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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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绪　　论1．1　研究意义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式来推动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主要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战略实施的最终着力点，可见，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此，两者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体系。

1　绪　　论

1．1　研究意义

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式来推动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是由不同区域单元构成，这些不同地域相应地就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主要承载者和组织者。实际上，一国或一个地区内部区域之间经济的发展始终存在不均衡性，而这种不均衡性是由区域内外两种因素所造成。不同的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的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外生因素，而技术、制度、政府政策是改变这些外生因素的内生因素。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宏观调控即内生因素的改变来纠正市场机制带来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即优化外生因素的不均衡性，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均衡发展两个相互关联的总目标^[1]。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主要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战略实施的最终着力点，可见，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1．1．1　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区域经济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的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2]。每个区域坐落在不同经纬度上，均受到地带性和垂直性分异的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环境，进而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差异性较大，这样，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及结构与布局的差异。不同类型、各具特色、不同发展阶段与水平的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系统。

1．区域经济有机地组合成国家整体经济

从世界上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历程看，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受到土地、气候、水源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人们只能定居在自然资源与条件禀赋较好的区域进行生产、生活，这些区域是整个国家发展重心所在地，可以讲它们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到了工业社会，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禀赋丰富的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家发展的重心从农业生产地区转移到工业发展地区，这一时期，虽然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发展较快，但是农业生产地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农产品及最初发展资本。因此，两者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国民经济体系。

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看，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3]。区域经济组织生产也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导致了区域之间各自生产比较优势产品进行交换，这样，各个区域协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产与交换整体，共同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2．区域经济是国家发展振兴的发动机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按照增长极理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4]。每个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发展都是一种相对均衡，没有绝对平衡，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像佩鲁所讲的一个或几个增长中心一样的区域，这些地区集聚了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资源，经济发展充满了活力，它们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规模、质量均快于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经过累计因果循环效应，最终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心脏。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区，主要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为核心，涵盖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面积占全美国的1．5%，人口占20%，而制造业产值却占整个美国的70%，名副其实的成为带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范围内，分别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圈，其工业产值占整个日本的65%，该地区被称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心脏。德国的鲁尔地区在西德经济恢复和经济起飞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工业产值曾占全国的40%。可见具有发动机作用的区域经济能够带动整个国家振兴腾飞。

3．区域经济承担着国家赋予的不同发展重任

区域分工也称劳动地域分工或地理分工，是社会分工在经济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也是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5]。由于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条件和基础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资源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为满足各自生产、生活方面的多种需求，提高经济效益，各个区域在经济交往中就必然要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选择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于是区域之间就产生了分工^[6]。

正是由于区域分工机制的作用，使得区域之间根据各自发展优势承担了不同的发展功能。跨国公司在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把生产制造环节布局在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而把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留在本国或发达国家，比如，苹果手机在美国研发，核心或关键零部件在日本生产，再把它们放在中国组装，最后销往全世界，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板块，这三大板块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发展重任，东部地区向全国提供工业制成品，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种植主产区，向全国提供农产品，西部地区是我们矿产资源、煤炭资源和水能发电资源丰富地区，向东部地区输送大量的能源和初级加工的金属产品。从系统论角度看，不同区域经济承担着不同的发展任务，这样就形成高效有序的社会经济网络系统。

4．区域经济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了广阔空间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国土面积比较广阔的大国，先天赋予了其自然条件和发展环境各异的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基础的差别。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差别，客观上给一个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消费购买力下降，直接对我国东部外贸出口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导致我国东部地区外贸出口额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中国地域广阔，区域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在外部需求不振的情况下，我国实施了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保证了经济稳定增长。同时，东部地区外贸出口下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出口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断升高，因此，东部地区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需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为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腾出空间。中西部地区有较为低廉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此，区域经济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1．1．2　国家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7]。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是指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综合考虑各区域发展现实情况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它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全面振兴区域经济发展。

1．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长期被学者所关注。杨帆用铁路和公里营运里程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采用1952—2006年数据样本，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8]。

刘秉镰等研究了铁路和高速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铁路和高速公路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2001—2007年，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共带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11．07%，占TFP整体增幅的59．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20．2%。尤其是在上述贡献中，来自直接效应的部分占25．7%，而来自空间外溢效应的部分高达74．3%^[9]。空间外溢效应非常明显，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显著。

正是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国家发展战略一般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内容进行规划。国家通过对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打通区域通向外部的通道。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变，降低了区域内外企业运输成本，大量企业因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向区域集聚，从而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2．赋予区域优惠政策，激活发展潜力

优惠政策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等目的，由政府制定的较一般待遇优厚的一套措施和办法。优惠政策带有明显的政策目标性，它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资源配置的价值偏好，是一种诱导性政策，目的是将稀缺的资源按照决策者的意愿进行配置。优惠政策具有一定的权力属性，体现了社会经济中制度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在社会中的不平衡^[10]。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阶段，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机制还存在较多不健全的地方。在市场主体没有培育起来的领域，政府承担起了部分市场的职能。政府为了弥补制度资源的稀缺性，对不同的区域通过制定不同的优惠政策，达到配置资源的目的。中国赋予区域优惠政策的主要途径是把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国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扶持区域发展，而且这些优惠政策具有特定性和排他性，也就是说只能使用于本区域范围内。通过国家赋予区域的优惠政策，即这些稀缺的制度资源，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引擎一样，激活了区域的发展潜力。

3．部署重大项目工程，带动区域相关产业发展

产业关联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关联、互为存在前提条件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产品的供需方面，任何一个行业的生产以及任何一种产品，都会为其他或其他行业的生产作为其生产的投入要素（除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外）。同时，它也会以其他产品或其他行业的生产作为其生产的投入要素；在产业的技术供给方面，一个产业的生产，需要其他产业为其提供技术水平层次相当的生产手段，同时，它的发展也推动了其他相互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使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11]。

国家发展战略中重要一项规划实施内容就是从国家层面上优先安排部署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工程项目一般具有投资大、建设工期长、建设标准高、技术相对复杂等特点，这就要求国内最顶尖的企业承担建设。同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是一种综合性和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相关地方产业进行配套。按照产业关联的特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劳动力、配套产品供给及水、气、电等本地供应，这就为区域经济带来了就业机会、需求市场和财政收入。而地方配套产业给重大工程项目提供大量产品，无形中发展壮大了本地产业，增加本地就业数量。可见，通过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关联效应，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4．顶层设计区域功能新定位，拓展发展空间

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之间存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也与现实发展基础与发展机遇密切相关。根据经济学要素资源稀缺性特点，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是有限供给，一个区域一旦获得一定数量有限供给的要素资源，意味着其他区域将失去一定数量的要素资源，加上要素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加剧了要素资源稀缺性。同时，区域内的要素资源还受到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资源主要靠本区域内供给。而国家发展战略能够突破行政区经济束缚，使区域获得更大的发展平台，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赋予一个区域新的功能定位，这样，区域就能获得来自国家层面上支持实施区域重组战略，区域发展空间随之变大，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获得更多的所需要素资源。新的定位还能够提前激活潜在的发展优势，把其变为现实生产力。区域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后，区域内主导产业也会作出相应地调整，这也将引起区域内各种要素资源的重组，进一步拓展资源要素配置空间，这样就可以把整个区域的发展空间延伸拓展。

1．1．3　区域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制定区域政策。区域政策主要包括财政金融和税收手段、基础设施投资手段、政府行政手段、区域开发手段^[12]。财政金融和税收手段由财政转移收付、税收优惠、贷款优惠和地区援助手段组成。基础设施投资手段由公共设施建设、投资环境改善和专项基础设施基金地区分配等组成。政府行政手段由政府工业建设许可分配、政府项目、政府采购和军事订货分配、就业补助、技术援助等组成。区域开发手段由区域与城市开发规划、贫困地区开发基金、国土整治规划、研究与开发经费分配等组成。在国家发展战略下，通过这些政策手段的实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

1．金融、财政组合政策助推区域经济“起飞”

1960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或持续增长阶段、高额群众消费等5个阶段，其中，起飞阶段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门框。经济“起飞”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20—30年）内，突破了不发达经济的停滞状态，实现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的剧烈转变。而区域要想进入起飞阶段就必须首先达到“起飞”的临界水平，这种临界水平是区域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在区域靠自身力量无法达到“起飞”“临界水平”时，必然通过获得某种重要的外部推力来突破停滞状态，实现经济“起飞”^[13]。

区域发展最短缺的要素资源之一就是资金，在没有或原始资本积累较少的情况下，区域很难开展大规模生产活动。如果能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对区域实施无息或低息贷款、财政直接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政策，区域就会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开发资本从事生产活动，从而使得区域达到罗斯托所讲的起飞临界水平。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扶持韩国经济成功跨越起飞临界水平时，采用了无偿援助、开发贷款等资金援助政策。在美国直接和间接援助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1），韩国GNP的年均增长率达10．5%，年均出口增长达35．2%，上升到11亿美元^[14]。70年代，韩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起飞。

2．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发展环境

区域投资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主要指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电、气等供给，文、教、卫等设施建设和陆、海、空交通基础建设等。软环境主要指区域政府管理和运行效率、制度和法制建设的完善程度。一个区域处于发展初期，硬环境建设非常重要。没有水、电、气供应，工厂就不能开工建设、投入生产，没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运输成本会居高不下，导致企业放弃投资落户于该区域。

一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公共财政。一个区域要在短时间内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最有效的路径之一就是获得来自于国家层面上的资金扶持。国家发展战略中制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手段，主要通过专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地区倾斜分配政策等措施来扶持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先后在西部地区投入了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效果非常显著，大大改善了西部发展环境。2010年，国务院召开西部工作会议，商讨未来1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时，再次强调要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地位，进一步加快交通、能源、信息、市政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15]，要在改善西部发展环境上更上一层楼。

3．政府行政手段加快区域工业化进程

工业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起到基础支撑作用。众所周知，工业不仅能够解决大量本地劳动力就业，而且也是地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一个区域而言，工业化进程快慢直接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

国家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中，通过政府行政手段的方式扶持区域工业发展。比如采取政府工业建设许可分配、政府项目等形式，给予区域特殊优惠政策。政府工业建设许可分配、政府项目都具有国家层面上的建设时序和规划，并不是每个区域都可以随意上马建设国家工业或政府项目。在我国，大的工业建设项目需要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备案审批，获得认可后才能开工建设。为了加快一个区域工业发展进程，国家会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优先布局这些大的工业项目。国家也可以采用政府采购形式促进区域工业发展。区域内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受到供需市场的影响，国家通过政府首购和订购的方式，扩大产品销售市场，扶持区域工业企业发展。同时，国家还采取就业补助形式，降低就业人员门槛和就业成本，促进区域大量劳动力就业。另外，国家还采用技术援助手段，帮助区域内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提升区域企业技术发展水平。

4．区域开发手段提升区域发展综合能力

区域综合发展能力不仅体现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还体现在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土地资源的综合整治、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创新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尤其对于一个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讲，国家区域综合开发规划能够从产业布局上引导区域合理优化发展，从国土整治上科学协调人地关系，从创新体系上帮助区域逐步建立并完善。总之，通过国家一揽子综合配套区域开发手段的实施，区域发展综合能力会进一步提升。

西部大开发前，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全方位落后，经过1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国家对西部地区先后进行了多次区域开发规划，并通过投入大量开发资金等方式综合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得西部地区综合发展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美国通过对田纳西河流域进行综合开发，把昔日较为落后的田纳西河流域地区变成了综合发展能力较高的区域。日本通过多次全国土地综合开发，提升了日本整个国土区域发展综合能力。

1．2　主要内容与框架

区域政策的本质是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活动失衡问题，它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可持续性、系统性等特点。区域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区域政策划分类型也不同。但无论怎么划分，其都通过重构经济活动空间、引导产业发展空间重组、均衡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性、集聚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等方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并通过凸显地域比较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心城市地位等方式来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区域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开发模式已广泛地被许多国家所采用。美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盟区域政策对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国土规划对整个日本经济的振兴起到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实施了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对均衡区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东、中、西部相继实施了国家区域开发战略，东部开发开放、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三大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本书将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代表我国传统三大地域不同发展类型。东部地区依托其良好的自然环境与条件，便利的沿海对外贸易通道，雄厚的民族工业基础，较为发达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西部地区深居我国内陆，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受区位条件制约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的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西部与东部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在东、西部实施国家开发战略后，中部地区出现塌陷。中部就是中国的“腰”，只有“腰板”直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才能协调健康发展。由此，国家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

第二，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同为国家大区域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共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12个省、市、区。三大战略不同于国家其他区域发展战略，其他区域发展战略涉及地域范围没有这么广大，涉及的行政区域没有这么多，区域内发展差异没这么大。因此，这三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经过反复论证、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具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地域范围大等特点。

第三，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实施的国家战略。1978年国家实施了东部开发开放，东部地区从先行先试的特区经济，到由点及面的渐进开发，再到由经济向社会全方位的开放探索；1999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从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到重大工程项目带动，再到一揽子综合政策支持；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其开发模式有别于东部和西部，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发展战略，走的是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战略和国家与区域互动的双叠加效应战略道路。三者比较可以对不同时间截面和不同地域特征的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全面剖析。

随着全面达小康目标的提出，我国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尤其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资金扶持，推动以西部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从而达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16]。今后依靠区域政策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作。通过对东、中、西三大国家战略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把握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区域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重点与关键点，有利于今后我国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地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使我国区域发展走上更加健康、更加协调的美丽中国之路。

1．3　信息采集与处理

1．3．1　技术路线

区域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实践活动。笔者长期进行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材料，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时，笔者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别学习和工作过，在学习阶段参加过国家级、省市级等不同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研究，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与华东师范大学区域规划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与这几家机构合作进行了相关区域的调研、访谈，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从这些研究机构获得了最新的关于区域发展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在对资料、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后，又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有关专家、相关部门进行了意见交流。

1．3．2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研究国家发展战略下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东部开发开放战略下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中部崛起战略下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考虑到不同发展背景、不同发展条件下，国家发展战略下的东、中、西部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路径不同，因此，笔者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三大区域政策实施效果分别进行综合评价，以此探究影响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各自具体政策因素，并分析三大区域政策手段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性，从中归纳出三大区域各自今后发展的路径与政策措施。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书还采用了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统计资料的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

1．模型实证

区域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化作具体的实施手段，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国家产业规划布局等，这些政策手段最终要落实到对区域的投资上，同时，区域政策实施的效果也能用具体的数据衡量，比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增加值增速、外贸进出口额等。而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区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上，也就是GDP的增速及规模。在衡量国家发展战略所制定的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更能客观、科学地反映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模型分析是基于大量统计数据基础上，用数理统计分析原理来挖掘数据背后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形成对客观事实的印证与解释。本书涉及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大量统计数据，适合模型实证分析方法。

2．文献分析

本书所涉及的国外区域政策实践的相关内容，笔者难以有机会亲自进行调研，主要通过图书资料获取相关文献，对获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出国外区域政策的实践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此外，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发展基础也需要从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中获得，还有在相关统计年鉴中找不到或没有统计的一些历史重要数据，从相关文献中一点一点搜寻与积累，最后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时间序列图谱。虽然，较为系统性地研究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不多，但有关区域政策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却对本书构建国家发展战略下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综合分析

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分析研究，虽然比较了不同地域类型之间的区域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但只突出了三大地域之间的差异性，研究成果只对类似的区域具有借鉴作用，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性。因此，笔者在研究国内外区域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区域政策的内涵、分类和特征，区域政策通过重构经济活动空间、引导产业发展空间重组、均衡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性、集聚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等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凸显地域比较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心城市地位等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性规律。

4．实地调研

笔者长期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利用课题调研有利条件，经常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一些省市进行实地调研与访谈工作，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不仅为本书三大区域实证分析提供了大量定性研判，也为笔者结合三大区域实际提出政策建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笔者重点对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等地区，中部的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昌九城市带，西部的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重庆、成都等省市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华东师范大学、西部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进行了交流，获得了大量的关于区域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文献资料和专家学者对区域发展的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

1．4　小结

本书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在国家发展战略下区域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与教育、外向型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等多角度、系统化的实证分析了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发现了东部地区的区域政策具有时段性，1979—1990年期间，外向型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1991—1999年期间，除科技对经济增长起负向影响外，教育、城市化、外向型经济及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指标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影响作用，而在外向型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1991—1999年这一个时期的政策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比1979—1990年时期更明显。尤其是模型的常数项变化很大，说明东部地区许多政策在不断地完善，阻碍经济发展的潜在因素不断地被政策所改变，通过出台新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中部崛起战略框架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对经济增长影响都为正向，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增加0．1公里运输线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导致人均GDP增加280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34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59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28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人均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元，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1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中部地区在许多方面上还存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还需要制定相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同时，在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方面，即存在共性问题，也存在个性差异，共性问题的主要反映在截距系数C上，个性问题反映在各省截距系数上，总体上，共性问题大于个性差异。

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当西部地区的贷款总额增长1个百分点时，将会引起经济增长0．44个百分点；当财政支出增长1个百分点时，将会使经济增长0．22个百分点。可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且货币政策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财政政策。

教育政策对西部12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影响效果不一样。当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教育经费支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经济分别增长0．89、0．77、0．75、0．69、0．56、0．64、0．53、0．81、0．62、0．58、0．59、0．69个百分点，其中，内蒙古和陕西贡献度最高，西藏最低。总体上教育政策对西部经济增长有一定贡献。

西部发展基础较好的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6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度明显增加，开发前，影响系数分别为0．03、－0．06、－0．05、－0．15、－0．07、－0．08，开发后，分别上升到0．22、0．14、0．26、0．40、0．09、0．21。同时，外贸进出口对西部经济增长贡献度仍然超过外商直接投资。

西部大开发后，西部自主创新对区域经济贡献显著提升，专利申请授权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0．58个百分点，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引起0．00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西部大开发前后，科技政策对西部自主创新能力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开放前西部地区以引进技术为主，表现在技术市场成交额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开发后，以自主创新为主，表现为专利申请授权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

【注释】

[1]张美涛，陈永志．政府政策与区域经济差距的新经济地理学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2（7）

[2]朱传耿，沈山，等．区域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吴传均，等．现代经济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崔功豪，魏清泉，等．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

[6]李小键．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李晗，姜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献综述．大众商务（下半月），2010（4）

[8]杨帆，韩传峰．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

[9]刘秉镰，武鹏，刘玉海．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0（3）

[10]王天维．浅析区域开发中的优惠政策与政策优势．桂海论丛，2009（4）

[11]崔功豪，魏清泉．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