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战略与“十五”计划

经济发展战略与“十五”计划^[1]

一、论述范围的简要说明

鉴于该题太大，有必要就论述范围做些说明。

作为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社会发展战略是有联系的，有交叉的，但有区别。这里只是论述经济发展战略，当然也会涉及二者交叉的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包括国民经济部门、地区和企业等各个不同层次的发展战略。这里只论述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与五年计划是有区别的，但有联系，而且有相同点。从某些共同的意义上说，二者都包括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目标（任务）、重点、部署（步骤）和对策等项要素。这里只论述作为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对作为中期的五年计划目标的决定作用。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五年计划目标是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这个时限内的具体体现。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五年计划关系之史的简要考察

为了说明经济发展战略与五年计划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正确判定和实施成效方面的关键作用，有必要对建国后九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二者关系作一番简要的历史考察。

（一）“一五”时期

“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基本任务就是依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特别是由作为总任务的中心任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确定的。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由毛泽东提出的、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列入了我国宪法。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2]当时预计，完成这个总任务，除了恢复时期的三年以外，大概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即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据此，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3]

历史表明：依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制定的“一五”计划是好的，实施是成功的，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原来设定的过渡时期过短，实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间更短；在生产建设方面也存在急于求成，以致1953年和1956年都出现了“小冒进”。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1953—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9．2%。

（二）“二五”时期

“二五”计划（1958—1962年）仍然是以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制定的，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确定的。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正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指导思想。

与此相联系，“二五”计划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以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步骤，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①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②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④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⑤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4]

所以，尽管“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决定的计划内容也有偏颇之处（如提出继续过快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未提出根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等），但就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目标这些基本方面是正确的。

但非常可惜，“二五”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就为毛泽东“左”的路线（包括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及其实践所代替了。这样，1958—1960年的“大跃进”就把中国经济拖到了绝境。于是，1961年被迫开始实行以调整为重点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并在1961—1965年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些成就主要是恢复性的。这样，1958—196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4．1%，比“一五”时期下降了5．1个百分点。

（三）“三五”、“四五”、“五五”时期

与“一五”、“二五”计划不同，“三五”（1966—1970年）、“四五”（1971—1975年）和“五五”（1976—1980年）并没有提出过完整的计划，只是提出过一些设想和提纲。比如，1965年7月国家计委曾经提出过“三五”、“四五”和“五五”计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提出：编制长期计划，必须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指针，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依据。

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我们的长期计划，必须体现这个总的任务。同时，在战役上，每一个五年计划又应该有不同的重点。关于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战役重点，是否可以这样设想：

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出发，其主攻方向和核心是加强国防，突出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农业现代化，继续发展国防尖端；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业和发展科学技术、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

第五个五年计划的主攻方向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广泛应用电子技术，充分发展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资源综合利用，进一步开辟新的能源，和平利用原子能，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的现代化，是长期的持续的奋斗过程，四个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交叉进行的。提出每个五年计划的战役重点，是为了更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近期的目标是，大力建设三线，加强国防，建立一个打不烂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铁打的江山。“三线”建设的目标，主要是把国防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以及相应的燃料动力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建立起来，做到既能加强国防，应付战争，又能同长远的经济建设任务结合起来。^[5]

就“三五”、“四五”、“五五”计划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说，有正确的方面。如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但也包括严重的“左”的思想。如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发展和改革两方面“左”的思想的集中表现；“三五”乃至“四五”计划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出发，把主攻方向定在加强国防，突出三线建设，也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过于严重估计而在政策和实践两方面形成了严重错误。还要着重提到：由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引发的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就又一次把中国经济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致1966—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也仅增长5．6%。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仍执行了“左”的路线，于是1978年又出现了经济过热。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并开始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于是，1977—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又上升到8．7%。总起来说，“三五”、“四五”、“五五”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4%。

（四）“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时期

“六五”（1981—1985年）、“七五”（1986—1990年）、“八五”（1991—1995年）和“九五”（1996—2000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制定了完整的、并逐步趋于完整的五年计划。概括地说，这四个五年计划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逐步发展起来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指导下制定的。这一点，在“九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及其宏观调控目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初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体制基础。

第一，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2000年，按1995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比5．76万亿元增加到8．5万亿元。“九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4%。

第二，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得到巩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基本确立。

第三，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有效供给能力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继续缓解；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和建筑业等支柱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增强。

第四，科技教育得到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的提高，主要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农业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达到80%以上，农村劳动者各类保险覆盖面达到30%以上。文化事业更加繁荣。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力争得到基本控制。

第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成效，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进一步提高。“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系数由“八五”的3．6降为3左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6．5%。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由1995年的2．2吨标准煤下降到2000年的1．7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5%。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以上，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达到2次。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九五”期间，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分别说来，宏观调控目标是：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和条件，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九五”期间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左右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采取有效的政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

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着力加强第一产业，提高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发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和增加出口的主力作用。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发挥劳动就业主渠道的作用。

第二，价格总水平。“九五”期间，需要继续理顺价格关系。同时，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依然存在。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政策，明显降低价格上涨幅度，首先要努力使之低于经济增长率。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从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出发，“九五”固定资产投资率按30%来把握。考虑价格因素，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万亿元，年均增长10%。其中，国有单位投资8．8万亿元，占68%。

第四，财政收支。“九五”期间，要振兴财政，健全职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努力做到财政收入增长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控制国债规模，使年度发债规模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

第五，货币供应。“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狭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18%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23%左右。

第六，国际收支。2000年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是：经常项目中的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非贸易往来力争减少逆差；资本项目在借贷资本略有逆差的情况下，通过吸引直接投资，保持适当的顺差。外汇储备比1995年有所增加。

第七，人口和就业。“九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0．83‰。

五年新增城镇就业4000万人，向非农产业转移4000万农业劳动力。城镇失业率力争控制在4%左右。^[6]

由于改革以来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实施得比较好。因而这期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第一，改革方面的主要成就集中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初步建立。主要表现为两方面：①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形成。1978年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56%，集体经济占43%，公有经济合计占99%；非公有经济占1%。1999年公有经济约占3／4，非公有经济约占1／4。②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实现了改制。到2000年底，国务院确定的和各地选择的2700户现代企业试点，绝大部分进行了公司制改革。520户国家重点企业中的51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430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占83．7%。另据对19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到2000年底，国有小企业的改制面已接近80%。当然，这些改革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真正到位。

2．以产品市场为基础的、要素市场为主导的（资本市场是其中的核心）市场体系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价格机制正在逐步趋于合理。1978年，指令计划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70%；生产资料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10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97%；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为96%。但到1999年四者比重分别为4%、14．4%、5．2%、9．6%。近几年来，这些比重进一步降低。作为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市场，到2000年底，上市公司达到1063家，股民5500万户，股票市值4．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约50%。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息已经部分放开。

3．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以计划、财政、金融和法律作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

4．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也已初步形成。

5．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了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框架。

6．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封闭和半封闭的格局已经基本打破，全方位、多元化、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①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大幅增长，已达巨大规模。1978年进出口总额为35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9%；2000年二者分别增长到39263亿元和43．91%，进出口占世界第8位。1979—1983年外商直接投资为18．02亿美元，2000年上升到407亿美元。1993—2000年，利用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第1位。②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从地区看，我国对外开放从沿海开始，逐步向内地推进，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开辟经济开放区，到上海浦东和沿江、沿边、沿主要交通干线的对外开放，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全国绝大多数市县已经对外开放。从产业看，已由一般的加工工业扩展到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并继续向其他领域扩展，开放的数量和经济范围不断扩大，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在有步骤地推进。③我国境外投资也有了初步发展。到2000年6月底，我国境外企业已达6142家，协议投资106．5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71．5亿美元。④目前，我国已与遍及世界各大洲的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的变化。

1．推动了社会生产的高速、稳定增长。1979—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比计划经济强化时期的1958—1978年提高了4．1个百分点。其中，“六五”时期为10．8%，“七五”时期为7．9%，“八五”时期为11．6%，“九五”时期为8．3%。这是高速增长。

稳定增长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增长实现了由强波周期→中波周期→轻波周期的转变。由于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拟展开作些深入分析。

（1）按照我的认识，建国以后已经经历了八次经济周期：1953—1955、1956—1957、1958—1969、1970—1977、1978—1983、1984—1986、1987—1991和1992—1999年各一次。

从我国已有的具体情况出发，可以按照波动幅度（即波峰年与波谷年经济增速的差距）的大小把它们还分为强波经济周期、中波经济周期和轻波经济周期。具体说来，可以把波动幅度在10个百分点以上的称为强波周期，把波动幅度在5—10个百分点之间的称为中波周期，把波动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下的称作轻波周期。

如果这个设想是合适的，那么，1953—1955年和1956—1957年这两次经济周期就可以叫做中波周期。因为这两次周期波动幅度分别为8．8和9．9个百分点。1958—1969和1970—1977年这两次经济周期可以称为强波周期。这两次周期波动幅度分别为48．6和21个百分点。1978—1983年、1984—1986年和1987—1991年这三次经济周期也可以称作中波周期波动。这三次周期波动幅度分别为6．5，6．4和7．8个百分点。

1992—1999年这次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7．1个百分点，也可以称作中波经济周期。但是，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时经济增长率为8．8%，1998年和1999年分别缓缓下降到7．8%和7．1%，其间的差距仅有1．7个百分点。

（2）2000年经济增长率又缓慢回升到8%。当然，今年经济增长率究竟能够达到多高还有很多难以确定的因素。就国内来说，比如，今年北方春旱已很严重，会影响夏粮产量。就国际来说，比如美国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已由近十年经济持续高增长开始转入低增长。但从当前主要情况来说，今年实现8%甚至更高一些增长率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7．1%为参照数，下周期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难再提高5个百分点，达到12．1%以上；其波谷年份也不致下降到7．1%以下。这当然是就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正常情况来说的。它并不排除国内特大的天灾人祸以及国际事件造成的经济增速的大波动。以上两点是就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说的。

（3）就国际经验来说，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除了极少数年份以外，美、日、德、法、英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最高年份与最低年份之间的差距，一般也都在5个百分点左右。^[7]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实际上，二战后经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并不断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大改变了以前的古典的市场经济（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周期波幅很大的状况。当然，我国同经济发达国家不仅在社会制度方面有根本区别，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力方面也大大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但我国也具有自己的经济持续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8]所以，上述的国际经验是有借鉴意义的。

依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1992—1999年的经济发展看作是中波周期，而应该确切地认为实现了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这一点对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深化、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福祉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历史性变化。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1）建国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经历了由中波周期→强波周期→中波周期→实现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显然，决定这种经济周期形态变化的有多重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来，是同经济体制的变化相联系的。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但它的完全建立是在1956年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以，这期间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时期。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方面。这就使得1953—1955年和1956—1957年这两次经济周期都是中波周期。1958—1978年正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时期，这就促使1958—1969年和1970—1977年两次经济周期都进入强波周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并逐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又促使1978—1983年、1984—1986年和1987—1991年这三次经济周期进入了中波周期。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在各方面逐步获得了决定性进展，从而在1992—1999年实现了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

（2）20世纪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其最重要内容有两方面：先是反过热、反通胀，以促进经济“软着陆”；继而反过冷、反通缩，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两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反过热、反通胀，以促进经济“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内容：①宏观调控政策各项目标之间的协调。②控制总需求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③优化结构、增加供给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④物价调控各项措施之间的协调。

反过冷、反通缩，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六项内容：①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②扩大内需与调整投资计划相配合。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④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相配合。⑤扩大内需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力度相配合。⑥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调整结构相结合。

2．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前两步目标的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第一步，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6%，第一步战略目标在1987年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目标也在1995年提前实现。因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在1997年又提前实现。到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1980年的6．3倍和4．9倍。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突破，即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我国已迈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到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9．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0．1%。二者分别比1995年下降了约10个和8个百分点。^[9]这表明：我国人民从总体上已经初步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10]

3．加速了中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与知识经济化的结合。①工业增速大大提高。1979—1999年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3%，比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工业产值基数很低；1953—1957年仅低3．7个百分点，比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工业产值基数虽有上升，但仍比较低的1958—1978年高出4．4个百分点。2000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又比1999年上升了15．6%。②工业经济总量达到巨大规模。1978—2000年，工业增加值由1607亿元上升到34975．2亿元；许多重要工业产量居于世界前列。1996年以来，钢、煤、原油、电、布和电视机就已分别达到世界的第一、一、五、二、一、一位。③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额的比重继续上升，由1978年的39．3%上升到1999年的44．5%；工业品在出口总额中已占绝大比重。1980—2000年，这一比重由49．7%上升到89．8%。④结构调整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加快发展了农业和轻工业，调整了建国以来一个长时期内由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造成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严重失衡，使三者趋于协调发展的状态。1981—1999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大体稳定在46．3%—51．5%之间；重工业稳定在48．5%—53．7%之间，未出现大的波动。而且在80年代下半期以来，轻工业的许多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还实行了升级换代。接着，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下半期，又加快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得这方面长期（包括改革前后的一段时间）存在的“瓶颈”制约基本上得到了缓解。比如，2001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发电量6766．3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8%；全社会用电量6784．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1%，^[11]供需基本平衡。⑤高新技术工业产值迅速增长，已达一定规模，在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中已占有一定比重。2000年，我国高新技术工业产值已达1．91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2．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14．9%。^[12]

4．促进了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九五”期间，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8%，供不应求的仅为2%。^[13]这里说的买方市场是指的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的市场。说它是初步的，因为这种市场是在市场供应居于重要地位的农业还不稳定，其他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虽有缓解、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某些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产品还需依赖大量进口，存在过多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市场秩序和信用关系都很混乱，市场退出机制不灵，以及人民生活虽有显著改善但水平并不高，在消费者权益还未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出现的还不是成熟的买方市场。^[14]但这种市场却是长期生活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卖方市场条件下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它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是同我国现阶段出现了相对生产过剩相联系的。值得提出：当前我国不仅许多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出现了过剩，而且有些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也出现了富余，而且实现了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3年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粮食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当前的粮食供求状况，作出了“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判断。1995年以来，粮食连续5年获得好收成，年年都有节余，粮食库存大量增加，粮食总量出现了阶段性供过于求。目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稳定地达到5亿吨的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由解放初的200多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并且，除棕榈油外，绝大多数农产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价格下跌、卖难加剧的现象。农产品供给状况的重大变化，表明我国农产品长期全面短缺的局面已经改变，大多数农产品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凭票供应和抢购粮食等农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5．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达到10800亿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也居世界第七位；进口达到2251亿美元，居世界第八位。^[15]据有关研究单位计算，1999年我国综合国力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七位。

上述的第六、七、八、九这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否定其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不否定各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缺陷，更不否定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①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②科技、教育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弱，人才资源不足。③水、石油等重要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仍然突出。⑤人口压力大，就业矛盾尖锐，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⑥一些领域市场经济秩序相当混乱，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现象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还比较严重，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等。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认真解决。

第一至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五年计划的制定具有极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它的实施成效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可以引导五年计划的正确制定，并使其取得很好成效；反之亦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的条件下，传统计划的指令性特征已经和正在消失、计划的战略性特征显得突出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不仅在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而且在学习五年计划内容的时候也要着力去研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战略和计划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论述经济发展战略和五年计划关系的原因和意义所在。

三、经济发展战略与“十五”计划关系的现实分析

（一）经济发展战略与“十五”计划目标的总体考察

这一点在“十五”计划纲要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稳定。“十五”期间要突出贯彻以下重要指导方针：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正是这些重要指导方针（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决定了“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就业渠道拓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国民素质进一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16]

我们在下面依次逐一具体分析各个战略与“十五”计划的关系。

（二）作为主题的发展战略与“十五”计划目标的确定

所谓发展为主题，在现阶段就是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为主题。就2001—2010年来说，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与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更为宽裕的小康水平。依此计算，这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2%。“十五”期间还应高一些，达到7．5%。

但“十五”计划在这方面留有余地预期为7%左右。如果“十五”期间实现7%的目标，按可比价格计算，2005年可达到12．5万亿元左右。根据人口控制目标要求，到2005年末人口在13．3亿以内，据此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400元左右。200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65元，折合851美元。“十五”计划目标实现后，按现行汇率计算的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100美元，人民生活将在实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更加宽裕，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这是作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在“十五”计划中最基本的体现。

“十五”计划以发展为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生产建设（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或中心任务）的原理在现阶段的具体运用和提升。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7]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在1919年，在苏维埃政权面临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提出以下二为一体的任务：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进行新的经济建设。而且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18]毛泽东在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提出胜利后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这是毛泽东关于生产建设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地位的确定。1952年在国民经济即将恢复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的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体的。这是毛泽东关于生产建设在过渡时期地位的规定。在1956年过渡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由毛泽东主持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又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化是主要任务。^[19]事实上，这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关于生产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位的确定。非常可惜，1957年以后，由于毛泽东“左”的思想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这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只是到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这里说到“提升”，有两个原因：一是“主题”比“中心”的分量更重；二是注入了新的发展观。主要是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就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来看，要解决中国一切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

第一，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要靠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就是现阶段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诚然，我们已经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但实现第三步目标的任务仍很艰巨，而且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这种艰巨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值得提出两点：①中国只有达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实现发展性的增长。据有的学者估算，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仅达到6%，还只能实现维持性增长（或称简单再生产）；只有超过了6%，才能实现发展性增长（或称扩大再生产）。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按当年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00多美元；同年，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比中国高出约40倍，经济比较发达的澳大利亚也比中国高出约24倍。^[20]当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并没有这么大。但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仍很悬殊，前者约为10倍，后者约为6倍。这就尖锐地提出了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

据有关研究单位的分析和预测，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5%左右，期末人均GDP达到1．4万元（1995年价格，下同）。大中城市和部分沿海地区的中小城镇基本实现工业化，同时工业化过程开始向农村推进。第二阶段：2011—2030年，GDP年均增长6%左右，期末人均GDP约4万元。将全面实现工业化，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信息化，科学技术接近或部分达到当时国际较先进的水平，经济总体实力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部分地区和大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阶段：2031—2050年，GDP年均增长保持在4．5%—5%的水平上，期末人均GDP约10万元左右，那时我国的科技水平将全面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若干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国民经济将全面实现信息化，人民生活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这个预测具体表明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任务的长期性。因而也必须加快发展。

第二，这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中国经济22年的改革，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中国改革还面临许多关键性的攻关任务（详见后述）。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依靠发展提供人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比如，要完成这些改革，就要付出数额大得惊人的改革成本。各类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各类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需要核销大量的不良资产，补充大量的资本金，分流大量的附属机构和人员；许多国有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显然，要满足这些改革成本的需求，就需要依赖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三，这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长过程中，都必须正确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以及生产与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的关系，使得它们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当前中国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但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坚持以发展生产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正确处理上述关系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当然，环保产业正在成为新兴的重要产业。它的发展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这是进一步解决贫困问题，缓解失业压力，以及改善广大人民生活的需要。在就业方面，“十五”期间预期目标是：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预期目标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

但到去年底，仍有3000万左右人口需要摆脱贫困。“十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100万人，按73%的劳动参与率测算，每年要安置800多万人就业，总量超过了“九五”。同时，“十五”期间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以及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仍将使部分职工下岗分流。

“十五”计划纲要中提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经济持续增长为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奠定了基础。通过分析“六五”至“九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体上能带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0．65个百分点、农民增收0．55个百分点左右。按此测算，“十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7%，居民收入大体上年增加4．5%左右，农民收入年增近4%。显然，这只能有赖于发展。此外，“十五”时期在提高人民收入方面还有许多有利条件：①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效益进一步改善。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下岗失业保障力度加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稳定增加。③人口增长速度趋缓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④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将导致农民的人均收入相应提高。⑤“十五”经济结构调整，会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⑥要大力减轻农民负担等。“十五”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达到年增5%存在一定难度，但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不懈努力，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还是可以达到的。

总之，解决贫困问题，缓解失业压力，改善人民生活，说到底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我们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可能会更大。发展中的问题一定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

第五，这是巩固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的需要。从总体上说，改革22年来，基本上实现了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这是该期间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基本前提。但当前中国也存在许多值得重视的不稳定的经济、政治因素。主要是：尽管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三年脱困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从总体上说，各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的状况仍要严重关注；潜伏着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失业压力空前加大；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6年增长8．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预计仍略有下降为2．1%），其中部分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甚至下降；部分行政官员和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包括经济犯罪在内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各不相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是多样的，而且各有侧重。但是，加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其中有些问题来说，这甚至是最重要的根本的解决办法。

第六，这是增强综合国力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在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的情况下，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经济安全和国防力量，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形势并不乐观，甚至很严峻。据有关研究单位评估，在美、日、中、俄、德、法、英七国中，美国综合国力居第一，日本居第二，约为美国综合国力六成；法、英、德约各为美国一半；俄为美国四成；中国居末，约为美国1／4。这项花了三年时间所作的评估报告，其取值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教、资源等四个项目。其中在经济领域，中国位居第六位，分值略高于俄罗斯，不到美国的1／3；在军事领域上，中国分值约相当于美国的1／9、俄罗斯的1／3，英、法的1／2，与日本和德国接近；在科教领域，中国只有美国的1／7，法、英、德的1／5；在资源领域方面，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从分值来看，中国最弱于美国的是军事力量，但与其他六国相比，中国最弱的是科教水平。报告假设，美国综合国力平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为7%，中国要达到美国同期的水平需36年，虽然今后14年内中美的相对差距逐年减少，但绝对差距还是逐年增加，因此对中国短期内的综合国力评估仍不容乐观。最近还有学者将信息安全度分为9个等级：没有安全，分值为1；重度不安全，分值为2；深度不安全，分值为3；中度不安全，分值为4；轻度不安全，分值为5；相对安全，分值为6；均较安全，分值为7；相当安全，分值为8；非常安全，分值为9。依此标准，中国信息安全度为5．5分，介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21]中国信息安全度是较低的。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加快经济的发展。

第七，这是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需要。继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21世纪初叶一大历史任务。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愈快，综合国力愈强，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就愈大。同时也为运用非和平方式创造了更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八，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1991年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随之，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军事集团也趋于瓦解。由此引起了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新变化，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冷战局面转向了世界多极化。这就进一步促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

但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的制度根源。因而它们也就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特别需要着重指出：世界多极化只是一种发展趋势，它像任何的社会发展趋势一样，都必然会有阻滞的因素。因而，世界多极化并不排除一级在一定时间内和某些问题上占上风。1990年发生的海湾战争和1998年发生科索沃战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这两次战争虽然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并且战争的一方是以北约集团的面貌出现的，但在实际上，主要是由正在发展的、并在当前是最强大的一极——美国操纵的。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发展不平衡引起的。①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极大削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力量都有了很大的增强。②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发展不平衡。90年代以来，一方面，美国在长达约9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且把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财政收支也由约3000亿美元赤字转变为约2000多亿美元盈余。美国经济这种“一高”（高经济增长）“两低”（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发展，被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誉为“新经济”。另一方面，欧盟经济低增长；特别是日本，在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经济一蹶不振，只是在近年来才开始复苏。列宁曾经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揭示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根源。^[22]我认为，运用列宁的这个理论，结合当代的情况，用上述的两个不平衡来说明这两次局部战争的根源，是合适的。还要说明：这两个不平衡发展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作出相应的准备；否则，就可能吃大亏。当然，从长期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这两个不平衡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潮流。

要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但也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从这方面来说，也迫切需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要实现作为主题的发展战略，当前还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且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也具备了可能实现的有利条件。

第一，新世纪战略性的结构调整改变。

第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效应。

第三，知识经济开始到来情况下的科技进步效应。

以上三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专门分析。

第四，大国的正面效应。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某些优势，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大国地位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但同时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也具有许多优势。

1．国内市场容量大，而且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容量会迅速扩大。这对经济发展会有多方面的有利因素。①为实行以实行内需为主和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提供了客观条件。②许多其他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所不具有的、诱人的优越条件。③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回旋余地大，大大增强了抵制国际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的能力。

2．劳动力多，成本低，可以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

3．储蓄率高，人口多，储蓄总量大。

4．物资、人力和货币资本绝对量大，可以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产业。

第五，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负面效应（如重视第一、二产业，忽视第三产业；重视生产，忽视流通和消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客观上又为拓展产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当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曾经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现在也还是不小的障碍。

第六，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或中后期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知识经济化相结合。在这个阶段上，中国已经积累了大规模的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等）。当前这些资本达到的巨大规模，是建国以后从未有过的。从而成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

第七，1992年以来，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这包括1992—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经验，1998—1999年成功地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和抑制通货紧缩的经验，2000年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速止跌回升、基本扭转通货紧缩的经验；还包括成功地抗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1998年特大水灾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宝贵的、巨额的资本，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保证。

第八，21世纪初叶，中国仍然可能赢得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中国能否继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是当前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今后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主要途径是：

1．依据比较可靠计算，21世纪初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能够持续达到7%以上。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平均消费水平每年提高3%以上是可以做到的。这就可以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适当提高，从而使他们稳定下来。

2．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同时，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就是在前两种产业的某些生产环节上也要在不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的条件下尽可能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操作方式。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小城镇、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就业空间还十分巨大的社区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这些措施就可能逐步缓解就业压力，并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不影响稳定大局的限度内。同时，要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和出卖哪些国有经济应该退出领域的国有资产等办法，切实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

3．现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空间已经不大，国家财政补贴作用也有限。发展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比过去大大下降了，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部分劳动力由乡镇企业向农业倒流的现象。因此，当前改变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其中部分农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在实行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适度的财政补贴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小城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生产加工和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这样，就可以逐步缓解以至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特别是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使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这个大头稳定下来。

4．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在国有企业中切实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实行有效的激励制度，在政府投资和采购中实行公开的法人责任制度、招标制度和监理制度。在干部录用和使用中实行公开的考试制度和竞争上岗制度，健全立法制度和实行公正的司法制度，等等，都是从制度上切断贪污腐败根源的办法。当然，上述的许多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有些办法还只是开始付诸实行。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而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新生事物都是不可战胜的。大力提高各类人员的、包括政治和业务在内的素质，也是根治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从建立、完善制度上和提高人员素质上切断腐败根源，并不是说当前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分子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当前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和惩治不力的情况下，加强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惩治，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表明：这是当前抑制贪污腐败之风的一个极重要手段。这里还要提到：当前抑制贪污腐败之风还出现了新的有利条件。①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的规则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制订的。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23]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原则是同与贪污腐败相联系的不平等的竞争根本抵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入世”会从许多方面形成对贪污腐败的冲击。而且其冲击力的强度，可能是其独有的，是其他方面所不能代替的。②网络技术的迅速的普遍的发展，为揭露和抑制贪污腐败提供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得贪污腐败分子很难藏身。总之，贪污腐败这个危及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最严重问题，是可以逐渐逐步得到遏止的。

第九，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这无疑是中国21世纪初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

第十，“十五”期间有三个特殊因素也会促进这期间经济增长，值得一提。①“入世”。据有关研究单位预测，“入世”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1．5个百分点。②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据有的学者预测，与奥运有关的经济增长可以提高0．5个百分点。③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实行党中央领导换届；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实行中央政府的换届。在中国现实经济条件下，这些都是促进“十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

所以，尽管21世纪初叶中国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存在很多困难（甚至是很严重的困难），但具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对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形势作悲观估计，似乎缺乏根据。

（三）作为发展主线的结构调整战略与“十五”计划目标的确定

依据“十五”计划的要求，这期间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按照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前进的，作为这样一种战略的结构调整的涵义是：这种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

在“十五”计划中体现这项战略的主要指标有：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200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5．9%、50．9%、33．2%。“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将进行战略性调整，第一产业比重将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3%、51%、36%。2000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8．7%、23%、28．3%。“九五”期间第一、三产业从业人员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了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3．5个百分点。“十五”时期，考虑到我国将实施城镇化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以及经济总体实力的提高，今后仍将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趋势。预计2005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为44%、23%、33%。同时，这种战略在一、二、三产业内部结构地区结构（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乡结构等方面也都有体现。比如，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集成电路产业就做了这方面具体规划。

到2005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要达到200亿块以上，销售额达到800亿元以上，约占届时世界市场份额的3%左右，能满足国内市场30%的需求。涉及国防重点工程和国民经济安全的关键专用集成电路基本立足国内。以计算机、通信、数字音视频、信息化工程为服务对象的嵌入式CPU、DSP、MPEG、RF、IC卡电路等，能自行设计并立足国内生产。8英寸0．25微米至0．18微米技术成为产业的主流生产技术。加强新型封装技术的研究及产业建设，封装业要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支撑业中为8英寸0．25微米生产线配套的某些关键设备国内能够提供，量大面广的材料要实现大生产。

到2010年，集成电路产量达到500亿块，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占当时世界市场份额的5%，满足国内市场50%的需求。在技术水平上，芯片大生产技术要达到当时国际主流水平，为国内主要电子整机配套的集成电路产品能够自行设计和生产，专用材料能够基本自给，关键设备技术和新工艺、新器件的研究要有新的创新，有重要突破。基本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群和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另据专家介绍，未来5年需求的集成电路产品将仍以数字或数模兼容的消费类电路、通信类电路和计算机类电路为主，同时IC卡类芯片市场将会有较快增长。到2005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将达2900亿元以上，其中通信类电路预计将占市场份额的28%左右，从而超过消费类电路20%的市场份额成为市场需求的最大品种。计算机类电路的市场份额也将有所上升，达到18%左右。^[24]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生产都是循着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向前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乃至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重要性是有差别的。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先后相继发生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其后又产生了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等。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这些社会，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很慢，它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

但在手工劳动进入大机器工业时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如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中世纪的技术基础是保守的，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正是这种革命性的技术基础，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从而使它在推进社会生产发展方面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到了知识经济开始到来的时代，产业结构变化在促进生产方面又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在当代经济发达国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要。

改革以来，我国结构调整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现阶段却具有特殊重要性，以致成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因为：

第一，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是我国现阶段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过去长期实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我国许多资源的供给难以为继，并使生态环境难以承受。调整产业结构是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是现阶段在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长期以来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得到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总量不足的问题已大大缓解，但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滞后等经济结构的矛盾十分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才能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满足市场新的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也只有调整地区和城乡结构，才能拓宽增长空间，增加有效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而且，结构调整就是资源优化配置，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极重要方面。

第三，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迎接国际竞争新挑战的迫切需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一个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活动正在各国兴起。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整体素质较差，产品技术水平低，企业竞争力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如果我们不能跟上世界潮流，抓紧结构调整，尽快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就很难在新世纪更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四，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实际上当前我国改革的许多方面都处在关键性的攻关阶段。调整产业结构就有利于实现这个攻关任务。比如，大力发展和完善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间组织，就可以在许多方面促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第五，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很显然，当前与结构不合理相联系的产品（服务）供给过剩和不足，既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第六，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重要意义。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增加到0．458。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8—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和63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和2253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5．7%，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4．8个百分点；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3．41%，低于1997年38．61%5．2个百分点。

2．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2．8元，比1978年的221元还高271．8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2．15∶1，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96．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增大。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北京、山西、河南四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幅度差别较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是最低收入山西4989．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3．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世纪90年代，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导致各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高低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金融、邮电等垄断性经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据统计资料显示，和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分别达到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增幅最低，仅为236．4%和206．8%。其他行业增幅在250%—400%之间。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80∶1，2000年上升为2．3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水利业；2000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1990年收入最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25]

不言而喻，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利于缩小上述三种不合理差距的，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第七，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也是我国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就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来看，从最重要方面来说，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如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和现代化过程（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我国现阶段，调整结构不仅必须成为主线，而且可能成为主线，是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因为：

第一，尽管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有巨大空间。这表现在诸多方面。

1．1999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产值的对比关系是：17．3∶49．7∶33。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比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别高14．3和3．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分别比这两类国家高13．7和1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比这两类国家低28和15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在降低第一、二产业产值比重特别是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方面有很大的余地。

2．在第一产业内部，降低种植业产值比重，提高农牧渔业比重以及在各业内部提高优质产品比重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目前经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大都是农业产值3倍以上，而我国不足80%：农产品加工程度，前者在90%以上，后者达到30%。

3．在作为第二产业主体的工业内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特别是其中的水利设施在这方面还是很突出的。而且，轻加工业较重、而重加工业较轻的情况也很明显。比如，当前长江三峡水电建设需要的70万千瓦发电机全部依赖进口。又如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已具备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形成了由7个芯片生产骨干企业、10多个重点封装厂、20多个主要设计公司、若干个关键材料及专用设备仪器制造厂组成的产业群体，初步形成了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和电路封装3业并举的产业格局。

从1996年到2000年，产业销售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7%以上，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6倍。2000年全行业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产量达到58．8亿块。芯片生产技术达到8英寸、0．25微米水平，代表产品已进入世界主流技术行列。但我国目前的芯片自给率不足20%，高档芯片几乎全靠进口，整个产业规模尚不到世界的1%。而集成电路是决定一个国家信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集成电路目前仍是制约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瓶颈，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突破瓶颈已经成为当前信息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集成电路产业已成为提高我国21世纪综合国力的关键性产业。^[26]再有，许多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但由于其中有些产品质量不高和品种不全，仍需大量依赖进口。再如，国防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有的学者计算，1979—1999年，我国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由5．57%下降到1．2%；而世界各国的平均比重为3．4%，我国周边国家为3%。据美国有关学者计算，年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

4．在第三产业内部，即使就其中传统行业来说，在总量上也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的需要。比如，当前的社区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就明显地存在这种情况。但相对第三产业中传统行业来说，新兴行业的发展更为落后。这些情况表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余地很大。还需提到：当前我国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余地也很大。当前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按现行汇率，目前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0美元，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也都落后于东部地区，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85%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低主要表现在，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城镇体系的宏观布局和规模结构不尽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31%左右，而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44．3%，两者相差13个多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平均为35%，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平均为56%左右。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城市化水平却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高度，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变化加快，由此加快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被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当前，我国正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这也是促进当前我国实现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当今世界已经是知识经济开始到来的时代。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知识经济相结合。这种国内外条件不仅会有利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而且有利于结构优化。

第四，现阶段正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向前发展的时代，我国又即将“入世”，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因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地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调整结构产业、城乡和地区结构。

第五，改革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加快结构调整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比如，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达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水平。目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稳定地达到5亿吨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由解放初200多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这不仅为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而且为整个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六，当前我国正处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时期。这个时期要依据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要求，对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国有经济实行有进有退。而且，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退出的领域正是结构调整要压缩的领域，国有经济要进的领域正是结构调整要加强的领域。因此，只要将二者适当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发挥二者相互促进的作用。

这些都说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有许多有利条件促进结构调整的实现。

（四）作为发展根本动力的改革开放战略与“十五”计划目标的确定

改革开放战略在“十五”计划目标中有明确的体现。按照“十五”计划的规定，这期间“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获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十五”计划把改革作为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提出来，是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重要原理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认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作用。这包括新的生产关系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可以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时把生产关系仅局限于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后来的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一直是这样理解的。

但这种理解，既不符合我国历史实际，更不符合现代国际经验。就我国历史实际来说，从周朝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长达几千年时间，我国一直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就其作为具体形式的经济体制来说，却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①战国以前实行领主土地所有制。②战国以后实行地主土地所有制。历史经验表明：后者所能容纳社会生产力水平比前者高得多。这就是相对欧洲中世纪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的时间长得多，并且创造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极其光辉灿烂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我国文学界对这一根本点一直是忽视的。

就现代国际经验来说，古典的市场经济（即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即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政策上主要是以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为标志的，在理论上主要是以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历史经验也已证明：现代的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古典的市场经济也要高得多。

这是现代国际经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苏联和中国的经验。1913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个长时期内计划经济体制是促进了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为苏联在二战中粉碎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机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愈来愈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以致失去民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当然，西方国家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以及苏联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也是重要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1957年，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而在短短的七年中就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在后来，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以致先后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两次把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在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又把中国引向了空前未有的繁荣。

这里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就这个问题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身前反复告诫当时和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他们坚决地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这就不仅为我们观察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而且为观察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更替指明了方向。问题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革命气魄，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为指导，依据对国内外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7]这样，邓小平就把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区分为两个方面，即基本经济制度及其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并把革命（改革）由改革基本经济制度第一个层次推进到改革经济体制第二个层次。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极重要的发展，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十五”计划把改革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提出来，是邓小平“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著名论断的具体化，并且符合“十五”期间的具体情况。但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悲观论调者认为，改革在释放生产力发展能量方面已经走到尽头，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诚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十五”计划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规定了一系列任务。在16章“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提出了七方面任务，即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健全市场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在第17章“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提出了四项任务，即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实施“走出去”战略，其中许多方面都是关键任务和攻关任务。

之所以是关键任务，就是它们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比如，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在国有企业中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利率市场化，确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体制，进一步改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审批制度，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并同我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等等。

之所以是攻关任务，就是实行起来难度很大。这是由以下几项因素决定的。①有的改革举措在理论上就没有说清楚。如在国有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②有的改革还缺乏很成熟的经验。如打破电力垄断。③有的改革要求配套条件高。如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④有的改革风险很大。如实行利率市场化。⑤有的改革遏制“左”的观念，甚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顽强抵制。如把国有小企业放开搞活说成是私有化，对国有企业高层领导人和高级科技人员实行按要素分配迟迟难以展开。⑥说到底，是与改革相矛盾的某些人群和单位的利益的阻挠。改革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从总体上、根本上和长远来说，改革是同全国人民利益一致的。

但从局部的和暂时的情况来说，也有矛盾的一面。而且，伴随改革深化，这种矛盾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具有愈来愈广泛、愈来愈尖锐的特点。这种广泛性和尖锐性表现有以下几方面：①改革开始时，抵制甚至反对改革的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利益代表者或者反映这种体制要求的“左”的观念。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但已为数不多。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就是某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原来赞成改革，但希望维持改革的现状，自觉不自觉地抵制甚至反对改革的深化。其中，有的人甚至打着进行改革的幌子把改革引入歧途。②随着改革深化，必然（至少是难以完全避免）会发生部分工人下岗、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部分公务员分流人员安置不妥等情况，其中有些人就可能发生抵触情况。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整顿市场秩序和信用关系，加强股市、金融和保险的监管等，也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③随着旨在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垄断改革的展开，中央政府与某些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领导人的矛盾也会暴露出来。这种矛盾还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这表现为两方面：这种矛盾大体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这些反对改革的人们的手法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很隐蔽的。这种矛盾还具有长期性和顽固性的特点。

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今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所释放出的生产力能量是很大的。①去年，我国大中型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三年改制和脱困任务，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通过深化改革，挖掘国有经济的潜力仍然大有可为。据有的学者估算，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占了作为我国最稀缺社会资源的资本的2／3，但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占1／3。^[28]还有提到：我国在发展非国有经济方面的潜力也很大。②结构调整是“十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线。但结构调整如果不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结合起来；如果不改革投资体制，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如果不加大反对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的力度，打破市场壁垒，并有效遏制过多的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如果不形成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就很难有效展开。③科技进步是“十五”期间经济发展另一个重要动力（详见后述）。但如果不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这种作用也很难发挥出来。④内需不足是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但这种内需不足的特点是：体制型。这个问题似乎当前学术界论述得不够，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内需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是消费需求。就投资需求不足来说，其最重要原因是投资体制改革滞后，社会投资机制没有形成。就消费需求不足来说，也有两方面体制性原因：一方面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发展缓慢，以致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性和政策性的原因，以致像住宅这样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过高，许多老百姓买不起。⑤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入世”，在更广、更深程度上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如前所述，据有关研究和测算，“入世”可以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提高1．5个百分点。

所以，那种认为中国改革在释放生产力能量方面已经到了尽头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的。

这种观点也不符合国际经验。如前所述，由古典市场经济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政策上是以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为标志的，理论上是以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大生命力。我国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才20多年，市场取向改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怎么就到了尽头呢？

（五）作为发展重要动力的科技进步与“十五”计划目标的确定

作为发展重要动力科技进步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十五”计划中，特别是在作为“十五”计划专项规划之一的科技发展规划中有明确规定。“十五”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加速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综合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技素质。

“十五”科技发展具体目标有：①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使我国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主要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②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有所突破。③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科技支撑。④全社会科技投入明显增长，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以上。⑤科技人才不断满足发展需求。⑥科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国家有关部门还提出：“十五”期间科技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要达到45%。^[29]

国家经贸委也就“十五”期间继续推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问题作了部署。自1996年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了一大批技术创新成果，技术创新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十五”期间，科技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45%。“十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来构建技术创新的环境，将注重为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支撑。开发和掌握一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长期影响的国家战略技术，开发一批对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和技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力争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点工艺、重大技术装备上实现重大技术突破。

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十五”期间我国将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中，抓好30至50户技术创新重点企业；推进500家技术创新骨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抓好20家以大型科技型企业为依托的国家产业技术开发基地；建立100家以城市为依托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组织实施100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开发10000项国家重点新产品和新技术。^[30]

人类对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些重要阶段：①17世纪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培根依据当时自然科学在发展生产方面的作用，提出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②19世纪中叶马克思依据18世纪下半期以来自然科学在推进产业革命所发生的巨大作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③20世纪中叶以来，新的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发展生产的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初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只占到20%，到80年代就占到60%—80%。邓小平依据这种新的实践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科技进步作为“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是邓小平这一著名原理在这个期间的具体运用。

问题在于：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许多方面都需要科技进步的支持。

第一，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实现现代化，不是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先完成了工业化（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还经历了后工业化阶段）再实现现代化，而是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就开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并在完成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的同时，实现现代化。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是以技术跨越式的发展为基础的。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所谓技术跨越式发展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过程中，不是亦步亦趋地沿袭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技术路线，而是依据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趋势，选择本国有一定研究基础和发展潜力的技术领域，集中力量，攻克难关，跨越一个甚至几个技术台阶，使本国技术迅速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历史经验证明：技术的跨越发展必将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第二，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01—20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7%以上。如果不依靠科学技术，降低水耗、能耗和物耗，就会在水能源和基本原料的供给上遇到很大的限制，就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十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都必须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但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或是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调整，都离不开科技进步的支持。这一点特别明显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升级上，表现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提升新兴产业，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

第四，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在2010年以前都必须以改革为根本动力。但无论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或者在规范市场秩序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方面（特别是在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类市场的监管方面），也都需要科技进步的支持。比如，在微观基础方面，我国要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以先进技术武装国有企业是实现这种控制力的技术基础；否则，国有经济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包括进入中国的国外企业）的竞争中维持、巩固和加强控制力。

第五，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效地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就必须扩大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经济全球化进入鼎盛时期、知识经济化迅速发展条件下，在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的同时，竞争也趋于空前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竞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谁掌握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所以，如果我国不以科技进步来推进现代化建设，不仅不能有效利用国外的市场和资源，而且经济、政治和国际的安全都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第六，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无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或是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科技进步。最近中国著名生物学家侯云德（中国工程院院士）和谢联辉（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出：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将在新世纪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人口、食物、健康、环境、资源、能源六大困境。生物技术仅是当代高科技的一项，就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考虑到全部高科技，那它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就更大了。

第七，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裕，也需要科技进步的支持。从理论上来说，科学技术进步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三种作用。①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了质量可以增加商品的附加价值，从而增加价值总量。在生产资料补偿基金和积累基金已定的条件下，可以增加劳动报酬基金。②科技进步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剩余产品基金。这样，就可以在增加积累基金的同时，增加消费基金。③在产品质量不变的条件下，科技进步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价值量。马克思说过：商品价值量是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这样，在价格与价值一致的条件下，等量的价值量可以代表更多的使用价值量。还要指出，科技进步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分析一下我国在科技方面与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加快科技进步的紧迫性。

第一，在科技投入方面，全社会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全部实际支出（简称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规模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90年代以来，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逐年增加，由1991年的150．8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679亿元，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徘徊于0．6%—0．8%之间，2000年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9%，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5%的水平。发达国家企业的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为3%左右，其中高技术企业一般为5%以上，有的达到10%，我国企业平均仅为0．5%。

第二，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体系是以企业为主，约占40%—60%。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企业集团都建有强大的研发机构。企业通过研发掌握了先进的核心技术，使产品结构不断调整，更新换代，因此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我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主要依靠政府，约占50%，企业只占23%左右。我国大中企业设置技术开发机构的仅占全部大中企业的53%。在512家重点企业中，1／3研发机构不健全，一半以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发机构。1997年，国有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总额不到500亿元，仅接近美国福特汽车公司1996年的投入量。事实证明，企业没有研发机构和相当的研发经费投入，实施技术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储备的美好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第三，在科技进步时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经济发达国家达到60%—80%，而我国只有30%以上。但这些差距也还是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巨大潜力。

同时，还要看到：“十五”期间在推进科技进步方面存在许多有利的条件。①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科技的人才、设备、成果和政策等方面为今后科技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②经济、科技和教育的体制改革。已经在科技进步方面显示了巨大活力。今后随着这些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必将显示出更大活力。这里需要提到民营科技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经过20年艰苦创业，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在拼搏中不断成长壮大。目前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约20万家。据科技部对全国79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统计，从业职工总数达491万人，其中科技人员80万人；资产总额达14578亿元，全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万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683亿元，上缴国家税金559亿元，出口创汇158亿美元。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31]③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的时代和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更有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知识经济化带动工业化，取得跨越式的发展。

第四，伴随“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将获得雄厚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1．5%以上，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比例超过50%；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全国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至2005年全时人数达90万人年；科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等。

第五，“十五”期间建设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及有关的重大举措，也为科技进步以及进一步发挥它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证。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和科学技术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体系，其主体部分是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体制创新工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就是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加强技术集成，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体制。“十五”期间，我国要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要求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的执行主体是多元的。要努力促进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主体；推进科研机构成为科技创新的依托；推动高等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地；进一步强化中介服务机构，使之成为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媒介和桥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作为科技创新投融资渠道的功能；促进各级政府职能转变，承担制定政策法规。

国家创新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重要体系：

1．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源泉。知识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体系由与知识的产生、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所构成。目前，我国知识创新能力不足，知识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能力不强，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将是提高我国知识创新能力的战略举措，更是提高我国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十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知识创新工程。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轨并具有我国特色的高效运行机制和现代科研院所管理制度，提高我国知识创新能力和效率；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方面的作用，实施高层次创新人才工程，形成一支精干、高水平的骨干科技人员队伍，为我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提供坚实基础和不竭源泉；加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若干重点学科领域取得一批国际公认的重大科技成果，解决一批国家建设中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2．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是指企业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创新机构的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建设，就是要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激发创新意识的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和鼓励人们勇于创新的其他激励机制；打破在企业组织结构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建立起既能够调动技术创新的各种资源，又可以协调管理的运行机制和使企业能够持续创新的发展机制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建设，包括研究开发能力、工程化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的建设。“十五”期间，要以完善技术创新机制，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积极促进企业开发中心建设，建立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形成产学研联合的机制。把体制改革、加强管理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完善技术创新机制，抓好一批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建设一批开放式的行业共性技术的开发基地和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制造基地，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3．建立社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指为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在研究发展、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化的全过程中，提供技术、信息、管理和投融资等全方位的服务体系。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媒介和桥梁。近年来，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已有较大发展，但我国中介机构仍然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比较薄弱的环节，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需要，亟待大力加强。“十五”期间，国家要重点支持一批科技评估、技术咨询、成果推广、技术产权交易、技术经纪等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的中介机构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加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中心、行业技术协会、大学科技园及多种类型孵化器建设，提高孵化科技型小企业和培育科技企业家的能力；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法律政策框架。

国家有关部门还就“十五”期间的技术创造提出了重要举措。“十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来构建技术创新的环境，将注重为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支撑。开发和掌握一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长期影响的国家战略技术，开发一批对重点产业、重点区域具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和技术，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力争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点工艺、重大技术装备上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十五”期间我国将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中，抓好30至50户技术创新重点企业；推进500家技术创新骨干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抓好20家以大型科技型企业为依托的国家产业技术开发基地；建立100家以城市为依托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组织实施100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开发10000项国家重点新产品和新技术。^[32]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在推进科技进步还存在许多不利条件。其突出表现是：科技、教育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弱，人才资源不足。这是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科技、教育比较落后主要表现在，科技教育的投入不适应科技教育发展的需要，体制上仍然存在着不利于科技教育发展的障碍，整体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高等教育的学科设计不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科研、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科技创新能力弱主要表现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不能适应我国进入小康阶段后提升消费层次、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出口产品档次的需要，造成可投资的产业空间狭小，影响投资需求的扩大和出口的较快增长。虽然我国一部分技术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重点产业，如机械、电子、汽车工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却很少。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是引进生产线或购买设备，自主开发能力差，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力资源不足主要表现在：①人才总量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偏少、人均比例偏低、人才年龄结构偏大。②整体素质不高。低层次人才基数大，高层次人才严重短缺。③人才结构不合理。大城市多，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少；东部地区多，西部地区少；国有企事业单位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少；传统学科、专业多，高新技术、经济建设亟需人才相对比较少。

但总的说来，我国具备条件未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十五”期间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六）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十五”计划目标的确定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十五”计划中也有明显的体现。这期间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2005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3亿人以内。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城乡环境质量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资源节约和保护取得明显成效。^[33]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发表了《共同的未来》文件，提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同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危机后代人满足需要的动力。1985年5月，第15届联合国发展署理事会又通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指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

1994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可持续发展为国家战略。1996年又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列入“九五”计划。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适度控制人口规模，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改革以来，我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环境方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诚然，“九五”期间，可持续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自然增长率降到了10‰以下，实现了人口总数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资源消耗下降，万元产值能耗从1995年的2．2吨下降到2000年的1．3吨；环境整理取得显著成果，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部分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好转；国家确定的“三河、三湖、两区、一市”等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污染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森林面积、耕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当前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也存在许多尖锐矛盾。

第一，人口压力大，就业矛盾尖锐，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人口压力大，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过大，每年新增人口多。2000年人口总规模达到12．7亿左右，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0%。预计“十五”期间还将增加5500万人左右。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严峻挑战。就业矛盾尖锐主要表现在：①“十五”期间我国将进入新的劳动力成长高峰期，城市新增劳动力总量将超过“九五”水平，达到4600多万。②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仍将使2000万左右职工下岗分流。③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达1．5亿人以上，今后每年还要增加。因此，“十五”期间的就业矛盾将更加尖锐。从收入增长情况看，农村居民、城镇部分失业人员和贫困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是一个突出问题。“九五”期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逐年下降，由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五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7%，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的速度低1个百分点。在城镇，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失业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城镇贫困家庭面有所扩大，他们大都靠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维持生活，家庭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①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部分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②不同所有制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外资企业的员工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③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八五”期末的2705元扩大到2000年的5140元。④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居民与东部地区居民收入的绝对值扩大。⑤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城市高收入与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扩大，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此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1994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95年的6500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左右，“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目前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当中，主要是一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社会救济对象，需要家庭供养和社会救济；一些是生活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地区，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些需要搬迁移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解决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脱贫人口中还存在返贫现象，巩固脱贫成果和继续解决部分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二，水、石油等重要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是：总量丰富，品种齐全，但人均占有量少。目前，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3位，但是人均占有量低，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列世界第53位，特别是水、石油等重要资源严重短缺。我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0亿立方米，列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2200立方米，只有全球人均水平的1／4，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时空分布不均。我国北方有9个省（区市）的人均占有量只有500立方米。全国城市中有一半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很多城市地下水超采日趋严重，致使城市地表下陷。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制约因素。国内油气资源不足，就可采储量来说，我国石油仅占世界的2．4%，人均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10。石油储采比国际平均为42，我国则在14左右，资源接替矛盾比较突出。1996年起我国成为原油进口国，1997年进口原油超过3000万吨，2000年达到7020万吨，对世界石油进口的依赖性逐渐加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草地退化、沙化和盐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北方和青藏高原草地“三化”面积已达90%。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很严重，我国近岸海域水质不断恶化，赤潮发生次数增加，面积扩大。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有15%—20%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全国的河流、湖泊和地下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大部分城市空气污染较重，大部分南方城市出现酸雨，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恶化的生态环境，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十五”期间，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特别在环保方面，国家需加大环保产业投入。为实现“十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国家“十五”期间将投入7000多亿元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此举将拉动我国环保产业总产值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十五”期间要研究开发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和产品；推广和应用一批先进、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巩固和提高一批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国内市场需求量大的环保技术和产品；依法淘汰一批设计不合理、性能落后、高耗低效、市场供大于求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到2005年，形成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环保产业的龙头企业，在环保产业各个领域形成若干家骨干企业。预计到2005年，我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2000亿元，其中环保设备（产品）生产550亿元，占27．5%；资源综合利用产值950亿元，占47．5%；环境服务产值500亿元，占25%。

“十五”期间，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①发展先进的环保技术、装备和材料。如烟气脱硫技术与装备，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技术，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与处理处置技术和设备，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技术，工业废水处理及循环利用工艺技术，清洁生产技术与装备，生态环境保护技术与装备；污染防治装备控制仪器，在线环境监测设备等。②推进资源综合利用，主要以“三废”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为重点。③发展环境服务。

“十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完善环保产业政策，并将制定鼓励发展技术先进、市场急需的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产品），限制相对落后的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产品），依法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产业政策；制定污染防治专项技术政策，引导企业有重点地开发推广环保技术和产品。

“十五”期间，我国将采取五项措施来指导和规范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①适应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求，大力开拓环保产业市场。②以市场为导向，培育有竞争力的环保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努力培育若干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环保产业优势企业。③大力推进环保产业技术进步，提高环保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集中人力、物力和资金，进行产学研联合攻关和开发。④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环保产业发展机制，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元化的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调动全社会投资环境保护和环保产业的积极性。⑤加强宏观调控，引导环保产业健康发展。^[34]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01年在国家行政学院司局长任职班上的讲稿。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7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页。说明：国家为着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其为新建、改建或恢复，它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规定如下：钢铁工业、汽车制造工业、拖拉机制造工业、船舶制造工业、机车车辆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站、输电线路和变电所、煤炭采掘工业、石油开采工业、石油加工工业、除交通机械以外的机器制造工业、汽车和船舶的修配工业、纺织（包括印染）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橡胶工业、造纸工业、制糖工业、卷烟工业、医药工业的投资限额为400万元；陶瓷工业、除制糖以外的食品工业、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300万元。

[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164页。

[5]《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五部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651页。

[6]《中国经济年鉴》（1996），第22—27页。

[7]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841页、（1996）第815页、（2000）第873页。

[8]详见拙文《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走势：持续快速发展》，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9]《经济日报》2001年5月30日第2版。

[10]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恩格尔系数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11]《经济日报》2001年8月21日第1版。

[12]《经济日报》2001年8月23日第1版。

[13]《经济日报》2001年5月30日第2版。

[14]国际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才进入经济相对过剩阶段，而我国不到800美元就进入这个阶段（《人民日报》1999年3月2日第9版）。

[15]《经济日报》2001年3月2日第6版、4月10日第5版。

[16]《经济日报》2001年3月18日第1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2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20]《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869、873、885页。

[21]张春江、倪健民主编：《国家信息安全报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24]《经济日报》2001年9月24日第13版。

[25]《经济日报》2001年8月30日第5版。

[26]《经济日报》2001年9月24日第13版。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28]《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第2页。

[29]《经济日报》2001年6月20日第2版。

[30]《经济日报》2001年6月20日第3版。

[31]《经济日报》2000年11月27日第2版。

[32]《经济日报》2001年6月20日第2版。

[33]《经济日报》2001年3月18日第1版。

[34]《经济日报》2001年7月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