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资源规划

时间：2023-06-1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相关研究进展一、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研究述评（一）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提出进入20世纪以来，国外大城市不断膨胀，在核心城市以外形成了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区域。关于城市边缘区的边界，多数学者将城市行政区界作为边界。（二）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空间结构及空间演化研究空间结构是城市边缘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对此有较多探讨。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进展

一、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研究述评

（一）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提出

进入20世纪以来，国外大城市不断膨胀，在核心城市以外形成了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区域。对于这些区域的界定有多种术语，如边缘区、内缘区、乡村—城市边缘区、城市影响区、城市远郊区等。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erbert Louis）在研究柏林城市地域结构时首次将柏林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称为城市边缘带。1942年，威尔文（Wahrwein）指出边缘区是“明显的工业用地与农业用地的转变地带”。同年，安德鲁斯（Andrews）进一步指出城市带是乡村—城市边缘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奎恩（Queen）和托马斯（Thomas）将核心城市外围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地域称为大城市区，并将其地域结构分解为内城区、城市边缘区和城市腹地3部分。60年代，果勒杰（Golledge）、威锡克（Wissink）分别将大城市边缘区域称为“无人地域”、“大变异地区”。科曾（Cozen）对边缘区继续深入研究，关注这一区域变化和增长过程，并对继之而来的居住带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威迪汉德（Whitehand，1967）研究了边缘区的3个环带以及位于其间的居住区结构。普里奥将大城市边缘区域界定为“一种在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等方面发生变化的地带，它是位于连片建成区和郊区以及几乎完全没有非农业住宅、非农业占地和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的土地利用转换地区”。对于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范围，鲁斯旺认为一般是城市建成区外10公里左右的环城地带；巴特尔姆克斯（Peter Bartelmces）认为城市边缘区是距离城市核心8～15公里的范围；伯里安特（Bryant）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向外延伸6～10英里；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认为城市周围约50公里的地域为城市边缘区，其中内缘区10～15公里，外边缘区延伸25～50公里。

国内对城市边缘地带的界定，使用了多种术语，如城市边缘区（顾朝林，1994、1995；吴良镛，1996）、城乡交错带（陈佑启，1995、1996）、郊区（韩光辉等，1984）、城乡结合部（严重敏，1989）等。在上述术语中，广为认同的是国内学者顾朝林提出的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与国际上的urban fringe相对应，揭示了城市外缘地带的特征。顾朝林（1994）最早对城市边缘区进行研究，提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是城市郊区化和乡村城市化的热点地区，其内边界应以城市建成区基本行政区单位，即街道为界，外边界以城市物质要素（如工业、居住、交通、绿地等）扩散范围为限，其功能具有城郊二重性。吴良镛（1996）认为“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区，即位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区，也称为城市边缘区。这本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它处于多个行政管理界限的边缘，过去是个四不管地区”。杨山（1998）认为城市边缘区的边界随城市规模、辐射强度以及城乡关系而变化，应从行政、功能、景观3种形式划分边缘界限。

对都市边缘区范围的界定，在定性分析的同时，学者们采取了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主要方法有人口密度梯度法（顾朝林，1995）、断裂点法（陈佑启，1996；钱紫华，2006）、遥感技术分析法（程连生，1995；方晓，1999）等。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界定，城市边缘区主要是指那些紧邻城区的不连续的地域实体，它们本身是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扩张势在必行，大城市周边地区将会出现地域规模更为广阔的城市边缘地带（班茂盛等，2007）。关于城市边缘区的边界，多数学者将城市行政区界作为边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边缘区域也将逐步扩大，突破行政界限，将位于城市外围、空间上紧密相邻的区域纳入其中。吴良镛等（2006）在分析北京地区空间发展时明确提出北京的发展不应局限于行政范围，而应加强与跟京津发展紧密关联的外围区域的合作，通过跨界城市建设合作，促进边缘区域的发展。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城市边缘区的范围也将扩展至那些紧邻大城市的外围区域，它们处于都市行政界限的边缘，行政上不属于大城市，但其经济发展、土地利用等受大城市影响非常密切。

（二）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空间结构及空间演化研究

空间结构是城市边缘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国外学者对此有较多探讨。1947年，迪克森（Dickinson）提出城市边缘区域空间分布的同心圆结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由内向外依次为中心地带、中间地带、边缘地带等。1963年，塔菲（Taaffe）提出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包括中央商务区、中心边缘区、中间带、外缘带和近郊区5部分。1975年，卢斯沃姆（Russwurm）通过对城市边缘区和城市影响区的研究，将其分为城市核心区、边缘区、影响区、乡村腹地4部分。1981年，穆勒（Muller）构建了大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即由衰落的中心城市、内郊区、外郊区、城市边缘区组成的同心圆结构。安卓普（Antrop，2000a）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呈同心球（concentric spheres）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围绕中心城市形成了不同的影响球；在城市的边缘，形成了兼具城市和乡村特征的城乡带（rurban fringe），城乡带可分为内缘带（inner fringe）和外缘带（outer fringe）两种类型。

国内学者中，顾朝林（1995）等按照城乡相似程度，将城市边缘区分为内缘区和外缘区两个层次。涂人猛（1991）将城市边缘区划分为内层边缘区、中层边缘区和外层边缘区3个层次，并以武汉市为例研究了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结构。大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结构演变是城市经济活动、交通条件、区位条件、人口因素、国家政策和社会心理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顾朝林，1995；臧淑英，1998）。杨山（1998）分析了城市边缘区空间分布三大规律，即受城市影响，用地类型有序递变，工业成为边缘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人口地域结构差异明显；形成了依附城市、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边缘区空间动态演化机制。

安卓普（Antrop，2000b）提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和自然的景观逐步转变为城市和工业景观，受乡村的自然条件以及交通便利性的影响，在城市周边形成了星形的空间结构；城市化最初沿主干道扩展，随着城市拥堵现象的发生，在城市的周边建立起新的高速道路，刺激了边缘区域的商业、工业活动的发展。崔功豪等（1990）提出苏南地区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扩展随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而变化的特点，经济发展导致边缘区的扩展也表现出相似特征，存在加速期、减速期、稳定期3种变化形态。武进（1990）认为工业用地的扩展是大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先导因素，此外，经济、自然等因素均会影响边缘区的空间扩展过程。当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文化将是影响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顾朝林等（1995）分析了我国城市边缘区空间增长的3种途径：郊区城市化、乡村城市化和卫星城建设，提出了城市边缘区通过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实现城市化的扩展路径，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大城市边缘区地域分布与职能演化规律、由内向外逐渐推移规律、指状生长—充填—蔓延空间扩展规律以及轮形团块—分散组团—带形城市空间演化规律。杨新刚（2006）以合肥市为例，提出了城市边缘区轴向延展式、片状蔓延式、跳跃膨胀式3种空间扩展模式。朱振国以南京江宁区为例，分析了边缘区城市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边缘区城市化发展的模式。

国内外学者对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演进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讨，对于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空间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论指导和研究视角。

二、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研究述评

（一）环城游憩带的内涵、形成、结构及范围

1.环城游憩带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外围扩散，在城市的外围形成了以大都市为中心的环城分布的圈层布局结构。早期的绿带可以被看做是环城游憩带的雏形。17世纪，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首次提出“绿带”概念。1826年，约翰•鲁顿（John Loudon）编制伦敦规划时提到城市环形发展的概念。20世纪初，爱本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把伦敦建造成“花园城市”的理念，在伦敦的外围建设绿带以限制伦敦的城市扩张（Hall，1973；Munton，1983）。奥斯本（Osborn，1969）将绿带定义为“环绕部分大都市建成区或大城市区的狭长公园用地带”。阿玛蒂（Amati，2006）则用“环绕城市建筑区以限制其发展的地带”来定义绿带。唐柏森（Tang Bosin，2007）认为香港的绿带是香港城市发展的过渡带，其早期的绿带建设成为环城的游憩空间。在1938年，英国环城绿带法明确了“环城绿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学者普列奥布拉斯基注意到城市周边的游憩地带，认为城市周边游憩地带的发展是对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弥补。麦基尼兹（Mckenzie）谈及城郊旅游现象。韦弗（Weaver）提出城市居民出游的同心圈层结构。鲍尔（Ball）观察到，在大伦敦的外围形成了环形的游憩地带。

环城游憩带是一种特殊的城市郊区旅游开发空间结构。邹吉林（1990）在研究成都地区的旅游区划时，提出城市周围的环状区空间形态。陈传康（1996）观察到随着假日的增多、大礼拜制的实行、高速公路的发展、特快旅游列车的开通以及电讯交流的便捷，城市郊区旅游与城市周边旅游和短线区域旅游出现重合，提出应在城市周边地区开拓相应的康体休闲旅游。上述研究注意到了城市周边的游憩功能及环状结构，但并未明确使用环城游憩带的概念。1998年，吴必虎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999年，李九全在研究西安时提出环城风景区的概念，指出它是以城墙为主体，以城河、林带、环城路为依托形成的立体景观带。2001年，吴必虎进一步完善了环城游憩带的概念，他认为在大都市的郊区，出现了以城市居民为主，并拉动相当数量外来旅游者参与的游憩活动和支持这种活动的游憩设施及游憩土地利用，除部分地发生于城市内部空间，更多地推向城市郊区，出现了环绕城市外围、处于近城乡镇景观之中、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以及具有观光、休闲、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的游憩活动空间，称为环城游憩带。郭鲁芳等（2008）从体验经济的角度对环城游憩带赋予新的内涵，提出环城游憩带是以城市旅游、城市休闲产业为依托，以关注游憩者体验为内核，借助政策导向和市场培育，逐渐发育而成的新型体验场，是以城市郊区和城际生态交错区、特定区域合围为主要目的地以提供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出游、休憩的新型场所，是具有一定深度和不同半径的圈层形环状区间带，是一种改造城市游憩空间的有效方式。环城游憩带的发育具有两大特征，即核特征和多元性特征。

2.环城游憩带的形成机制

怀特汉德（Whitehand，2004）研究了英国伯明翰市的环城游憩带，认为在政府很少干预的早期阶段，环城游憩带的形成是由大量的个体土地所有者的决定所导致；在政府起较大作用的时代，政府的规划政策以及市场力量导致了环城游憩地带的存在。

吴国清以上海为例，指出上海郊区休闲旅游的发展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市郊旅游符合“旅行经济距离”原则，这是市郊旅游快速升温的原因；市民旅游消费观念由传统旅游向休闲度假式旅游的改变，成为推动市郊旅游发展的原因。吴必虎（2001）提出市民周末出行规律、旅游开发者的投资偏好、政府政策鼓励3个因素是导致上海环城游憩带发展的重要原因。王淑华（2006）认为环城游憩带的形成受3个因素的影响，即城乡景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市民旅游需求的推动，环城旅游产品功能多样的吸引。张立明等（2006）提出城郊旅游开发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郊休闲环境、吸引物与服务设施、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变化、决策者行为等因素的影响。

3.环城游憩带的空间结构研究

（1）同心圆圈层结构

环城游憩带受土地占用状况、城郊交通连接状况、旅游者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1966年，克罗森＆吉•来奇（Clawson ＆ J. Knetsch）提出空间利用者指向地域、中间地域和资源指向地域3种利用类型，形成了大都市郊区游憩地配置的3个圈层模式。王云才等（2000，2003）以该模式为指导，将北京市郊区游憩地分为近郊区、中郊平原区和远郊山区3个圈层，并根据郊区旅游资源的特点，将郊区游憩地细分为8个地带。吴承忠在研究北京郊区旅游时，依然以3个圈层8个地带作为北京郊区旅游空间布局的主要内容（2006）。沙润等（1997）以客源市场所在的中心城市为起点，将城乡交错带划分为近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3个圈层。吴必虎（1994，2001）以上海为例，提出上海市郊的环城游憩带以上海市中心为源地，在其外围形成同心圆状圈层结构，这一结构沿交通干线延伸，在资源及投资集中地段呈一定偏离趋势。师谦友等（2007）利用AutoCAD软件和统计方法，分析了西安城郊游憩带的空间结构，提出环西安市中心由内到外依次形成了人造娱乐圈层、近郊休闲圈层、人文观光圈层、郊野度假圈层、自然观光圈层、秦岭原生态圈层6大圈层结构。

（2）环带状结构

美国学者甘恩（Gunn）借鉴经济地理学中的“杜能环”理论提出“都市旅游环带模式”，他以城市的核心都市区为空间上的旅游中心，在其外围用4个环带区分不同带状区域的旅游功能和特点。邹统钎（2004）对盖恩的环带模式进行修改，提出城市旅游带、近郊休闲与旅游带、乡村旅游带、偏远旅游带4个环带，并指出世界多数大都市的旅游地域模式符合此模式，但海港型大都市在临海一侧缺失，形成“海港型半环带状模式”。国内学者在此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保继刚（2005）以广州为例对其环城游憩带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广州市“一环一带”以环为主、以带为辅的环带状结构。毛润泽等（2004）在对沈阳环城旅游度假带的供给圈和需求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沈阳环城旅游度假带的空间结构分为休闲娱乐购物带、休闲农业观光带、大众休闲度假带、偏远乡村度假带4个环带。乔海燕等（2006）以西安为例，根据旅游者的旅行距离、休闲时间、旅行费用将西安及其周边旅游度假带分为城市旅游带、近郊旅游带、乡村旅游带和广泛旅游带，上述4个旅游带以城市为核心，向外围辐射。

（3）“长藤结瓜”式结构

吴国强等（2001）在研究上海环城绿带时将其空间结构归结为“长藤结瓜”式，“长藤”是500m宽的环状绿带，沿线布置的10个大型主题公园，即为“瓜”；长藤可分为两层结构，即沿道路外侧布局的100m纯林带以及100m～400m之间由观光农业、苗圃等综合开发所构成的绿带。

（4）“核”结构

郭鲁芳（2008）以体验经济理论为指导，分析了环城游憩带的两大特征：核特征和多元性特征。基于环城游憩带的“核特征”，将环城游憩带的成长模式分为3类：卫星模式，也即单核模式，在核心城市的外围存在众多离散分布的旅游资源，成为中心城市的外绕卫星；哑铃模式，也即双核模式，出现于卫星模式发展的后期，核心城市外围形成了另一个新的增长极，具有再次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这一模式一般出现于位置临近的两个游憩空间内，之间有作为纽带连接的“黄金走廊”；泛三角模式，具有多核特征，出现于资源可共享和互补的三角地区，构成跨区域的环城游憩带。

4.环城游憩带的空间范围

从国内旅游和假日旅游消费行为看，以城市郊区和周边地区为目的地的短程旅游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刘双洪，2000）。吴必虎（2001）认为环城游憩带的区位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关系并不完全受行政界限的制约，有时它会越出市域范围而达到周边省市。城市居民的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80%的出游集中在距城市500km以内的范围，由旅游中心城市出发的非本市居民的目的地选择范围则主要集中在环城250km范围内（吴必虎，1997）。城市边缘地带乡村旅游的分布也呈现相似的规律，但半径缩小，84%的旅游地集中在距其一级客源地城市中心100km以内的区域，其中最密集地带出现在距城市20km左右的地区（吴必虎，2004）。苏平等（2004）将北京周边的旅游地划分为自然观光旅游地、人文观光旅游地、人工娱乐旅游地和运动休闲旅游地4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旅游地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特征，人文观光和人文娱乐旅游地在距离城市中心0～40km范围内分布密集，自然观光旅游地分布在距离城市中心40km以外，其中分布在40～100km范围内的占85%，运动休闲旅游地在距市中心30km和80km附近形成两个密集分布区。徐玮等（2007）将南京周边旅游地分为5种类型，现代建筑和历史古迹旅游地主要分布在10～50km范围内，自然观光旅游地分布均匀，观光农业和休憩疗养旅游地主要集中在30～80km范围内。

5.环城游憩带的旅游发展模式

环城游憩带的旅游发展应根据城市自身的特点、游憩带的位置、环境等采取主题公园、观光农业园、度假区、森林公园、民俗旅游等多种模式。符全胜（1998）以江苏锡山为例，提出近城区旅游开发模式可采取风景名胜区模式，近郊区旅游开发模式可采用主题公园模式和观光农业园模式，远郊区旅游开发模式则适合选择度假区模式和森林公园模式。邹统钎（2004）以北京为例，提出北京郊区旅游发展模式宜采取休闲农业、主题公园、民俗旅游3种发展模式。田逢军等（2006）对上海发展环城农业旅游的优势进行分析，认为近城区应采取观光、购物型农业园，近郊区采用综合性农业园，远郊区采用生态休闲度假农业园三种发展模式。阳国亮等（2007）提出桂林环城游憩带的空间布局呈“核心轴圈式”网络结构，其旅游发展模式则可采用点轴式开发模式和网络综合开发模式。

6.环城游憩带研究述评

目前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涉及环城游憩带的概念、形成机制、空间结构和范围以及旅游发展模式等众多方面，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居多，研究对象主要以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业发达的大都市为主；理论探讨集中于借鉴并验证国外成熟理论方面，理论研究相对不足；研究技术涉及计量方法、数学方法和GIS手段等；从研究视角看，主要从城市角度研究环城游憩带，城市边缘区自身视角的旅游发展研究相对薄弱。上述研究成果为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二）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产品开发

1.乡村旅游

城市边缘区因其独具特色的资源优势、紧邻大都市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而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重点（黄丽，2007）。城市与乡村相交接的边缘地区，对城市核心区的人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王林，2003）。张华如（2008）以合肥大圩镇为例，提出了保护和利用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资源的有效途径。孟明浩等（2006）提出城郊型乡村旅游地开发应强调产品开发的休闲化、市场开发的品牌化、企业生产的清洁化、经营机制的合理化四点要求。王兵等（2006）对北京郊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保持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2.农业旅游

农业旅游是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产物。依托大都市良好的市场、区位、科技、交通、资金、信息、基础等条件，城市边缘区观光农业旅游具有市场广、支撑作用大、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是城郊旅游开发的重要方向，也是城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黄震方，1999；陈文君，2000；宋红等，2002）。夏显力（2007）对大都市区边缘区的休闲农业进行研究，提出休闲农业通过社区参与、以农民为主体的经营模式和乘数效应使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延伸，促进了农村资源要素的整合，延长了产业链条。汤颖松等（2007）探讨了大都市区边缘区以循环经济为载体，开展农业旅游的发展模式。陈咏梅等（2008）在分析厦门城市边缘区旅游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边缘区旅游发展的原则和产品开发要点，并指出一些城市边缘区的旅游尚缺乏知名度，应弱化旅游产品的观光功能，相应突出休闲主题和特点。

3.休闲旅游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旅游需求从以观光旅游为主向以休闲度假旅游为主转变，城镇居民的旅游需求转型相对较快，已处于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并重阶段（董恒年等，2007）。城市边缘区是与城市中心区在经济、行政上有紧密联系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较之于中心区好，且大多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条件，特别适合发展成为都市旅游者度假、休闲的主要目的地。

大都市区边缘区域休闲旅游的发展应依托边缘区的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深度挖掘当地资源，实现休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全面融合。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涉及众多内容，包括休闲娱乐业（刘少和，2006）、休闲渔业旅游（楼筱环，2005、2006）、休闲体育旅游（张小林，2004a、2004b；于可红，2007）、休闲农业旅游（刘强，2007；黄宇，2009；赵红，2009；林明太，2009）、休闲度假旅游（郝影利，2007）、文化休闲旅游（丁雨莲，2006）等。

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产品的开发主要以边缘区的区位特征为依据，开发内容以乡村特色、田园风光和休闲娱乐为主。随着都市的扩展，都市边缘区旅游产品开发将拓展至更广阔的范围。董恒年等（2007）在对北京郊区休闲旅游市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受休闲度假旅游开发成本及价格上升的影响，未来众多休闲度假旅游开发项目将向北京郊区边界以外的首都都市圈及其他地区转移，北京京郊的某些休闲度假项目已经向张家口、廊坊等城市转移，未来这种趋势将不可逆转地继续进行。

（三）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研究

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刘丽娜等（2005）提出经济发展、闲暇时间充足、城郊生态环境良好是推动都市边缘区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何景明（2006）以成都农家乐为例，从人文因素、资源因素、管理因素三方面分析了城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客源市场影响游客的消费水平以及投资规模，经营者的经营水平和投资规模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政府的扶持对区域乡村旅游的总量增长并形成产业优势起着重要作用。

吕君等（2006）对城郊旅游开发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城郊旅游发展是在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旅游主体、旅游开发者和旅游介体在城区与城郊之间的一种推拉选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资源、城郊生态环境条件、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决策者行为共同成为城郊旅游开发的动力因子，开发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城郊旅游发展的特色。赵玉宗等（2005）将城郊旅游开发的动力概括为3个层面：市场力、吸引力、支持力——市场力由城郊客源市场旅游需求和旅游投资构成，吸引力包括景观、设施等物质性设施以及文化、服务等非物质性的要素，支持力包括道路交通、建筑、民俗活动等城郊旅游开发的硬环境以及国家、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等软环境。

三、旅游资源非优区研究述评

（一）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内涵与外延

国外未见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研究，但对于城市发展中的非优区或阴影区则有所提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在城市的边缘存在着未受城市化影响的乡村楔形区域，哈盖特（Haggett，1975）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城市化中的向内挤压所致，大块的城市区域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附近较小区域的易达性被削弱了。布莱恩特等（Bryant et al，1982）因此提出靠近城市的乡村区域处于“城市阴影区”。

我国旅游资源非优区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并逐渐成为我国旅游地理学中的一个新研究领域（许春晓，2000a）。许春晓（1993，2000b）较早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最初，他将“旅游资源非优区”定义为“旅游资源品质不理想，开发有困难的区域”，随着研究的深入，2000年他又将其定义为“没有国家级和世界级的知名风景名胜区，缺少骨干旅游景点，并且旅游景点的丰度和密度均不够，难于形成优秀旅游产品的特定地区”。上述定义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赵宁曦等（1997）在研究海滨旅游资源非优区时认为，海滨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该海滨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质量不高，或结构、规模不理想（如景点组合、分布和区位条件欠佳）或旅游利用价值不高（其中几个或某一主导因素的旅游开发利用价值不高）而造成该海滨区域虽有旅游资源但其吸引功能不够强劲，开发受限。李跃军等（2001）则以“4S”（阳光、沙滩、海水、海味）特色逊色于国务院于1965年、1987年、1992年3次公布的15处国家级风景区为标准来界定海滨旅游资源非优区。刘玉等（1999）指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一定时期内在旅游资源数量或质量上相对处于劣势的区域，其表现是景观美学价值偏低、景区组合状况欠佳或景区开发程度不高。罗艳菊（2002，2005）先是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旅游资源较为缺乏、品位较低、知名度不高、对游客吸引力小的区域；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指原生性（原赋）旅游资源较为缺乏、品位较低，因而对游客吸引力小的区域。

与“旅游资源非优区”相近的概念还有“旅游资源非显优区”（殷平，2003）、“旅游阴影区”（王衍用，1993；吴军，2006；黄河，2007；于飞等，2007；乐上泓等，2008；杨春芳等，2008；胡青云等，2009）、“旅游发展非优区”（唐文跃等，2004）、“旅游非优区”（方荣辉，2008）、“旅游支撑力阴影区”（武传震，2009）等。殷平（2003）主张用“旅游资源非显优区”来取代“旅游资源非优区”，所谓旅游资源非显优区是指在现阶段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区域旅游业开发存在若干制约因素，但经过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制约因素得以消除，旅游资源开发的潜力不断释放，使该地区成为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旅游区，符合上述动态过程的地区均可称为旅游资源非显优区。1993年，王衍用在研究孟子故里开发时首先提出了“旅游阴影区”理论，他指出，有一种特殊的旅游地，它们同时处于两个高级别旅游地（光环区）之间，是潜在旅游者形象识别的谷地甚至是盲区，双重形象遮蔽使得这些旅游地本身极有特色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不为旅游者所知，旅游业停滞不前，形成了双核阴影区。吴军（2006）指出，所谓“阴影区”是指由于旅游热点景区的阻滞或屏蔽作用而形成的旅游行为减值区，多出现在旅游热点周围一定距离的空间范围内，一般为旅游温点或冷点。黄河（2007）认为，“阴影区”旅游地的产生来源于替代性的空间竞争关系，地理位置临近、存在共同市场的同类旅游地中吸引力较大的通常会占较大的市场份额。当各旅游地吸引力的大小过于悬殊时，强吸引力的旅游地就会将弱吸引力的旅游地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并使其失去市场，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吸引力旅游地就是“阴影区”旅游地。唐文跃等（2004）用“旅游发展非优区”来指地区经济不发达、旅游资源品位不高、旅游开发的区域条件和区位条件较差、难于产生轰动效应的地区。方荣辉（2008）指出，所谓旅游非优区，是指在特定时空内，区域的资源、经济、客源、交通、文化、认识等区位条件欠佳或处于相对劣势，且旅游业发展比较落后或尚未形成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小于7%）的区域。武传震（2009）提出了“旅游支撑力阴影区”的概念，用来指称“旅游支撑力”影区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弱旅游支撑力的旅游地。

综上所述，“旅游资源非显优区”、“旅游发展非优区”、“旅游非优区”等概念与“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含义更为接近，但“旅游发展非优区”更强调旅游发展落后的地区，“旅游非优区”则同时强调“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双重非优。“旅游阴影区”和“旅游支撑力阴影区”则指同类旅游目的地中吸引力较差的旅游地，实际上这些旅游地的资源并不一定十分缺乏，但同时临近的同类旅游地吸引力或支撑力更强，所以才成为“旅游阴影区”。

（二）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类型研究

许春晓（2000a）指出，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类型和空间规律研究，主要包括①类型划分的依据和方法；②空间分布规律包括旅游资源的区域质量等级、分布状态和利用水平等的研究；③演替规律研究，既包括顺向演替，也包括逆向演替，其中演替速度、基本类型、机制、预测模型及其调控等是最为关键的难题；④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开发战略研究，主要包括开发战略理论研究、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理论研究、促销理论研究、旅游消费引导研究等。殷平（2003）根据旅游开发的各种制约因素，将旅游资源非显优区划分为四大区型、七小区类，分别是吸引事项非显优区、区位非显优区、经济基础非显优区、中等条件非显优区四大区型，其中吸引事项非显优区型除一般的旅游资源品位不高，或者丰度不够的旅游区外，还有两类比较特殊的资源非显优区——郊区型和经济实力型；区位非显优型又可以分为地域偏僻型和阴影区型两小类。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达型旅游资源非优区（陈咏淑等，2008）和经济欠发达型旅游资源非优区（戴美琪等，2005；徐秀玉等，2008）、海滨旅游资源非优区（赵宁曦等，1997；李跃军等，2001）、山地型旅游资源非优区（肖胜和等，2006）、城郊型旅游资源非优区（罗艳菊等，2006）、海岛型旅游资源非优区（宋国琴等，2007）。

（三）旅游资源非优区产生的原因及特征研究

对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成因，罗艳菊等（2005，2006）认为，旅游资源非优区的产生受传统旅游资源观、竞争弱势、旅游者需求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开发受到资源因素、区位条件、市场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的影响。杨春芳等（2008）对旅游形象“阴影区”进行分析，提出其形成受周边旅游热点地区的强力挤压、自身资源开发不力、未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武传震（2009）提出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交通条件迅速改善、区域空间转移成本较低等是旅游阴影区形成的主要原因。乐上泓等（2008）提出资源雷同或者相似、资源互补但级别较低、旅游者认知低、交通不便利是非优区产生的原因。

对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特征，徐秀玉等（2008）提出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区位非优的特征，包括经济地理区位欠佳、旅游资源竞争力较小。李跃军等（2001）分析了海滨旅游资源非优区的特征，主要包括4S旅游资源特色不突出、沙滩质地不好或规模不大、海水颜色混浊、动植物资源种类单一、人文旅游资源不突出等。吴军（2006）以山东邹城市为例，提出“阴影区”内城市与著名旅游城市相比本底感知形象、决策感知形象和实地感知形象三方面都处于劣势。

（四）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策略和优化发展模式研究

许春晓（2000b，2005）对旅游资源非优区的补偿类型进行研究，把旅游资源非优区的补偿分为便利性补偿、加工性补偿、联动性补偿、区位性补偿、宣传性补偿、富裕性补偿6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依附式开发的3种类型，即功能互补型、时间补足型和综合补足型。他认为，依附式开发有其内在规律，其必要条件是资源优势互补，其基本属性是竞争与合作的融合，其表现形式是功能差异，其时空约束是边际效用最大化，其配比规律是等级——规模配比，其终极命运是适者生存。李跃军等（2001）提出，从区域比较优势角度，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发展应以资源禀赋特征为基础，以旅游经济园区发展为主体，走产业多样化的道路；海滨旅游资源非优区可采取空间策略、形象策略和产品策略进行突破。唐文跃等（2004）将旅游非优区的旅游发展道路分成四个阶段：开发休闲娱乐场所、培育旅游吸引因素阶段；适度开发、启动中短途旅游市场阶段；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和区域内旅游合作阶段；参与区域外竞争与合作阶段。吴军（2006）针对邹城市旅游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运用差别化定位法和导向定位法，将邹城市的总体旅游形象定位为“仁义孟子，休闲邹城”，设计出修学旅游产品和休闲度假产品，从而走出曲阜和泰山的阴影区。肖胜和等（2006）研究了山地型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旅游规划，提出转变资源利用方向、借用旅游区外景观资源、与区外旅游区联动、转换观赏场景、强化旅游区的特色、开发某些旅游设施、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等手段，促使旅游资源非优区向旅游开发优区转变。张秉福（2006）提出，非优区旅游地应采取区位重构、资源整合、优化交通网络等开发对策。黄河（2007）根据宜宾兴文博望山的“地格”特征，提出了博望山旅游形象的差异性定位策略，以区别于蜀南竹海和石海洞乡及洛表、九丝城。徐秀玉等（2008）提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实施包含空间战略、政策战略在内的开发战略和包括市场开发、产品开发在内的开发策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陈咏淑等（2008）结合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有利因素，提出了广东省顺德市发展旅游业的对策，包括树立“改革先驱，美食天堂”的旅游形象打造核心旅游产品，利用产业优势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利用经济优势大力发展商务旅游、利用美食和水乡生态特色技术打造休闲度假胜地，加强区域协作、增加过夜游客比例等。杨春芳等（2008）指出，阴影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应遵循差异化、地域化和面向市场3个原则。胡青云等（2009）以博弈论为视角，分析了旅游阴影区与优势景区之间的空间竞争关系。他们指出，旅游阴影区与旅游优势区要站在旅游地发展的立场，制定各自的开发战略，为实现自身景区利润最大化，选择最佳的策略，并最终在双方博弈中，找到稳定的纳什均衡，实现优势景区和旅游阴影区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罗艳菊等（2005，2006）在分析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的优化机制包括新景观的建造、对现有资源的深度开发、挖掘事物的新价值、合理的市场运作方式与营销手段等，其开发应遵循市场导向和开发战略两种模式；城郊型非优区应采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设短途游憩地的开发模式。宋国琴等（2007）提出海岛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开发战略可包括依附和借鉴旅游资源优越区战略、优化非优区旅游资源战略、系统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于飞等（2007）提出了阴影区旅游地形象策划模式，主张从内核形象、氛围形象和外溢形象三方面构建一个指导核心、多个外溢形象的阴影区旅游形象新体系。王斌等（2008）将旅游资源非优区发展的驱动力概括为经济驱动型、需求驱动型和社会驱动型3种，并提出社会驱动型旅游资源非优区的发展可采取层次性适度旅游开发战略、政府主导策略和目标市场导向策略等。

旅游资源非优区是我国旅游地理学中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国外缺少相对应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概念、产生原因、类型及开发策略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现状看，尚处于百家争鸣阶段，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和分析为主，缺少定量研究；研究对象涉及各类旅游资源非优区，主要为中观和微观尺度的研究；对于旅游资源非优区的演变机理、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结构的研究相对缺乏。

四、可持续旅游研究述评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此背景下出现。1962年，美国海洋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被认为是人类开始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标志。卡逊列举了因人类滥用农药和杀虫剂而导致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大量事实，提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在人类和其他生物间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人类的健康生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无止境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该报告悲观的论调引发了广泛争论。同年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上述报告或宣言对人类经济活动不断扩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表示了担忧或提出警告，其中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73年《经济开发的生态学原则》一书的出版被人们看做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控制全球发展之基本原则的第一个关键性标志。而1987年，由布伦特兰担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口号，被人们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控制全球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性标志点。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引起关注和思考，可持续旅游在这一背景下出现。1990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大会”上，旅游行动委员会在《旅游持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旅游”的概念，即“增进人们对旅游所产生的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理解，强化其生态意识；促进旅游的公平发展；改善旅游接待地区的生活质量；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保护未来赖以开发的环境质量”（戴凡等，1994）。1993年，世界旅游组织将可持续旅游界定为“在保护和增强未来机会的同时，能够满足当今旅游者和东道地区之需要的旅游”。1995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世界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旅游宪章》及《可持续发展旅游行动计划》，提出“可持续发展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吴卫东，2004）。这次会议为可持续旅游理论应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因规模化发展所导致的消极效应和潜在威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旅游业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思想。

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旅游进行了广泛探讨，内容涉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理论（郭来喜，1996；田道勇，1996；陈仙波，1997；王富玉，1999；吴箐，2002；Helen Briassoulis，2002；万幼清，2006；史本林，2005）、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测量和评价（Briassoulis，1991；Brian Garrod，1998；崔凤军等，1999；马严，2001；戴学军等，2002；金准，2004；杨桂华等，2005）、生态旅游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卢云亭，1996；Kreg Lindberg，1996；郭来喜，1997；张延毅等，1997；牛亚菲，1999；胡爱娟，2002；路璐等，2007）、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朱丽东，1999；张跃西，2002；黄义雄，2003；韦复生，2006）、旅游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如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杜江等，1999；周玲强等，2004）、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陶伟，2000；陈来生，2003；罗振鹏，2006）等。从国内外可持续旅游研究的现状看，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索，近期的研究集中于研究方法的探索、地域实证分析等方面。上述研究对于研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论、实证、方法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不足

上述研究对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旅游发展模式、产品开发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为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旅游发展提供了研究思路、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研究内容方面，对大都市区边缘区域发展中的空间拓展缺少关注。随着大都市辐射范围的扩大，边缘区域在空间上还有继续拓展的趋势，空间范围也将超出原有的行政范围，形成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尚十分欠缺。

第二，研究视角方面，对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大都市区的视角研究其边缘区域，从边缘区自身角度以及区域旅游一体化角度研究边缘区域旅游发展的内容欠缺。

第三，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多，定量研究少。对大都市区边缘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的研究多为诠释性和描述性论证，定量分析运用较少。

（二）研究展望

1.边缘区旅游整体性开发研究

大都市区边缘区域是一个整体，其旅游产品的开发应统一规划，实现边缘区与都市区旅游产品在功能、性质、特色上的互补，提升旅游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区域旅游合作。因此，未来加强边缘区域旅游整体性开发的研究将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探索边缘区与都市区旅游协调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2.都市区与边缘区旅游发展的互动性研究

边缘区通过发展旅游，实现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提高农民收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当地服务业、农业、工业等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都市区与边缘区旅游互动研究将引起更多关注。

3.交通和游客出游行为的变化对边缘区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