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第五章　我国海水养殖业规模经济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利用10%的海洋滩涂与水域面积创造了26%的海洋GDP，估计到2020年我国海洋渔业的产量要达到4　000万吨/年。根据我国的政策和海洋渔业资源现状，海洋捕捞产量将长期维持零增长。因此，海水养殖不仅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人们利用海洋生物资源以保障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专家估计，如果要稳定我国目前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到2030年前后全国人口若达到15亿，我国水产品需求要增加2　000万吨以上。

为改变传统养殖方式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水产品需求，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尝试通过推进海水养殖业技术升级、扩展经营空间、开展规模经营等途径，探索现代海水养殖业发展的最佳路径。

第一节　开始重视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养护方面的产业发展

一、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方面

针对我国近海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生物栖息地退化、渔业生产力下降、生态荒漠化日趋严重、资源严重衰退等问题，开展养护和修复海洋渔业资源与环境等行动已刻不容缓。为了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实现渔业资源良性、高效循环利用，国家和有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陆续颁布实施了《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农业部配套制定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渔业法实施细则》、《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水生野生动物特许利用办法》等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保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此外，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中，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及可持续利用已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任务。2013年2月6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了《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提出“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这些行政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近海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并对生物资源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与其他渔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

就具体的行动而言，我国沿海各省份在近海开展了鱼、虾、蟹、海蜇等苗种放流和贝类底播增殖；开展了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等行动计划。各级环保、林业、水利、建设等部门开展了重点水域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土流失治理、湿地保护等有利于水生生物保护的行动。

增殖放流作为渔业资源养护的最主要的有效措施已被世界各国所证实和采用，并形成规模化产业。例如，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迄今在其近海共放流80余种水生经济动物，并建立了较好的放流效果评价技术，形成了规模化的资源增殖放流产业。美国和加拿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开展鲑鱼增殖放流活动，近年来每年都使用多种标记技术放流30亿尾的鲑鱼，回捕率高达20%，是增殖放流研究和产业化的著名成功案例之一（NWT，2005）。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在其近海建立了多处国立水产种苗培育场和大型海洋牧场示范基地，放流38个水产品种以增殖渔业资源。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增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对虾放流，之后在政府资助和监管下，在近海系统开展真鲷、梭鱼、牙鲆、黑鲷、大黄鱼、中国对虾、乌贼、梭子蟹、魁蚶、海蜇等多物种增殖放流，其中中国对虾、海蜇、牙鲆、黑鲷等增殖放流已具产业化规模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针对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科学研究相对薄弱等问题，农业部下发了《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年）》，规范和细化了黄渤海、东海及南海具体的增殖放流种类、任务。“十五”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的养护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中国对虾、大黄鱼、“四大家鱼”、鲷科鱼类、贝类及海珍品等经济种类的大规模增殖放流和底播增殖取得了明显效果，有效补充了重要渔业资源群体数量，增加了捕捞产量，促进了渔民增收和渔业增效；伏季休渔制度不断完善，休渔海域覆盖了我国管辖的全部四个海区，涉及沿海11个省份，休渔渔船约10万艘，上百万渔民上岸休渔。通过休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鲅鱼、带鱼、大小黄鱼等一些主要经济鱼类有了休养生息的缓冲，资源总量有所增加，种群结构得到改善。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拯救濒危物种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技术的研发，1987年，我国建立了23个人工鱼礁试验区。进入21世纪，随着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在近海开始大规模建设人工鱼礁，海洋牧场产业粗具雏形，在生态资源恢复方面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到2011年底，我国从北到南形成了50多处以投放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为主的海洋牧场，包括辽西海域海洋牧场、大连獐子岛海洋牧场、秦皇岛海洋牧场、长岛海洋牧场、崆峒岛海洋牧场、海州湾海洋牧场等。据不完全统计，2000～2010年全国人工鱼礁建设共投入22.96亿元，建设人工鱼礁3　152万立方米。广东省自2002年至2011年，共投资8亿元，建设人工鱼礁100座。北方沿海各省份的各级渔业主管部门也十分重视人工鱼礁建设，辽宁省于2008年5月审议通过了《辽宁省沿海人工鱼礁建设总体规划（2008—2017）》；山东省于2005年出台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并通过省财政资金扶持项目，大力推进人工鱼礁建设，到2010 年6月，山东省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建设的人工鱼礁项目达21处，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亿多元。这些行动计划的实施为推进我国渔业资源恢复和养护战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渔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国家对海洋渔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为环保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快了环保技术的研究步伐，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工厂化鱼类高密度养殖设施的工程优化”、“海水贝类无公害养殖环境控制技术”、“浅海规模化贝类养殖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环境生态学研究部分”等。上述研究对于保护养殖水体环境，提高环境的去污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实现长效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为了充分发挥海草床的水质净化等生态功能，我国创制了海湾养殖水域海草床生态恢复与重建技术，着重开展了海湾养殖水域底部海草床的生态恢复技术研究，创制了针对不同底部环境大叶藻海草的移植、种植和幼苗培育技术。

烟台开发区天源水产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完成了养殖废水生物净化系统，形成了“一级筛滤＋四级藻贝参生物净化”的清洁模式。设计了组合式弧形筛，对其排放水进行筛滤。通过弧形筛的前期筛滤，可有效截留排放废水中的残饵、粪便等大颗粒有机物，显著改善一级藻贝参池易积累大量的有机物导致底质与水质恶化腐败的状况。该套系统投入生产运营后，通过实际运行效果检验，弧形筛去除水中有机物颗粒的效果达60%以上。利用藻贝参池净化鲆鲽类养殖废水，同时进行海参和鲍鱼养殖，其效果显著。四级藻贝参池共计60亩，海参单产400千克/（亩·年），达到国内最好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沿海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保护海水养殖业生态环境的措施，成效比较显著的是荣成湾生境和生物资源恢复工作与江苏盐城滨海湿地保护活动。

荣成湾位于山东半岛东南侧，属于著名石岛渔场所在海区。该海区是多种经济鱼虾类北上、南下产卵、索饵、越冬洄游的必经之地，既是鱼虾洄游的过路渔场，又是太平洋鲱、大头鳕、大银鱼的主要产卵水域，也是鹰爪虾的主要越冬场，有经济鱼虾类近100种。因沿岸多为岩礁或砾石，适宜于海藻生长，历史上曾经是海带、裙带菜、石花菜、条斑紫菜、大叶藻等的集中分布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强烈的人为干扰影响，将原本健康的近海生态系统推向了逆向演替之中。历次调查表明，荣成湾主要海洋生物资源呈现小型化、低龄化特征，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优质、大型经济生物资源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受底拖网、海水养殖和周边海洋工程等因素影响，近岸海藻、海草场退化，导致太平洋鲱、大银鱼等产卵床消失，低质、小型、生命周期短、营养级水平低的种类资源相对上升，并引发多起生态灾难，如有害水母泛滥、海星肆虐等，诸类生态灾难的多发均与生态失衡密切相关。

针对荣成湾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面临的自身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和资源衰退等问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海洋大学在荣成湾开展了生境与重要经济生物资源修复技术集成及示范。调查了荣成湾海域的主要污染物、环境因子和生物资源，建立了基于POM的水动力学模型和环境容量模型，构建了人工藻（草）床和人工鱼礁，研究了大叶藻种植、移植栽培技术，研制和投放了牡蛎壳海珍礁、三层组合式海珍礁、石头礁、A字形水泥礁、三角水泥礁、船礁、水泥管礁、混凝土构件藻礁、扇贝壳藻礁和方形钢筋水泥礁10种人工鱼（藻）礁，进行了关键生物种类刺参、魁蚶、长蛸、许氏平鲉、鼠尾藻和海黍子苗种繁育技术研究及刺参、魁蚶、皱纹盘鲍、长蛸、菲律宾蛤仔、许氏平鲉、褐牙鲆、鼠尾藻、海带和龙须菜资源增养殖，与山东俚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山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高绿水产有限公司和山东鸿洋神集团等单位合作，建立核心示范区26　442.5亩，推广示范221　600亩，综合经济效益提高15%～35%，有效促进了荣成湾生境和生物资源的恢复，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资源恢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初步为我国海洋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探索出一种生态、高效、稳定的发展模式，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盐城滨海湿地位于江苏省沿海中部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湿地资源，其东临黄海，海岸线南北长约582千米，东西最大宽度约20千米，总面积4　553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涂总面积的1/7，其中潮上带1　673平方千米，潮间带1　613.3平方千米，辐射沙洲1　267平方千米。土壤类型主要为沼泽滨海盐土，拥有面积广大的淤进型海岸滩涂^[1]。

该区是中国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根据资料统计，盐城滨海湿地共有高等植物111科346属559种，各类动物计1　665种，其中Ⅰ级保护动物14种、Ⅱ级保护动物84种^[2]。植物资源以盐生植物为主，按经济用途可分为香料植物、药用植物、纤维植物、饲草、油脂及树脂植物等；动物主要有鸟类、浮游动物、潮间带动物、鱼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等。

盐城滨海湿地是中国最大的海岸带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区域内有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大国家级保护区的建立，使该区域基本上保持了天然湿地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并有独特的资源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作为海陆交界过渡生态系统，滨海湿地是海洋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区域，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盐城滨海湿地产业呈现出多方位立体化的发展结构与趋势，主要特色产业有盐业、水产养殖业、滩涂采集业、盐土种植与加工业、旅游业等。盐业是该区传统产业，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之首；以丰富的鱼虾贝等海洋生物以及耐盐蔬菜资源为依托，以水产养殖业和滩涂采集业为代表的“海洋农业”基础雄厚，并形成了从优质种苗培育、高效人工养殖到初级与次级产品加工的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条；旅游业发展快速，以湿地生态游为主体，包括科普与研究（观鸟、观兽、观潮、观赏植物、标本采集等）、自然观光、休闲度假（享受森林浴、泥浴、垂钓、拾贝、泛舟、野营等）、历史文化（海盐文化、滩涂垦殖史等），游客以学生、科研人员及城镇观光客为主，盐城湿地旅游正在向集动物保护、生态旅游、科研培训于一体的科普宣传教育基地方向发展。

据2012年统计资料显示^[3]，盐城湿地区域内盐业生产面积22万亩左右，年产量达40多万吨，产值2.4亿元；旅游业年接待各类人员7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1　500万元；滩涂养殖面积69.394　5万亩，产量15.050　2万吨，实现年产值25亿元；滩涂采集业年产量10.075　0万吨，产值17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可达4.2万元；耐盐蔬菜种植与加工业发展迅速，培育出一批优秀的盐土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盐土农业产业链条。

第二节　培育优良品种，推进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优良品种是推动养殖产品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据美国畜禽联合会测算，动物品种的养殖产品产量的增幅的贡献率为35%。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预测，1985～1996年期间，我国农业的良种贡献率为35%～38%；中国种业知识产权联盟发布的报告提到，近年我国品种培育水平和推广水平稳步提高，良种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超过40%。良种的科技固化程度高，通过把复杂的高新技术成果凝聚到种子里，转化成为相对简单的技术易被农民接受和应用。良种是良种良法等农业增产技术的核心，所有农业技术最终是依靠品种实现其最终生产效益的。

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良种培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早期的单一产量育种飞跃到生长、发育、繁殖和抗逆能力等综合性状遗传改良，已成为当前及未来世界水产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我国大力发展种业，开展水产种质创新，对于保障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渔民增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成立了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启动国家级原良种场建设规划，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水产良种工程建设。到“十一五”末，据统计国家累计投入资金16亿元支持428个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初步建立了以遗传育种中心为龙头、国家级及省级原良种场为基础、苗种繁育场为骨干的水产原良种研发和生产体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要求发展畜牧水产育种，提高农产品质量。当前，我国海水养殖业正处于“十二五”攻坚的关键时期，也正处于现代水产种业体系逐渐形成的时期。2012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要求“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定，创新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创制改良育种材料，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2013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推进种养业良种工程，加快农作物制种基地和新品种引进示范场建设”，“继续实施种业发展重点科技专项”等要求。国家陆续推出的海洋开发战略不仅为我国现代种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种业及其相关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国家原良种体系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成，特别是水产遗传育种中心逐步正常运转，我国现代水产种业的基础条件已粗具规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传统选育技术日趋完善，逐步推广应用以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为代表的现代育种技术，现代种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已具备。

相对于农业、畜牧业，海水养殖业的良种产业刚刚起步，初现端倪，但已显露出巨大的潜力。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水产种业的发展，在国家主要科研计划的支持下，我国开展了贝、藻、鱼、虾等主要海洋经济物种的育种研究，先后培育出了“黄海”1号和2号中国对虾，“南海1号”斑节对虾，“蓬莱红”栉孔扇贝，“中科红”和“中科2号”海湾扇贝，“海大金贝”虾夷扇贝，“大连1号”和“东优1号”鲍鱼，荣福海带，东方2号、“爱琴湾”、“黄官1号”、“三海”海带，“申福1号”、“闽丰1号”紫菜，“中科1号”、“科海1号”、“中兴1号”、“桂海1号”凡纳滨对虾，“黄选1号”梭子蟹，“海优1号”马氏珠母贝，“光合1号”中华绒螯蟹，“丹法”大菱鲆，“鲆优1号”、“北鲆1号”牙鲆，“闽优1号”大黄鱼，“水院1号”海参等30余个海洋生物新品种，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外，基于海珍品优良品种苗种中间培育技术，构建不同地理群体虾夷扇贝BLUP育种体系、雌雄同体自交家系、红白柱杂交F1代的F2传代以及红白柱混合家系136个，获得各家系性状数据共计1　000多条，完善了扇贝生产性状数据库；研制出新型筛网，提高了虾夷扇贝苗种中间育成成活率；运用SSR标记对选育群体和野生群体进行了分析，对虾夷扇贝和栉孔扇贝进行了比较转录学分析，初步构建虾夷扇贝高精度遗传连锁图谱。众多的“1号”既显示了我国海水养殖良种培育的成果，也表明了相关良种培育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节　不断完善、创新养殖模式，提高海水养殖业规模效益

一、工厂化养殖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工厂化养殖是指运用自动控制学、建筑学、机电学、化学等学科原理，模拟养殖物种的天然的生理、生态环境，通过机械化、数字化设备，对养殖过程实行半自动或全自动化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养殖产量和质量，且不产生养殖系统内外污染的一种现代养殖方式。我国的工厂化养殖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梭鱼、真鲷、黑鲷、河鲀、大黄鱼等经济鱼类繁育与养殖技术的突破，这些种类的初级集约化养殖开始兴起，但由于当时养殖技术落后、养殖设施比较简陋及经济实力有限等原因，养殖密度低、养殖成活率低、养殖效益低，产业化规模受到极大限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菱鲆的引进和“深井海水＋温室大棚”养殖模式的确立，我国的工厂化养殖进入快速发展期，截止到2012年，我国海水鱼类工厂化养殖规模突破1　924万立方米，养殖种类拓展到大菱鲆、牙鲆、半滑舌鳎、石斑鱼、三文鱼、河鲀、真鲷、鲍鱼、星鲽等20多个经济品种，年产量10万吨以上，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养殖大国。2012年工厂化养殖产量达到15.891　6万吨，但工厂化养殖90%为“深井海水＋温室大棚”开放式流水养殖模式。这种养殖模式存在很大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在设施、设备与土地利用率、养殖密度、养殖成活率、养殖效益及养殖技术等方面水平很低；另一方面，开放式流水养殖的大排大放对近海环境的污染和疾病在主要养殖区及养殖品种间的交叉感染容易引发大规模疾病的流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十一五”以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取得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开展海水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企业近70家，养殖面积突破50万平方米。虽然仅占我国陆基工厂化养殖面积的10%，但由于循环水养殖具有节水、节地、节能、低排放、养殖效益高、产品绿色无公害等特点，其在产业中的科技示范与带动作用和对产业转型升级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二、池塘围堰养殖稳步发展

我国的海水池塘养殖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虾的大规模养殖开始的，其间经历了低密度养殖、高密度养殖、多茬低密度养殖、多品种生态养殖的探索发展路程。

1.海水池塘围堰养殖面积

全国水产养殖面积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07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5　745.09千公顷，其中海水养殖面积1　331.48千公顷，占水产养殖总面积的23.18%；到2012年全国水产养殖面积8　088.403千公顷，其中海水养殖面积2　180.927千公顷，占水产养殖总面积的26.96%，统计显示我国近几年海水养殖面积及其所占水产养殖面积比例均呈稳步缓慢扩增的趋势。而对于海水养殖模式中的池塘养殖，近几年养殖面积变化不平稳。根据《中国渔业年鉴》，2008年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为350.829千公顷，占海水养殖面积的22.22%，到2009年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为416.383千公顷，提高了18.69%，占海水养殖面积的22.39%。从2009年开始，海水池塘养殖面积呈现小幅度递减的趋势，到2010年，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为413.838千公顷，下降了0.61%，占海水养殖面积比例为19.89%；到2011年，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为405.396千公顷，下降了2.09%，占海水养殖面积比例为19.25%；到2012年，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为437.630千公顷，增长了7.95%，占海水养殖面积比例为20.06%。

可以看出，全国海水养殖面积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是增加幅度逐渐减小，渐渐趋于缓和状态。可是，其中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从2009年开始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分析认为，部分原因是工厂化养殖模式的逐步得到推广和运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海水工厂化养殖水体为9　744　375立方米，到2011年，扩增到14　904　654立方米，增长了34.6%；2012年增加到19　243　855立方米，增长了29.1%。

从分布地域看，目前，我国海水池塘养殖主要分布在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及海南10省份。根据2011年中国渔业统计数据显示，海水池塘养殖面积排名前四的依次是山东（125.287千公顷）、广东（68.557千公顷）、辽宁（47.024千公顷）、江苏（46.598千公顷），四省份的海水池塘养殖面积共计287.466千公顷，占全国海水池塘养殖总面积（405.396千公顷）的70.91%，其中山东海水池塘养殖面积最大，占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的30.9%。2012年海水池塘养殖面积排名前四的依次是山东（128.404千公顷）、广东（74.229千公顷）、辽宁（62.328千公顷）、江苏（45.001千公顷），四省份的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为309.962千公顷，占全国海水池塘养殖总面积（437.630千公顷）的70.83%，其中山东省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仍然最大，占全国海水池塘养殖面积的29.34%。

2.我国海水池塘养殖种类

我国海水池塘单品种养殖开始于20世纪70年末的中国对虾大规模养殖，现逐步发展为综合生态养殖。养殖品种也从初始阶段的单品种的中国对虾养殖，发展到基本覆盖所有海水养殖产品。我国海水池塘养殖品种如表5－1所示。

表5－1　我国海水池塘养殖种类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渔业年鉴整理。

3.海水池塘围堰养殖产量

近几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呈现稳步增产的趋势，而海水池塘养殖产量由于池塘养殖面积的变化，池塘模式养殖总产量也呈现不平稳的变化。2008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为1　340.32万吨，占海水产品总产量的51.59%，其中海水池塘养殖产量为141.422　1万吨，占海水养殖产量的10.55%；2009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为1　405.22万吨，其中海水池塘养殖产量为185.290　6万吨，较2008年提高了31.02%；占海水养殖产量的13.19%；2010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为1　482.32万吨，其中海水池塘养殖产量为197.831　7万吨，较2009年提高了6.77%，占海水养殖产量13.35%；2011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为1　551.329　2万吨，其中海水池塘养殖产量为195.736　1万吨，较2010年下降了1.05%，占海水养殖产量的12.61%，主要是养殖面积的减小，对比2010年，2011年海水池塘养殖面积下降了2.08%；2012年，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为1　643.810　5万吨，其中海水池塘养殖产量为212.702　0万吨，较2012年绝对量增加了16.945　9万吨，相对量增加了8.66%，占海水养殖产量的12.94%。

由于池塘养殖面积增减变化不稳定，导致海水池塘养殖产量呈现不稳定的变化趋势。2009年比2008年，产量提高了31.02%，到2010年，较2009年提高了6.77%，到2011年，产量较上一年下降了1.05%，2012年比2011年增加了8.66%。但另一方面，海水池塘养殖绝对量与单产量呈现递增趋势，如表5－2所示，从2008年到2012年，单产量一直呈递增趋势，到2012年单产量达到4.86吨/公顷，比2008年提高了近20%。

表5－2　我国海水池塘养殖单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年鉴（2009～2013）。

三、以清洁生产为主旨，大力发展滩涂养殖

滩涂一般是指平均高潮线以下低潮线以上的海域。我国沿海北起辽宁，南至广西、海南都有分布，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海洋滩涂总面积约217万公顷。海洋滩涂养殖为海洋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潮间带的软泥或砂泥地带进行海水养殖。我国滩涂养殖的主要对象为贝类、藻类，以及少量的弹涂鱼等鱼类。2011年，我国滩涂养殖面积达到677千公顷，养殖总产量达到564.177　0万吨。2012年，我国滩涂养殖面积达到691.322千公顷，养殖总产量为563.985　5万吨。

目前，我国利用沿海滩涂进行养殖的大宗经济贝类主要有牡蛎、蛤类、蚶类、蛏类、螺类等。其中牡蛎从南到北都有大量养殖，养殖种类包括长牡蛎、近江牡蛎和褶牡蛎等，年产量近400万吨；蛤类主要包括菲律宾蛤仔、文蛤、青蛤等，年产量约300万吨；蛏类主要有缢蛏、大竹蛏、长竹蛏等，蚶类主要有泥蚶、毛蚶等，蛏、蚶类合计年产量约100万吨。

沿海滩涂贝类养殖模式在南、北方存在一定差异。北方一般为粗放式养殖方式，滩涂成片面积大，一定规格的贝类苗种投入滩涂后，至养殖规格后进行采捕。这种模式以山东、辽宁滩涂养殖为代表，为增殖养护方式。以浙江、福建为代表的南方沿海滩涂贝类养殖，养殖业者户均养殖面积不大，部分滩涂经围塘等方式提高养殖效率，养殖过程中随苗种规格变化进行疏苗，为多段式养殖，其养殖模式较北方精细。

我国滩涂贝类养殖生产的开展，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沿海渔民致富提供了有效途径。我国滩涂贝类养殖的规模和养殖种类都居国际首位，但总体而言，滩涂养殖还存着这滩涂利用率不高、养殖生产技术含量低、病害问题多发、良种覆盖率不高等问题，亟待通过科技进步，开展健康养殖模式与病害防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提升产业的科技水平和效益。

我国滩涂养殖藻类主要为条斑紫菜和坛紫菜。但从养殖技术而言，主要依赖于半浮筏式养殖技术进行养殖。2011年，包括部分浅海沙洲的紫菜养殖总面积达到了60.4千公顷，养殖产量达到10.3万吨。2012年紫菜养殖总面积增加到61.456千公顷，养殖产量达到11.232　9万吨。其中，江苏、山东等省养殖的条斑紫菜是我国藻类主要出口优势品种。我国滩涂养殖藻类主要面临的问题：可养殖空间随着近岸海洋工程开发及滨海工业区建设存在的空间萎缩，同时，紫菜苗种繁育和栽培规模化程度较低，存在着良种覆盖率低、养殖技术差异大等问题。

四、不断拓展浅海养殖产业空间

浅海海域（包括海湾、河口区域）是国内外海水养殖的主战场。近90%的海水养殖产量来自于浅海海域，养殖的种类包括鱼类、贝类、藻类以及蟹类、刺参等等。我国大陆海岸线18　000多千米，拥有15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滩涂1　333万公顷。尽管我国浅海养殖的产量高，但与欧洲相比，产值较低，如每吨藻类的价格，在欧洲为2　160美元，我国仅为210美元，相差10倍；每吨鱼的价格，欧洲为64　400美元，我国仅为1　850美元，相差30多倍。

随着土地资源和浅海海域资源日益紧缺，集约化的海水养殖成为必然。同时，我国积极探索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养殖模式、基于大型藻类养殖的生态修复模式等，通过调整养殖结构，增加养殖种类的多样性，提高高价值、高品质养殖种类和品种覆盖率，减轻养殖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山东荣成市桑沟湾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IMTA）模式的探索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桑沟湾养殖水面140平方千米，平均水深7～8米，是中国最早开展海水养殖的海湾之一，20世纪80年代，桑沟湾开展了多种模式的IMTA养殖试验，并且获得的巨大的成功，是中国典型的IMTA养殖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桑沟湾就开始进行海带养殖，中国第一个海带育苗场建在其附近。80年代开展了栉孔扇贝、牡蛎和虾夷扇贝等贝类的筏式养殖，并采用贝类和海带间养技术。扇贝和海带综合养殖能大幅度提高养殖产量，养殖初期，扇贝的养殖产量从5千克/亩提高到50千克/亩，海带的养殖产量从1　700千克/亩提高到2　000千克/亩。但是由于养殖密度过大，20世纪90年代扇贝大规模疾病的爆发，影响了这种养殖方式，海带的质量和产量都开始下降。此后，桑沟湾开展了“疏密工程”，减少了近湾贝、藻的养殖数量，90年代中后期对该湾海带养殖容量、扇贝养殖容量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规范了湾内扇贝和海带合理的养殖面积，提出了海带、扇贝和鱼类养殖“三分天下”的设想，三者养殖的比例大体上为7∶2∶1。从此，使桑沟湾的海水养殖朝着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养殖方向发展。

21世纪初，桑沟湾又开展了鲍—海带综合养殖，这种养殖方式采用鲍鱼（置于在网笼中）和海带间养，用收获的海带喂养鲍鱼，这种养殖方式充分利用了水体空间，在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经济产出。以山东寻山水产集团有限公司为例，鲍—海带间养海区每亩养殖鲍100笼，每笼放养鲍77个，平均壳长83.26毫米，平均个体重106.61克，成活率为100%，每笼湿重7.17千克，示范区的鲍养殖总量为1　000万只。产值由单养海带的5万元/亩，提高到综合养殖后的20万元/亩。

目前根据养殖容量估算结果、养殖水域生态环境条件、养殖种类对营养的不同要求和生态互补特性，已经在桑沟湾建立并完善了扇贝与海带、牡蛎与海带、鲍鱼与海带间养、套养等鱼贝藻多种IMTA综合养殖模式。

第四节　充分发挥科技在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中的技术支撑作用

为了促进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积极做好实用技术成果的遴选、集成与推广工作，引导沿海地区，围绕主导品种，运用科学技术，促进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培植主导产业。

一、大菱鲆健康苗种培育及工厂化高效养殖技术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通过“大菱鲆健康苗种培育及工厂化高效养殖技术”（2001年立项）、“规模化大菱鲆优质苗种生产技术中试”（2006年立项）实施，进一步转化和推广“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育苗和养殖模式，实现人工调控大菱鲆亲鱼多批育苗，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第四次产业化浪潮的形成和发展，大菱鲆已成为我国北方沿海最重要的海水养殖品种。项目还开发了养殖大菱鲆和培育大菱鲆仔、稚、幼鱼的全价高效人工配合饲料；建立了日换水量不超过20%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

二、半滑舌鳎高雌性化苗种规模化培育技术中试与示范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建立了半滑舌鳎高雌性化苗种繁殖、培育、养殖技术，进行雌性化苗种的示范养殖，示范面积达2　000平方米，辐射养殖面积50　000平方米。目前已将苗种雌性比例提高到63%以上；销售收入90万元，利润45万元，社会效益400万元。半滑舌鳎高雌性化苗种繁殖培育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海水养殖业新品种培育水平，使商品鱼养成率成倍提高，提高了养殖效益。同时，带动了饲料、建筑、餐饮等相关行业发展，年增加就业岗位约8万人。另外，推动了海水鱼类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鲟鱼繁育及养殖产业化技术

鲟鱼是最古老的一种鱼类，野生驯养十分困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通过“鲟鱼苗种的人工扩繁”（2004年立项）和“小体鲟的人工繁殖及大水面放养中试”（2006年立项）实施，采用活体取卵技术，突破了史氏鲟幼鱼驯化难题。培育亲鱼和后备亲鱼1.2万尾，连续3年进行全人工繁殖，生产鱼苗77.6万尾。项目以“中心＋示范点”、“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组织实施了“千户、千池、千万元”的鲟鱼养殖示范工程，辐射带动24个省份，养殖量约占全国鲟鱼养殖的50%左右，产值11.3亿元。鲟鱼繁育及养殖产业化技术开创了我国的鲟鱼养殖产业，实现主养鲟鱼品种的全人工繁殖，创建第一个鱼子酱出口品牌，推动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养鲟国家。年产值10亿元，累计产值超过100亿元。

四、深水网箱高效养殖系统的中试与示范推广

深水网箱是我国开发利用深水海域的重要设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通过“升降式深水网箱养殖系统的中试生产与养殖示范”（2004年立项）和“深水网箱技术集成化高效养殖示范与推广”（2006年立项）实施，优化了深水网箱设计及提升制作工艺技术，熟化了网箱工厂化制作工艺流程及产业化技术，提高了深水网箱的抗风浪能力（能够抵御海上风力达到14级），形成一整套适合我国海区的深水网箱集约化养殖技术。通过示范推广，至2010年，累计新增效益达24.56亿元，节约引进网箱资金7.15亿元，新增就业岗位约1　520个。深水网箱养殖改善了我国近海养殖环境，带动了网箱养殖管理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养殖空间，同时拉动了化工、饲料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显著。

五、罗非鱼产业化、现代化

罗非鱼产业良种化、规模化、加工现代化的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了罗非鱼种源、养殖及加工三大产业的形成，确保了我国罗非鱼产业规模全球第一的地位，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南方主产区，仅2006～2008年产值就达217亿元，加工出口创汇16.7亿美元。

六、全雌牙鲆反季节繁殖与育苗技术中试

牙鲆生长快，味道鲜美，且雌性生长更快，个体更大，经济价值更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在研究获得全雌牙鲆后，通过“全雌牙鲆反季节繁殖与育苗技术中试”（2006年立项）实施，实现了全雌牙鲆在春季产卵以外的其他季节均可产卵，3个月培育后可在年内任意时间繁殖。该技术不需经任何化学性处理，即可有效地控制鱼类性别，不仅提高了饵料转化效率，而且具有极大的生态意义。项目实施期间共计产全雌受精卵2.2亿粒，价值135万元；用于合作企业孵化生产约10千克，约合1　000万粒。经与秦皇岛海鑫水产养殖公司等6家养殖企业合作，培育出大规格鱼种275万尾，产值达605万元，利润270万元。通过项目实施，为全雌牙鲆的进一步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中国对虾“黄海1号”是我国第一个人工选育的海水养殖动物新品种，具有生长快、抗病能力强等优良性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虾产业的发展。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超过15万亩，产值超过10亿元。

第五节　防治病害，降低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风险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水鱼类养殖品种，已有60余种鱼成功实现了人工育苗。据统计，2007年我国海水鱼类养殖总产量超过70万吨，而且产量逐年攀升。仅山东省工厂化养殖大菱鲆的企业就达500家左右，养殖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左右，从育苗、养殖到销售流通等，大菱鲆已形成了一个年产值达30多亿元的大产业。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集约程度的提高，海水养殖鱼类疾病呈现上升趋势，据调查，每年仅鱼类病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由此可见，病害的发生已成为制约养殖业发展的“瓶颈”，病害的防治工作亦成为当前最突出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海水养殖病害的频繁暴发，导致了化学药物的过量使用。据估计全国每年用于水产养殖业药物的费用超过20亿元，山东省仅用于鱼类养殖业的抗菌药物费用就在2亿元以上，特别严重的是相当数量的养殖单位将定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作为预防疾病的措施，严重污染了近海水域，导致病原菌产生耐药性，破坏海洋微生态平衡，养殖风险逐步加大。2006年“多宝鱼药物残留”事件使山东省大菱鲆养殖业损失达数十亿元，产业受到致命打击。2005 年6月《鹿特丹公约》及2006年6月《日本化学物肯定列表》对我国正式生效，这些都是针对我国农业生产中使用违禁农药和抗生素药物。

由于使用化学药物容易造成污染和残留，病原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日益增强，因此开发低成本高效疫苗和抗菌、抗病毒功能产品，对重大流行性疾病进行免疫防治，已成为国际主流研发方向。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商业开发成功弧菌病疫苗以来，以各种鱼类病原的全细胞灭活体为基本形式的灭活疫苗是目前世界各国商业鱼用疫苗的主要形式，为全球的水产养殖病害的有效防治提供了有力保障，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抗生素的应用在欧美等水产养殖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幅减少和禁用。挪威是世界海水养殖强国，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挪威的鲑鱼养殖业受病害的影响增长缓慢，每年使用近50吨抗生素却无法有效控制病害，到90年代初期，由于抗药性的产生，使用抗生素已无法有效控制病害，病害使鲑鱼养殖业严重受损。随后挪威开始广泛采用接种疫苗的病害免疫防治措施，鲑鱼养殖业开始复苏并展现良好发展趋势，产量呈现稳步快速增长态势。至2002年，其鲑鱼产量已超过60万吨，而抗生素的使用却已基本停止。这一事实充分肯定了免疫防治对鱼类病害的有效控制和对鱼类养殖业健康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接种疫苗已成为世界现代水产养殖业的生产规范。在大力发展海水鱼类养殖业的进程中，抗生素被疫苗取代是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鱼类疫苗将给海水鱼类养殖业带来巨大的机遇。

一、贝类病虫害防治进展

我国贝类养殖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汉代之前的牡蛎养殖。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科学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贝类养殖科学研究。80年代以来，我国的贝类养殖业快速发展，养殖面积和产量大幅度提高，成为海水养殖的代表性产业，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贝类养殖生产国。目前，我国进行规模化养殖的贝类种类主要有牡蛎、蛤、扇贝和鲍等20多个品种。2011年我国海水贝类年产量达到1　154.439　3万吨，占当年海水养殖产量的74.4%，2012年海水贝类年产量为1　208.36万吨，占当年海水养殖产量的73.5%，为沿海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贝类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养殖规模的扩大及养殖历史的延长，病害问题也日趋严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局部地区养殖贝类大规模死亡时有发生，给我国贝类养殖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极大地阻碍了产业的持续发展，甚至直接威胁到部分贝类养殖产业的生存。根据病因的不同，海洋养殖贝类病害的种类可分为四大类：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原生生物或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其他敌害生物引起的疾病和非寄生性疾病等。其中能引起海洋养殖贝类疾病的微生物有病毒（主要为球状病毒和虹彩病毒）、真菌、细菌（主要为弧菌）、原核生物样微生物（主要为立克次氏体、衣原体和支原体）等。

目前，贝类养殖产业中常见的病毒性疾病有鲍鱼的鲍疱疹病毒病、“裂壳病”、低温病毒病，扇贝的急性病毒性坏死症，蛤类的病毒性疾病，牡蛎的疱疹病毒病、虹彩病毒病等；细菌性疾病主要有鲍鱼苗期的“掉板症”、蛤类的弗尼斯弧菌病、副溶血弧菌病和溶藻弧菌病等，牡蛎的细菌性溃疡病；寄生虫疾病主要有吸虫类、桡足类等。以上疾病的发病水温一般高于16℃，在我国的南、北方沿海都比较常见，通常情况下死亡率都在50%以上。相对其他病原来说，病毒性疾病对养殖贝类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一些代表性的病毒性疾病如疱疹病毒、虹彩病毒病等在世界各国的养殖贝类中也都有发现。目前，我国基本掌握了贝类病害的流行规律特点，但在防控技术方面的研发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为了给这一养殖产业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确保其健康、平稳发展，对主要经济贝类开展更多的病害防控研究是势在必行的。

二、海参的病害防治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因其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极高，是我国目前进行规模化繁育和增养殖的唯一海参品种。进入21世纪，刺参的增养殖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以山东、辽宁、河北沿海为主产区，并以南北接力形式延伸到苏、闽、浙沿海的增养殖产业群。2012年，我国海参养殖面积已达到181.544千公顷，年产量20万吨左右，产值逾300亿元，是我国海水养殖单品种产值最高的种类，成为沿海渔业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被誉为第四次海水养殖浪潮的主要养殖品种。

刺参相关产业吸纳约100万从业人员，积聚了庞大的资金投入，同时也带动了加工、饲料、保健食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沿海地区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由于仅在中国实现了刺参的大规模繁育和养殖，其他国家在海参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生物学特性分析、繁育基础技术等方面，国外尚无可借鉴的产业发展经验。国内正处于刺参产业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刺参养殖产业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种苗质量参差不齐，出现生长速度缓慢、抗逆能力下降等问题。②设施装备简陋、标准化养殖池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养殖技术工艺粗糙，单产水平和成活率低下。以池塘养殖为例，平均单产仅为60～100千克/亩，成活率仅为10%左右。③营养需求研究滞后，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生产，饲料配方混乱，缺乏科学的投喂策略。④刺参“腐皮综合征”等病害频繁发生，每年导致30亿～40亿元的经济损失，缺乏有效的疾病控制有型技术产品。刺参室外养殖池塘中浒苔、硬毛藻和石莼等大型藻类的过度繁殖和暴发性衰败引起海参死亡。同时，以抗生素为主的防治措施产生药物残留对产品质量安全也构成极大的隐患，除草剂等化学药品的不规范使用对养殖环境的不良影响令人担忧。⑤养殖规模迅速扩展，来自各行各业的从业队伍急剧扩大，致使养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产业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不高。

产业中的上述问题直接影响到第五次养殖浪潮的生命线，并对海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巨大威胁，将极大地影响水产养殖业的稳定就业、投资环境、产业效益乃至沿海农村经济的繁荣。因此，扎实开展刺参良种选育、养殖设施装备研制、营养需求分析、病害有效控制技术产品研发，构建刺参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是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鱼类病害远程监测预警与诊断系统已在山东、广东、江苏、广西等地省、市、县水产技术推广站、鱼病医院、养殖户中得以运用。我国各省份已逐步建立起水生生物病害预警报告体系，病害测报工作的有序开展，对了解优势养殖品种重大病害发生情况，指导养殖者科学防控病害，以及为渔业主管领导决策或编制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节　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成为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新动力

我国的水产养殖机械化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水产养殖的机械化装备从无到有，不断发展。70年代后期研发的增氧机，使我国养殖机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80年代中期，增氧机的品种已发展到叶轮式、水车式、射流式、喷水式、管式、充气式、涡流式等多种型式。期间，其他养殖生产机械也先后问世，如70年代末研制的水力挖塘机组、80年代中后期开发的水下清淤机、80年代初期研制的投饲机等，这些养殖机械的发明大大减轻了水产养殖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养殖效果，为水产养殖业的稳定高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增氧机的发明和饲料机的出现，使我国的水产养殖一跃成为世界水产养殖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在养殖设施建筑，清淤，排灌，池塘管理，水质净化，增氧，饲料采集加工，投饲，鱼苗、鱼种及成鱼的活体贮运，鱼体收获，孵化，育苗等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机械设备。但由于多种原因，即使在工厂化养殖中，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工劳作，主要的生产过程仍依赖有经验的工人进行管理。据调查，目前在近海养殖、筏式养殖、池塘养殖中的机械化程度尚不足40%，如筏式养殖的种植、清理、收获等主要需要劳动力进行，文蛤养殖生产需要的耕翻、采种、播种、取捕、运输等机械设备更为短缺。即使在陆基池塘养殖中也仅仅在投喂、增氧等方面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其他如捕捞、施药、清理等仍然需要人工操作。

数字化是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近年来数字化技术在渔业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多，一批先进设备系统应用于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成为推进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如以互联网、自控技术和智能技术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水产发展迅速，实现了水产品生产全过程及其生态与环境和社会经济属性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的表达、设计、控制、管理，使水产品能够按照人类需求的目标生产，受到了产业的高度关注。

总之，从国内海水养殖产业的现状来看，开展养殖基础设施的规范化建设是转变和提升海水养殖业规模经营的正确选择，机械化、数字化技术是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第七节　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的过程来看，现代海水养殖业在政策扶持、科技进步、市场拉动和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等诸多因素的促进下，获得较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我国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刚刚起步，在养殖方式、养殖技术、病害防治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1.产业集约化程度低

从浙江省的海水养殖业发展情况来看，海水养殖业3/4是以家庭承包作为经营方式，龙头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的比重偏低。家庭承包经营规模一般为每户20～30亩。而且一半以上以分散经营为主，相对集中连片面积较少，存在经营活动相对分散、运行机制不够规范、设施化程度低等问题。即使是规模经营组织，其发展水平也不高，内部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等都比较欠缺，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竞争力较弱。

2.我国海水养殖业至今尚未形成有代表性的养殖品牌，产业链条短

目前国内形成商业化订单经营模式的龙头企业为数不多，低水平运转的个体生产者数量庞大。总体表现出组织化程度低和经营素质不高，养殖业者受传统农业思维束缚，对新理念、新科技的吸收转化速度缓慢等问题。这方面与国外养殖企业的差距比较大。

3.海水养殖业的产业化程度低

养殖池塘大都建设标准低，配套设施简陋，产出能力逐年下降；渔业良种体系不健全，水产苗种场设施老化，选育设施建设不足，已经不适应现有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现有海水养殖技术和理论仍滞后于实际生产的需要，资源与环境付出的代价大，与可持续发展尚存较大差距。如优质配合饲料的使用是现代海水养殖业发展过程中保证海水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但我国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配合饲料普及率低，污染水域和营养研究不够深入，饲料工艺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导致部分海水养殖鱼类的饲养效果不理想，养殖效益低下。

4.养殖空间日渐减少

近年来随着我国沿海地区发展临港工业、拓展交通空间、扩张旅游用地等工程的实施，适宜开展海水养殖的海岸带面临着日趋减少的压力。因此，基于长远战略安排的需要，继续推进海水养殖业发展规模经济就成为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必然选择。2012年上海市海水养殖业的相关统计指标为零，充分说明了海水养殖业空间紧张的现状。2008～2012年浙江海水养殖面积呈逐步下降趋势，依次为96.14千公顷、94.51千公顷、93.91千公顷、90.84千公顷和89.75千公顷。

5.海水养殖产业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

首先，我国目前的渔业互保主要保的是渔民和渔船，渔业互保协会里所涉及的险种基本上与海水养殖业无关。其次，由于海水养殖业高风险与高收益的不匹配，商业保险公司设计的险种中没有专门针对海水养殖业。海水养殖户没有相关的风险保障，一旦遭受损失，只能自己承担。灾后重建工作是一项长期工程，许多养殖户根本没有多余的启动资金。因此，海水养殖灾害保障机制是维持我国海水养殖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在这方面可以有效推动保障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二、良种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海水种子工程取得很大的进步，但离产业的需求差距甚远，目前我国的海水养殖良种覆盖率总体只达到25%左右，产业对良种的需求非常迫切。我国现代“海洋农业”正面临着从“规模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据农业部渔业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从事水生生物孵化、繁育生产的苗种场15　000多家，繁育虾类育苗7　356亿尾，贝类育苗12　854.46亿粒，海带育苗395亿株，鱼苗4.5亿尾。海洋种业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十分巨大，但优质高值养殖种类产量总比例不足1/10；适于养殖的优良苗种遗传改良率仅为1/4，远低于种植业和畜牧业；良种数量少不能满足我国多样化养殖和拓展养殖空间的需要，海水养殖病害及其引发的水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传统养殖水域空间萎缩以及生产力不断下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生产能力、作业方式与水平。如我国凡纳滨对虾养殖产量达100余万吨，但优质虾苗依赖OI提供的优良种虾，仅亲虾每年的进口数量就在10万对以上，每只300～500美元。2011年我国生产对虾苗种7　356亿尾，其中凡纳滨对虾虾苗在6　332亿尾以上，美国良种虾苗的价格为120～160元/万尾，是我国的当地普通苗种价格的10倍左右，仅良种凡纳滨对虾苗种一项的产值就在百亿元人民币，可见良种种业的巨大经济效益。

1.我国对丰富的水产种质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能力尚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的水产种质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对水产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研发能力不足，已有的种质保存工作零散、缺乏系统性，大多没有标准化的管理体制和长期经费支持，基本没有发挥种质资源库服务种业发展的作用。现有的水产种质鉴别方法仍主要停留在形态学分类水平上，缺乏分子水平的鉴别技术，对进一步保护和研究水产遗传资源造成技术上的困难，有待大力予以改进。

2.落后苗种生产方式和设施设备不能满足海水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需求

当前我国水产苗种主要有三种生产方式：一是完全依赖天然资源型，直接从自然水域捕捞幼苗进行养殖，尚未建立其人工繁殖技术，如鳗鲡采用这一方式；二是半人工型，从自然水域捕捞亲本，采用人工繁殖方式获得苗种或部分地捞取苗种，这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养殖种类的苗种生产方式；三是全人工型，养殖种类的苗种全部来源于人工选育良种繁育的后代，我国只有少数水产种类能够实现全人工型苗种供应。这说明目前我国海水养殖业主要依赖于自然水产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海水养殖业的规模经营给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相对于发达国家在水产苗种繁育技术和育苗技术的精准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等发展途径，我国在苗种繁育技术方面则更多向低成本、简易化和规模化模式发展，虽然在提供低价大规模苗种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苗种的生产稳定性差、苗种质量难以保障、技术提升空间小等问题。

3.良种对海水养殖业增产的贡献率低

良种是增产的关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良种的使用可显著增加养殖产量。我国海水养殖业的发展更多依赖不断增加的养殖种类和不断扩张的养殖规模，良种对水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还很低。与水产养殖业发达的挪威、澳大利亚等国相比，我国水产业的良种贡献率也是较低的，我国水产良种增产贡献度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三、养殖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

1.滩涂养殖亟须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泥蚶、缢蛏、菲律宾蛤仔、文蛤等滩涂贝类半人工采苗、土池人工育苗和工厂化育苗技术相继获得成功，为开展滩涂贝类增养殖提供了充足的苗种，滩涂贝类养殖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如前所述，我国滩涂贝类养殖，主要养殖模式为滩涂底播养殖（包括滩涂底播护养和围塘精养等形式）。这一养殖模式较为粗放，器材和人工的投入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早期滩涂贝类养殖方式。该模式注重投苗量，对养殖容量、养殖密度、种类搭配等科学问题关注不够，优质种苗的使用率不高；偏重产出，忽视护滩整滩和养殖环境优化，病害问题多发。由于缺乏科学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考虑，也为产业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

国外滩涂贝类养殖过程中，对育苗和养殖技术的开发相当重视。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围绕贝类生理特征、生态属性、育苗采苗技术等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美国和日本后来开发了“上升流式苗床”中间培育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利用围栏、托盘、底袋等方法在潮间带进行硬壳蛤稚贝中间培育，提高了苗种的成活率。发达国家在浅海滩涂开发利用研究中，十分重视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保持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上的主要发展趋势。日本贝类养殖中充分考虑了养殖环境的容纳量，采取了合理的养殖密度和养殖量，达到了保持产量稳定、减少病害的效果。欧美国家在牡蛎和贻贝养殖中研究养殖容纳量，并根据水域的能量收支和个体营养需求，建立模型，并据此进行滩涂浅海开发。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滩涂贝类养殖生产中，养殖业者科技意识亟待加强，与之相适应的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也亟须加强。国外现有的滩涂贝类养殖模式在技术和理念上领先于我们，但国外贝类养殖规模一般较小，投入较高，并不适合于我国滩涂贝类的大规模养殖方式，应用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在滩涂贝类养殖领域研发适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健康养殖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和自由知识产权的滩涂贝类增养殖技术，才能促进我国滩涂贝类增养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滩涂养殖的藻类主要为食用的紫菜，由于滩涂环境对近岸环境依赖程度极大，且缺乏海域水体大规模交换运输能力，因此，近年来在紫菜等藻类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着多例不良报道。由于藻类天然富集和积累二价金属离子的生物学特性，因此，日本等主要海藻食品进口国并不将重金属作为检测指标。但藻类可以作为海域污染状况的反映指标，需要进一步开展滩涂海域环境质量与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

2.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浅海养殖技术与管理策略亟待深入

我国的浅海贝类养殖一直稳居世界领先地位，而扇贝是我国海水贝类养殖业中最重要的养殖对象，可以说，扇贝养殖业的兴衰代表着我国浅海养殖业的兴衰。20世纪70年代贻贝养殖的规模化发展，标志着我国浅海贝类养殖业的真正崛起。80年代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功地引进了海湾扇贝，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扇贝养殖业的发展。随着基础生物学研究，特别是生理生态学研究的进展，逐步使贝类养殖业进入一个科学理论指导的新时代，从而在养殖种类开发利用、苗种生产、养殖技术、种苗培育、病害防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栉孔扇贝、华贵栉孔扇贝、海湾扇贝、虾夷扇贝、贻贝、长牡蛎等是我国浅海养殖的主要种类。

与国外相比，我国浅海养殖密度和规模盲目增加，超负荷养殖使得饵料成为贝类生长的限制因子，养殖贝类生长速度减缓，由于摄食不足，贝类瘦弱，对环境的抗性差，死亡率激增，产量和品质下降。例如，栉孔扇贝、海湾扇贝、虾夷扇贝、皱纹盘鲍等大规模死亡现象日趋严重。并且随着养殖面积的增加，养殖产量并未相应的增加，甚至出现降低的趋势。浅海水域污染，环境条件恶劣，缺氧严重，有害赤潮发生频率和范围扩大。浅海养殖面临的主要问题有生物方面的，包括品种、病害、繁育和养殖技术等；也有工程科技方面的，主要涉及养殖模式与设施；还有管理方面的，主要包括养殖容量、生态容量以及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策略等。由此可见，必须进一步加强养殖生物基础、生理学、生态学研究，优化贝、藻、鱼、参等轮养或套养品种搭配，调整放养密度。同时，加强养殖容量、生态容量数值模型的研究，建立基于GIS、容量数值模型、环境质量标准的管理平台体系。

四、病害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病害防治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海水养殖规模、种类和模式差异较大，养殖种类病害多

我国进行规模化养殖的鱼类品种多、养殖区域跨度大、养殖环境和模式多样，病原不仅具有多样性，其发病流行规律复杂，而且近年来多病原同时暴发的情况呈现上升趋势，这些不仅增加了病原开发诊断检测技术的难度，也阻遏了研制有效的免疫防控制品的进度，因而从整体式增加了鱼类养殖病害防控的难度。

2.病害防治技术基础研究薄弱

我国海水养殖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仍依赖于病害防治研究与科技进步。我国在海水养殖鱼类病害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等基础研究领域仍较薄弱，如疫病检测与诊断技术手段落后，实用化水平较低，对病原的致病机理和宿主的免疫防御系统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决定疫病暴发和流行的三个重要因素——病原、宿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很不清晰。这些基础性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有效的病害防控体系的建立。

就虾类养殖而言，我国尚缺乏优良亲体培育体系；苗种检疫仍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检测诊断技术尚未在生产环节中得到充分应用；生产投入品的生产、销售、使用欠规范。总的来说，虾病防治研究与迅速发展的养虾业的要求仍有很大距离。

目前国内有关贝类病害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养殖贝类微生物性疾病流行面积广、致病原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而对其防控的研究工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明显欠缺，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对支撑技术的需求，有全国大规模暴发的潜在威胁。同时对开放式海区进行养殖国内外关于海洋养殖贝类病害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对病害防治的研究报道极少。

相对于日本而言，我国近十年来在经济海藻病原学研究体系差距极为明显；我国海藻病害研究同比海洋动物病害防治研究差距极其显著，病害研究工作几乎停滞不前，仍保持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我国重要鱼害与虫害防治技术方面缺乏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3.对病害的防治过度地依赖药物

目前，我国海水鱼类病害防控总体上仍处在低水平、盲目无序的状态，根本原因在于疾病快速诊断能力匮乏；防治观念轻预防重治疗；防治手段单一，主要依赖化学药物；渔药研发能力薄弱，生产中主要以人药、兽药代替，药理药效不明，使得用药无的放矢，用药不当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现状导致了以抗生素等化学药剂的滥用，造成了药物残留、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抗生素滥用还导致了病原耐药性增加，这反过来又迫使养殖业者增加药物使用剂量，形成了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某些细菌病原的耐药质粒可能会传递给人类病原菌，而有些海水鱼类病原菌，如迟缓爱德华氏菌、副溶血弧菌、创伤弧菌等，同时也是人类致病菌，这些耐药细菌对人类健康构成了潜在威胁。

4.海水鱼类疫苗等生物制品的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水产疫苗的研究较晚，尽管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大多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在应用推广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目前尚没有获得生产批文的海水鱼类疫苗，仅有一种鳗弧菌/迟缓爱德华氏菌/溶藻弧菌多联抗独特型抗体疫苗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虽然我国水产疫苗的管理、质量标准和审批程序一直沿用兽医疫苗的管理措施、质量标准和审批程序，与水产养殖病害的现状和疫苗产品研究的技术水平脱离，但阻遏疫苗产业化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水产疫苗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上的研究深度和系统性不够，如疫苗的实际保护效应和疫苗的导入方式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在挪威等鱼类疫苗应用较为成熟的国家，商品化的海水鱼类疫苗已达数十种并且得到了广泛应用。

五、养殖机械化、数字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海水养殖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目前仍处于开放式、粗放型养殖阶段，养殖的设施化程度还很低，尤其在养殖机械化、信息化方面的产业发展水平还不高。落后的养殖生产条件制约了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海洋环境带来了压力。以海水虾类养殖为例，目前多数地区依然采取“广养薄收”养虾模式，虽然养殖成本不高，但养殖产量和效益较低。一些地区采取“进水渠＋养殖池塘＋排水沟”的海水池塘养殖方式，虽然配置一定的增氧、投饲等设备，但由于盲目追求产量，养殖效果也不好。一些地方采取大棚养殖方式，虽然使养殖环境有了一定的可控性，养殖的机械化、数字化设施设备有所应用，但由于投资、生产成本和运行管理要求较高等原因，这种生产方式的推广范围还很小。从全国的海水养殖来看，无论是近海的筏式养殖、网箱养殖、滩涂池塘养殖等的设施化程度都严重滞后，传统开放、粗放的海水养殖方式，给海洋环境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据调查，我国黄渤海沿岸海水养殖的污水年排放量达119.8亿立方米，其中含氮6　010吨、磷924吨、COD　29　016吨。2007年，仅辽宁一省池塘养殖排污就达到总氮1　546.23吨，总磷123.31吨，COD　11　102.91吨，铜717.03千克、锌5　266.87千克，这些养殖污染不仅造成自身养殖品质下降，引发养殖生物疾病，影响生长和生产效益，还会引起更严重的海洋环境问题。

在数字化技术应用和设备研发上，目前我们在养殖方面的技术水平也较低，如水质传感器等高精器件几乎依赖进口；在软件方面，如智能控制软件、专家管理软件等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总而言之，我国海水养殖业在产量和规模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自然资源、环境、人口以及生物技术、海洋工程、物流运输等多重压力下，海水养殖的规模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严峻而复杂的挑战。

【注释】

[1]陈洪全.江苏沿海湿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99－102.

[2]丁晶晶，王磊，季永华，等.江苏省盐城海岸带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J］.湿地科学，2009（3）：202－207.

[3]任美愕.江苏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