增长5．2%。其中出口870亿美元，增长7．6%；进口644亿美元，增长2．2%。进出口相抵后，顺差为226亿美元。在上述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拉动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7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6]

这些成就就是在国内外的困难条件下获得的，来之不易。但上述政策在1999年上半年的贯彻执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以1997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率所占比重作为参照系数，1998年要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第一季度应增长7．2%，第二季度应增长7．5%（1—6月累计为7．35%），第三季度应增长8．3%（1—9月累计为7．7%），第四季度应增长8．7%（1—12月累计为8．01%）。^[17]但在实际上，199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虽然达到了7．2%，但第二季度增幅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到6．8%，以至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只达到7%。^[18]还要指出，如果措施不当，经济增幅仍会下滑。这样，就不能实现预期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

这个带有行政指令性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同中国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形势并不适应。但在1998年具体条件下，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目标，对于完成国家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对于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对于增强国际威信，均有重要意义，需要着力完成。

1998年上半年，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在于：①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并不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在1997年底就见谷底，而是在继续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不利影响也在逐步显露和扩大。1998年一季度出口增幅为13．2%，二季度下降到7．6%，回落5．6个百分点。②上半年有十几个省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使夏粮减产11%。③从1993年以来，经济减速具有惯性作用。④扩大内需等各项政策的实施力度难以准确把握，其完全落实也要经历一个过程。

然而，实现1998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困难，不仅由于亚洲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继续深化，以及上半年的自然灾害，而且由于7月以来我国长江中下游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水灾。这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实现1998年增长目标带来了更大困难。还由于上半年以来，通货紧缩的形势开始进一步显露出来。作为通货紧缩主要指标的产品价格指数全面持续回落。1998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0．3%，作为最主要的农副产品的粮食和猪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11．2%和12%，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指数下降了4．3%。

还要提到，1998年1—7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9．2%，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个多百分点；出口增长6．9%，增幅回落19．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集体和个体）增长15．6%，但外商、集体和个人投资比去年下降。根据1998年上半年情况估计：消费和净出口在推动1998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下降。这个缺口需要由增加投资来弥补。在这种情况下，在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同时，增加投资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但1998年以来，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多种力度相当大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促进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尽管有财政政策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像任何事物一样，它也有局限性。一般说来，它在经济扩张时期遏止经济过热方面的作用较大，在经济紧缩时期制止经济下滑方面的作用较小，而且时滞长、见效慢。在中国当前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财务约束作用较大、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初级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市场竞争趋于剧烈、资金供应相对宽裕，特别是在金融改革滞后、货币传导机制不灵等项条件下，在促进经济增长目标实现方面，单是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及时充分奏效。但是，财政政策有货币政策不可替代的优点。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在一切场合），它在紧缩时期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较大，而且时滞短、见效快。这样，在推行货币政策的同时，着重加大财政政策的实现力度，就显得突出重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6—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转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建议》，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是必要的，及时的。据有关单位当时测算，这笔国债的使用，大约可以带动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这2000亿元的投资可形成的最终需求，约可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两个多百分点。当然，形成这种需求也有一个过程。但1998年即使按一半收效计算，也可使增长率提高一个多百分点，从而可以有力促进8%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但这笔巨额投入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这一点。它对于改变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状况，调整产业结构和缓解就业矛盾，以及对于改善人民生活，也都有重要作用。当然，要使这批投入真正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必须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于一般的加工项目，更不能用于盲目重复建设；要用于建设周期短、投资见效快的项目；要引入竞争机制，按照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实行项目公开招标制、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工程监理制；要警惕由于行政权利的加强导致某些旧体制复归；要切实保证建设工程质量。

1998年7月，朱　基总理依据中央决策再次重申：“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中央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扩大内需的最有力措施。”^[19]紧接着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扩大内需的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

至此，可以认为，一个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以扩大内需为主的，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已经最终形成。

在上述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指导下，1998年经过反过冷反通缩，终于制止了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继续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把物价下降的幅度控制在很小的幅度内。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7．8%，仅比上年增幅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比上年下降了2．6，0．8和4．1个百分点。^[20]在这方面，上述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部门事后计算，1998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21]这就意味着如果1998年不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经济增长率就只能达到6．3%，下滑到现阶段经济适度增长合理区间下限为7%以下。

在上述政策推动下，1999年第一季度还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但第二季度又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消费需求不振，外贸出口下降，物价持续走低，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这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3%，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和7．4%，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增发国债，增加居民收入，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并综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以拉动经济增长。这年下半年，在年初确定的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由财政部再向商业银行增发600亿长期国债。同时较大幅度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国家财政增加支出540亿元。^[22]这些又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7．1%，增幅仅比上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商品零售物价、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1．4和2．4个百分点。^[23]在这方面，上述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特别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事后计算，单是1999年的国债投资就拉动了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24]因此，如果不推行这项政策，这年经济增长率就只能达到5．1%。

（三）2000年在反过冷、反通缩中实现经济回暖

鉴于1999年经济增速下滑以及通货紧缩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2000年继续推行了上述的以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以扩大内需为主的，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问题在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们面临问题的关键。只有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才有利于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减轻就业压力，促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也才能增加财政收入，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扩大内需的方针，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当时扩大内需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两年来，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这些政策措施。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既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又积极鼓励增加出口。实践证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所有这些，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前经济增长，而且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2000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和教育设施建设，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②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企业也应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职工工资。③进一步运用税收、价格等手段，并继续清理某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法规，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

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金融系统要正确处理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下，从多方面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要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及时调控货币供应总量。国有银行应加强内部资金调度，合理划分贷款审批权限，及时发放与国债投资项目配套的固定资产贷款，保证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贷款。努力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对重复建设、产品积压和需要压缩生产能力的企业，应当停止或压缩贷款。要大力发展住房、助学和大件商品的消费信贷，改进办法，简化手续，提高审贷效率。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依法严格审批保险企业，积极拓展保险业务。

2000年，除继续保持国债投资规模外，相应增加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和鼓励企业自筹投资，还要引导集体、私营、个体经济增加投资，并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还要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促使居民增加即期消费。

由于上述政策的贯彻实行，2000年扭转了1993年以来经济增速连续七年下降的局面，出现了经济回升。这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8%，增幅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零售商品价格比上年下降了1．5%，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升了0．4%，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升了2．8%。^[25]2000年商品零售价格虽然没有扭转从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的局面，但降幅比1999年减少1．5个百分点，即减少了50%；居民消费价格（相对零售商品价格来说，这种价格更能全面地反映消费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扭转了1998年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有了小幅回升；工业品出厂价格扭转了1997年以来连续三年下滑的局面，而且由于受到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上升的影响，回升的幅度并不小。在这方面，上述的宏观调控政策仍然功不可没。据有关部门事后计算，这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26]可见，如果不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年经济增速也只能达到6．3%，仍处于我国现阶段适度经济增长率的下限（7%）以下。

（四）1993—2000年实现了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

我们在上面分别考察了1993—1997年、1998—1999年和2000年这三个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的特征。现在我们从总体上考察1993—2000年国民经济运行的特征。

我国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周期。我们从已有的具体情况出发，可以按照波动幅度（即波峰年与波谷年经济增速的差距）的大小把它们还分为强波经济周期、中波经济周期和轻波经济周期。具体说来，可以把波动幅度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称为强波周期，把波动幅度在5—10个百分点之间的称为中波周期，把波动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下的称作轻波周期。

如果这个设想是合适的，那么1953—1955年和1956—1957年这两次经济周期就可以叫做中波周期。因为，这两次周期波动幅度分别为8．8和9．9个百分点。1958—1969年和1970—1977年这两次经济周期可以称为强波周期。这两次周期波动幅度分别为上升到48．6和21个百分点。1978—1983年、1984—1986年和1987—1991年这三次经济周期也可以称作中波周期波动。这三次周期波动幅度分别为6．5，6．4和7．8个百分点。

1992—1999年这次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7．1个百分点，也可以称作中波经济周期。但是，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时经济增长率为8．8%，1998年和1999年分别缓缓下降到7．8%和7．1%，其间的差距仅有1．7个百分点。这是第一。

第二，2000年经济增长率又缓慢回升到8%。当然，今年经济增长率究竟能够达到多高还有很多难以确定的因素。就国内来说，比如，今年北方春旱已很严重，会影响夏粮产量。就国际来说，比如美国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由近十年经济持续高增长开始转入低增长。但从当前主要情况来说，今年实现8%甚至更高一些增长率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7．1%为参照数，下周期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难再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12．1%以上；其波谷年份也不致下降到7．1%以下。这当然是就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来说的。它并不排除国内特大的天灾人祸以及国际事件造成的经济增速的大波动。以上两点是就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说的。

第三，就国际经验来说，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除了极少数年份以外，美、日、德、法、英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之间的差距，一般也都在5个百分点左右。^[27]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实际上，“二战”后经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并不断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大改变了以前的古典的市场价格（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周期波幅很大的状况。当然，我国同经济发达国家不仅在社会制度方面有根本区别，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力方面也大大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我国也具有自己的经济持续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28]所以，上述的国际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依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1992—1999年的经济发展看作是中波周期，而应该确切地认为实现了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这就是包括“九五”时期在内的1992—2000年国民经济运行显示出来的总体特征。而这一点对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深化、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历史性变化。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周期经历了由中波周期→强波周期→中波周期→实现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显然，决定这种经济周期形态变化的有多重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来，是同经济体制的变化相联系的。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但它的完全建立是在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以，这期间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时期。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方面。^[29]这就使得1953—1955年和1956—1957年这两次经济周期都是中波周期。1958—1978年正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时期，这就促使1958—1969年和1970—1977年两次经济周期都进入强波周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并逐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又促使1978—1983年、1984—1986年和1987—1991年这三次经济周期进入了中波周期。而在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在各方面获得了决定性进展，从而在1992—1999年实现了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

二、国民经济运行的成就

在以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九五”时期在这方面又取得了重大成就，促使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第一，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头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提出：第一步，在80年代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第二步，90年代在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解决人民生活小康问题。鉴于到199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实现了翻两番，又把标准提高了一步，要求到20世纪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200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457元增长到2272元，提高了3．97倍，^[30]超额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9．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0．1%。二者分别比1995年下降了约10个和8个百分点。^[31]这表明：我国人民从总体上已经初步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32]

第二，促进了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九五”期间，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8%，供不应求的仅为2%。^[33]这里说的买方市场是指的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的市场。说它是初步的，因为这种市场是在市场供应居于重要地位的农业还不稳定，其他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虽有缓解，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存在过多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市场秩序和信用关系都很混乱，以及人民生活虽有显著改善但水平并不高的条件下出现的还不是成熟的买方市场。^[34]但这种市场却是长期生活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卖方市场条件下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它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第三，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达到10800亿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也居世界第七位；进口达到2251亿美元，居世界第八位。^[35]据有关研究单位计算，1999年我国综合国力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七位。

还要提到：“九五”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高人民生活（特别是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生活），实现社会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

当然，在总结“九五”时期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国民经济主题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因素仍很突出；科技、教育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水、石油等重要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通货紧缩尚未完全扭转，通货膨胀开始显露，潜伏财政、金融压力加大；一些领域市场经济秩序相当混乱，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现象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还比较严重；一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但这些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前进中的问题。只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以及党的基本路线，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三、国民经济运行的经验

“九五”期间国民经济运行成就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累了丰富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经验。从宏观经济管理这个视角来看，其最重要内容有两方面：先是反过热、防通胀，以促进经济“软着陆”；继而反过冷、反通缩，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两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一）反过热、防通胀，以促进经济“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这个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各项目标之间的协调。1992年开始经济过热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作为宏观调控政策重要目标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

国际经验表明：通货膨胀与失业有无替代关系取决于货币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货币量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那么，经济中的实际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也下降。此时，通货膨胀与失业没有替代关系，反而有正相关性，会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只有当货币量的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货币的增长能够引起实际需求的增长，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才会增加，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与失业有替代关系。这样，在高通胀时期，要利用失业与通胀的替代关系，就需要过多地发行货币，这会导致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所以，通货膨胀率太高时，不能运用以通胀换取失业的办法。因此，当时政府抓住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在稳定物价前提下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扩大就业机会。

第二，控制总需求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1993年经济过热的突出表现是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需求膨胀又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度膨胀引起的。因此控制总需求，首先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对固定资产投资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包括计划、财政和金融政策措施）并使这些政策措施之间相协调。

1．发挥投资计划控制投资规模的核心作用。其主要措施有：使财政调控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监督调控机制等充分反映投资计划的要求；向各类投资主体展示国民经济发展走势、方向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以权威性信息引导微观投资主体的投资流向；运用现有计划体制的指标控制和项目审批制度，压缩在建规模、控制新开工项目。

2．协调金融政策措施与投资计划措施。具体措施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发行量，在加强贷款限额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基础货币控制；对资金总量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严格管理银行投资贷款、国外贷款，控制债券和股票发行的总规模，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资金的发放和使用，以控制资金总量；明令禁止乱拆借、乱集资、超规模贷款，清收违章拆借资金，严禁用信贷资金充作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和自有资金，严禁将流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回收；强化专项贷款的管理，如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被严格限制于中央银行下达的规模内，不得突破等；加强对社会集资的管理，控制社会集资的规模、投向和数量，严禁各类非法集资、以证券回购业务之名行筹集投资资金之实等行为；规范非金融机构在资金市场中的行为；开拓和发展金融市场，鼓励企业从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既拓展了融资渠道、扩大了投资资金来源，也有利于企业强化自我约束，还有利于中央银行加强对投资资金总量的调控；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利率、再贷款规模等货币政策工具，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量和信贷资金量，强化金融对投资的间接调控作用。这些措施从资金源头上有效抑制了投资需求。由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通过国债弥补财政赤字，同时，投资规模得到控制，投资过大对货币发行的倒逼机制弱化，从而有利于中央银行较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较好地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有效地抑制了需求。

3．协调财政政策与计划、金融政策。其措施为，完善税制改革，严格依法治税，增加税收收入，防止税收流失，通过增税抑制社会总需求，也给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利用税收杠杆调整投资流向，优化投资结构；统筹预算内和预算外建设资金，由综合经济部门统一协调预算外资金的使用，引导预算外资金流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加强对财政信贷资金的管理；通过税种、税目、税率、减免税等实现投资调控目标，如资源税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建筑税可以控制投资规模等；通过国家预算收支总规模的变动来调节投资的总量，削减国家预算内投资，有效地减少投资规模，控制投资需求。

第三，优化结构、增加供给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当时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如果总量受到控制，结构问题就显露出来；如果迁就现有的结构，总量就无法控制。针对这一情况，在这次宏观调控中，一方面总量控制严格而适度；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加强了结构调整。

1．优化投资结构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以产业政策为中心，注重在抑制投资即期需求效应的同时发挥其长期供给效应，既优化产业结构又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具体措施为：①通过计划，确定经济发展的重点，加强以农业、能源、交通和通信为重点的基本建设，并向商业银行推荐建设项目。②依据投资计划，按照保重点、保收尾、保竣工的原则，集中资金完成竣工投产和收尾项目，早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③理顺价格关系，对价格水平较低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新建项目，实行逐步还本付息或微利，以调动企业和地方等各类投资主体对这些产业投资的积极性。④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资金安排、征地拆迁、物资供应、交通运输、外部配套等方面予以保证。⑤实行专项基金制度。⑥在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对不发达地区实行“同等优先”原则，尽量多安排一些项目。对经济不发达地区从事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提高政策性贷款比重或给予优惠利率的贷款，并对重要的基础性、公益性甚至竞争性项目给予补助，以降低筹资成本、提高竞争力。国家还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投资，引导和鼓励外商到落后地区投资。

2．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优化结构政策的协调。财政部门在增收减支、控制债务规模的同时，还采取了以下的措施配合经济调整和增加有效供给：①通过财政信贷集中更多的社会资金用于国家急需的基础产业建设。②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适当增加科技费用、技术改造拨款、贴息和新产品技术开发费，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以支持投资结构调整。③采取财政贴息和专项资金等措施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④发挥投资方向调节税对投资的导向作用。⑤对银行的保值储蓄实行贴息，支持银行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⑥支持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对国有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分别情况转为国家资本金，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企业上缴所得税的一部分拨给企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中银行的损失，在实行总量控制的条件下，由呆账坏账准备金冲销等一系列措施。

3．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措施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这些货币政策措施包括：①适度控制货币发行量，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去订货币发行量，由于投资规模得到控制，投资过大对货币发行的倒逼机制弱化，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基本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②调整利率和再贴现率，中央银行根据物价水平的高低及时灵活地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在通胀率较高时调高利率和再贴现率，在通胀率下降后及时下调利率和再贴现率。使物价和存款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之间保持合理水平，以减轻财政负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③在信贷方面，实行“总量控制，重点调整结构”，对国家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实行“点贷”。④在用贷规模和再贷款规模等措施调整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同时，逐步压缩信用放款，适当扩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范围和数量，从资金源头上调节流入经济领域的信贷资金量。⑤改进金融调控方式，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等新的间接调控工具。国债规模的扩大为公开市场业务创造了条件。

第四，物价调控各项措施之间的协调。与调节总供求的政策措施相配合在抑制物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实行物价调控目标责任制。按照全国物价调控的目标确定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物价调控目标。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组织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通货膨胀。

2．对重要农副产品生产实行首长负责制。针对物价上涨中50%多受粮食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并采取了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强化科教兴农，扶持支农工业。适度运用进出口和粮食储备增加市场供给。抑制粮食、饲料价格上涨。

3．加强和改善物价监管，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大中城市初步建立了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项目及重要生产资料成交价格监测网络，国家逐月公布各地物价指数，加强对物价的社会监督。各地物价部门对生活必需品价格和化肥农药等价格进行专项检查，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加强市场建设和管理。粮食部门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两条线运行，对化肥市场进行了整顿和规范，普遍推行蔬菜直销。国有、合作商业在稳定市场物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等新的价格调节机制。

（二）反过冷、反通缩，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这项宏观调控体系包括以下六项内容：

第一，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仍然是坚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鉴于1997年夏季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加强，1998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诚然，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原本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国际经验表明：不少大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以内需为主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由温饱走向小康，进而实现富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需求潜力十分巨大，这是中国的巨大优势。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开拓国内市场基础上。但是，1998年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方针，不仅是为了扩展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的回旋余地，尤其是为了保证实现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二，扩大内需与调整投资计划相配合。如果说，扩大内需战略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措施，那么，增加投资（主要是增加国家投资）又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一环。显然，在扩大出口需求遇到巨大挑战、国内消费需求一时又难以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就成为扩大内需的首要选择。但在国内初级买方市场形成，许多产业部门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亏损，通货紧缩已经开始出现以及银行和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加强的情况下，也难以寄希望于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投资的较大增长。这样，大幅度增加投资（主要是国家投资），就成为扩大内需最重要措施。前述的数据已经表明：1998—2000年增加的国债投资在实现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伴有巨额财政赤字的增加。而赤字财政的危害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稳定大局，1998年以来中央财政扩大一些赤字是必要的，这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如果不这样做，资金投入上不去，很可能造成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下滑，一些在建项目难以按期建成，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失业问题更加突出，许多社会矛盾都会加剧。经济上不去，税收也会受影响，财政会更加困难，赤字不仅压不下来，很可能被迫扩大。同时，不通过财政手段把一部分银行的资金用出去，银行的存贷差势必扩大，经营效益降低，加上企业还贷能力下降，不良资产增加，金融风险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加大。相反，短期扩大财政赤字，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一定数量的长期国债，增加各方面的投入，这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今后财政赤字可以逐步缩小，也有能力偿还国债本息。总起来看，是利大于弊。何况在需求不振的情况下，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还要提到：扩大一些财政赤字并没有什么现实风险。据测算，1998年以来财政赤字和累计国债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低于国际公认的3%和60%的警戒线，是可以承受的。而且银行存贷差比较大，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不会过量发行货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丰富，工业消费品充裕，物价价位较低，也不致引发通货膨胀。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开始出现的形势下，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达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的目的，从而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包括：①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了36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反周期调节。②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0亿元的特别国债，专项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③为支持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了贴息的办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项目专项基金也已正式使用。④为扩大吸收外资，调整了进出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实行了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政策，进一步改善了投资环境。⑤为减轻企业负担，与有关部门一起，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基金和收费。

1998年以来出台的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①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②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沿袭多年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取而代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以增强商业银行贷款的灵活性和自主性。③这年3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商业银行上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合二为一，并把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从13%下调至8%，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④为了挤出更多的资金扩大投资和消费，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7次降息，大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⑤1998年4月以后陆续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改革金融服务指导意见、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等文件，督促商业银行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贷款进度，将资金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及开展住房、汽车等消费信贷业务。⑥1998—2000年配合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3600亿元国债，商业银行又相应增加了7000多亿元配套贷款。货币政策的一再松动，银行存款的大量投放，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

第四，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配合。就1998年以来的具体情况看，扩大投资需求虽然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的决定性措施，但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也是贯彻这项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消费需求在内需方面占有很大比重，而且因为投资需求归根结底会受到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的制约。因此，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过程中，必须实现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双向启动。1998年以来，着力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也在适当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鼓励消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两方面推动经济增长。

第五，扩大内需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力度相配合。实行包括外贸在内的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长期坚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对外贸易遇到了多年未曾遇到的困难，更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1998年以来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①贯彻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营销和售后服务水平。②努力巩固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市场，特别是拉美、非洲、西亚、东欧市场，并到一些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装配业务。③贯彻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继续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鼓励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开展和扩大非公有制企业经营外贸。④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在保持利用外资适度规模的同时，着力于优化外资结构，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经过这些工作，进一步发挥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已占有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的出口作用。

第六，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调整结构相结合。1998年以来，在增加供给和调整结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界定了公有经济的含义、主体地位和实现形式以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还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以及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等一整套方针。这些政策不仅为加快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为充分发挥它们的生产能力指出了正确的途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发展的空间。

199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又就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特别是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决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出了基本指导方针。

1998年以来，进一步明确提出的发展小城镇战略和扶持小型企业战略，是发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

1998年以来，在产业结构调整（如煤炭业的调整，纺织业的压锭、石油、石化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改组等）、技术升级（如高新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提高）和产业集中度提高（如许多重要家电产业的集中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还要着重提到：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已经趋于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因此，1998年以来增发财政债券，以及配套银行贷款，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从增量方面调整结构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

2000年又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调整地区结构、增加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情况表明：1998年依据通货紧缩始见端倪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扩大的新形势，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主要是：在调控目标上由1993年夏季以来以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率过高为主转到以刺激需求，保持适度快速增长为主；在刺激需求方面，由依靠消费需求和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转到着力依靠投资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的增长）；由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到扩张的财政政策，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由此形成了以反过冷、反通缩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这就有力地阻滞了1998—1999年经济增速下滑势头，并促进了2000年经济回升。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建立过程中，无论以反过热、反通胀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或者是以反过冷、反通缩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很成熟的、很完善的，仍有不少问题。这里且以后者为例说明于后。

第一，对经济增长减速惯性作用、通货紧缩形势和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影响都有认识滞后和事先估计不足的问题。经济增长减速惯性作用在1997年以来就有了暴露，通货紧缩形势在1997年第4季度已经开始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1997年下半年也很明显。尽管1998年初宏观调控已经开始转向扩大内需，但启动经济、刺激需求、扩大内需的强有力的动作，是在1998年7月开始的，似乎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当然，按照唯物论的认识论，人对客观事物的充分认识，是受到外在事物的矛盾暴露的限制的，上述问题的发生，是有客观原因的，但作为总结经验来说，还是要提到这一点的。

第二，由1998年宏观调控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行政指令性的。这虽然是必要的，并在主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并不适应。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行政指令的固有弊端。比如，会助长热衷炒指标数字，搞浮夸，忽视经济效益。诚然，政府在这方面反复强调不要片面追求速度，不要搞虚假浮夸，要面向市场，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扎扎实实的速度。但这不可能杜绝由行政指令机制必然带来的弊病。如果再考虑到当前干部提升方面存在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状态，这种情况就更难避免了。在1999年以后，这种行政指令性的经济增长目标，被指导性的指标代替了。这是一大进步。

第三，作为1998—2000年扩大内需的决定性措施的政府投资，也是行政指令性的。这方面的措施是必要的，积极作用也是主要的。但也有负面影响。诚然，政府在实施这项措施时着重指出：必须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于一般的加工项目，更不能用于盲目重复建设；要用于建设周期短、投资见效快的项目，特别是在建项目；要引入竞争机制，按照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实行项目公开招标制、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工程监理制，要切实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并进行了精心组织与安排。但这种行政措施，在部门和地区分割以及部分行政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下，投资很难避免被挪作它用，还很难杜绝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复建设，很难完全避免低效甚至无效投资。这种行政性措施的加强，还会导致某些旧体制的复归。

第四，扩大政府投资在启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效果上不如预期大，社会投资机制尚未形成。

第五，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既有必要，也起了主要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扩大了潜伏的财政风险，并加强了现实的金融风险。问题在于：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适应，这两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目前，中国不仅前一种比重小，而且后一种比重也小。经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当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40%以上，而中国只有10%以上。这样，后一种比重就制约了前一种比重。所以，1998年以来财政赤字的扩大，实际上意味着潜伏的财政风险的扩大。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行，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已经处于高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从而进一步加大现实的金融风险。

但是，总的说来，1998年以来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还是起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然而，清醒地看到上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也很有必要。

【注释】

[1]本文载《中国经济年鉴》（2001）。

[2]《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55、289、30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4]《中国经济年鉴》（1994），第45—46页。

[5]《1995—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页。

[6]《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289、305页。

[7]1992年以前，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包括笔者在内），现阶段我国经济适度增长率为7%—9%；1992年以后，把它提高到8%—10%，后来又降到8%—9%。但依据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1%的事实来看，还是定为7%—9%为宜。

[8]《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页。

[9]《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页。

[10]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些论著在论述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周期波动时，只讲前一种机制不讲后一种机制，是不全面的。

[11]《中国统计摘要》（1998），第122—125页。

[12]《1995—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轨迹》，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页。

[13]《中国经济年鉴》（1998），第115页。

[14]《人民日报》1999年1月14日第1版。

[15]详见《中国经济年鉴》（1998），第27—33、38—41页。

[16]《经济日报》1998年7月18日第1版。

[17]《经济日报》1998年5月25日第5版。

[18]《人民日报》1999年2月3日第3版。

[19]《人民日报》1999年1月14日第2版。

[20]《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页、第289页、第305页。

[21]《经济日报》2001年3月19日第3版。

[22]《中国经济年鉴》（2000），第316页。

[23]《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5页、第289页、第305页。

[24]《经济日报》2001年3月19日第3版。

[25]《经济日报》2001年3月1日第6版、3月26日第7版。

[26]《经济日报》2001年3月1日第6版、3月26日第7版。

[27]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841页，（1996）第815页，（2000）第873页。

[28]详见拙文《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走势：持续快速发展》，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9]详见拙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9页。

[30]《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3—54，95页；《经济日报》2001年3月3日第2版、3月29日第2版。

[31]《经济日报》2001年5月30日第2版。

[32]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恩格尔系数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33]《经济日报》2001年5月30日第2版。

[34]国际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才进入经济相对过剩阶段。而我国不到800美元就进入这个阶段（见《人民日报》1999年3月2日第9版）。

[35]《经济日报》2001年3月2日第6版、4月1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