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问题

4.3.3　城市农民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兴起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城市农民工问题成了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论著也层出不穷。城市农民工问题主要包括:城市农民工的概念和属性;城市农民工的群体状况;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城市农民工中少数人的越轨和犯罪问题等⁽⁷⁾。

一、关于城市农民工的群体状况

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与以往相比，这一群体又发生了哪些鲜明的变化?不少学者结合自己的实证研究，将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他们的关注视角涉及农民工的收入消费、家庭模式、社会地位、社会交往、社会分层甚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等微观层面。

(1)收入消费问题。通过采用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有学者发现，在珠江三角洲六个市所辖9个镇，打工者的月工资多在300元～500元之间，占总体的50.8%;低于300元的占33.3%;500元以上的占15.9%。另有学者通过对南京市578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得出他们的消费特点，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约为44.4%，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其消费状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从总体上讲，城市农民工的经济收入虽然较之农村有所改善，但在整个城市生活中仍属于偏下水平，这种状况使得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类享受和发展性消费贫乏，对除温饱需求以外的东西绝少涉及;从而他们的消费方式也表现出单调而高度同质的特点，除了做工时间便是吃饭、休息、睡觉。

(2)家庭模式。农民工的家庭是现代社会中特殊的家庭类型。有学者通过对在京的农民工家庭的个案调查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家庭是一种难以归入传统家庭模式的新型家庭类型;而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分居的家庭模式将是我国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模式，这对抗风险能力薄弱的农民家庭来说应该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也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农民工流动出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即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群体式向城市流动，到了90年代农民则以家庭式的流动(或者说携家带口举家迁徙的方式)进入城市，这是研究都市农民工流动模式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3)社会地位问题。目前学术界多用“边缘化”理论来阐述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有学者指出，和城市常住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居住条件、物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居于弱势，是城市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另有学者则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城市农民工流动的主体——青年农民工的身上，通过对1997～2002年43篇学术论文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当前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弱势性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遭遇到城市社会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歧视;二是受到经济排斥，就业状态堪忧;三是面临社会排斥，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较严重;四是受到文化排斥，处于城市社会文化的边缘，经历着较大的文化冲突。而这一群体中的女性和儿童所面临的危机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相比则更为突出，因而可称为“双重弱势群体”。面对弱势和无助，青年农民工改变弱势地位的方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内部依赖，即依靠由弱势性所带来的团体意识与组织体系;第二种则是较为极端的方式即犯罪。

(4)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的边缘化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模式。有研究表明，农民工无论在交往对象或范围上都极其有限，一般在农民工之间互动，很难与城里人融合，而这将成为农民工城市化的一大障碍。也有学者指出，在进城就业方式上，农民主要是依靠熟人关系网络来操作完成;由于农民工在语言、生活习惯、人际交往方式、文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他们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关系网络之外。农民工尽管在城市中生活，但尚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没有建立起“非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的生活圈子仍然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网络仍然是与他们的流出地紧密相连。

(5)社会分层问题。能不能把城市农民工定义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学者们争议较大。但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特点，都是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工人的过渡性阶层。有学者认为，在社会流动中，城市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家乡社会中属于中等偏上阶层，但在其打工的城市社会中又属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身份没有明显的改变。在职业分化上，城市农民工已经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民工。尽管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学者们没有过多异议，但在职业分层上，由于分类标准的不一，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6)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应社会人口流动的市场化的教育体系的情况下，日益增长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需求已经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学者深刻指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教育财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学校入学条件的限制以及学校教师和家长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城市中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因而出现教育的不公平现象。公办学校费用过高，而收费低廉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因为重重困难而难以为继。这种社会公平观的失落，则会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一是转变传统教育价值取向，打破教育的二元结构;二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二、关于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润滑剂。因此，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很多社会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解决的迫切问题。

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减少和化解我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风险的客观需要，是实现社会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中应有之义。而目前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却面临缺位，劳动就业权益屡遭侵害;社会保障权利缺失;民主政治权益难以实现。就整体而言，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显得异常苍白，部分地区虽然出台了与农民工有关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对政府、城市和市民的信任度降低，从而不利于社会普遍信任的形成和社会的整合。

如何解决这一当前严重而又棘手的社会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献计献策。有学者建议借鉴目前绝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的办法，由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组成协调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劳动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学者呼吁应该根据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建立大范围内归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管理而小范围内又有其特殊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即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内建立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具有救济、救助性质的保险制度，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既满足了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又吻合了我国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实际情况;还有学者站在政府的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指出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中的责任，包括消除政策障碍、完善有关劳动法规、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强化政府部门对农民工的援助职能等。有学者甚至提出了“以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即如果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应该给其城镇户口，让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但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农民工就自动放弃其原来所承包的土地。当然，也有学者对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持不乐观态度，认为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享受与城镇职工完全一样的社会保障项目，或是参照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这两种保障模式，现阶段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还乡”更具操作性，即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过渡可能会更好一些。

三、关于城市农民工流动的作用

关于城市农民工流动的作用，也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在这一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

(1)经济层面。有学者通过对外出农民工汇款的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民工的汇款比例是很高的，占75.3%的城市农民工都往家中汇了钱，并将自己收入的40%以上汇给家乡的人占城市农民工总数的50%，且这种汇款是持续性的，成为农村居民稳定的生活来源，汇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平均值约为40%。有数据表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得到汇款的比例高于以工商、服务业为主的乡村。可以判断，高比例的汇款，起到了辅助贫困村庄的作用。另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抽样调查，2002年全国9400万外出打工的农民，其一年的工资总额高达5500亿元，其中拿回农村的就有3200亿元。而这种流动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最近的一份《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者为抓住新的就业机会带来的优势而进行的流动。

(2)政治层面。有学者通过对2000～2001年江西12个村落外出务工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外出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经历，使得他们力图通过自己对城市社会的理解而建构或改造他们的乡土社会，从而影响村落现有的政治结构。不少打工农民成为乡村的精英，直接参与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中去，冲击原有的精英体系。现在农村基层的权力已经逐步转移到打工赚钱较多的人手上。但多数研究表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比例仍较低，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城乡政治参与的边缘性地位。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缺乏参政能力和参与意识，而是因为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能满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需求。一方面，他们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有效地参与农村的民主选举;另一方面，由于现有体制的束缚，他们又不能在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城市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学者们强烈呼吁，最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改变制度约束，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的问题，从而使受过城市文明熏陶，初步具有了现代意识的亿万农民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力军，而不是被排斥在政治社会化和民主化进程之外。

(3)文化层面。大多学者意识到，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育中国农民现代意识的大学校。流动能够使他们近距离地接受现代城市和工业文明的熏陶，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环境，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新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上都逐步地转变为或者接近现代文明型。还有学者通过对某地“浙江村”的实地考察指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与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在促成个人现代文明方面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单纯的流动经历无疑能够提高离土农民的个人责任感、自我依赖、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但却难以使他们养成现代工业或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秩序感、计划性、时间感和科层制原则;而城市及城市文明虽然能够赋予个人在其间生活的最起码的现代特质，但对一个没有流动经历因而显得生存能力不强的普通中国农民来说，要想进入城市自如地生活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4)社会层面。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流动对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重大影响:1)农民工在城里建构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首先以初级关系为主，并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建构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网络;2)农民工流动的地域范围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3)流动有可能会发生迁移的连锁反应，这使农民工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有机会移植到城市，并为进一步拓展其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奠定基础。不少学者还注意到了农民工流动对社会结构的冲击。有学者指出，农村流动人口既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又是促其瓦解的重要因素。农村流动人口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对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四、关于城市农民工的越轨和犯罪问题

与其社会地位和权益保障缺失相联系，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少数农民工越轨和犯罪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关注。关于产生其越轨和犯罪的原因，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形成机制主要有四方面原因，即经济上过高的致富期望的破灭，社会转型造成的“规范真空”，文化的差距与不公的待遇，弱化的管理系统。也有学者指出，农民工违法犯罪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身份与角色的错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错位导致农民工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自身权益无法维护，导致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封闭，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而在其既要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又要承担家庭的双重压力时极易铤而走险。还有学者从城市农民工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城乡的巨大差距以及农村的落后，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的地域归属感表现出很强的态势，但对城市居民群体的归属感不强，这种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的矛盾不和谐态势是近年来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和冲突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农民工满怀对城市文明和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来到城市，却因各种社会原因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又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于是在两难和困惑中形成了“双重边缘人”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歧视、冷落、排斥时，便极易产生失落、无安全感，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以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消极甚至破坏的态度或行为表现出来。

还有学者引入有关社会学中冲突理论建立解释框架，寻找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指出社会转型、城乡断裂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是冲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农民进城是经济结构开放的结果，而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解决将完全取决于社会结构开放的程度。显然，由于各自观察角度的不同，学者们所认定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学者们都认识到了身份这一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五、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对策建议

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一些中青年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应正确对待农民的就业流动。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是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政府需要在向农民敞开城市大门的前提下，对城乡就业结构调整和相应的体制改革作出前瞻性安排。第二，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综合性管理。在规范政府部门管理行为的前提下，可以在各大城市设置农民工管理局，用人单位应负起管理之责，并对民工辅以文化关怀，设置民工聚居小区，发挥体制外管理作用等等。第三，培育农民工劳务市场。强化对就业中介组织的管理，规范中介机构的经营活动，在各大城市建立农民工培训和就业指导中心，逐步形成包括培训、咨询、就业介绍等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另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的生力军、先锋队，由“农民工”变市民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而要使进城的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市民，首先必须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变其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其次，必须增强农民工的货币原始积累能力，以及进城安家落户的经济实力，为此必须建立必要的保障机制;第三，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有当亿万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人的时候，才是中国真正走在世界前列的时代。还有学者指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上治。它的实质是，我们国家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问题，是城乡一体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持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问题。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实际也就是解决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