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计划开局良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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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十五”计划开局良好的一年[1]2001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是开局良好的一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8．1%，第一至二季度为7．9%，第一至三季度为7．6%，第一至第四季度为7．3%。这种运行形态主要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和供给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决定的。诚然，1978年底召开的

2001年：“十五”计划开局良好的一年^[1]

2001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是开局良好的一年。回顾这一年的经济运行轨迹，分析其增长的因素和今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对于进一步把握我国经济运行规律，增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信心，批驳当前有的国家在这方面持有偏见甚至敌意的人的微词都是有益的。

一、2001年经济运行的轨迹

本文主要从作为经济运行最主要指标的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考察2001年经济运行轨迹。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先考察2001年各个季度经济运行轨迹的特点

2001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的运行态势是由高走低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8．1%，第一至二季度为7．9%，第一至三季度为7．6%，第一至第四季度为7．3%。这是一种加速回落的态势。为了说明这种运行轨迹的特征，需要把它同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的1998—2000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经济运行轨迹作一比较。1998年是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运行态势。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2%，第一、二季度为7．0%，第一、二、三季度为7．2%，第一、二、三、四季度为7．8%。1999年也是由高到低的加速回落态势，而且回落幅度较大。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8．3%，第一、二季度为7．6%，第一、二、三季度为7．5%，第一、二、三、四季度为7．1%。2000年是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波幅很小的态势。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8．1%，第一、二季度和第一、二、三季度均为8．2%，第一、二、三、四季度为8%。详见表1。

表1　1998—2001年经济运行态势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0年6月—2002年4月。

上述数据表明：每年各季度经济增长率的运行态势与该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如下联系。①在每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低于上年全年增速的条件下，如果各季度增速依次出现由高走低，再走高，但走高的幅度并不大（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大）的情况，那么，该年增速就会低于上年。如199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②在每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高于上年全年增速的条件下，如果各季度增速一次出现下滑的情况，则该年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低于上年。1999年和2001年都是这个情况。当然，这两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区别。前者各季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要大于后者。但由于前者一季度经济增速要高于后者一季度增速。因而，这两年经济增速均比各自上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③在每年一季度经济增速高于上年全年速度的条件下，如果各季度增速依次出现由低走高，再走低，但走高走低幅度均不大的情况，则该年经济增速会高于上年。2000年是这个情况。可见，2001年经济运行轨迹是区别于1998年和2000年的，但同1999年存在某种类似的情况。

上述情况表明：准确把握每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与上年全年经济增速的关系（是大于、小于以及大于、小于的幅度），以及各季度经济增速走势（是上升、下降或先上升后下降、先下降后上升以及上升、下降的幅度），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以保证在经济增速方面预定的保证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这也就是考察各年各季度经济运行轨迹的重要意义所在。

（二）再考察2001年在这一轮经济周期运行中所处的阶段上的特征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就各个季度经济运行态势看，2001年与1999年虽然具有加速下滑的共同点，但就这两年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1992年是经济周期的波峰年（经济增长率为14．2%），1999年是波谷年（经济增长率为7．1%）；^[2]而2001年是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曲折上扬中的一年。就是说这年经济增长率虽然由2000年的8%下降到7．3%，但2002年以后又会上扬，而不是进一步下滑。

为了说清这一点，需要分析两个问题：依据什么判定2001年不是1992年达到波峰以后经济下滑的第二个波谷年（即是双波谷，第一个波谷年是1999年，第二个波谷年是2001年），而是经济增速越出波谷、进入回升阶段以后略有下降的一年。按照我的认识，在我国现阶段正常情况下，逐年经济增长率是可以达到7%—9%的。现实情况也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利好因素在逐步增长，不利因素在逐步克服。就2002年第一季度情况来看，在200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8．1%的高基数的基础上，仍然赢得了7．6%的增长。^[3]所以，2002年经济增长会高于2001年，而不会低于1999年。从什么意义上说，2001年具有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上的特征。这就需要把这一轮经济周期运行与此前的有关情况做一番对比。

我在《“九五”时期国民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及其意义和经验》一文中，^[4]曾经从经济增速波动幅度大小的角度将建国以后历次发生的经济周期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中波周期（包括1953—1955年和1956—1957年两次）→强波周期（包括1958—1969年和1970—1977年两次）→中波周期（包括1978—1983年、1984—1986和1987—1997年三次）→从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1992—1999年）。这里再从各周期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运行轨迹的角度作些分析。

如果不说由特殊因素导致的1958—1969年和1970—1977年两次强波周期，^[5]其余各次周期的上升阶段不仅增速快，而且是直线型的；其下降阶段不仅减速快，而且也是直线型的。这种运行形态主要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和供给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需求方面主要是投资需求（其中基本上又是政府投资需求），除个别年份外，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是被抑制的，出口需求占的比重很小。而这种体制又内含着投资膨胀机制，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战略以及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因之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增速呈直线急剧上升态势；而当遇到供给的严重制约时，这种体制内含的投资急剧膨胀机制又迅速转化为急剧减速机制，因之在经济周期下降阶段增速又呈现直线急剧下降态势。

诚然，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就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因而1978—1983年、1984—1986年和1987—1991年这三次经济周期，不仅还是中波周期，而且周期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也是呈现出直线上升和直线下降状态。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短缺经济有了巨大变化，初步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需求已经替代供给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当然，供给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仍有重要作用。在需求方面，投资需求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消费需求不仅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上升，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最终需求方面的决定作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出口需求在制约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趋向凸显。在投资需求方面，政府投资还是有重要的地位。但民间投资和外资占的比重趋于上升。上述各种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特别是需求的多元化和多变性，不仅使得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实现由中波周期向轻波周期的变化，而且使得周期的下降阶段和上升阶段的运行状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下降阶段，增速是徐徐下降的，实现了“软着陆”（详见表2）。在上升阶段，不仅会在速度方面徐徐上升，而且会由此前各周期呈现出的直线上升转变为曲线上升的状态。即由1999年经济增速下滑到波谷（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1%）以后，2000年上升到8%，2001年又下降到7．3%，然后再转为2002年经济增速的上升（作者预计在7．5%以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将在下节进行。

表2　各个经济周期各年经济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1953—2001年数字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51页，以及《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9页。2002年是作者的预计数。

正确判定2001年不是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第二个低谷，而是它的上升阶段在经济增速方面的曲折变化，不仅符合事实，在理论上是必要的，在实践上也是有重要意义。①有利于增强实现2001—2010年阶段性战略目标的信心。按照这个目标，经济总量要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7．2%。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要由1998年开始实行的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转到促进经济稳步上升。③作为近四年来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实现淡出。还要提到：正确判定这一点，也是我们认定2001年是“十五”计划开局良好一年的主要依据。

二、2001年经济增长的因素

先从需求方面考察。在我国已于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并由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过渡到相对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需求增长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2001年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国内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大，而净出口的贡献继续趋于下降，以至为负数

表3的资料表明：在1997—2001年间，国内需求在各年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5．2、5．5、6．3、8．0和8．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净出口的贡献分别3．6、2．3、0．8、0．015和－0．7个百分点。这几年净出口贡献趋于下降，首先是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的。这次危机导致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与我国有着联系的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大幅下挫。在1996—1999年间，泰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9%、－1．4%、－10．8%、4．3%；韩国分别为6．8%、5．0%、－6．7%、10．9%；新加坡分别为7．5%、8．4%、0．3%、5．9%；印尼分别为8．0%、4．5%、－13．1%、0．8%；中国台湾分别为5．7%、6．8%、4．7%、5．4%；中国香港分别为4．5%、5．0%、－5．1%、3．0%。2001年世界经济三大实体——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增速又大幅下滑。在2000—2001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1．0%，日本分别为2．2%、－0．4%，欧盟分别为3．4%、1．6%。这三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速同时下降，对我国净出口的影响来说是很大的。200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30%，欧盟占22%以上，日本占16%，这三个经济实体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2／3。200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1．5%，日本占16．6%，欧盟占15%，三者占53．1%；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占30．5%。^[6]这样，三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速同时大幅下降，对我国净出口的影响就超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这里还说明两点：①表3数字均以1994年价格为不变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那么，1999—2001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为负数。②净出口指标是按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计算的，在确定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方面是有作用的。但它也有缺陷。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体上说，进口和出口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对经济增长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增长在提升经济中的作用在净出口指标中不能直接反映出来。

表3　1997—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第5页。

（二）就国内需求的总体说来，最终消费需求和资本形成的贡献都是显著增长的

1997—2001年，前者由3．3个百分点上升到4．4个百分点，后者由1．8个百分点上升到3．6个百分点。但相对说来，后者增长幅度及其在国内需求中所占的份额都比前者要大。1997—2001年，前者的增幅为0．33倍，后者为1倍；前者在国内需求所占比重由63．5%下降到55%，后者由36．5%上升到45%。其中，2000—2001年，前者由5．1个百分点下降到4．4个百分点，后者由2．9个百分点上升到3．6个百分点；前者在国内需求中所占比重由63．8%下降到55%，后者由36．2%上升到45%。

上述两个特点表明：

第一，1998年开始实行的扩大内需的方针，在过去几年中，特别是在2001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表3的资料表明：1998年以来，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逐年下降的。这期间经济增长率仍然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是靠扩大内需来弥补的。特别是2001年，净出口的贡献下降到－0．7个百分点，也是有赖于扩大内需来弥补的。这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资料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表4　1998—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0年第10期，第34—36页；2002年第4期，第30—32页。

表4的资料表明：1998年以来，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或者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都获得了稳定的增长。特别是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3．7%和10．1%。这就使得2001年在净出口负增长0．7%的条件下仍然赢得了7．3%的经济增长率。

第二，1998年开始实行的以扩大国债发行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以往几年中，特别是在2001年也取得了积极效果。1998—2001年，扩大国债发行5100亿元，年均拉动经济增长近2个百分点。其中，1998年拉动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1．7个百分点，2001年拉动1．8个百分点。^[7]显然，如果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2001年也不可能赢得7．3%的经济增速。

当然，1998年开始实行的扩大内需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积极意义，并不限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有许多方面的和长远的作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和负面影响。比如，相对启动投资需求来说，启动消费需求不足；相对启动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民间投资则显得乏力。特别是在扩大国债投资方面，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包括引入竞争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改善了投资状况；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毕竟是在增量形态上实现了旧体制的复归。因而不可能根除计划投资体制的弊病。诸如投资效益不高，易于助长寻租活动等。

再做供给分析。如果仅有需求拉动，而没有供给改善，显然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这方面，需要着重提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继续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以及继续推行了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项改革，使得非国有经济在经济增长中进一步显示出来，国有经济的活力也有所增强。因而各种所有制在改善供给方面的作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以作为当前经济主体的工业为例。2001年全部工业增加值42607亿元，比上年增长8．9%。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增加值26950亿元，增长9．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15198亿元，增长8．1%；集体企业3141亿元，增长7．2%；股份制企业8086亿元，增长10．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6622亿元，增长11%。同时，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改善。2001年，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非国有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22．1，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4657亿元，增长8．1%。^[8]

第二，实行了作为“十五”计划经济发展主线的结构调整战略，从而使得结构调整效益在增加供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001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4610亿元、49069亿元和32354亿元；其增长速度分别为2．8%、8．7%、7．4%。由于三者增长速度的差距，三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上年的15．9%下降到15．2%，由50．9%上升到51．2%，由33．2%上升到33．6%。^[9]尽管三者比重的变化不很理想，但这种变化是符合工业化方向的，并对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

2001年，农业结构在1998—2000年三年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生了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变化。就农业内部结构来说，这三年粮食作物面积主动调减，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面积进一步加大，后者在作物总面积中的比重在2000年首次达到30．4%，增加了3．5个百分点；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下降和增加了2个多百分点。在品种结构上，劣质早籼稻面积大幅度压缩，优质早稻面积比这三年增加了23个百分点；优质的加工专用小麦的发展改善了国内市场供应，替代了部分进口；玉米含水量下降了10—15个百分点，明显提高了玉米的商品品质，形成了饲用、食用、加工专用玉米共同发展的格局；猪肉在肉类中的比重下降，而牛羊肉的比重在上升，奶业增加了23%多。在区域布局上，这三年地区的比较优势开始得到发挥。①全国农业的地域分工格局逐步确立。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发展外向型农业、高科技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业的态势明显。中部地区的商品粮、加工专用粮和饲料粮生产优势得到加强，同时发展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西部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在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同时，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和节水农业。②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目前基本上形成了长江流域的油菜带，黄淮海地区的花生带，广东、广西和云南的甘蔗区，河北、山东和河南的肉牛产业区。③特色明显的农业产业区初步形成，并已成为地方的支柱产业。例如，陕西的苹果、山西的小杂粮、山东的蔬菜、新疆的棉花、海南的冬季瓜菜、黑龙江的绿色食品等。同时，农产品的卫生质量安全得到高度重视，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发展迅速。^[10]

2001年，工业结构调整继续促进了经济增长。由于多年的重复建设，又缺乏灵活的市场退出机制，使得总量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中的一大顽症，因而从1998年以来，依据市场需求，压缩长期严重过剩的某些工业行业总量就成为工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首要内容。在1998—2000年三年压缩总量的基础上，2001年又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年关闭各类小煤矿10944处，关停小钢厂12户，淘汰落后小水泥生产能力1520万吨和小玻璃生产能力263万重量箱，关停小火电机组230万千瓦。压缩某些工业行业总量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01年，纺织、冶金、制糖、煤炭四个行业分别实现利润221亿元、200亿元、15亿元和34亿元，共实现利润470多亿元。^[11]这样，由政府重点监控为14个工业行业中，亏损行业由1999年14个下降到2000年的2个（煤炭和军工），2001年再下降到1个（只有军工）。重工业和轻工业对比关系的变化，也是工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2001年，重轻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6301亿元和10649亿元；二者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1．1%和8．6%；二者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60．5%和39．5%。这种结构变化符合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要求。2001年工业结构变化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相对传统产业来说，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更快的发展。2001年微波通信设备、光通信设备、移动电话机、电子计算机等电子及通信设备产品产量增长28．9%—87．5%。^[12]其速度是工业总量增速的几倍。

服务业结构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新兴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2001年的经济增长。比如，这年邮电通信业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370亿元，内外资保险机构经营收入2109亿元，二者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4．0%和32．2%，为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三至四倍多。^[13]

第三，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动力之一的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显露。据科技部发布的我国科技进步检测结果报告显示，2000年全国科技进步的总体状况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①科技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全国科学研究与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896亿元，比上年增长17．9%（按可比口径计算）。R＆D经费总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0%，突破了长期以来在0．5%—0．6%之间徘徊的局面。②科技产出丰收。发明专利批准量为6177项，为上年的近2倍。③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果显著。全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突破2000亿元的大关，增长了28．8%，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上年的9．4%提高为10．4%。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37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50%，占商品出口额的比重为14．9%。④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效果明显。环境保护取得较好的成效，其中工业废水处理排放达标率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社会生活信息化水平也有长足的进步，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由上年的5．9台上升到9．7台。^[14]2001年，科研开发和产业化又有进一步发展。这年全国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960亿元，比上年增长7．1%，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4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800亿元，比上年增长23．0%。^[15]

第四，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继续取得了进展。这不仅对当年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有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我国环保相关产业取得长足进展，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依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0年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结果，我国环保相关产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形成门类基本齐全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环保产品、洁净产品生产和环保服务是构成我国环保相关产业的主体，自然生态保护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2000年，全国环保相关产业从业单位18144个，从业人数317．6万人，年收入总额1689．9亿元，实现利润166．7亿元，引进合同额17．2亿美元，出口总额14．1亿美元；全年环保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356．2亿元，环保技术开发投资60．9亿元。全国环保相关产业收入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约为同期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1．6倍。与1997年相比，我国环保相关产业的年收入总额增长了268%，年利润总额增长了187%。调查结果表明，“九五”后期以来，我国环保相关产业发展基本走过了末端治理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正在朝着改善经济的环境品质，同时创造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的技术层次的方向发展，已进入产业成熟阶段的初期，总体上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水平。^[16]2001年，环境保护工作又有进一步发展。比如，这年全国建成3121个烟尘控制区，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建成3121个环境噪声达标区，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批准国家级生态示范区82个，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和单位215个；全国自然保护区达到1551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71个；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14472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14．4%。^[17]

三、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条件

2001年，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比如，美国经济增速由上年的4．1%下降到1．0%，欧盟由3．4%以上下降到1．6%，日本由2．2%下降到－0．4%；中国的台湾地区由6．0%下降到－2．2%，中国香港地区由10．5%下降到－0．3%，泰国由4．4%下降到1．5%，印尼由4．8%下降到3．2%；印度由6．0%下降到4．4%；俄罗斯由8．3%下降到5．8%。这年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只能达到1．2%，以致有的学者认为发生了经济衰退。^[18]在这种世界经济背景下，中国在2001年仍然赢得了7．3%的增长速度，堪称一枝独秀。

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种增长速度并未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19]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表明：当前我国这种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约为9%。关于历史经验，我已在有关论著中作过分析。^[20]关于当前现实情况说明，详见本书《现阶段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一文。

现在的问题是：有无条件比较充分地发挥这些潜力，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回答是肯定的。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效应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并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但这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释放生产能力方面已经走到尽头”的观点的论据呢？不能。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国际经验，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就国际经验来说，如果以市场经济发展较早的英国算起（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实现了产业革命），作为社会生产资源主要分配方式的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这种市场经济制度在释放生产力方面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什么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才进行了20多年，就达到了这一步呢？

就我国当前实际状况来看，更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释放生产力方面还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经济的改革。建国以后直到现在以至将来，国有经济都必须在国内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发挥相应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当前国有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大约占了社会资本的2／3，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1／3。当前，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有：①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在各种所有制、各个产业部门和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调整。②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包括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发展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同时扩大经济规模，提高规模经济和产业集中度，还要破除垄断。③国有大企业的公司化改造要真正到位，特别是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方面。④国有小企业的改革要真正做到放开搞活，并切实加以扶持。⑤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但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注意的问题，即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进一步丰富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并从根本上解决作为企业人力资本主要载体的科技工程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报酬问题，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这就可以极大地解放国有企业生产力和提高其竞争力，牢固地维系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否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关系；否则就不是。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单靠非经济因素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第二，在坚持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看到：改革以来，我国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年非公有制经济（只包括个体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三资”企业中有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有公有成分）约占1／3；如果不包括“三资”企业，约占1／4。但现实情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在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加就业（这一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显得特别重要），扩大出口以及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相对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劳资纠纷、偷税漏税和奢侈浪费等方面情况更为严重。但这些消极方面与它们的积极作用相比，明显是居于第二位的。而且，一般说来，私营企业都有一个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加强技术改造问题。特殊说来，对那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来说，还有一个把家族式管理改造成为现代企业制度问题。但我们并不能因噎废食，而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发生犹豫和动摇。至于担心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丧失，就当前情况来说，那无异于杞人忧天。按照党的“十五大”的精神，“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21]而我国当前情况只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1／3左右，而且在“三资”企业中还有部分的公有制成分，谈不上优势，更是远远谈不上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当前国有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绝对优势。就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工业来说，2000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资产占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的工业总资产的比重为66．6%。其中在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工业中占的比重更高。比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开采业分别占92．7%、98．7%、78．1%、74．2%和93．8%；石油加工、炼焦业以及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分别占90．9%、86．4%和71．8%；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自来水的生产供应业分别占89．1%、82．9%和90．3%。如果再算上资源性资产和无形资产，占的比重更要大得多。比如，当前仅国有的土地资产就达到25万亿元，约为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这还是静态的算法，如果再考虑到由级差地租规律的作用而必然导致的地价上升，其数量就更大了。当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丧失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是要保持控制力和竞争力。如果缺乏控制力和竞争力，即使原来比重再大，在市场竞争中也会逐步缩小以及丧失主导地位；反之，如果有控制力和竞争力，即使比重适当小一些，仍可保持控制力。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想问题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思维方法，从既定的某些原理出发，而不是把根本着眼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上。在这方面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858—1859年，马克思在为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作经典表述时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2]就我国情况来说，非公有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不断地发挥出来。江总书记在最近的“5．31”讲话中强调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实行这个基本经济制度，逐步消除由于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行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的总结，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23]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极重要指导方针。

第三，整顿和规范市场，真正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平等有序的、竞争充分展开的，包括产品和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当前，我国市场交易秩序极为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信用关系破坏殆尽。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也可以大大解放生产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着眼点要放在规范各种经济类型的市场主体的行为上。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是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如果不从这方面下手，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当然，其他有关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措施也是必要的。

第四，抓住已经“入世”的有利契机，进一步扩大开放。这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对外延伸，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国内改革的深化。因为世贸组织的原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它必然会同我国尚未得到改造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碰撞，从而推动改革的发展。还要看到：在我国深化改革遇到很大阻力的情况下，“入世”在这方面的独特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三种社会群体：一类是党中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反映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中坚力量。二类是坚决维护并企图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力量。这一部分人本来人数不多，伴随改革深化，人越来越少，他们不可能成为左右改革趋势的力量。三类是企图维持改革现状的社会力量。他们既不同于第一类，也不同于第二类，企图维持改革现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掠夺社会财富。对他们来说，改革时间拖得越长，他们得到的私利就越多。那些以权谋私、利用商品市场交易秩序混乱、信用关系破坏以及股市和海关监管不严而获大利的人，就是这部分社会力量的主体。这部分人中有的还有权力，敛财手段很隐蔽，甚至披上合理的外衣，中国渐进式改革还不可能很快全部到位，他们的活动空间还很大，时间还很长，力量还在膨胀。这部分人对深化改革的威胁最大，很值得注意。这种分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符合西方经济学。恩格斯早就说过，生产关系首先是经济利益关系。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利益关系来分析社会群体。如果这样，就绝不是唯物主义，而只能是唯心主义。这里还需进一步指出：要利用“入世”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必须敢于走出去，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赋予成员国的权力，并保护好这种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在有限的过渡期内，保护好自己的幼稚产业和弱势产业，并着力提高它们的竞争力。

第五，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公共管理制度的建立，行政管理制度、行政机构和政府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政务公开，也会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

在这个时代，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增长的主要力量，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已经达到60%—80%。不仅如此，它还成为改变经济周期形态（即延长经济高涨阶段和缩短经济下降和复苏阶段）、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近10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并伴有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以及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财政收支方面也由3000亿美元赤字变为2000亿美元盈余，以致被有的西方经济学者誉为“新经济”。而在2000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到2001年第三季度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到2002年第一季度即迅速复苏，经济增长达到了5．6%。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在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基础作用结合得较为恰当，既较好地发挥了这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较好地限制了这两方面的消极作用。美国不仅是引进货币资本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引进人力资本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当前美国聚积了世界1／2的研究生，1／3的本科生，1／4的科技人才。显然，科技进步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技进步也正越来越重要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据统计，1998—2000年，我国高新技术工业产值由1．31万亿元增长到1．91万亿元，年均增长20．75%；高科技工业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12．4%提高到14．9%。到2000年，高科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4]如果再联系到其他方面，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更大了。比如，据测算，多年来，由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在我国水稻的增产中占了1／3—1／2。还要着重指出：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迅速提高。

（三）我国当前工业化的阶段效应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我国当前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国际上划分工业化阶段，一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四个指标来衡量。综合这四个指标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工业化已处于中期阶段。但由于当前已处于知识经济开始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知识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并正在迅猛增长。因而我国工业化虽然处于中期阶段，但已经与知识经济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结合。

这个工业化的阶段特征为我国今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两个极重要的契机。

第一，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是说，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在经历了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完成阶段之后，再进入知识经济化时代；而我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开始了与知识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在实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和完成阶段的同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基本上实现知识经济化。如果撇开跨越式发展的具体内容不说，跨越式发展历来是经济发展后进国家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捷径。对我国来说也是如此。这种跨越式发展在生产技术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①由高新技术运用而直接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信息产业。②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比如，现在世界上有的高级轿车的高科技含量已经占到其总值的70%。这样，作为传统产业的汽车业也就可以逐步演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上述两方面都会成为加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杠杆。但需着重指出：在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运用的主要载体。

第二，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我国当前工业化阶段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样，消费结构变化很快，由此带动产业结构变化也很快。以此为契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据测算，城市居民消费从千元级到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即从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消费到电脑、轿车和住房的消费，需要7—10年积累期。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正处于这样的积累期。由此必然带动作为支柱产业的住宅和汽车业以及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信息业的发展。伴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还会有许多其它产业特别是新的产业的迅速发展。如休闲产业、银发产业、绿色产业、物流产业（特别是现代第三方物流产业）和环保产业等。“九五”期间，仅政府的环保投资就达到3600亿元，“十五”期间增长到7000亿元。在我国工业化现阶段，产业结构之所以变化快，除了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外，还由于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积累了巨额的物资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极重要物质基础。比如，2001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商品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其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达5亿吨。到2002年6月，居民储蓄存款超过8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420亿美元，多年居世界第2位。

（四）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两个理论观点：①与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现代的市场经济反对对企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实行国家对经济干预。当然，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都主张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国际经验表明：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对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②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周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实际上，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不仅计划经济体制下发生过多次经济周期波动，市场取向改革以来也多次发生过这种状况。这样，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条件下，经济热胀（即经济增速过快，通货膨胀）或经济冷缩（即经济增速下滑过大甚至负增长，通货紧缩）就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健全的宏观调控就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而我国正是在这方面积累了全过程的、多方面的经验。这里所说的全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①1992—1997年积累了经济“软着陆”的经验。这期间经济增长率由14．2%缓慢地下降到8．8%，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限（即9%）以内。②1998—1999年又积累了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8%和7．1%，仍然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即7%）以上。③2000—2001年积累了经济缓慢回升的经验。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和7．3%，均高于1999年。而且2001年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实体增速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东南亚地区经济下滑和世界贸易额大幅下挫造成的。2001年世界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分别下降了4%和1%，分别只有6．16万亿美元和1．44万亿美元。^[25]

这里所说的多方面就是在上述的每一个阶段都积累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经验。比如，在第一阶段形成了这样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宏观调控政策各项目标之间的协调；控制总需求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优化结构增加供给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物价调控各项措施之间的协调。在第二、三阶段又形成了以下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合；扩大内需战略与调整投资计划相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相配合；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消费需求相配合；扩大内需与加强外贸工作力度相配合；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调整结构相配合。^[26]

当然，上述经验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发展与完善。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它是知识形态上的一笔巨额的、宝贵的资本，是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五）大国的正面效应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某些优势，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大国地位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但同时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也具有许多优势。

第一，国内市场容量大，而且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容量会迅速扩大。这给经济发展会带来多方面的利好因素。①为实行内需为主和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提供了客观条件。②许多其他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所不具有的、诱人的优越条件。③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回旋余地大，大大增强了抵御国际经济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二，劳动力多，成本低，可以在某些领域内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

第三，储蓄率高，人口多，储蓄总量大。

第四，物资、人力和货币资本绝对量大，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某些重要的高科技产业。

（六）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诚然，当前存在诸多影响稳定的因素。如就业压力大；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甚至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部分行政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腐败；以及收入差别扩大等。中国能否实现稳定，是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极重要问题，也是中国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并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但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把它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其主要措施是：

第一，依据较为可靠的计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率是能够达到7%以上的。在这种条件下，拿出3个百分点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可以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适当提高，从而使他们稳定下来。

第二，在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同时，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在重要位置上，就是在前两种产业的某些生产环节上也要在不影响经济效益的条件下尽可能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操作方式。要大力发展小企业、小城镇、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就业空间还十分巨大的社区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这些措施就可能逐步缓解就业压力，并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而不影响稳定大局的限度内。同时，要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和出卖那些国有经济应该退出领域的国有资产等办法，切实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的、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

第三，现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空间已经不大。发展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比过去大大下降了，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部分劳动力由乡镇企业向农业倒流的现象。因此，当前改变农民人均收入增幅缓慢（其中部分农民甚至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需要在加快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坚决推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黄箱政策，加大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还要着力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小城镇，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企业和组织的带动，将生产、加工和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这样，就可以逐步缓解以至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特别是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状况，使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这个大头稳定下来。

第四，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在国有企业中切实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实行有效的制约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包括改革审批制度），在政府投资中实行法人责任制度、招标制度和监理制度，实行政府采购的公开招标制度，在干部录用和使用中实行公开的考试制度和竞争上岗制度，健全立法制度和实行公正的司法制度（包括依法行政），等等，都是从制度上切断贪污腐败根源的办法。大力提高各类人员的、包括政治和业务在内的素质，也是根治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从建立、完善制度上和提高人员素质上切断腐败根源，并不是说当前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分子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当前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和惩治不力的情况下，加强对贪污腐败分子的惩治，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当前抑制贪污腐败之风的一个极重要手段。这里还要提到：当前抑制贪污腐败之风还出现了新的有利条件。①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的规则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定的。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27]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原则是同与贪污腐败相联系的不平等的竞争根本抵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入世”会从许多方面形成对贪污腐败的冲击。而且其冲击力的强度，是独有的，是其他方面所不能代替的。②网络技术的迅速的普遍的发展，为揭露和抑制贪污腐败提供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使得贪污腐败分子很难藏身。总之，贪污腐败这个危及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最严重问题，是可以逐渐逐步得到遏制的。

（七）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

这无疑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国际环境。必须肯定，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就由原来存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局面走向世界多极化。这一点进一步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同时要着重指出：在世界多极化这个主流存在的同时，还存在一股一级化的逆流，即美国顽固推行的霸权主义。^[28]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这股逆流，并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才能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因而，我国仍然能够争取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此外，还要提高两类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因素：

一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负面效应（如重视第一、二产业，忽视第三产业；重视生产，忽视流通；以及重视积累，忽视消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客观上又为拓展产业和扩大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现在也还是不小的障碍。

二类是21世纪初还有三个具体因素促进这期间经济增长。①“入世”。据有关单位预测，“入世”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0．5个百分点。②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据有的学者预测，与奥运有关的经济可以提高经济增速0．2个百分点。③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实行党中央领导换届；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实行中央政府的换届。在中国现实条件下，这些都是促进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总之，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发挥潜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此，必须树立坚定的信心。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也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有些是严重的）和风险（其中有的是巨大的）。但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当然，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困难和风险，认真加以解决。否则，也不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注释】

[1]本文载《中国经济年鉴》（2002）。

[2]详见拙文《“九五”时期国民经济运行轨迹的特征及其意义和经验》，载《博士论坛》2001年第3期，第70—86页。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2年第4期，第10页。

[4]《博士论坛》2001年第3期，第70—86页。

[5]这里所说的特殊因素是指党的“左”的路线。主要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这两次强波周期是由超经济因素导致的。这种超经济因素不仅导致了强波周期，而且使得这两次周期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发生了曲折变化。

[6]《经济日报》2001年7月17日第16版、2001年12月6日第2版。

[7]《经济日报》2001年6月24日第1版、2002年2月28日第1版。

[8]《经济日报》2002年3月1日第2版。

[9]《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50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2年第4期，第10页。

[10]《经济日报》2002年1月6日第1版。

[11]《经济日报》2002年1月14日第2版、3月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