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1.1.1　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一般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它的兴起与发展形成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至今仅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其每一步进展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紧密联系在—起。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敦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生产布局学、投资环境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在相关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投资环境概论》、《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决策》、《环境规划方法及实例》、《产业布局学原理》、《资源价格》等，兼任中国投资环境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理事长、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在他所编著的《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一书中即持此种看法。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通常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

在20世纪20年代后的20多年时间里，由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许多国家的区域经济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失业与萧条阴云不散，局部区域经济状况恶化。经济领域产生了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调节经济活动。这期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区域经济问题，探讨区域差异的形成及其作用，并对市场机制的缺陷开始进行反思，提出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到50年代末，人们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条件优越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为自己积累有利因素，从而进一步遏制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落后地区的不利因素越积越多，处境日益恶化(发生所谓的“马太效应”)。这种认识进一步上升为理论，认为区域核心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在同时发生作用，但极化效应的作用是支配一切的。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扩大了地区差别，因此，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干预。一些学者还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区域开发的理论与方法，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工具，也为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区域经济问题的关注远比20世纪的20年代要更早一些。早期研究的突出成果就是所谓的“区位理论”。区位理论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即城市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等。

农业区位论是一种研究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变化的特点和规律的理论。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屠能(Tunen)是该理论的奠基人。农业区位论是由屠能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的。其理论的核心是被称作为“屠能圈”的“农业圈层理论”。他认为合理的农业布局应该围绕着城市呈若干个圈层状布局，其中第一圈层为自由农业带，紧靠城市，生产蔬菜、鲜奶等易腐食品;第二圈为林业带，为城市提供烧材和木材;第三至第五圈分别为轮作农业带、谷物及牧草农作带和三圃式农作带;第六圈为粗放经营的畜牧业带。第六圈以外是未耕作的荒野。在这里屠能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在距离市场远近不同的地区配置不同的农产品生产并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二是随着距离中心城市(消费市场)距离的增大，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将由集约到粗放，农业布局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工业区位论是研究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的理论。创建现代工业区位论的是德国科学家韦伯(Weber)，他于1909年发表的名著《工业区位论》一书，标志着工业区位论的问世。工业区位论的基本内容，就是主张工业的地区分布应遵循“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基本原则，并且认为，区位因子(指对工业定点和生产起到有利作用的因素)决定生产场所，将生产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将区位因子分成一般区位因子(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和特殊区位因子(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工业，如湿度对纺织工业，易腐性对食品工业)两种，在进行一般理论研究时特别有意义的是一般区位因子。他认为，决定工业企业在什么地方配置，有三个一般性的因子，即运费、劳动力费用和聚集力。他把运费和劳动力供应看成是影响工业分布的一般区位因素，并认为运费对工业区位的基本定向起最有力的决定作用。运费因子是韦伯研究的中心。韦伯认为，影响工业分布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聚集因子。所谓聚集因子，按韦伯的解释就是“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集中到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这实际也就是最早的关于产业集群的思想。韦伯在强调聚集因子的同时，并不认为聚集的规模愈大愈好，也注意到了聚集规模的适度。他注意到若干个工厂集中在一个地点，会使聚集区的地租、房租上涨，劳动力价格升高，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距离也会随之增大，这样便会对工厂产生驱散力，这就是分散因子。所以，聚集因子和分散因子是相互关联的。一般说来，集中程度越高，分散因子的影响也就越大。一个地区工业集中的程度正是聚集因子与分散因子两方面的力量消长的结果。

中心地理论是关于一定区域(国家)内城市等级、规模、职能及其空间结构的学说，亦称作城市的“等级—规模”学说。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始创，他于1933年发表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首次从城市或中心居民点的供应、行政、管理、交通等主要职能的角度，论述了城市居民点与地域体系，后人概括为“中心地理论”，即“城市区位论”。该理论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发展的区域基础及等级与规模的空间关系，为区域布局和城市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该学说认为，城市在空间上的结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它位于区域的中心地点，起着周围区域中心地的作用，也就是区域的核心;中心地(城市)依赖于收集输送地方产品，并向周围区域居民提供所需物质和服务而存在。克里斯塔勒认为世界各地区都分布着疏密不同的城市网，如按城市大小进行分级，则城市规模的大小与数量成反比，规模最小的城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城市数量最少，城市等级愈高，数量愈少。并且，他认为城市等级和体系主要受三个原则支配，即市场原则(即集中设置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便于行政管理)。

市场区位论是关于市场区位的一种理论。德国学者廖什(Losch)是专门从事市场区位研究的第一人，他于1940年发表的名作《区位经济学》提出了市场区位论的思想，从而成为市场区位论的主要奠基人。他是寻求经济区域总体系统平衡的第一位学者。廖什理论的特点是把生产区位和市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从市场区的概念入手，并把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起点。他提出，生产和消费通常都在市场区中进行，生产者的目标是谋求最大利润，最低成本、最小吨公里的区位往往不一定能保持最大利润，因此，正确地选择区位要谋求最大市场或市场区。他认为，需求的大小，部分是随价格变化的，也根据生产配置地点的选择和市场区规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必须全面考虑运输成本、生产成本、总成本以及总收入的定向原则，选择最佳配置点，只有利润达到最大的点才是最佳的。市场区及市场网络是廖什市场区位理论的基本内容。他从市场这个基本的因素出发，建立了市场区位理论的体系。

二、兴起阶段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西方国家的战后繁荣时期宣告结束，经济发展势头锐减。过去那种以为发达地区可以把自己的繁荣建立在别的地区的贫困之上的传统认识，已经站不住脚。许多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等都通过政府的干预，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调整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学研究通过参加区域开发与规划实践，开始对传统的生产布局理论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与布局上的局限性进行反思，进而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借鉴古典的区位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区域经济学便逐步地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从单个企业的最优区位上调整到以区域为基础的整体优化和长远利益上，从而完成了从传统的区位理论学说向系统的区域经济学的蜕变，逐步建立起了有明确研究对象的区域经济学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并不否认和排斥区位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它们仍然是区域内部门布局所不能违背的准则。当然这两者之间确实已经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研究方向上看，古典区位论研究的重点是企业降本谋利的最优区位，区域经济学则重点研究国家区域内最优产业结构和区域合理分工;从布局层次上看，区位论属于微观范围，区域经济学则属于宏观范畴;从布局手段上看，区位论依赖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区域经济学则是在市场体制下同时需要依靠国家行政手段干预来实现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从研究方法上看，区位论主要运用静态和局部均衡的方法，区域经济学则应用了宏观的、动态的和综合的方法;从产生结果上看，区位论可使个别企业或局部效率达到最高，但容易出现和产生两极分化，甚至造成区域产业结构畸形发展，而区域经济学可以使区域间差距缩小，区际关系得到调整，使整体利益尽可能最大化，但也会制约一些企业或个别地区的发展。不管怎样，应当说古典区位论对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先导性的重要贡献。

第二，开始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开始运用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区域的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增加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投资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率的区际差异，研究如何形成国内各地区的最佳产业结构和地区的合理分工格局，以及研究如何采用行政手段援助衰退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控制大城市的过度集聚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目标。

第三，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手段。许多学者，应用当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系统理论等，建立区域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区域政策效应评价和测度等系统。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在区域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宏观性、动态性上进行了开拓，同时也吸收了诸如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城市科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终于形成了应用经济学的一门新分支——区域经济学。

三、发展阶段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全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时期，世界经济呈现出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徘徊走向复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迅速启动。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新的理论的创建与实践、区域经济发展与协调、运用最新科技手段上。如对区域增长极理论的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的研究，区域交通、流通、信息等网络系统研究，特别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的研究，实现全国均衡发展下的区域宏观政策、策略及效应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相协调的研究，区域城市系统建设研究，区域类型划分和区域病理诊断研究，区域竞争力研究以及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区域经济进行动态监测、预警、预测研究等。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区域经济学在西方国家诞生于20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这一点在我国学术界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一点来说，在众多的经济学科中，区域经济学应该算是一门最年轻的学科之一。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因为就其形成和建立的过程来看，像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也需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据此，南京农业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叶依广先生认为，就区域经济学的沿革和创立而言，其发展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参叶依广主编:区域经济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3月第一版)。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区域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阶段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雏形阶段(1826年以前)。从理论上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利益学说”)。特别是后者，从比较成本的相对差异出发讨论了社会劳动的地域分工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的雏形。

第二阶段是区位理论的创立与发展阶段(1826年以后)。在这一阶段中，约翰·乌·屠能、阿尔弗雷德·韦伯、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等，分别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即城市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韦伯的区位理论(亦称区位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他于1909年发表的《工业区位论》一书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研究区位理论的不朽著作，其区位理论可以说是近代西方区域经济学之渊源。此后，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如英国的伊萨德、胡佛、贝克曼，瑞典的俄林等人，纷纷从不同角度补充和发展了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使区位理论同宏观经济分析相结合，进而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三阶段是区域经济学创立和发展阶段(二战以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同家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化，表现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加剧，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同地区和企业经济发展目标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经济失控，地区间和产业间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因此而引起环境污染加重，城市交通拥挤，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等。总之，由于资源、环境、人口、城市、发展和公平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并日益突出，要求有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来予以解决，从而为区域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要求和契机。因此，在经济区位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这样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区域经济学。由于这门学科具有鲜明的应用性特征，一经诞生就受到许多国家政府和学术部门的重视。因而又被人们视为一门决策性的科学。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学术部门都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来研究这一学科，有关区域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刊物也在美国、西欧和前苏联等国家陆续问世。

任何学科的产生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区域经济学也不例外。区域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的5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这主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来自于三个方面的挑战密切相关，这就是人口爆炸、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

1.人口爆炸

有史以来地球上居住过的人口累计已达到1000多亿。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多数人口生活艰难，寿命短促，不断遭受着瘟疫、战争和饥饿的袭击。18世纪后，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明显加快，终于迎来了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虽然，瘟疫、战争和饥饿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但是，人类阻止战争、防治疾病和贫困的能力明显增强，从而使世界人口进入了迅速增长的“现代周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世界人口激增，从1930～1975年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地球上的人口就从20亿增加到40亿，整整翻了一番。到1987年世界人口终于越过了50亿大关。为了纪念人类的这一重要历程，联合国隆重地把1987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50亿人口日”，以引起世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但是尽管人类采取了若干控制性措施，世界人口仍以平均每年8000万人的速度迅速上升，到20世纪末，已经突破60亿大关，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将再破70亿大关……。

人口爆炸，使世界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城市人口膨胀，就是其中一大难题。据资料估计，1925年世界城市人口为4.0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1950年增至7.19亿，占28.7%，而到1980年则猛增到17.2亿，占39%，并出现了像东京、纽约、圣保罗、墨西哥城、伦敦、上海这样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尤其重要的是，人口爆炸使劳动就业变得十分严峻。进入80年代后，在1980～1982年的三年中，美国的失业率从5.6%增长到了10.4%，联邦德国从3.5%增长到8.4%，英国从5.6%增长到13.3%。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约有1/3以上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其中，在15～24岁年龄组中，失业或半失业率高达60%。

2.资源枯竭

20世纪的60年代，一位日本中学教师曾在一个电视教学节目中向学生们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为什么日本工业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而这位中学教师的结论则是，这正是因为我们日本没有资源的缘故。事实确实如此。日本虽然资源贫乏，但它充分利用了四面环海，良港众多的有利条件来大规模进行资源输入，如中东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砂，前苏联的煤炭和木材，其进口成本要比一些国家的开发成本还低。正是许多国家的廉价原料，支撑了日本的经济起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973年的石油危机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由于现代工业规模的迅速膨胀，地球上那些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将临近枯竭!这并非是耸人听闻的怪论。统计表明，由于工业的发展，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全世界的矿物消耗量增长了9倍，而进入20世纪后的仅70年时间中，矿物消耗量就增长了11.5倍。目前，世界上平均每人每年从地球上获取的矿物资源约有8吨，其中，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矿物消耗量要高于平均数几倍以上。欧洲经济共同体在80年代初曾经在一份预测报告中，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用简单的方法计算，即把资源的埋藏量用每年的消耗量去除的话，估计还可用500年。但是，如果按复利法计算，假定每年的消耗量以平均2.5%的速度递增，那就只能维持九十多年了。

3.环境恶化

历史上曾有记载，在产业革命以前的农业生产中，由于人们违背了自然规律，导致了无数次区域性的环境恶化。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因毁林开荒而成为不毛之地;意大利人砍光了阿尔卑斯山南坡的森林，破坏了当地的小气候，引来了洪水灾害;西班牙农场主为了在古巴发展咖啡种植业，把森林砍光，使古巴不少山区变成了一片裸露的岩石。

但是人们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爆发后，随着现代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有机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相继出现，人类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历史上的恶性事件一再重演。美国从1830年开始，由于在东部地区滥伐原始森林，在西部地区盲目垦殖和过度放牧，引来了震惊世界的“黑风暴”。最严重的1934年，“黑风暴”竟席卷了美国2/3的土地，毁坏了得克萨斯等十多个州的许多农场。前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盲目追求粮食产量，在哈萨克一带大规模垦荒，由于破坏了生态平衡，不断地遭到风暴的袭击，1963年受灾面积达2000多万公顷。埃及为了增加灌溉面积，发展农业，在尼罗河上修筑了阿斯旺大坝。但却忽视了鱼类回游和海水倒灌等问题，从而破坏了著名的三角洲沙丁渔场，引起海水灌流，影响了河口区的工业发展。哥伦比亚在过去的150年内，砍掉了1500万公顷森林，结果使200万公顷土地变成沙漠，水土流失面积达2000万公顷，每年约有21万公顷土地颗粒无收。

以上这样一些事件，并非少数国家所有。由于大气污染和森林、植被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普遍恶化。据估计，地球上平均每分钟有20公顷的森林消失，有10公顷土地变为沙漠，每小时有一种物种消亡，有25000人由于水资源的污染和短缺而死亡。其中城市情况尤为严重。目前，全世界一年排入大气中的有害气体总量达6亿多吨，其中，二氧化碳1.46亿吨，一氧化碳2.2亿吨，粉尘1亿吨。这些大部集中在城市上空，使自然生态严重失调。像日本的水俣病事件⁽¹⁾，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所谓世界“十大公害”，曾经引起了世人的巨大不安。

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三大挑战。此外，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外层空间的污染，现代疾病的产生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将如何应付这些挑战，无疑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被很多学者看作为人类生存空间优化艺术和科学的区域经济学就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首先，三大挑战使得区域的内涵大大延伸。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使人类关于资源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把人类活动的范围更是推向了无比广阔的领域，区域概念的内涵也由此而扩大。

过去所谓的区域，一般是指陆域的平面概念。无论是“经济区”、“经济圈”，还是“经济地带”，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界限。而现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正在向海洋和太空两大领域延伸。按照生物学家的观点，大海曾经是生命的摇篮，但是把海洋真正作为一个领域进行开发，还只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据估计，1980年世界海洋经济产值为2600亿～2800亿美元，到2000年仅美国一国的海洋开发即可增值4000亿美元，日本、英国、法国、前苏联、联邦德国等国都可望取得可观的进展。许多海洋学学者都曾经预言，21世纪，世界将全面进入海洋经济时代，海洋对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将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向海洋进军的同时，广阔无涯的太空，也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展现出极为可观的前景。美国和前苏联都曾经以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致力于太空开发，许多中、小国家也不惜耗费巨资向太空发射火箭和卫星。“太空工厂”，“太空城”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太空经济”将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的成功发射和回收，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人类生存空间的扩大，区域内涵的延伸，迫使传统的区域经济学也必须相应地延伸和发展。

其次，三大挑战使得区域的外延大大扩展。

国民经济区域化，是二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潮流。进入20世纪70年代，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潮流，这就是区域经济国际化。

近十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一个国家要积极参加国际分工，把本国经济看成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经济区，也不能只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经济循环，除了要积极参加国内的区域经济分工外，还要积极参加国际的区域经济分工，把区域经济循环扩大到国际范围。目前，许多国家的经济区，都开始以独立的身份，独立的政策，直接参加国际经济技术协作。一方面凭借自己的优势，到国际市场上去开展竞争，一方面努力吸引国外的物资、能量和信息，渗入到区域经济内部中来，为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区域经济国际化向人们表明，在区域内涵不断延伸的同时，区域外延也在不断扩

大。任何一个经济区域如果拒绝对外开放，或虽对外开放但开放力度不够，那么，这个区域就难以形成健全的新陈代谢机制，就会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处于软弱被动的地位。区域经济如何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开拓自己的活动领域，这对传统的区域经济学来说，无疑是个难以回答的新问题。

区域内涵和区域外延的扩大，客观上必然大大推动区域经济学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