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现状

第四章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国际经验借鉴

第一节　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现状

随着海洋中各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盲目利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遭受自然或者人为的破坏，海洋环境污染时有发生，海洋灾害此起彼伏，使得渔业种群再生能力下降，加剧了海洋可捕捞资源衰减。据统计，我国优质鱼类占总渔获量的比例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50%，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海水养殖业就逐渐成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优质蛋白质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可持续的水产养殖业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主题。表4－1显示了世界水产养殖与捕捞的产量。统计数据表明，水产养殖产量在世界渔业产量中所占的比例由2001年的27.6%增加到2011年的40.1%。其中，海水养殖产量3970万吨，占水产养殖产量的63.3%。

表4－1　世界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2001～2010年）

数据来源：FAO2011年世界水产养殖统计报告。

2011年的水产养殖产量位居世界前3名的都是亚洲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度、越南，水产养殖产量分别为3　862.1万吨，457.3万吨和284.5万吨。在世界排名前20名的国家中，亚洲占半数以上，欧洲的挪威位居第6名，水产养殖产量为113.8万吨。排名前20名的国家，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95%，可见，目前水产养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尽管世界水产养殖产量呈递增的趋势，但是，泰国、日本因受全球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水产养殖产量大幅度下降，其中，泰国2011年的水产养殖产量比2010年减少28万吨，下降了22%；日本减产16万吨，下降了23%。另外，排名前20名的国家中缅甸、美国、马来西亚的产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与此相反，挪威、智利、巴西的水产养殖发展迅猛，世界排名不断提升。

FAO发布的2011年世界水产养殖统计结果显示，水产养殖的种类由2010年的541种增加至2011年的559种。其中，鱼类有346种，甲壳类62种，贝类102种，藻类34种，两栖类6种。世界水产养殖种类组成上也发生了变化，鱼类养殖产量增长较快，由2010年的3　830万吨增加至2011年的4　160万吨，贝类、甲壳类增幅较小。

表4－2　世界主要海水养殖种类的产量（2001～2011年）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FAO2012年世界水产养殖统计报告。

从养殖种类分布渔区来看，99.8%的海洋藻类、97.5%的鲤科鱼类、87.4%的对虾和93.4%的牡蛎产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此同时，55.6%的养殖鲑鳟鱼来自西欧。在北美，河鲶是在美国主要水产养殖品种，而在加拿大大西洋鲑鱼和太平洋鲑鱼占主导地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过去10年里，因为虾养殖区暴发虾流行病，而智利的鲑鳟鱼产量快速增加，鲑鳟鱼已经超过之前处于首位的虾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具有一定养殖潜力，但其在水产养殖中仍然是一个次要角色。即使原产于非洲大陆的罗非鱼，其养殖业也是刚刚起步。其中，尼日利亚因产出44　000吨的鲶鱼、罗非鱼和其他淡水鱼类而居该地区首位。另外，在非洲大陆还有一些零星的养殖区：斑节对虾在马达加斯加，麒麟菜和卡帕藻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都有蓬勃发展的势头，南非鲍鱼（如皱纹盘鲍属）的产量也在增加。埃及成为除中国外的第二大罗非鱼生产国，还是世界上乌鱼产量最高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海水养殖业面临的共性问题是环境压力及如何保障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未来欧盟水产养殖战略”（Strategy　for　the　future　of　European　aquaculture）白皮书，指出欧盟水产养殖的目标是发展更为有竞争力的和环境友好的水产养殖产业，提出了海水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具体包括：①通过新养殖种类和品质的研发，以提高养殖产量。②通过大力发展封闭式循环水系统、远岸网箱养殖技术、远岸贝类筏式养殖技术，以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同时，浅海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压力日趋严重，在进行海岸带综合管理时，必须考虑水产养殖。③通过官方优质产品标志的广泛、频繁使用，以及宣传力度的加大，促进市场开发、市场营销。④保证产品的安全：修订食品安全法，着重强调公众的健康意识，尤其是加强抗生素及二恶英的监管，加强有毒藻赤潮、病害等方面的研究，尽快解决鱼类养殖过程中的海虱问题。⑤开展动物福利研究。⑥减轻养殖对环境的压力，包括减轻粪便、残饵及氨氮等代谢产物的环境压力，养殖对自然生物资源的压力等。⑦加强海水养殖技术的研发。

第二节　发达渔业国家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通行做法

一、重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1.制定规划，明确渔业资源养护方面的法规或者战略框架

为解决制约世界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对近海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都非常重视，一些渔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以实现近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合理利用。从国际规则的制定来看，尽快修复渔业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水生生物管理的趋势和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作出了具体规定，形成了各国在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时参照的基本国际法律框架。联合国粮农组织在颁布《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一系列配套国际行动计划的基础上，于2001年10月召开负责任渔业大会，明确提出将“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作为世界各国在新世纪加强渔业管理必须遵循的战略目标与行为规范。2002年8月，联合国召开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世界首脑会议，形成《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提出“为实现可持续渔业，于2005年前对捕捞能力进行管理，2015年前恢复衰退中的渔业资源，使之处于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的目标。在这些国际规范的引领之下，美国于2006颁发法律文件，明确了美国的海洋与渔业政策及其科技发展方向，确保海洋及其水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日本和韩国均将渔业资源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其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采用限额捕捞制度（TAC）进行渔业利用和管理，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之目的。特别是，日本于2006年开始对10多种重要渔业种类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研究，包括渔业资源评估、管理策略风险评价、资源量预测以及渔业管理计划等。其主要思路是，在掌握重要渔业资源生物的栖息地、生活史、生态功能、开发和利用状况、渔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对每一种类都提出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计划；通过加大力度推行休渔制度，建立渔业保护区，推动人工鱼礁和海藻场建设，提高资源增殖放流数量，发展现代渔业精准捕捞和助渔技术，控制污染排放和涉海工程建设等措施和技术手段，实现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养护。一些渔业发达国家陆续制定了国家级渔业发展战略，如日本制定了“水产基本计划”，提出“确保供应”的发展目标；美国制定了“渔业科技战略”，要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绿皮书”突出的发展目标是“可持续自给”；韩国在“21世纪韩国海洋战略”计划中明确提出“保持国际先进的海洋科技”的发展目标。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已成为国际上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基于上述生物资源养护理念和相关行动计划，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在降低开发强度和恢复过度开发的渔业种群及渔业生态系统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例如，在美国渔业中，67%的渔业种群目前已提升到可持续捕捞水平，只有17%处于过度捕捞阶段。在新西兰，69%的渔业种群已超额完成了管理目标。目前，澳大利亚只有12%的渔业种群处在过度捕捞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起，加拿大纽芬兰—达布拉多大陆架、美国东北部大陆架、南澳大利亚大陆架和加利福尼亚洋流生态系统的捕捞压力均出现大幅缓解，已降至或低于渔业资源管理模型中提出的能最大程度保持生态系统中多物种可持续产出的开发强度。

2.积极采取多种行政措施和技术手段，开展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行动

（1）控制捕捞。世界粮农组织和渔业发达国家积极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行动。一些渔业发达国家提出“200海里水域”时代是渔业发展的最佳战略，即开发本国沿岸“200海里水域”的生产潜力，把“采捕型”渔业转变为“增殖型”渔业，将渔业的发展建立在人工资源的基础上，开发以增殖放流资源为基础特征的“栽培渔业”、“管理型渔业”。在实现这一产业转变过程中，资源管理和保护（禁渔期、禁渔区制度，产卵场、育幼场及栖息地保护，渔业资源环境监测等）、资源增殖（人工放流等）、渔业生境修复（人工鱼礁、人工藻礁、海草床等）、捕捞限制（TAC制、生态和资源友好型捕捞技术）及海洋牧场（基于生态系统的环境修复及资源增殖）建设等是开展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有效手段。其中，资源管理保护和捕捞限制是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基础，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均优先采用的渔业资源恢复的共识性行政化手段并得以普遍实施。

（2）种植海藻，养护海洋生态环境。近些年来，人们认识到海藻（草）系统对于海洋生境和生物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对退化的海藻（草）生态系统进行不遗余力的恢复，如北美洲、中美洲、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欧洲；英国、丹麦、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在美国总计移植了78公顷海草床；澳大利亚移植了2公顷，主要通过机械种植机进行；在日本总计数十公顷的海草得以移植。海洋渔业发达国家对海洋生物资源和环境的系统调查和观测极为重视，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其科技投入可高达整个渔业产值的10%。众多渔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不同措施以实现近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合理利用。

（3）积极实施增殖放流。增殖放流作为渔业资源养护的最主要的有效措施已被世界各国所证实和采用，并形成规模化产业。例如，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沿海各都、道、县、府设置苗种培育和增殖放流中心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活动，迄今在其近海共放流80余种水生经济动物，并建立了较好的放流效果评价技术，有的放流品种如牙鲆取得了较高回捕率，形成了规模化的资源增殖放流产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和加拿大开展鲑鱼增殖放流活动，近年来每年都使用多种标记技术放流30亿尾的鲑鱼，超过80个研究机构和350个孵化场参与了标记放流和回捕评价工作，回捕率高达20%，是增殖放流研究和产业化的著名成功案例之一。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在其近海建立了10余处国立水产种苗培育场和多个大型海洋牧场示范基地，放流38个水产品种以增殖渔业资源。

（4）建设人工鱼礁，养护渔业资源。美国的人工鱼礁建设历史比较久远。20世纪60年代，美国州政府为发展沿岸游钓渔业，进行了人工鱼礁规划。纽约州、新泽西州、罗德岛州等大西洋沿岸州政府和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等太平洋沿岸的州政府都采取多种措施、动员多方力量，积极推进人工鱼礁建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渔业发达国家将建设海洋牧场作为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的基础环节。如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栽培渔业的战略安排，建成了日本黑潮牧场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每年投入6亿美元建设人工鱼礁，用于养护渔业资源。韩国也是重视人工鱼礁建设的典型国家，1973～2007年30余年间，该国政府支出近30亿美元用于人工鱼礁建设，投放礁体700万立方米，建成礁区1　200座、面积14万公顷。1998年韩国开始实施补充海洋水产资源的“海洋牧场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海洋牧场的建设、使用与开发，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技术的研发，目前在近海已形成较大规模的人工鱼礁，在生态资源恢复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基于上述生物资源养护理念和相关行计划，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在降低开发强度和恢复过度开发的渔业种群及渔业生态系统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如在美国，目前已达到可持续捕捞水平的渔业种群所占比重达到67%，处于过度捕捞阶段只有17%。在新西兰，已超额完成了管理目标的渔业种群占到69%。在澳大利亚，处在过度捕捞水平的渔业种群只有12%。

二、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发展海水养殖业

国外在海岸带渔业开发中也存在沿岸带不合理的开发，部分海域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优势种群栖息环境被恶性改变，生态和社会效益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等问题，比如马来西亚和日本。不过，一些发达国家能及时吸取教训、调整开发战略和管理政策，从而避免了资源严重衰退等生态危机。

1.制定相关标准指导生态养殖

美国水产养殖业居世界前10位，这除了美国拥有比较丰富的海洋资源外，与其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海洋滩涂、浅海的生态保护有很大的关系。美国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制定长远规划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加强管理，如美国制定了10年海洋渔业发展计划，提高滩涂、浅海人工养殖水产品的比例，由原来的5%～9%提高到22%～28%。另外，为从根本上保护海水养殖业的生态环境，美国制订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方案，把适宜海水养殖的滩涂、浅海的开发利用纳入国家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体系之中。

2.基于生态系统的理念探索生态养殖的新模式

国际海水养殖中，用节能减排、环境友好、安全健康的生态养殖新模式来替代传统养殖方式是大势所趋。实行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养殖模式，是减少养殖对生态环境压力、保证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新养殖理念，实现生物技术与生态工程相结合，并广泛采用新设施、新技术。在陆基养殖生态工程方面，国外相关设施的研发一直致力于提高其智能化程度和运行精准度。同时，基于生态学理论在循环水养殖系统中构建适宜的混养系统也逐渐成为主流，如美国的鱼—菜共生系统，虾—藻（微藻）混养系统等，也大大增强了系统长期运行的稳定性。

深水网箱养殖成功实施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世界深水网箱养殖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以挪威、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大型深水网箱养殖，取得极大的成功。近10年来，国外深水网箱主要发展方向：一是大型化。如挪威大量使用的重力式全浮网箱，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料制造主架，外形最大尺寸达120米周长，网深40米，每箱可产鱼200吨，通常网箱外圆尺寸也在80～100米，最大容积可以达到2万多立方米；单个网箱产量可达250吨，大大降低了单位体积水域养殖成本。二是不断提高抗风浪能力。各国开发的深海网箱抗风浪能力普遍达5～10米，抗水流能力也均超过1米/秒；在抗变形方面，美国的Sea　Station网箱采用钢结构柔性混合制造主架，在流速大于1米/秒的水流中，其有效容积率仍可保持在90%以上。三是广泛应用新材料、新技术制造网箱。在结构上采用了HDPE、轻型高强度铝合金和特制不锈钢等新材料，并采取了各种抗腐蚀、抗老化技术和高效无毒的防污损技术，极大地改善了网箱的整体结构强度，使网箱的使用寿命得以成倍延长。四是自动化程度提高。网箱的自动化养殖管理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如瑞典的Farm　Ocean网箱，可完全不需人工操作。五是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将网箱及其所处环境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尽量减少网箱养殖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和不利影响。

浅海养殖中机械化和智能化程度更高。欧美等水产养殖发达国家的浅海养殖已实现机械化与自动化操作，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快速发展与软件的高度集成，CAE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渔业工程仿真模拟中。在浅海养殖设施水动力学的研究方面，国外已有学者采用有限元方法利用商业软件做了一些数值模拟工作，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来养殖工程领域仿真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三、创新养殖技术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近年来，渔业发达国家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推进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陆续制定了海洋农业发展战略，如日本的“水产基本计划”提出“确保供应”的发展目标，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绿皮书突出可持续自给的发展目标，韩国的“Ocean　Korea　21”计划明确提出“保持国际先进的海洋科技”的发展目标。2005年，美国启动了“海洋行动计划（Ocean　Action　Plan）”，提出要在2025年将现有海水鱼类养殖产量提高5倍，以弥补其仅次于石油进口的外贸赤字。

目前，循环水养殖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有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以及日本和以色列等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康乃尔大学、北卡罗林那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就开展了集约化养殖生物的营养生理、防病技术、水处理技术等循环水养殖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美国利用“鱼菜共生”技术养殖罗非鱼、鲶鱼等单产达到50千克/立方米，另外在系统增氧、生物净化沉淀、固体颗粒物分离、养殖生物分级与收获、采用计算机技术自动调控养殖水温度、溶氧、pH值、电导率、浊度、氨氮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发与创新，运用许多先进的高新技术和装备，自动化、机械化程度很高。北美的加拿大构建的跑道式养鱼系统也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日本也是世界上采用循环水养鱼最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重县水产试验场采用循环水过滤技术养殖鳗鱼获得成功；80年代中期，日本水产厅养殖研究所采用过滤、升温、循环水养殖真鲷、鳗鱼都取得了很好的养殖效果，促进了循环水养鱼的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技术数据。

1983年，苏联亚速海洋渔业科学研究所成功设计了封闭循环水养鱼系统，主要包括鱼池、供水装置、沉淀、生物过滤、调温装置、充氧装置等设施，用于养殖鲻鱼；莫斯科养鱼场设计建造的循环水养鱼系统，主要设施包括鱼池、沉淀池、循环泵、机械过滤、生物过滤、曝气及水体充氧装置等，其一昼夜消耗的水量为总水量的10%左右。

在欧洲，法国国家海洋开发研究中心（IFREMER）早在20年前就在养殖环境工程方面开展了研究，目前法国的大菱鲆苗种培育100%采用循环水，养殖60%以上采用循环水；丹麦是西欧循环水养鱼最发达的国家，建有欧洲渔业工程中心（ACT）用以研究和指导欧洲地区的养殖生产，拥有500万人口的丹麦现有年产150～300吨水产品的工业化养殖系统50余座，循环水养鳗商业化生产单产达100～300千克/平方米，在丹麦，一个2　100平方米养殖水体，年产商品鱼250吨的工厂化循环水养鱼场，只需1人管理；西班牙Aquacria　Arousa大菱鲆养殖场被认为是封闭循环水养殖的典范，该养殖场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省的Pontevedra，建于2000年3月22日，是由Sunfish公司设计的第三代循环水系统，年产苗种8批，共400万尾，养殖场年产商品鱼500吨，养殖面积仅为1　885平方米，养殖产量相当于265千克/（平方米·年）；德国、挪威等欧洲国家均建有相当规模的循环水养殖工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欧洲的封闭循环水养殖面积约30万平方米，并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国外封闭式循环水养殖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发展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纷纷开展工厂化养殖水处理技术、水处理装备和养殖技术研究，比我们国家整整早了20年。②政府重视。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了养殖用水排放标准，循环水养殖更是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已将工业化养鱼列为美国“十大最佳投资项目”之一，欧洲与日本把工业化养鱼列为未来重点发展项目。③技术先进。国外养殖业的工业化程度普遍越来越高，每个技术环节越来越细化，主要表现在设施系统的优化、节能与生产管理系统的高效、完善等方面，使养殖生产走上了工业化生产的道路。生态工厂化是国外循环水养殖技术的另一个发展趋势，通过构建人工生态系统，采用鱼菜共生技术、微藻吸收技术、人工湿地技术等，实现物质与能量的循环、高效利用。④形成专业化设备生产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外有循环水设备生产厂家30余家，主要分布在北美（美国、加拿大）、欧洲（西班牙、法国、丹麦），较有名的厂家如Marine Biotech Inc.，Aquaculture Systems Technologies，LLC Water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Inc.，RMF－Applied Aquatics，Aquatic Eco－Systems Inc.，PR Aqua Ltd等，这些企业生产的设备精良，使用性能与处理精度处于世界一流水平。⑤循环水养殖系统造价高、能耗高。国外的循环水养殖系统以设备型为主，系统建设成本是我国系统的20多倍，运行能耗是我国系统的3～5倍。由于以设备为主，所以国外的循环水养殖系统体量小，如何适应大规模养殖依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研究重点。

同时，发达国家重视加工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以全面提高海水产品的质量。在加工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在海水产品加工过程中广泛运用生物技术、膜分离技术、微胶囊技术、超高压技术、无菌包装技术、气调包装技术、新型保鲜技术、微波能及微波技术、超微粉碎和真空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断提高海水产品的原料使用率。另外，为了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实现海水产品的规模化加工，提高生产效率，发达国家重视海水产品加工与流通装备的机械化、智能化程度。例如，德国的BAADER公司是世界上生产最先进的水产品加工设备企业之一，该公司2008年生产的鱼片细刺切割、鱼片整理和分段一体机，使鳕鱼片生产能力每分钟高达40片；并成功研制了从原条鱼开始到产出鱼片和鱼糜的鲶鱼成套加工流水线。加拿大Sunwell公司以开发浆冰设备而闻名，2006年为日本提供了世界上第一套船用低盐度深冷浆冰系统。著名的瑞典Arenco　VMK公司2008年开发的渔船用全自动鱼类处理系统能精确地去除鱼头和鱼尾，并采用真空系统抽空鱼的内脏，开片、去皮操作全自动且可调节。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逐步趋向于统一管理、协调、高效运作的架构，强调从“农田（水域）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控，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在追溯体系建设方面，欧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是可追溯性强制实施的坚决拥护者。北美和欧洲国家较早在水产品身份代码、信息范围的确定、信息采集和管理、数据处理等水产食品可追溯技术领域的多方面展开研究并将取得的成果应用于实践。条码技术在超市系统的成功应用，带动了条码技术在各行业的蓬勃发展；电子标签、射频识别（RFID）及计算机联体设备等现代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信息采集和传递提供了技术支撑；水产食品追溯体系需要的数据处理软件已研发成功并用于实践；美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品召回程序，并纳入到法规中。

四、政府的监管与支持

日本海水养殖主要品种有真鲷和 鱼等鱼类，扇贝和牡蛎等贝类，紫菜、海带和裙带菜等海藻类，2009年日本渔业总产量达到463万吨，养殖产量为78万吨。日本海水养殖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开始，日本重视标准化生产对于健康养殖的重要性。日本政府首先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关水产增养殖的试验研究，并在各海区、各县设立栽培渔业中心和资源增殖推进协议会这样的机构，对试验研究的成果进行不同级别的推广。日本要求政府、科研单位与渔民分别承担决策者、指导者和执行者的角色，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增殖放流体系。日本的海洋牧场建设在政策、法规、机构、科研和管理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71年，日本在全世界率先提出了建设海洋牧场的战略构想，放牧式地开展放流和回捕。另外，在海水养殖产量方面，日本比较尊重海水产品的生长规律与成长周期，保持循序渐进的发展态势，严格按照养殖空间承载力和水域环境等生化条件开展海水养殖。每年年初，日本海水鱼类养殖协会都召开会议，确定年内主要海水鱼种养殖数量，以稳定市场环境，避免养殖品种扎堆上市，避免因盲目追求产量而带来养殖密度过大、恶化环境、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

长期以来韩国政府十分重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2011年韩国水产养殖产量1　499　335吨，价值1　899　218美元。韩国政府在重视养殖技术研发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海洋牧场建设。韩国政府也十分重视生物资源养护，1986年韩国政府设立海洋水产部指导韩国不同水产养殖方式，确立养殖政策和规定，通过发放许可证和对有问题的组织和个人撤销许可证来规范水产养殖业。2007年韩国海洋水产部投入118亿韩元用于水产苗种的放流，向个人和组织发放了8　839个水产养殖许可证。国立渔业研究和开发所和国立大学是主要的政府水产养殖研究机构，在发展海水养殖活动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这些机构正在进行水产养殖种类基因改善研究和开发水生生物新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的工作。

挪威作为沿海小国，却是一个渔业强国，挪威的水产养殖业在世界名列前茅，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品出口国之一，2010年海产品出口总值达到90亿美元。挪威海水养殖品种以冷水性鱼类为主，主要种类包括大西洋旗鱼、大西洋鲤鱼、大西洋缩蝶鱼、虹鳟鱼等。目前，在挪威沿海的多数地区养殖的指导品种是鲑和虹鳟鱼，鳕鱼、庸鲽等海洋鱼类和贻贝、牡蛎等贝类养殖已经完成商业化。其海水养殖业发展的许多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第一，产业化经营。以大西洋鲤作为主导品种，挪威从基础设施建设、养殖、加工、运输到销售构建了一体化的产业链，进行系统的研发，形成了大西洋鲤养殖的产业化。第二，挪威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第三，实行生产配额和养殖许可证制度。挪威的海水养殖业根据出口配额由政府实行生产配额，避免过度养殖，实行养殖许可证制度，对每张执照设定养殖产量上限。第四，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发展。开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深水网箱装备及配套养殖技术研究，自主开发生产了一系列水产养殖设备，网箱养殖技术及鱼苗孵化、培育和遗传学等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第五，政府方面。成立渔业总局及地方分支机构负责水产养殖公共管理，成立挪威沿岸管理局管理海上交通和运输，成立挪威食品安全局控制鱼类健康以及食品安全，成立环境部负责污染治理；颁布了《关于鱼类、贝类等养殖的法案》、《海洋增殖法案》、《食品生产和食品安全法案食》和《防治虐待动物法案》。第六，科研方面。形成了私人＋公共研究机构＋大学的完整体系。研究资金有来自公共和私人两部分。

智利是水产养殖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2011年智利水产养殖产量969　539吨，价值6　339　611美元，目前智利主要养殖大西洋鲑、银鲑、虹鳟和大鳞鲑，养殖面积最大的是扇贝，其后是鲑科鱼类、牡蛎、贻贝和海藻。网箱养殖、延绳养殖贝类和循环水养殖等陆基养殖系统是智利采用的主要养殖系统。养殖方式有粗养、半精养和精养三种。1921～1973年期间智利政府按照规划创立了软体动物养殖中心、鲑鱼养殖中心，采用粗养和半精养模式进行贝类养殖，发展以海洋增殖为基础的商业渔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智利的水产养殖快速发展，80年代后鲑鱼产业显著发展。在管理方面，水产养殖由渔业部和国家渔业署管理。渔业部负责协调制定发展政策和行动计划，并确定标准实施。国家渔业署负责该领域的法规的执行，监督进入国际市场的渔业产品的卫生质量，建立海洋保护区并收取费用，提供渔业和水产领域官方统计。2003年年底又确立了国家水产养殖政策，设立国家水产养殖委员会。海水养殖活动要在国有租赁海洋区域内进行，必须由国家通过海军副部长、渔业副部长或在适当时国家渔业署授权。在法律方面，水产养殖活动由《渔业和水产养殖总法》和其修正案以及1991年颁布的19079和19080号法律规范，2001年，颁布了《水产养殖环境规则和条例》，确立了水产养殖项目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研究所方面，有鲑鱼技术所这样的私人机构以及生命科学所，也有国立或国家控制的研究所。在筹资方面，国家设立了几类财政手段和基金资助与水产养殖有关的研究、开发、技术转移计划和项目，大量重要的项目涉及养殖种类多样化、创立或采用养殖技术、改善饲料、疾病诊断和治疗办法以及技术转移。

第三节　经验借鉴

一、积极推进水域滩涂规划和养殖规划制定工作

针对海洋功能区划调整和养殖面积缩减的新形势，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作为提升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目标，在对重点养殖水域滩涂资源和养殖容量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养殖区域、养殖规模、养殖容量、产业布局，引导养殖业健康发展。同时，继续推进养殖证制度建设，有效控制养殖的自身污染及对海域环境的影响，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制定相关规划前，有必要对我国重要的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从水体污染、初级生产力、生物资源等方面进行调查和研究，查明养殖水域环境的基本状况，深化对海洋环境要素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形成养殖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模型，为海洋环境的健康发展、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基本依据。同时，注意运用物理、化学和遥感等多种手段，利用水体中优势种和指标种变化来评价水域环境质量。

二、强化政府对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公共服务职能

针对海水养殖业发展面临的诸多制约因素、产业健康发展、养殖业户稳定增收还十分困难的现实，各级渔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创新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渔业、服务渔民的意识，把广大养殖业户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推进现代海水养殖业建设、维护渔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上来，做到“为渔民服务，让渔民满意”，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增强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应急反应能力。加强渔业生态环境常规监测和专项监测工作，完善渔业水域重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和机制，加大渔业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力度，提高事故应急防控和处置能力，切实维护渔民合法权益和渔业利益。

三、整合科研资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需要扬弃传统养殖业中的养殖方式、管理理念，只有在许多方面形成新的养殖技术、新的养殖设施与新的养殖模式，才能推进现代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既要坚持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又必须加强科研单位的理论和技术创新的作用，要以科研单位为新技术和新设施研发的主体，企业为研发成果应用和效果检验的主体，最后形成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进行攻关，改进和完善新型养殖设施和养殖技术，并进行示范和推广。

在资源养护方面，针对海水养殖业亟待解决的资源养护与开发利用的突出矛盾，重点突破近海典型水域生态承载力和海水养殖潜力评价等关键技术，集成海水养殖业典型生境修复、重要渔业种类增殖和近海资源养护型捕捞等近海水生生物养护与环境修复新模式，构建海水养殖业技术创新平台，为现代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在养殖技术方面，针对海水养殖与滩涂高效开发面临的技术“瓶颈”，重点研发集约高效、清洁生产的养殖设施、共性技术和养殖模式，集成示范苗种培育、健康养殖和滩涂高效开发等关键技术，构建现代海水高效健康养殖技术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加强有助于优化养殖结构方面的研究与攻关，构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俱佳的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和技术，促进我国海水养殖业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发展型转变，从而引领我国现代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在养殖病害防治方面，针对我国海水养殖鱼、虾主要流行性病害，开展无公害防治研究。建立实用检测及预警技术，以实现疾病的早期快速测报；研发一批包括新型疫苗、免疫调节高效分子、生态防控产品在内的疾病无公害防治生物制剂及其应用技术，建立病害生态防控技术，构建病害综合防控技术体系；加快病害控制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的成熟化、系统化和规模化，形成一批检测诊断试剂盒、疫苗、生态防控产品、免疫调节高效分子制剂及生态防控产品的产业化中试基地；建立海洋水产病害综合防控示范基地，通过示范推广有效降低病害发生，提升我国海洋水产病害控制水平，为海水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水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与保障。

四、有针对性地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加大渔业资源增殖和生态建设力度，安排专项资金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示范项目”，扩大增殖放流规模。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增殖放流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执行资源增殖放流方面的有关规定，科学选定放流品种和规格，苗种供应实行公开招标，数量规格实行社会公证，放流活动吸收公众广泛参与，确保渔业水域生态安全，提高放流质量和效果，使广大渔民真正得到实惠。要组织开展海洋牧场建设等方面的专题研究，积极探索渔业资源增殖和水域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遏制资源衰退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不断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

五、拓展产业链条，提升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遵循渔业经济发展规律，坚持多功能的发展方向，积极拓展渔业发展空间。重点引导发展渔业第二、三产业，特别是要扶持水产品深加工和物流业，促进渔业产业链向产前、产后延伸，提高渔业附加值和整体效益。海洋生物资源加工和流通是联系海水产品原料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在整个“海洋农业”产业链中起着龙头和带动作用，是生产与消费的主导因素。发展和壮大海洋生物资源加工和流通产业，不仅可以引导海洋水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推动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还可以通过促进渔民增收，确保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海水养殖业的效益要远远高于陆地种养殖业。由于所处的生态环境较为特殊，海水产品在代谢、生理、生化等方面形成了很多独特的性质及其物质积累模式，海水产品具有安全、优质、营养和有利人类健康的天然属性。同时，从海水产品中提取安全、生理活性显著的天然活性物质，是制造高品质保健食品的良好原料。海洋保健食品不仅在有着几千年药食同源、饮食养生文化的中国，即使在欧、日、美等国家也有着广阔的市场。因此，我国不仅迫切需要开发更安全、卫生、味美、方便的海洋食品，并且有必要利用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开发出大量可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营养食品和保健食品，以满足人们改善膳食营养结构、提升健康水平的重大需求。因此，需要进一步拓展渔业的食品安全保障功能、生物保健功能、调整产业结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