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一、研究的背景
1.海水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成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海水产品需求的根本保障
食品安全问题是任何国家都非常关心的重要问题。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适宜耕作土地问题、淡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等对食品安全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在国际上,食品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不仅仅来源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植物性的“粮食”,还包括动物的肉蛋奶、水产品等植物性粮食之外的重要物品。其中,海水产品因其高营养、低脂肪逐渐成为人类健康食物来源中优质、安全的重要渠道。
实践中,海水产品一般可以通过捕捞与养殖两种途径获得。海水捕捞是对海洋天然水产品的初级利用,但其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的优劣与海洋生物资源的丰富程度。随着海洋中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盲目利用,海洋环境污染加剧,海洋灾害发生频率提高,海洋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海洋中可供捕捞的渔业资源愈来愈少。而借助于海域资源、通过人工劳动主动获得水产品的海水养殖业逐渐成为长期满足人类持续增长的优质天然海水产品需求的重要途径。实践中,海水养殖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对食物安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平衡作出重要贡献的产业。美国环境经济学家Lester R.Brown曾在1994年发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惊世疑问,但在2008年他又指出水产养殖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之一,指出世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伟大意义,水产养殖每年提供3 600万吨优质蛋白质食品,这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食物生产技术。Daniel Cressey在2009年3月第458卷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未来的鱼”,认为“要满足日益增长对水产品的要求,除了养殖,别无他途”。2014年2月,世界银行、世界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共同发布的《2030年渔业与水产养殖业前景报告》指出,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中产阶层的兴起以及全球捕鱼量的减少,到2030年,全球2/3的食用鱼将来自于水产养殖业。
我国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海洋中约有20万种生物,其中已知鱼类约有1.9万种,甲壳类约有2万种。据统计,若以浮游植物年产量为基础估算世界海洋渔业资源量,世界海洋浮游植物产量可以达到5 000亿吨,折合成鱼类年产量约6亿吨。作为世界水产品生产大国的中国,多年来水产养殖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接近20年居于世界首位,对外贸易占我国农产品出口净收入的50%以上,出口额连续多年居大宗农产品首位,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2013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 551万吨,在世界主要渔业生产国中,多年来一直是唯一海水养殖产量超过海洋捕捞产量的国家。其中,海水养殖占全国海水产品总产量的53.35%,占世界海水养殖总量的80%。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海水产品的需求将达到4 000万吨/年。根据我国的政策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海洋捕捞产量将长期维持零增长。为满足每年4 000万吨水产品的需求量,到2020年,海水养殖年产量必须翻一番。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海水养殖业在技术升级实现规模化养殖,即发展规模经济。
2.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要求海水养殖业发展恪守生态文明规范
当前,海洋水产业大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衰退的发展局限,各国广泛关注海洋渔业的生态安全和行业管理。21世纪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但盲目扩大规模和投入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比较典型的就是养殖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海洋旅游业等方面的消极影响,生态环境污染不仅制约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养殖区及其毗邻海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
除水质污染外,养殖自身的病害问题也成为影响海水养殖产业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两者之间有内在的关联关系。从客观方面来看,随着海水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张,在养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养殖水域环境的生化、物化条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若这时候养殖品种自身的一些抗逆性出现下降的趋势,病害的发生就成为事实。这一可能性在全球范围内海水养殖业的实践中已被证实,当海水养殖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可能性就演变成必然性。从养殖业自身的产业态势来看,养殖结构、内在物种布局的不合理,局部养殖规模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养殖设施没有及时更新,养殖模式没有进行科学调整,养殖过程中的日常管理不科学,投喂的饲料劣质、过期或者过量,追求短期效益等,都有可能导致水质污染出现,从而加剧养殖病害的发生,进而影响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渔业管理已步入基于生态文明的渔业管理阶段,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政府通过实施渔业确权、发放许可证和规模限定等措施,强化对水域资源和海洋生产力的综合利用。1976年,美国政府将单纯的生产型海水养殖业转变为管理型海水养殖业,也就是要求海水养殖业不仅要满足人类消费的需要,更要重视资源与环境保护。1981年,美国政府进一步将资源与环境管理转变为对从业者的生产经营活动规范的管理,组成了由政府官员、科学家、渔民与其他从业人员参加的联合行动组织,要求人类养殖活动以保护海洋生物资源为前提共同参与渔业管理。近年来,围绕渔业生产和环境安全主题,国际上每年都要召开有关渔业管理和养殖环境保护的会议,试图通过对全球现有渔业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与讨论,倡导用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来指导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试图在保养殖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未来欧盟水产养殖战略”(Strategy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an aquaculture)白皮书,指出欧盟水产养殖的目标是发展更为有竞争力的和环境友好的水产养殖产业,提出了海水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包括:通过新养殖种类和品质的研发,以提高养殖产量;通过大力发展封闭式循环水系统、远岸网箱养殖技术、远岸贝类筏式养殖技术,以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同时,浅海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压力日趋严重,在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时,必须考虑水产养殖;通过官方优质产品标志的广泛、频繁的使用,以及宣传力度的加大,促进市场开发、市场营销;保证产品的安全,修订食品安全法,着重强调公众的健康意识,尤其是加强抗生素及二恶英的监管,加强有毒藻赤潮、病害等方面的研究,尽快解决鱼类养殖过程中的海虱问题;开展动物福利研究;减轻养殖对环境的压力,包括减轻粪便、残饵及氨氮等代谢产物的环境压力,养殖对自然生物资源的压力等;加强海水养殖技术的研发。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海水养殖业历经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面临着近海生物资源衰退、环境状况恶化、水产品品质下降、养殖病害并发、渔业区域亟待拓展等问题,产业发展存在创新能力后劲不足、技术协同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协调性不足、养殖技术推广缓慢等制约因素,不能满足拓展海洋农业区域、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障清洁生产、修复资源环境、提供优质产品、健康持续发展等战略目标现实需要。众所周知,21世纪将是全面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新纪元,合理开发利用海域资源已经成为解决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重要路径。因此,我国海水养殖业将全面进入结构转型期,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优质高效、有区域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之相应的海水养殖业应该是合乎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海水养殖业。而现代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技术、养殖新模式的支撑,因此,产业科技创新迫在眉睫。
基于生态文明的现代海水养殖业可能无法完全解决当前养殖生产中的所有问题,但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保障水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无疑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基于生态文明的现代海水养殖业发展将考虑生物、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理论研究和实施过程具有多变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容易引发多种风险,如水域生态系统的自然风险、产业系统的市场风险和沿海地区的社会风险,需要政府对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进行协调管理。因此,海岸带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其优势在于克服以往的海洋环境管理过于分散的矛盾与弊端,以便更科学地制定海洋管理方面的政策与制度,期望有效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3.现代化、集约化经营已经成为海水养殖业纵深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几十年来,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不仅是我国成为全球养殖业比重超过捕捞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优化了我国海洋渔业的产业结构,使水产业成为丰富城乡居民“菜篮子”的有效途径,而且通过产业发展,有效地提高养殖业户的收入水平。但粗放经营的发展方式,也对海水养殖业带来了恶化养殖环境、水产品质量安全缺乏保障等负面效应。因此,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至今,已经进入了转变产业发展方式,产业升级,促进海水养殖业现代化、集约化的关键时期。
从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水产品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动物蛋白来源的地位日益巩固,且渔业的功能和作用在迅速拓展。世界渔业已进入管理与发展并重、且以管理为主线的时代。一方面,对自然水生生物资源和渔业水域环境的养护已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水产品质安全、生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充分利用现代人类文明的成果,改造和提升海水养殖业的产业素质,成为各国促进本国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渔业国际化程度的必然选择。从海水产品未来需求量来看,《2030年渔业与水产养殖业前景报告》称,目前,全球鱼产品总量的38%用于出口,发展中国家2/3的渔业产品出口到了发达国家。中国是全球主要的鱼产品消费快速增长的市场。预计到2030年,中国鱼产品消费量将占到全球总消费量的38%,包括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鱼产品消费量将占到全球总消费量的70%;2010~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鱼产品消费量预计将减少1%,但由于同期人口总量增长2.3%,该地区水产品消费量将提高30%。面对如此巨大的消费市场与需求量,现代海水养殖业将成为世界渔业的发展方向和主流。
与此同时,我国海洋国土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千米,目前滩涂的利用率只有20%左右,20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利用率仅为0.5%。如何高效开发利用滩涂和浅海资源?如何将海水养殖拓展到15~40米等深线之间海域?如何实现海水养殖业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些都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如何在海水养殖业这个重要的领域中贯彻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的关键议题。
二、研究的目的
鉴于上述背景,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海水养殖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解决目前市场经济中所遇到的困难,解决渔村改革的层次问题,实现海水养殖业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循环具有重大意义。
开展海水高效健康养殖关键技术创新,优化相关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海洋渔业与滩涂开发利用产业的核心,是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
本研究拟在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上,以提升海水养殖业发展质量和产业高度为目标,以提升海水养殖业综合效益为根本出发点,遏制渔业资源衰退和水域养殖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海水养殖业的产业态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生态文明的现实要求,依据规模经济的理论框架,探寻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路径,提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与提高规模效率的具体措施,这是确保我国水产品安全供给和渔民持续增收的现实需要,是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海水养殖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和构建渔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1.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
规模经济的古典解释源自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指出大规模生产有助于产业分工和专业化,而这是提高效率的源泉,其原因在于社会分工降低了劳动转换的时间、提高了个人的熟练程度、提供了劳动者改进工具的可能性,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规模经济可以在资源既定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穆勒(1848)基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阐述了大规模生产的优点。马歇尔(1890)第一次用“规模经济”的概念并系统地阐述了规模经济理论。斯拉法(1925)分析了规模收益递增与递减的原因。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与技术改进,规模收益递减的原因在于土地供给的有限性。科斯(1937)认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能否承担市场交易成本、企业组织成本。威廉姆森(1985)从效率角度分析企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规模大的企业可以将资本市场调节资金流量、提供奖惩激励的两项功能内部化。派恩(1993)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企业竞争战略实施,企业在把大规模生产转变为大规模定制前提下,就能实现同时兼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集成经济。钱德勒(1999)则明确地界定了规模经济的内涵,指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因规模扩大而降低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就产生了规模经济。
2.关于海水养殖业的研究
随着世界范围内水产养殖业成为渔业生产的支柱产业,很多国家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将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作为重要的目标。近年来,海水养殖的发展对海洋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Tenore等(1973)研究了三种经济贝类(紫贻贝、美国牡蛎和硬壳蛤)的生物性沉积物,发现养殖贝类能够增加底质有机物的沉积,提高了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物量。David Lewis(1997)指出孟加拉国现有发展海水养殖业政策对渔民增收作用的有限性。E.Neiland,Neill Soley,Joan Baron Varley,David J.Whitmarsh(2001)认为加强对海水养殖业产业化各个环节管控,注重养殖水域的环境保护,可实现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Joachim Scholderer,Torbjorn Trondsen(2008)通过对挪威水产品需求者消费行为的研究,指出定价和产品开发是海水产品市场质量管理安全性、消费方便性方面现实考量应该重视的主要参数。John Bostock,Brendan McAndrew,Randolph Richards等(2010)阐述了海水养殖业增大产量需要优化新环境以及提高效率。保护越来越少的资源和提高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政策将会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发展。
在海水养殖的可持续发展方面。Smith(2004)认为贝类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Raillard和Ménesguen(1994)通过对法国Marennes-Oleron湾的牡蛎放养量研究发现,随着放养量的增加,生长率呈下降趋势。Dame和Prins(1997)与Ferreira等(1998)分别提出了估算海区养殖容量的NPZ模型和盒式模型。Kirkley等(2003)认为应科学制定海水养殖发展规划,加强对海水养殖业的管理,提升水产养殖效益。Yang等(2004)提出传统海洋养殖业对海洋生态平衡构成危害,需要改变这种粗放式养殖模式,完善海水养殖业发展规划。Hansen等(2008)指出应在海洋资源承载力的范围内健康发展海水养殖业。Jacquet等(2010)认为以需求为导向的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计划必将威胁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1.关于规模经济的研究
国内研究方面,王旭章(1996)分析了苏南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张德茗(1999)认为我国铅锌冶炼产业规模经济水平较低;荣朝和(2001)提出运输业的网络经济由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它们的转化形态运输密度经济和幅员经济共同构成,又各有多种表现形式;杨国亮(2005)分析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聚经济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规模经济主要是指由于横向规模扩大导致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的降低;而范围经济是规模经济的拓展,二者的相容性表现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相关多元化;集聚经济则是规模经济的深化:集群内企业横向规模扩大引致规模经济,纵向规模收缩规避规模不经济。刘明辉和徐正刚(2005)认为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四大”在大客户市场上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本土事务所则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的状态;成刚(2006)从影响中国高校的成本结构的因素分析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既存在总体规模经济,也存在各种产出的规模经济;叶生洪(2007)探讨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和需求刚性约束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如何确定最优经济规模;张小民和吴群琪(2008)认为公路规模与经济产出之间具有广义的分形性质及分维数;朱英明(2009)分析了产业集聚所引致的共有集聚经济、城市化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共有集聚不经济、城市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正相关,共有集聚经济、城市化不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增长显著负相关。许庆等(2011)实证研究表明,在考虑土地细碎化的影响后,我国粮食生产总体而言规模报酬不变,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单位产量、生产总成本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2.关于海水养殖业的研究
(1)海水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总结海水养殖业的成效的同时,理论界开始关注海水养殖业对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造成了海岸和海洋环境污染,董双林等(2000)、杨卫华等(2006)、计新丽等(2000)和宇文青(2008)分别认为海水养殖迅速发展给近岸海域环境和海洋造成了严重污染;其次是海水养殖对环境的影响途径多样化,崔毅等(2005)探讨了投饵和非投饵两种养殖方式自身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虽然与人类其他活动向海洋排污量相比,水产养殖的排污量所占比重还不算大,对于某些局部水域,特别是海水养殖密集区,将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产生叠加作用;最后是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许忠能等(2002)认为水产养殖对养殖海区浮游动植物的种类数目与总个体数均无显著影响,但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并对某些浮游生物种类有促进作用或抑制作用。
在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对策探讨方面,刘丛力、刘世禄(2001)提出:发展集约化养殖提高养殖产量;加快品种改良提高养殖效益;开展健康养殖,控制病害发生;开发优质饲料提高饵料效率。孙娟、杨德利(2011)在分析阻碍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的基础上,从选择优质饲料与科学的饲养方法、明晰海洋环境资产的所有权、降低包含环境成本在内养殖成本、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方面提出加强政府干预、完善管理制度的对策。
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水养殖管理方式提出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了海水养殖的环境友好性。齐占会等(2012)从物质量评估和价值量评估两方面对广东省2009年贝、藻养殖的碳汇贡献进行了定量评估,发现基于贝、藻养殖的碳汇渔业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岳冬冬和王鲁民(2012)分析了2006~2010年海水养殖贝类产量与其形成碳汇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和海水养殖贝类品种形成的碳汇量差异较大;海水养殖贝类产量每增加1个单位,其碳汇量相应增加0.092个单位;李昂等(2013)采用系统综合法对河北省2010年海水养殖贝类与藻类的碳汇能力进行评估,发现通过收获海水养殖贝类与藻类可以实现显著的碳汇作用。
学者们进而评价了海水养殖业的生态系统。朱顺乐(2006)针对海水养殖环境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基于J2EE规范的海水养殖环境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策略和体系结构;蔡惠文等(2009)对国内外养殖环境容量的研究方法以及数值模型在水产养殖环境预测及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评述,并对当前养殖环境容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蒲新明等(2012)构建了基于指标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的海水养殖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的方法与模式,为养殖海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估和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工具;李京梅、郭斌(2012)建立了养殖业生态预警的指标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并使用各个指标的实际观测数据进行初步模拟分析,建议调整我国海水养殖的发展规模、降低海水养殖密度、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管理;苏艺等(2012)通过对河北省昌黎县养殖区内监测站位数据的分析,比较了不同密度养殖区水环境因子,评价了大面积的海水养殖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影响。
(2)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业态的研究。雷霁霖(2006)曾指出,目前我国海水鱼类养殖产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传统养殖周期长,规模化养殖开发滞后;养殖理念提升缓慢;消费和营销习俗特殊;投资观念陈旧;工业化和规模化水平较低。
就每个省的情况而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车斌(2007)利用投影寻踪模型对我国沿海省份的海水养殖产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首先,从海水养殖概况入手,简要介绍了我国海水养殖的基本现状;其次,介绍了投影寻踪模型,该模型应用一般要经过五个步骤;再次,阐述了投影寻踪模型在区域海水养殖产业竞争力综合评价中的应用,并结合评价结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沿海养殖各省份中海水养殖竞争力综合能力强弱的顺序依次是山东、福建、辽宁、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广西、河北、上海和天津。毛振鹏、慕永通(2012)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实地调研为基础,从青岛、汕头两地存在较明显差异的海域使用权属管理、海域使用规划、行业管理、产业转移成本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关于海水养殖产业制度安排的演进过程和趋势进行比较,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安排在不同层次的产业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李权昆、张岳恒(2012)指出了广东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迅速,空间扩散的特点。孙建富、王一夫、张大鹏(2013)指出了2011年海水渔业主导品种在辽宁海水养殖业利用情况。高学文(2013)分析了山东和辽宁两省的刺参养殖产业发展情况。
在海水养殖业发展问题方面,于晓清等(2010)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对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微生物生态分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曾少东(2012)认为,海水养殖用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非法占用海域、擅自从事海水养殖活动破坏和影响了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影响了沿海城市发展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二是简单、粗放的海水养殖浪费周边的资源,污染周边的环境,不利于海水养殖业的长远发展。
沿海地区发展海水养殖业问题各异,宁岳等(2011)指出了对福建海水养殖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存在威胁的一些问题:养殖空间日趋萎缩;养殖品种结构不合理,局部海域超负荷养殖;水产苗种繁育体系建设滞后,苗种生产、流通管理不规范;养殖技术粗放,养殖病害频繁发生;养殖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养殖生产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竞争力弱。王小龙(2011)认为,制约京津地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贺勤志(2013)分析了北部湾海水养殖业在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粗放经营、用药缺乏严格管理、加工工艺落后等方面问题。
海水养殖业发展对策方面,宁修仁等(2007)认为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以良好的海岸带生态环境作为支撑前提,更重要的是在严格执行海水养殖业规划的基础上,养殖规模要适度,推广先进的养殖技术,降低乃至消除养殖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从而实现海水养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李权昆(2008)提出构建海水养殖产业安全体系的具体对策。许罕多、罗斯丹(2010)通过分析智利鲑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路径,提出中国海水养殖产业升级路径的对策。任光超、杨德利(2011)从海水养殖业灾害保障的基本认识出发,探讨了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海水养殖业灾害保障体制构建。赵晟、曾玉华、吴常文(2011)论述了高校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在海水养殖业振兴战略中如何发挥人才、技术和科研优势,为振兴海水养殖业发挥作用。陈雨生、房瑞景、乔娟(2012)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战略措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要基于科学的发展规划,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在改善海水养殖环境的基础上,重视海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重视海水养殖相关技术、工艺的研发与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优化养殖品种结构,提高海水养殖业的产业高度;大力发展深海网箱、工厂化等利于规模经营的养殖模式;构建病灾风险预警的技术支持体系;加大政策扶持,提高海水养殖户生产积极性。孙兆明(2012)认为海水养殖业发展应围绕低碳养殖的目标,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陆基工业化和海基牧业化为支撑,促进海水养殖业从依赖资源发展向依靠技术进步发展转变,使海水养殖产业发展呈现出兼顾生态与质量、区域统筹发展,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态势。
章薇婷(2013)总结了浙江省财政支持海水养殖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做法:实施现代渔业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对虾类、海水蟹类、海水贝类等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主导产品;实施水产种子种苗工程,培育良种原种场;支持开展养殖生产设施和装备建设;支持加强水产品质量监管;支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何晶、杨林(2013)认为,加强财政政策的助推作用,应当成为当前山东省推进海水养殖业转型升级的正确选择,要做到: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继续推进科技兴海战略,加大财税政策支持科技开发与推广力度;加快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为养殖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载体;加大海水养殖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力度;调整财税政策,完善渔业风险保障机制。
(3)关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周井娟和林坚(2008)采用1949~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水养殖产品产量的波动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水产品市场价格和技术进步对产量变动影响显著,养殖面积、固定资本和养殖专业劳动力的投入对产量影响不显著。徐忠和李艳红(2013)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方法,证明了苗种支出、养殖面积和养殖技术对海水养殖业产出的影响最为显著。蒋逸民等(2013)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海水养殖面积与产量之间的相关性。徐忠、李艳红(2013)基于2012年鲆鲽类主产区的分层抽样调查,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方法,对半滑舌鳎养殖产业要素投入和产出进行计量分析。李京梅、王磊(2013)基于山东省凡纳滨对虾养殖业的环境影响,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将凡纳滨对虾养殖业中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并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一步估算了该省凡纳滨对虾养殖业的最优产量。陈京婷和杨宁生(2013)运用SWOT模型分析发现山东海水养殖业发展中的不足,认为今后的发展应该注重质量安全、发展低碳养殖、完善区域规划和安全监管,实现可持续发展。
(4)关于海水养殖业产业化发展研究。王淼、潘学峰(2003)分析了海洋渔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商品基地推动型、市场辐射型、科技进步示范型、中介组织带动型、加工出口牵动型、“拳头产品”带动型以及渔港依托型。赵晟(2007)通过对“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中各部分组织形式进行逐一分析,并结合番阳县的实际产业化运作模式,认为“养殖基地”的规模效应突破了传统的渔业养殖面临的资金、技术、销售等“瓶颈”。大规模的养殖提高了农户的议价权,保障农户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张耀光、刘锴、刘桂春(2009)研究了“獐子岛模式”,即“公司+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养殖户”的“五合一模式”。孙吉婷、赵玉杰(2011)分析了碳汇渔业对拉动经济的显著效用,提出了发展碳汇渔业的主要模式:养殖浮游植物、养殖滤食性动物、实行海洋生态系统立体化养殖、实施海洋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为海水养殖业产业化模式提供了新思路。韩立民、张静(2013)阐述了海水养殖产业化的三种模式:生态、集约和高效的生产模式,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模式,以企业和产业化组织经营为主体的产业组织模式。
在推进海水养殖业产业化发展对策方面,黄木现、俞永跃、尤永生(1998)指出要从组织形式、发展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推进海水养殖业产业化,重视拓展渔业产业链、建设龙头企业、培育水产业市场、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工作。王淼、权锡鉴(2002)认为适用于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策略有:确立主导产业,发挥特色优势;扩大渔业生产经营规模;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现代渔业;建立服务体系,保障战略实施;健全政策法规,加大政府支持。杨林、马顺(2011)从分析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入手,提出了适用于海水养殖产业化发展的推进策略。林香红、陈刚、宋维玲(2012)基于“十二五”期间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政策、海域安全、质量等制约因素,提出了针对海水养殖业产业发展的策略。徐艳虹(2013)认为我国海水养殖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研为先导,调整养殖品种结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提高质量、科学规划、法制管理为目标。
(5)关于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内涵的研究。杨鸣等(2005)认为,海水养殖业标准化的内涵包括技术、产品和环境三个层面,即构建“品种优良、苗种优质、饲(饵)料健康、用药合理”的养殖技术标准化体系,“养殖结构科学、养殖水质生态调控技术和生态防病技术高效”的生态标准化体系与“零排污、无公害”的环境标准化体系。王玮等(2010)认为海水养殖业标准应分布于产前、产中、产后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资源环境、养殖设施、养殖过程、水产品加工整个产业链条,均需要规定严格的行业标准。卢昌彩等(2011)认为海水养殖业标准化是以海水养殖技术和实践为基础,运用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则,把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成标准,并将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在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提高海水养殖业产业素质和水平,从而获得最佳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杨军等(2013)结合宜昌市现代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基地建设的实践,认为标准化的水产养殖是指通过制定达成共识、具有合理性、可操作性的共同规则,从环境管控到苗种选用、饲料使用均需要制定相关标准,使养殖生物保持最适宜生长和发育的状态,实现减少养殖病害发生、提高水产品质量的一种养殖方式。
实践中,王立东(2007)认为目前部分省份海水养殖标准化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由于各有关部门对标准化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生产者对标准的基本常识理解不透,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尚未健全等原因,导致海水养殖业在养殖技术、渔饵喂料配方和病害防治用药等方面的不一致,水产品的成品质量差异也很大。宋怿(2009)认为我国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海水养殖标准建设队伍发展滞后、经费投入不足、水产养殖标准管理及运行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着力完善标准管理体制、建立标准管理人员考评机制、标准与科研相结合机制、标准实施推广激励机制是实现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的迫切要求。方平(2012)在总结国外海水养殖业标准化发展基础上,提出在海水养殖发展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海水养殖业标准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工作,抓紧制订海水养殖业生产各环节的标准或操作规范,尽快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国际市场的标准体系。
(6)关于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研究。葛欣、张小栓、傅泽田(2002)主要分析了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对海水养殖业产业化的经济信号做出宏观调控反应的行为。主要有战略规划行为;政策、组织和自己支持行为;信息引导和项目示范行为;渔民利益、渔业资源和龙头企业利益的保护行为。刘洪滨、孙丽、齐俊婷、杨凤丽(2007)对中韩两国海水养殖业的历史变迁、政策进行研究、对比,提出中韩两国应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履行《中韩渔业协定》;成立专门渔业外交部门,探索双方沟通新机制,维护渔民合法权益;加强双方技术合作,鼓励发展水产养殖业。
唐议、邹伟红(2009)通过分析海洋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政府加强海洋渔业管理保护生态系统的建议: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科学研究;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逐步建立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开展多部门合作和国际合作。卢昆(2011)从粮食安全视角,阐述了政府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并指出对于海水养殖业的经营者而言,注重高端特色品牌、加快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订单渔业、经营模式多样化等是提高海水养殖业市场竞争力的正确途径。
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对海水养殖业给予了重视,国内学者对海水养殖业的研究也由浅入深,并逐渐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但已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系统进行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研究相对较少。查阅到的文献资料中,大多为当地的渔政部门工作人员或者当地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其关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当地的海水养殖业发展;对全国范围内的海水养殖业进行研究的不多,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二是现代海水养殖业产业发展的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大多数是定性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对策,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效率评价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鉴于上述特征,本书拟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研究海水养殖业可持续高效发展的对策,试图运用生态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成就,衡量规模效率,发现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与症结性矛盾,探寻工业化养殖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推进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的产业政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升我国海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主要内容
随着海洋资源的日益紧张,特别是海洋捕捞获得海水产品相对规模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海水养殖业日渐成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海水产品需求的主要行业,在生态文明背景下,海水养殖业向科学化、集约化发展成为必然。本书以海水养殖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规模经济、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起点的基础上,阐述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态势,审视海水养殖业在生物资源养护、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技术创新、产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根据“四化同步”的基本原则,探寻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逻辑机理与实施路径。
本书分为八章。
第一章为导论,从现实的海水产品需求、资源与环境约束、产业升级等角度阐述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进而查阅资料,梳理规模经济、海水养殖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夯实研究基础,确定评价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的研究方法,总结创新之处。
第二章分析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基础理论。在介绍海水养殖业的内涵、类型与产业发展要素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的现实意义,指出现代海水养殖业是海水养殖业产业升级的具体方向,而发展规模经济是海水养殖业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然路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生态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是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理论依据。理论上,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模式主要包括工厂化养殖、海水网箱养殖、海水池塘养殖、浅海筏式养殖、浅海底播养殖。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涉及环境、资源、市场、科技、投资、政策等诸多方面,其发展规模经济必须统筹安排、系统考虑、科学谋划。
第三章回顾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的概况与成效。从海水养殖业的品种结构、养殖面积、养殖产量、养殖产值等方面介绍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概况,总结海水养殖业已经取得的主要成就,梳理我国海水养殖业在养殖环境、海洋生态灾害、产业结构、水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借鉴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国际经验。基于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现状,梳理发达渔业国家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通行做法: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发展海水养殖业;创新养殖技术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政府的监管与支持不可或缺。上述做法对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规划制订、公共服务、科技创新、生物资源养护产生了较好的启示。
第五章阐述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探索与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通过培育优良品种、提高养殖利润、创造市场绩效,推进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不断完善、创新养殖模式,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防治病害降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风险;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成为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新动力。但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在经济效益、良种培育、养殖方式、病害防治、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海水养殖业的高端发展。
第六章实证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的规模效率。在介绍DEA方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分析运用DEA方法评估效率的利弊,构建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模型。进而建立海水养殖经营规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变量,进行数据处理,最后运用DEA方法实证分析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确定海水养殖效率最优情况下的规模。结果表明,海水养殖技术水平过低是导致我国当前海水养殖规模差异的主要原因。短期来看,我国海水养殖业应适度规模经营,着重提升海水养殖技术水平,改善资本、鱼苗、海水养殖面积规模的生产效率。从长远来说,应当实现海水养殖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提升海水养殖的规模效率,实现规模经济。
第七章明确提出中国海水养殖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率的路径是进行工业化养殖。在预测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未来方向的前提下,指出工业化养殖成为当前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选择,进而系统提出我国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措施与配套措施。
第八章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以及提高规模效率的具体对策。首先在梳理产业化运营对于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推进机理的前提下,提出产业化运营推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具体措施: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系列化加工、工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其次,以技术创新促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可持续性。第三,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运用工业经营管理理念,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率。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是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具体包括:重视政府在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进程中的协调与规制作用;以保护—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系统为原则,优化养殖模式;以科技成果转化夯实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技术支撑;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和流通业,提升规模效益。
二、研究方法
(1)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研究基于规模经济、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在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起点的基础上,阐述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态势。
(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定性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概况与成效的基础上,建立海水养殖经营规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定量分析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确定海水养殖效率最优情况下的规模。
(3)统计分析法。运用相关统计数据,从海水养殖业的品种结构、养殖面积、养殖产量、养殖产值等方面准确阐述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概况,总结了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方面已经取得的主要成就。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在内容方面:
(1)从生态、经济、技术三个维度确定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内涵。从经济角度看,改变传统海水养殖业一家一户分散养殖的格局,规模化经营,重视产品的可追溯性和品牌效应,养殖过程中饲料、苗种统一供应,统一防疫,从市场、水质、饲料、鱼种和渔场管理五方面提高海水养殖业生产效率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净效益最大化;从技术角度看,它是指在海水养殖业中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装备,使落后的、粗放的传统海水养殖业转变为先进的、集约式的现代产业的过程;从生态角度看,它是在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和维护生态环境,实现双赢的过程。
(2)运用DEA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海水养殖规模效率,确定了海水养殖效率最优情况下的规模,指出适度规模经营是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不变法则。我国不应盲目扩大海水养殖规模,应采用适当的养殖规模,长远来看,应当实现海水养殖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改善海水养殖业的规模效率,实现规模经济。
(3)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成就与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海水养殖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率的路径是进行工业化养殖,并从实现产业生态化、装备工程化、技术现代化、生产工厂化、管理工业化层面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通过产业化运营,深化海水养殖业的专业化分工、整合关联产业;运用工业生产品牌化理念,推进水产养殖特色化;以工业生产标准化提升海水养殖业的产业高度;以技术创新保障海水养殖业工业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借鉴工业市场营销理念,推进海水养殖业市场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