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概况

第三章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的概况与成效

我国的海域面积居全世界第四位，邻接大陆海域分别是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渐次跨越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三大气候带，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水深在200米以内适宜于水产业生产的大陆架面积为227万平方千米，沿海滩涂宽广，适宜于养殖的面积有133.33万公顷，为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我国的海水养殖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59年我国就提出了开展淡水和海水养殖，肯定了“以养为主，积极发展捕捞”的方针，养殖总量不断增长，所占比重稳步提高，1980年养殖产量是1960年的约2.2倍，而同期海洋捕捞产量是1.3倍，这说明渔业产业政策调整的效果正逐步显现。面对由于过度捕捞对渔业资源破坏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于1985年再次确定了“以养为主”的战略安排，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海水养殖所占比重超过海洋捕捞的成绩，同时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2000年修改后的《渔业法》进一步规范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2003年通过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提出提高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2006年为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实施“九大行动”的意见》（农发〔2006〕2号）精神，确保水产养殖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各项措施取得实效，农业部制订了《水产养殖业增长方式转变行动实施方案》。这些法规和政策对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2005年，国内养殖水产品的产量占总体产量的66.7%。 2006年养殖产量3　593.95万吨，占总产量的比重达到68%。从此以后，我国海水养殖业均以绝对优势占据海洋渔业的重要位置。2012年3月《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经国务院批准，其中渔业规划目标是：至2020年，沿海各地区要逐步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基本遏制渔业资源衰退和濒危物种数目增加的趋势，继续实施捕捞控制政策，捕捞能力、捕捞产量充分考虑渔业资源的可承受能力，继续拓展海水养殖用海的功能区面积，面积不能低于260万公顷。由此可见，从海洋渔业的长远发展来看，海水养殖业无疑成为我国发展海洋渔业的战略重点。

第一节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概况

一、养殖品种、结构

我国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和渔业水域。四大海域有海洋生物3　000多种，其中可捕捞、养殖的鱼类有1　694种，经济价值较大的有150多种。四大海域15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和滩涂面积有12万平方千米，潮间带面积2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1.8万千米，加上岛屿岸线1.4万千米，共3.2万多千米，可供捕捞和养殖生产的渔场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目前，滩涂的利用率只有20%左右，20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利用率仅为0.5%，海水养殖业发展潜力巨大，是解决我国未来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我国养殖品种增多，据初步统计，目前海水养殖的鱼类、甲壳类、贝类、藻类等品种有70多种，纳入统计体系的主要种类如表3－1所示。

据《中国渔业年鉴（2013）》资料，2012年，全国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　643.810　5万吨，占海水产品产量的54.19%，2011年这一比值为53.35%。其中，2012年海水养殖的鱼类产量102.839　9万吨，甲壳类产量124.954　4万吨，贝类产量1　208.439　3万吨，藻类产量176.468　4万吨，其他类31.107　5万吨，2011年、2012年养殖产量中贝类、藻类所占比重合计达到84%。从养殖面积来看，这两年贝类的养殖面积所占比重接近70%，这充分说明我国海水养殖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以养殖贝类、藻类为主。具体内容见表3－2。

表3－1　我国海水养殖的种类

资料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表3－2　2008～2012年我国海水养殖的品种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二、养殖面积

近年来，我国海水养殖业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海水养殖的产量也超过了海洋捕捞的产量，成为海洋渔业产量的主要来源。海水养殖需要投入一定的海域，海水可养殖面积也与海水养殖的产量密切相关。从以下各表中可以观察到我国海水养殖的海域面积投入状况。

1.海水养殖面积的总体概况

近几年来，我国海水养殖面积逐年增加，已从1999年的1　094千公顷，增加到2012年的2　180.927千公顷，原因主要在于产量分布不均导致低值产品必须扩大养殖范围，所以即使是在1993年大规模暴发养殖病害时，我国也未能抑制养殖面积的增长。表3－3反映了1999年以来我国海水养殖面积变化的情况。

表3－3　1999～2012年海水养殖面积　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00～2013）。

2.海水养殖的水域分布

从便于统计的角度，按水域划分，海水养殖业分为海上养殖、滩涂养殖、其他养殖。这里所说的海上养殖是指在低潮位线以下从事海水养殖生产活动，滩涂养殖是指在潮间带间从事海水养殖生产活动，其他养殖是指在高潮位线以上从事海水养殖生产活动。表3－4反映了2011～2012年海水养殖面积的增长变化情况。2012年海水养殖面积增长了75　545公顷，其中主要是海上养殖面积增加，海上养殖面积达到1　216.714公顷，占全部养殖面积的55%。从养殖方式来看，导致养殖面积增加的主要是普通网箱养殖与工厂化养殖，其中普通网箱养殖从2011年的21　180.352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39　831.261平方米，增长率为88%；工厂化养殖从2011年的14　904.654立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19　243.855立方米，增长率近30%。

表3－4　2011～2012年海水养殖面积　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3.海水养殖的省域分布

由于海水养殖业的区位要求，我国海水养殖大部分选择在近岸水域，并主要是滩涂养殖和港湾养殖，主要产地布局在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份，但沿海各省份发展参差不齐，浙江、江苏、广东的海水养殖面积逐年降低，如江苏的养殖面积由2011年的201.073千公顷降低到2012年的199.352千公顷，浙江的养殖面积由2011年的90.839千公顷降低到2012年的89.747千公顷，广东的养殖面积由2011年的203.410千公顷降低到2012年的201.834千公顷。而山东、辽宁的养殖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如山东的养殖面积由2011年的512.126千公顷增加到2012年的523.705千公顷，增加了11.579千公顷；辽宁的养殖面积由2011年的751.387千公顷增加到2012年的813.035千公顷，增加了61.648千公顷。

表3－5　沿海各省份海水养殖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08、2013）。

从表3－5的数据可以看出，山东的海水养殖面积在全国居于首位，2007年占到了全国总面积的30.5%，将近1/3。2011年、2012年山东的海水养殖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4。且山东的海水养殖面积增长绝对值居于全国前列，相对增速也处于全国前几位。这充分证明了山东省海水养殖业在全国的龙头地位。

再从沿海各省份的具体养殖水域来看（表3－6），辽宁的海上养殖面积最大，为611.668千公顷，占全国海上养殖总面积的50.3%，其次是山东，占全国海上养殖总面积的25.6%。山东的滩涂养殖面积最大，为191.405千公顷，占全国滩涂养殖面积的27.7%，其次是江苏和辽宁，占全国滩涂养殖总面积近19%。从集约化养殖方式的省份分布来看，山东的优势比较明显，该省深水网箱养殖几乎占到全国这一养殖方式的50%，工厂化养殖占到全国这一养殖方式的37%。福建的普通网箱养殖面积达到5　660　178平方米，占全国这一养殖方式的74%。山东的普通网箱养殖面积为5　505　834平方米，占全国这一养殖方式的13.8%。

表3－6　2012年沿海省份海水养殖的内在结构　单位：千公顷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三、养殖产量

随着科技进步，我国海水养殖业从小到大，由单一品种到多品种，并逐渐向设施渔业、海洋农牧化的方向发展，海水养殖产量已由1999年的974.298　5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　643.810　5万吨。表3－7显示了1999～2012年我国海水养殖业产量增长情况。

表3－7　1999～2012年海水养殖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00～2013）。

从养殖水域来看（表3－8），海水养殖业产量主要来自于低潮位线以下海上养殖。2012年全国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　643.810　5万吨，其中55%来自于海上养殖，滩涂养殖占34%。山东的海水养殖产量为436.244　3万吨，占当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26.5%；福建的海水养殖产量为332.659　5万吨，占当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20.2%。山东的海水养殖中近70%来自于低潮位线以下海上养殖，福建的这一比重为63%，这说明我国海水养殖业产业高度相对较低。天津的海水养殖业主要来自于海珍品的养殖。

表3－8　2012年按养殖水域划分的海水养殖产量　单位：万吨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从养殖方式来看（表3－9），我国海水养殖主要是筏式养殖与底播养殖。2012年筏式养殖达到453.727　1万吨，占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27.6%；底播养殖达到440.904　6万吨，占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26.8%。由于海水养殖业的区位特征与自然条件要求，各省份采取多种养殖方式。山东省海水养殖业中通过底播养殖方式获得的产量是170.676　8万吨，占该省海水养殖总产量的39.1%；通过筏式养殖方式获得的产量是150.371　0万吨，占该省海水养殖总产量的34.5%。福建省通过筏式养殖方式获得的产量是114.577　6万吨，占该省海水养殖总产量的34.4%。广东省通过池塘养殖方式获得的产量是51.152　5万吨，占该省海水养殖总产量的18.6%。辽宁省通过底播养殖方式获得的产量是99.828　1万吨，占该省海水养殖总产量的37.9%。深水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对于沿海各省份海水养殖业的贡献微乎其微。

表3－9　2012年按养殖方式划分的海水养殖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从养殖品种的产量来看，虽然我国海水养殖品种的总量均表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从内在结构可以发现，我国海水养殖业产量主要来自于贝类和藻类。表3－10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一业态。其中，贝类在海水养殖总产量中比重基本上保持在75%左右，藻类占10%的水平。营养价值相对较高的鱼类、甲壳类比重一直徘徊在5%～6%的水平上。海参等海珍品所占比重不到2%，2011年为27.652　4万吨，2012年为31.107　5万吨。

表3－10　2008～2013年全国海水养殖产量表　单位：万吨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09～2013）。

四、养殖产值

单从产量这个指标还不足以完整地表明我国海水养殖业的产出，还应该计算海水养殖业的总产值，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加以考虑。随着海水养殖业发展，海水养殖量在我国水产品养殖总量中占比稳定在40%左右，并保持年均5%～8%的增长速度。海水养殖业的产值：2003年为733.75亿元，2004年为797.37亿元，2005年为941.95亿元，2006年为965.71亿元，2008年为1　263.37亿元，2010年为1　650.60亿元，2011年为1　931.36亿元，2012年为2　264.5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0.5%。表3－11反映了2011年、2012年的海水养殖业的产值与增加值的变化情况。

表3－11　2011～2012年海水养殖产值与增加值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再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海水养殖产值占当年渔业经济总产值的13.1%，占渔业产值的25%，这两个指标在2007年的数值分别是11.1%、21.3%。2012年海洋捕捞产值占当年渔业经济总产值的9.9%，占渔业产值的18.9%，2007年海洋捕捞产值占当年渔业经济总产值的10.18%，占渔业产值的19.6%。这说明，海水养殖业在海洋渔业中绝对规模、相对规模稳步增长，产业地位逐步提升，海水养殖业产值在绝对量与相对量上都已经超过了海洋捕捞业，成为海洋渔业中的主导力量。

从沿海各省份的海水养殖业的产值来看（表3－12），2012年山东省海水养殖业的产值达到655.607　0亿元，居第一位，占全国海水养殖业总产值的28.95%。福建省海水养殖业的产值为436.471　583亿元，居第二位，占全国海水养殖业总产值的19.27%。从产业增加值来看，2012年山东省海水养殖业增加值达到399.920　3亿元，居第一位，占全国海水养殖业增加值的30.57%。福建省的这一比重为18.65%，居第二位。

表3－12　2012年沿海各省份海水养殖业产值　单位：亿元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13）。

第二节　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的主要成就

综上所述，我国海水养殖业长期以来处于稳步发展态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继续大力实施“以养为主”的战略方针，积极推进海水养殖业的多品种、多模式、工厂化和集约化发展，不但有效解决了我国水产品有效供给问题，而且夯实了我国作为世界渔业生产大国、水产品出口大国和第一海水养殖大国的战略地位。

一、海水养殖业是我国成为世界海洋渔业大国的重要支撑

2013年FAO发布了2011年世界水产养殖概况（表3－13）。统计结果显示近10年，水产养殖产量每年以5.2%～7.7%的速度增长。2011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达6　270万吨，比上一年增长6.2%。其中，亚洲水产养殖产量达5　550万吨，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88.5%，美洲和欧洲分别占4.7%和4.3%。世界水产养殖的产值达130亿美元，其中藻类养殖产量为2　100万吨，产值5.5亿美元。

表3－13　世界水产养殖产量（2001～2011年）　单位：万吨

就世界范围来说，水产养殖是动物食品生产部门增长最快的产业，其增速超过人口增速，来自水产养殖的人均供应量从1970年的0.7千克增加到2006年的7.8千克，年平均增长率为6.9%。水产养殖业已经超过捕捞渔业作为食用鱼的一个来源。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年产量不足100万吨的产业，发展到2011年报告的产量达到6　270万吨，产值近900亿美元，年增长率近7%。2012年，世界食用鱼供应的1/2来自水产养殖。世界水产养殖主要在亚太区域发展，占世界产量的89%和产值的77%。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巨大产量，其占全球产量的67%和产值的49%。^[1]

我国在1990年首次实现了海水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截至2013年，20余年间我国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大约为70%。在我国，90%的食用鱼产量来自于水产养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渔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水产品产量连续30余年居世界第一。中国水产品产量之所以能够连续多年占世界水产品总量的1/3，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养殖业的产量多年来一直占到世界养殖总产量的70%以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同时，用于海水养殖动物的人工配合饲料所需原料主要来自水产动物加工废弃物、非经济鱼类、农副产品和食品加工后剩下的人们不能食用的下脚料，如榨取和提炼大豆油后剩下的豆饼和豆粕，生产花生油后剩下的花生饼和花生粕，酿酒后剩下的酒糟，禽类加工后剩下的羽毛等。海水养殖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含优质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酸的水产品，另一方面高效利用了人们不能食用的“食物”副产品。可见，海水养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意义重大，海洋生物资源对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贡献必将越来越大。

二、科技在提升生产要素品质方面的效应渐行渐近

我国海水养殖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除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保障之外，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我国水产领域成果的80%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是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担负着全国水产业重大基础、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研究的任务，全院现有海区研究所3个、流域研究所4个、专业研究所2个、增殖实验站4个及院部共14个单位，与地方共建了5个研究机构，分布在全国的12个省（市）。建院以来，全院培育了一大批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科技成果，有560多项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其中国家奖56项。全院以占全国水产科研单位约20%的科技人员，取得占全国水产行业50%以上的国家奖和省部级成果奖，为我国水产业快速发展、渔民持续增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选育水产优良品种，支撑海水养殖业健康发展。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引进、驯化或育成了大菱鲆、史氏鲟、“夏奥1号”奥利亚罗非鱼、“黄海1号”中国对虾、“黄海2号”中国对虾、“太湖1号”青虾、松浦镜鲤、鳗鲡、哲罗鱼等20余个优良新品种（品系），育种技术进一步熟化，为规模化育苗奠定了基础，并迅速转化和应用，加快了这些新品种、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有力地支撑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其中大菱鲆、鲟鱼、罗非鱼已经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元的产业规模。其次，建设高效低耗养殖设施，推进现代渔业健康养殖模式。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的支持，建立了复合池塘养殖生态系统、淡水鱼类原良种场设施与水体自然净化系统等一批健康养殖设施系统，有力地促进了苗种产业的发展，提高苗种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及标准化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生态效益。健康养殖理念得到深入，为当前我国池塘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如复合池塘养殖生态系统的示范推广，使养殖产量提高30%，生产出优质鱼类98.1吨，向市场提供了大量优质安全的水产品，有利于保障人民对优质动物蛋白的需求。实现销售收入173.88万元，经济效益提高了15%以上。节水效果达到28.6%以上，污染物减排达到30%以上，改变了池塘养殖药物无度滥用而造成环境污染恶化、修复困难以至于水资源难以持续利用的局面。第三，深入开发绿色饲料及添加剂，为生态型养殖提供技术支撑。为提升水产养殖饲料利用率，稳定鱼苗水质环境，减少污染，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开发了十余种绿色饲料及添加剂。如水产饲料新蛋白源与高效配合饲料、渔业环境微生物生态调节剂、渔业水环境生物净水剂等。其中黄海所开发的海水鱼类绿色饲料添加剂使鱼的成活率提高10%，增长率提高18%～22%，饲料系数达到0.9～1.0，养殖排放水质BOD、COD、氮和磷的排放量分别减少15%左右。这些高效饲料及添加剂不仅提升了饲料利用和饲料加工的科技含量，支撑了水产养殖农牧化发展，对我国高密度集约化养殖条件下，降低养殖成本，减少因营养不平衡引起的病害，提高生产率，有效降低养殖排泄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的一套完整的科技推广网络开始形成，省、县渔业主管部门通过政府推动、项目带动、专家负责、技术指导员包户的形式，紧紧围绕“河蟹、对虾、罗非鱼”等主导品种和“测水养殖水质调控技术、优质苗种生产技术、健康养殖技术、水产食品安全技术”等主推技术，通过部级专家—省级专家—县级专家—技术指导员—示范户—辐射带动农户这条科技“传送带”，把先进、实用的增产、增效技术和科技成果输送到了田间地头和农民的手中，使示范户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均达到90%以上，示范户养殖收入比上年提高10%以上。

据测算，海水养殖业新增产值中，科技贡献率为41%，其中饲料应用和技术改进贡献占65%～70%。而从渔业科研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分析中可知，目前的投入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上来说都处于偏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为此，我国应加大投入，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保证渔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海水养殖业成为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海水养殖业已成为我国调整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的主要支撑。“十二五”期间，全国水产品产量由“十五”期末的4　279万吨提高到2012年的5　907.68万吨。新增产量主要来自于水产养殖，养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由67%提高到72.6%，从事养殖业的人口1　300余万人。海水养殖与淡水养殖获得了同步发展，目前海水养殖量在我国水产品养殖总量中占比稳定在40%左右，并保持年均5%～8%的增长速度。海水养殖业已经成为我国转移渔业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世界渔民和养殖渔民人口为3　800万人，我国渔业劳动力达到1　300万人，净占世界渔民（含养殖渔民）的1/3。近几年仅对虾养殖就吸纳就业接近50万人。渔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93元增加到2012年的11　256元，高出同期农民人均收入3　000多元。可以说，海水养殖业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水产业生产走上了富裕之路。随着养殖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推广，大水面养殖、深水区养殖、冷水性鱼类养殖、休闲旅游观光复合型养殖将不断发展，海水养殖业在培育特色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中的战略作用将越来越大。

四、海水产品冷链流通体系初步建成

海洋水产物流贯穿海水产品整条供应链，是将生产、采购、运输、仓储、库存、装卸搬运以及包装等活动综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集成式过程。水产品物流是食品物流体系中专业性较强的物流行业，它既有一般商品物流的基本特征，又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海水产品的自然特性（贮存期短、易腐烂变质等）决定了海洋食品物流同一般的物流相比有一些特殊性，海水产品的物流体系必须建立在冷链物流的基础上。海水产品获得之后，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分销、零售等环节始终处于适宜的低温控制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证水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减少损耗、防止污染。目前，全国有近2万座冷藏库，总容量达到880万吨的冷库，其中140万吨为冷却物冷藏量，740万吨为冻结物冷藏量；1　910辆机械冷藏列车，20　000辆机械冷藏汽车，冷藏船吨位10万吨，集装箱的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00万标准箱。逐步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主体，加工、配送、零售为核心的市场交易物流体系，并形成了以沿海大城市群为中心的三大区域性物流圈：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和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物流圈；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物流圈；以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物流圈。目前，我国有专业水产批发市场340多家，国家定点水产批发市场20家，通过批发市场流通的比例超出50%，但承担全国70%以上生鲜水产品批发交易功能的大型批发市场、区域性配送中心等关键物流节点，缺少水产品的冷冻冷藏设施。2012年，水产流通产值达到3　451.6亿元。年交易额1亿元以上的水产品交易市场由2001年的57个增加到2010年的150个，市场成交额更是由2001年的340.8亿元骤增至2010年的2　096.6亿元。并且水产品产业市场呈现出集聚特性，山东、浙江、江苏、广东、上海、辽宁规模以上水产品交易市场活跃，年成交额均逾百亿元，六省市水产品专业市场交易额占全国市场交易总额的72%。大型海洋食品加工企业开始应用国际先进的冷链物流技术，从加工、冷却、冻结等环节实施低温处理起步，逐渐向储藏、运输、批发和零售环节延伸，向着全程低温控制的方向快速发展。

五、海水产品加工业日趋专业化、系列化

我国海水产品加工技术不断进步。由原来简单的对鱼虾的保鲜、冷冻发展到目前的包括冷藏、冰鲜、腌制、熏制、罐制、调味熟制、鱼糜加工、药物与保健品、鱼粉与饲料、海藻化工等在内的专业化、系列化的庞大行业。据《中国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我国的水产品加工业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在水产品加工企业数量、水产品加工能力及水产品加工产值等方面都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表3－14）。我国水产品加工产业的快速增长，为改善我国渔业产业结构，延长海洋农业产业链，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

表3－14　2002～2012年我国水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发展态势

（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03～2013）。

据《中国渔业年鉴（2013）》的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数量达到9　706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　737家，水产品加工能力达到2　638.0万吨。2012年，用于加工的水产品的总量为2　135.81万吨，其中海洋水产品1　625.00万吨，约占76.08%；水产加工品总量1　907.39万吨，其中海水加工产品1　563.40万吨，约占81.97%，水产加工品的产值由2002年的76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　147.72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9%。2012年，水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渔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18.2%。

第三节　我国海水养殖业存在的问题

一、养殖环境问题

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污染养殖环境的问题日渐突出。《中国渔业生态环境质量公报》的监测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渔业水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但局部渔业水域污染状况一直没有明显的好转。不仅陆源污染对海水养殖业的生态产生严重威胁，海水养殖业自身的环境污染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大部分河口、海湾以及大中城市邻近海域污染日趋严重。2012年我国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6.7万平方千米，比2000年的2.9万平方千米增加了1倍多，尤其是近年来，渤海石油污染呈现加重趋势。2011年6月4日，渤海海域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污染6　200平方千米海面，其中超过870平方千米海面属于劣4类水质，严重破坏渤海海域生物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沿岸海水养殖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

海水养殖对近岸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养殖水体自身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主要表现为营养物的污染、药物的使用污染以及底泥的富集污染；一是对近海水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主要表现为对近岸海洋生物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沿岸滩涂、红树林资源的破坏，以及养殖水体自身不完整的生态结构所导致的养殖系统生命力脆弱、易遭病害侵袭等。这些养殖污染进一步影响沿岸正常的生态环境，使得生态环境恶化，水域生物多样性减少，这样状况得不到改善，随着时间的延伸，近海生态系统结构将发生改变^[2]。

1.对养殖水体的影响

（1）营养物引致的污染。水产养殖过程中饵料废物是以有机或无机物的溶解态和颗粒态（固态）存在，其总量可用生物分析和化学分析进行估算^[3]。水产养殖过程中的污染物主要是残饵、粪便和排泄物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即N、P，还有悬浮颗粒物及有机物。Braaten研究发现在海水网箱养殖鲑鱼中，投喂的干湿饲料中未被养殖物种食用的比重有20%，成为输出废物^[4]。海水养殖过程中，未被摄食的饲料和排泄物进入海水形成沉积物，而沉积物中有机营养物质的富集使厌氧细菌大量繁殖，对沉积物中的有机物质进行分解，向水体释放氮、磷等营养物质，海水透明度下降，水体富营养化，为赤潮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他许多学者也对滩涂养虾的饲料食用率作过研究，表明当虾八成饱时饲料损失率为14%～16%。由此可见，水产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粪便的废物数量相当可观。许多研究表明，水产养殖外排水对邻近水域营养物的负载在逐年增大，排出的N、P营养物质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Tovar等曾对海水精养营养负载作过计算，得到当养殖1吨的鱼时，外排的TSS为9　104.57千克，POM为235.40千克，BOD为34.61千克，三氮为14.25千克，P为2.57千克，这些研究表明水产养殖对自身水体及邻近水体的污染相当大。有人曾作过统计，意外发现我国沿海赤潮发生的规律与虾养殖产量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全国废水排放量却没有相关关系。海南岛东部地区的高位池养虾养殖的密度很大，饲料中拌有大量抗生素，即使是管理最好的养虾场，也有30%的饵料未被摄食，残饵溶生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是对虾池及其邻近浅海的主要污染源。加上排泄物发酵和病菌繁生等，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2）药物污染。Solbe报道英国水产养殖中使用的化学药品达23种。而1990年挪威在养殖上使用的抗生素比农业上使用的还要多。水产养殖过程中使用的药物会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散失到环境中，造成环境短期或长期的退化。例如，珠江三角洲沿岸曾经大量使用CuSO4来治理虾病，造成现在该地区水环境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Cu污染。海南岛东部地区海水养殖也使用了大量的药物，如高位池养虾，必须施化肥和粪肥，用石灰、福尔马林、硫酸铜等清洁虾池。水产养殖过程中使用的药物会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散失到环境中，造成环境短期或长期的退化。对于一些低浓度或性质稳定药物的残留，可能会在一些水生生物体内产生累积并通过食物链放大，对整个水体的生态系统乃至人体造成危害。

（3）底泥富营养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水产养殖底泥中C、N、P的含量比周围水体沉积物中的含量要明显高出很多，而且，底泥中经常可见残饵。这说明，水产养殖改变了底质的运输和沉积方式及溶氧状态。残饵和排泄物在底质堆积，促使微生物活动加强，也加速了营养盐的再生。同时，在养殖过程中死亡的生物体沉降分解增加了底质氧的消耗，在缺氧条件下加速了脱氮和硫还原反应，产生H2S和NH3等有毒物质。

2.对近海生态环境的影响

（1）对近岸海洋生物的影响。大面积的单种海水养殖，必定造成海区生物多样性向单一性转化和海洋生物的内循环发生变异，当生态变异过大时，将导致物质循环平衡的失控，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因此，水产养殖实际上就是人为地改变沿岸生物种群和群落分布，也就会使自然生态系统受干扰，变得脆弱，容易失调。如海南文昌市全国最大的对虾种苗繁育基地，1987年建成第一家虾苗场以来，至2012年这里已拥有对虾育苗场400多家。但繁荣过后，过度开发的恶果逐渐显现，植物枯死、海水倒灌、井水咸涩、耕地碱化、健康恶化、近海鱼类等水生动植物剧减……这一地区的农民陷入生存恐慌。凡在虾池附近的海岸线，都是海水浑浊、淤泥积聚、鱼类锐减。另外，高位池养虾业有可能造成生物多样性破坏、土地盐碱化、海岸侵蚀等非常严重的生态负效应。这种单一养殖品种的大面积推广，还会破坏当地原有的生物链，如不及时控制，将有可能引发大面积生态灾难，造成海水养殖业的全线崩溃。

（2）对沿岸滩涂、红树林、海防林的破坏。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是很多具有商业价值生物的产卵地和育幼场，又是众多两栖类、爬行类、鸟类以及哺乳类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地，其中还有珍贵和濒危物种，其在生态平衡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断地扩大养殖规模，盲目地开发浅海滩涂和湿地，天然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致使湿地生境破碎化，湿地生态功能退化，水生生物和鸟类数量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红树林是海岸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具有保护海堤、防止海岸侵蚀后退等生态功能。我国的红树林面积曾达20余万公顷，至20世纪50年代还有5万公顷左右，但目前不超过2万公顷。一些地区将大面积红树林区改造成养殖池，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红树林资源，也破坏了红树林生态系的生态平衡，还由此产生了许多环境变化。海南岛东部地区迅猛发展的高位池养虾业已成为红树林、湿地、珊瑚三大最富生物多样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最可怕杀手。

另外，沿岸渔民的生活垃圾、废水大量排放入海，以及人工建筑和对海岸带的不合理开发等对近海生态环境亦产生极大影响。因此，为解决产业结构与环境的冲突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标准。

二、海洋生态灾害问题

我国海域的海洋生态灾害种类较多，其中对海水养殖业造成威胁的海洋生态灾害主要包括赤潮、褐潮和绿潮等有害藻华，水母泛滥和生物入侵等。根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中国海洋灾害公报》统计资料表明，2000～2012年，我国沿海共发现赤潮939次，累计超过18万平方千米面积受害，直接经济损失37.02亿元。近年来，绿潮呈高发态势，2008～2012年，绿潮累积最大分布面积超过15万平方千米。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渤海、黄海南部及东海北部海域连年出现大型水母暴发现象，并有逐年加重的趋势。近年来的夏秋季，在黄海、东海海区也出现了大型水母大量暴发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夏秋鱼汛的渔业生产（崔文林，2011）。2006年以来，中国北方沿海地区突现大量海星，密度高达每平方米300个，给贝类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06年胶南地区因海星灾害导致鲍鱼养殖损失达4　000余万元。黄海北部从2011年开始发生大规模海星出没的现象，给虾夷扇贝的养殖带来严重损失。因此，妥善应对和解决海洋生态灾害问题成为促进海水养殖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三、产业结构问题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海水养殖业内部，以低食物链的贝、藻类等产值较低的生物为主要养殖对象，造成了产业结构低下的状况。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产业化水平仍然很低，渔业生产以农民家庭或个人合伙承包经营的占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带动作用不明显。由此形成了养殖面积分散、经营规模偏小、管理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而现有的多数“龙头企业”仅限于解决渔民生产、销售中的一些困难，带动作用有限，制约着渔业向深层次发展。

1.海水养殖以“小农”经营为主，生产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弱

整体来看，我国海水养殖业大部分分布在沿海渔村，养殖经营者几乎全部由渔民转化而来。养殖门槛低，进入不困难，渔民的广泛参与，使中国海水养殖业复制了农业“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资金的相对短缺使我国海水养殖业走上了劳动力密集型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家庭经营、小规模生产、手工操作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狭小的经营规模、简单的养殖设施使大部分海水养殖生产集中在内湾和沿岸浅海，无力向更深的广阔水域发展，最终形成了目前海水养殖小而散、多而乱的布局，养殖利润低。在从南到北的很多港湾内，鱼排、筏架密集成片，虾池、鱼塘沿岸相连的景象屡见不鲜。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一块海域中往往有成百上千个经营单位（户），每个单位的经营面积都很小（数亩至数十亩），间隔很近（数米至数十米），养殖物种大多趋同。养殖布局和生产操作少有统一规划安排。这样的经营结构极易造成过度养殖，引发严重的环境和病害问题。并且，由于资金、技术方面的限制，养殖户难以开展产业化、规模化养殖经营，对市场反应往往比较迟缓，生产效益十分低下。

2.海水养殖业经营粗放，养殖单产地区差异大

海水养殖业虽然是我国海洋渔业的主体，但一直缺乏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沿海各省份在发展海水养殖业的过程中，单纯追求产量和短期利益，缺乏养殖规模限制和科学规划，养殖区域的建设无序，甚至出现不顾容量盲目发展的局面，取水和排水无计划，致使养殖环境恶化，影响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养殖品种粗放经营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地理位置相近的天津、河北、山东和辽宁，经营绩效却大相径庭，辽宁的鱼类平均单产是天津的19倍、河北的6倍左右。福建的鱼贝单产不仅远远高于北部的江苏和浙江，也高于南方的广东和海南。

从2012年的全国沿海十省份海水养殖业数据可以看出，山东省的海水养殖产量和海水养殖面积均位居全国第一，分别为436.24万吨和52.37万公顷。从单位面积产量来看，全国平均水平为7.54吨/公顷，各省份差异较大。山东省为8.33吨/公顷，大大低于福建的22.86吨/公顷、广西的18.37吨/公顷和海南的13.68吨/公顷。

表3－15　2012年沿海各省份单位养殖产量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渔业年鉴（2013）相关数据测算。

养殖生产技术尤其是病害防治技术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渔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养殖密度过大、种质退化、科研力度不够等诸多原因使全国各地的海水养殖病害严重。渔业生产技术滞后是由于传统的生产体制使渔业技术进步受到技术需求不足与技术供给不足的双重约束。

3.海水养殖技术设备落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近30年来，国际海水养殖业表现出大型化、集约化、深水化、自动化的趋势，高新技术在海水养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我国的海水养殖业受经营模式和生产规模限制，深水网箱、工厂化养殖等集约化养殖技术仍未成为主流技术，劳动生产率与渔业发达国家相比有拉大的趋势。

我国海水养殖整体技术设备较为落后。技改经费投入少、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较低、海洋开发基础薄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制度创新滞后、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等，造成了我国与渔业发达国家之间较大的差距。渔业发达国家在养殖领域实现了生产机械化、品种良种化、管理自动化，经营过程实现了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养殖技术以生物工程育种、基因工程育种、克隆技术、疫苗、生物防治等新技术为主。加工领域已由单一食品向医学、保健、卫生、饲料等工业用途扩展。目前，发达国家水产品的加工率已达70%，产品附加值很高。发达国家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在工艺、质量方面实行第二次加工，对量多体小的低值鱼进行深加工，提高渔获物的利用率，减少废弃率；在饲料、渔药方面，发达国家已做到针对不同鱼类品种生产最适宜的配合饲料，提高生产效益。渔药生产强调高效、安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上述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些方面甚至刚刚起步。

同时，我国海水养殖业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也相对滞后。由于财政投入相对较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得不到足够重视。目前，国家对水产苗种、病害防治、渔港建设、水产品安全监测等支撑体系的基础设施投入虽有所增加，但从改善现代海水养殖业发展的软、硬环境方面需求上看仍然不足，特别是公益性机构运转、科研技术、推广等软环境建设上的财政资金上投入不足，致使海水养殖业支撑体系的社会化服务功能难能有效发挥。另外，我国目前虽初步奠定了我国水产品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但存在着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市场管理不规范，缺少对过剩生产能力与低级生产能力的淘汰机制和促进产业竞争力提高的机制等突出问题。对海水养殖业投入欠缺的另一突出表现是科技支持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科研资金投入，海水养殖业发展缺乏强大的科技支持，致使渔业经济在优良水产苗种、病害防治、专用渔药研发、养殖方式、运输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含量低，影响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协调发展。

四、水产品质量问题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加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水产加工企业普遍树立了“以质取胜”的意识，制定了科学的产品质量、卫生标准，采用GMP和SSOP操作规程。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整体来看比较稳定，据统计，2012年抽检总体合格率达到98.5%，全年没有发生群体性的质量方面的突发事件。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深层次问题，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存在潜在危机。

1.海水产品质量提高的速度滞后于社会消费水平提高的步伐

实践中，部分海水养殖业户为了降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人为强化部分生物因子，削弱甚至去除一部分影响养殖物种生长速度的生物因子，从而降低了养殖系统的营养层次，系统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正常的食物网链也因配置结构不合理或者不能实现良性物质循环，减弱了养殖生态系统自身调节能力、自我供给能力，降低了生态系统自我平衡的能力。养殖系统需要外在因素如大量投喂人工饵料来修复原有的生态结构，回复养殖系统应有的功能。为了提高产量，部分养殖业户在水产养殖过程中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杀虫剂、抗生素等化学品，这些物品不能被全部吸收，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体制环境，破坏海水养殖业的生态化、健康化。

2.养殖环境污染对于海水产品质量的影响令人担忧

长期以来，产地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影响海水产品对外贸易与居民消费安全的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理论上，海水产品主要受到渔药、致病微生物、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生物毒素等污染源的破坏。但目前，由于研究滞后，我国严重缺乏有毒有害物质的消除技术，大部分化学性和生物学的有害物质难以在原料生产、养殖、加工或者流通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合理控制乃至消减。

3.水产品质量的监管制度建设与技术监管能力薄弱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一直非常重视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产品质量安全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与渔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产品质量在制度建设、监控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制度建设方面，作为质量安全管理重要支撑的水产品安全标准制度、检验检测制度、执法监督制度、安全责任追溯制度等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没有制度支持，养殖环境、养殖过程、渔获物深加工、储藏和流通环节的过程管理必然不健全。另外，我国缺乏对海水产品安全快速反应的专门机构，对国内外的水产食品安全动态信息系统跟踪不足且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或控制手段，对国内各个部门监测数据没有及时公开，同行之间也不能共享，因此科学评析滞后，难以发布时效性强的预警信息。在监控技术推广方面，我国现有的检测方法不够完整，多残留检测方法少，快速检测技术不成熟，缺少痕量分析和超痕量分析等高技术检测手段，尤其对一些新型危害物的检测技术尚存在空白或不够完善；我国检测技术落后，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和设备依赖进口，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少。此外，海水产品特别是名贵水产品的品质快速评价技术、监控技术和鉴伪技术相对缺乏，对海水产品质量难以形成有效的监控。

【注释】

[1]参考FAO报告：2013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2]舒廷飞，罗琳，温琰茂.海水养殖对近岸生态环境的影响［J］.海洋环境科学，2002，21（2）：12－15.

[3]韩家波，木云雷，王丽梅.海水养殖与近海水域污染研究进展［J］.水产科学，1999，18（4）：402－403.

[4]BRAATENB.Pollution　on　Norwegian　fish　farms［J］.Auqaculture　Ire　lang，1983，14（7）：12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