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茂陵石刻

第十八章　中国的石刻

石刻，或称石刻艺术，是全世界都普遍使用过的一种文化载体，它穿越时空的隧道，给我们传递着它那个时代的多种信息。世界上最早的石刻在西方，如收藏在巴黎人类博物馆的发现于奥地利维仑道夫地方的一个小型妇女雕像（约在25000年至30000年以前）。大约在5000年前，古埃及已经有了文字石刻。相对来说，中国的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从现有材料看来，大规模地使用文字石刻基本上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但是后来者居上，中国的石刻不但数量多，而且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中国的石刻，是一个综合体，它包括历史、文字、文学、书法、雕刻、绘画等门类。通过对石刻的了解与研究，能了解到它那个时代的好多方面。中国石刻种类繁多，现就其主要的几种，摩崖石刻、碑刻、墓志石刻、石经石刻、汉画像石刻、西汉茂陵石刻、中国篆刻、拴马桩石刻分别叙述如下。

一、摩崖石刻

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叫摩崖（《辞海》）。

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刻以刻文记事的石刻。

我国最早的摩崖石刻是陕西汉中市的“君开通褒斜道碑”，刻于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这一石刻记述了汉中郡守鄐（chù）君及其部属开通“褒斜道”的情况，此摩崖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摩崖石刻在石门隧道的两壁和石门南褒河两岸崖上，有汉、魏以来历代文人学士留诗题名百余方，通称为“石门石刻”，其中“汉魏十三品”早于唐宋时期就负盛名，为历代考古学家、书法家所推崇，誉满全国。所谓十三品者，是以石门洞内东西两壁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所刻的《石门颂》与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所刻的《石门铭》为代表而言。1969年当地修水库，因石刻在蓄水线下，汉中市将《石门十三品》完整地切割下来，保存于汉中博物馆展出。“石门十三品”被称为摩崖精品。

我国名山遍布，大凡名山都有摩崖石刻，泰山摩崖石刻是名山之最。历代帝王到泰山祭天告地，儒、释、道传教授经，文人墨客登攀览胜，留下了琳琅满目的碑碣、摩崖、楹联、石刻。泰山石刻1800余处，其中摩崖石刻占主要部分，有1000余处，无愧为“中国天然书法展览”。

在广东肇庆七星岩风景区中，七星岩的七座石山崖壁不足1．5平方公里，其上却镌刻着上自唐代下至现代的石刻题勒523则，有“千年诗廊”之美誉，是我国南方保存数量最多、最集中、质量又高的一处石刻群。

庐山多金石，庐山摩崖石刻据《一统志》载：紫雪峰石室有石刻百余大字，多不可识。其后如东晋慧远，唐欧阳询、柳公权、李邕，宋黄庭坚、米芾、朱熹，明王守仁，乃至清康熙石刻，均是文物珍品，不仅可供征考，且有文学、书法欣赏价值，构成庐山古迹部分一大景观，与自然风光相映生辉，令人驻足而叹为观止。

另外，峨眉山、天柱山、武夷山、九华山、五台山、西岳、南岳、北岳、中岳、桂林诸山的峰岩、涧石、崖壑、岩洞之间，均有上自汉魏下至近代的摩崖石刻，内容博大精深，诗文辞赋兼收并蓄，形式琳琅满目，真草隶篆各呈异彩。摩崖石刻集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及名胜建筑、宗教艺术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光辉结晶。

二、碑刻

刻着文字图画，竖立起来作为纪念物的石头称为碑。我们通常见到的碑，下面有一个龟形的碑座，严格地讲，它不叫龟，叫赑屃，是龙生九子中的一子。有时碑座是长方形的，碑座上面是碑身，碑身上部刻着螭（chī）龙花纹的是碑首，碑的正面上端叫碑额，大都刻有碑名，碑的背面叫碑阴，碑文也叫碑铭。

中国古代早期的碑，功能有所不同。一是立于宫室、庙堂之前，用以观察太阳的影子位置从而辨明阴阳的方向；二是立在宫室、庙前用作拴牲口的石头；三是立在墓边用以拴绳子系棺木入墓穴的，用完之后，随棺木一起埋入土中。后来，把这块石碑不埋入土里而留在地上，而且在石头上刻上墓主人的姓名及生平事迹，竖立在坟头或墓前神道上，称为墓碑或神道碑。这种在石头上刻文记事的方式不但用在墓碑上，也逐渐地用到观日影和拴牲口的石头上。石上刻文记事成为石碑的主要功能，并且逐渐走出庙门与陵墓而出现在其他需要文字记载的地方。

比较早的石刻要算发掘的战国时代秦国的石鼓了，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zhòu）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是我国碑刻的前身。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之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构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到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两种。秦刻石传为李斯所书。前者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今存十字，其书与大篆比较，笔画简约，结体更为规矩典雅，后者为宋郑文宝所摹刻。

西汉石刻很少见，据宋《砚北杂记》说：“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赵明诚《金石录》仅著录《居摄两坟坛》、《五风刻石》两种。

东汉“碑碣云起”，刻碑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门生故吏很多，为府主歌功颂德，或封山祭祀之用。自郦道元《水经注》便见诸于著录，有三百多件。碑刻拓片流传至今者（包括近所发现的）约有200余种。如前后《史晨碑》、《裴岑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碑》、《乙瑛碑》、《夏承碑》等。

三国石刻承东汉余绪，然而，立碑之风衰竭。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以当时葬礼过繁，曾下令禁止制造石兽、碑铭，自此以后碑刻减少，但并不因此而绝迹，仍旧有不少重要的碑刻。如：《上尊号奏》、《受禅表》、《范式碑》、《无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等。

由于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姿多彩，名碑有《太武帝东巡碑》、《中岳嵩高灵庙碑》、《张孟龙碑》和《敬使君碑》等。

隋唐特别是大唐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各个方面都得到高度发展，石刻碑刻也不例外，达到了高潮。隋名碑有《龙藏寺碑》、《君法寺碑》等。唐名碑更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最典型的是唐十八陵碑刻和西安碑林的唐代碑刻。

唐十八陵石刻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其题材和雕刻手法均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陵墓石刻，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献、昭二陵为唐初所建，制度未定，石刻题材与乾陵以后的十六陵，迴然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一对石虎，内城南门之外有石犀和石华表各一对。昭陵由于山南地形险阻石刻群均集中在陵北山后的司马门内，有唐高宗永徽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有驰名海内外的巨幅浮雕艺术品昭陵六骏。自乾陵以后，石刻群的组合基本固定，按性质不同可分狮子、石人、石马和马夫、翼兽和北门六马、“蕃酋”像、华表、碑石等，唐十八陵有碑石约51通，是研究唐代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西安碑林创建于1087年，距今1000余年历史，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共有6座大型展室、7座殿廊和1个碑亭。其中收藏石刻上万件，展出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石碑墓志2300余块，有唐玄宗亲笔隶书的《石台孝经》，由四块高5米、宽3米的青石拼成，碑额上雕有飞云蟠龙，碑座镌刻番莲舞狮，是碑林中刻工精美、碑身最高大的石刻。《开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是唐代经承汉魏刻石校经传统，在大学刻石作为供人校勘的标准本。它是碑林中保留下来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经典石刻，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等12部经籍，共114块，228面，65万余字，俨然一座石质书库。清代又补刻《孟子》后，合称十三经。

除了作为重要文献资料的大量石经外，在碑林所藏各类碑石中，反映古代中西交往史的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用中文和叙利亚文记载了基督教中景教一派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往来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其他宋代以后有关记载修建、纪功、赋税、粮收及农民起义的碑刻，如《明德受纪碑》、《荒岁歌》、《兴学碑》、《修城记》、《修庙碑》及《平利教案碑》等都为研究地方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从艺术价值来说，在书法艺术上负有盛名的，有秦代篆书李斯的《峄山碑》（宋代翻版）和唐代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的李阳冰所写的《三坟记碑》、《栖先茔记》等；隶书有汉合阳令《曹全碑》、《熹平石经》残石及晋代《司马芳残碑》都是碑林中的瑰宝；草书则以唐代智永、张旭、怀素等写的《千字文》最为著名；楷书有欧阳询的《皇甫诞碑》、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宋翻刻）、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颜勒礼碑》和《多宝塔碑》等，都是负有盛名的书法佳作。此外，还有宋徽宗赵佶写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也都是举世稀有的珍品。

除西安碑林外还有山东曲阜碑林，有碑石1000多块；我国台湾地区高雄南门碑林，集碑石1000多块；西川西马地震碑林有碑石100多块；昭陵碑林有碑石50多块；太原碑林有碑石400多块；开封翰园碑林有碑石300多块；以及辽河碑林等。

我国碑石林立，它是研究中国历史、书法、雕刻、绘画等门类的一座特大宝库。

三、墓志石刻

墓志又称为墓志铭。与立于地上的碑、碣不同，墓志是埋在地下的，又有“埋铭”、“塘铭”、“塘志”等名称。

东汉末，曹操严禁立碑。晋武帝时诏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以禁绝之。”魏晋之后，经北魏孝文帝改革，碑才又重新兴盛。魏晋禁碑，人们为祭悼亡者，于是出现了墓志。

墓志是埋在墓内的墓碑。其先以平常的叙述性语言记死者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及生卒年月，称为“志”；末有几句押韵的文字加以概括并表达悼念之意，叫作“铭”，合称为“墓志铭”。墓志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有四种说法：西汉、东汉、魏晋、南宋元嘉年。现知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刘怀民墓志为最早。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形墓碑，但都不自称为志，如公元1965年北京八宝山出土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华芳墓志，首题为“晋使持节侍中都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剌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

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定型后的形制是两块一样大的正方形石头，刻有铭文的一块在下方为底，刻碑额内容的在上为盖，多用篆书，有时四周还有花纹装饰。即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也属墓志范围。墓碑与墓志兼而有之者多见。

在墓志铭定型之前，有多种样子。如清乾隆年间出土的晋代《刘韬墓志》，只一石，长二尺余，宽尺余，上尖下平，形似玉圭，称为“圭形墓志”；方趺（fū）圆首与碣无别的，如《刘保墓志》。定型为有底有盖二石是在北魏时期。如果底、盖俱全，称为“一合”，如北魏的《元显隽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等。

墓志盛行在隋唐，特别在唐代非常广泛，数量远过六朝。宋元及以后则锐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50多年间，已经公布发现的墓志材料有2000余件，如果把历代被盗的墓志也算上，就能够达到7000～8000件数量。一般的墓志上所刻的文字，从300字到1000字、2000字不等，七八千件墓志，就记录了600万左右古代文字资料。一部《史记》加上后来历代人所做的注解，不过才200多万字，可见墓志是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化宝藏。

本章参考资料

从墓志的盝（lù）顶形看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念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使用墓志，可是中国的墓志和它们都不一样。第一，中国的墓志都是埋在墓里的。第二，从南北朝以来，大多数的墓志都是做成盝顶形的，像一个翻过来的斗，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念。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和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念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说，就是“盖天说”。“盖天说”是把“地”看成一个方形的平面，把“天”看成一个圆球形的盖子，天圆的盖子覆盖在“地”方的平面上。人们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活动，日常的房屋建筑、宫殿建筑甚至墓葬建筑，都和这个宇宙的概念联系起来。《老子》曾经讲过，“人法地，地法天”。意思是说，人效仿大地，大地是以天为模范。也就是说人效法天地这种思想是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在汉代得到广泛普及的一种社会观念。这种模仿天地的意识一直渗透到古代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在陕西西安附近汉代的阳陵人们发现了一个叫做罗经石的建筑遗址，它四周是回廊，在它的中心埋设了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圆的，下边是方的。在古代人的思想里认为人死了以后是到地下的另一个世界去。那个世界和人在生的时候活的这个世界没什么区别，大同小异，只不过不是在地面上，所以修墓葬的时候，也要模仿人生在世时候那个宇宙环境，模仿这个社会来造一个缩小了的象征性的地下宇宙。由于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限制，盖这种圆型的穹顶，要求材料和技术是比较高的，所以人们就用这种覆斗形的顶来代替穹顶。从西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墓葬建筑里采用这种覆斗型墓室顶的或者说是穹窿顶的非常多见。墓顶画的是代表四方的四神，四神是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有些墓葬的顶上，还画有一些星象图画，有星空。小小的墓室，上面是天空，下边是大地，体现了阴阳五行概念的一个宇宙模型。这种概念，在汉代的画像石墓里边也可以看到，画像石墓里边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刻着图画的石砌成墓室的。分析汉代人建筑画像石墓的时候整个的图像分布，人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室布置成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它的顶上都是表现天空，刻一些星象图，还刻有四神，一些天神、仙人这样的图画，都放在屋顶。在墓室的四壁用来表现地面上的人间，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宴饮图、车马出行图，表示历史故事的图画，还有表现人们的生产生活劳动的图画。

四、石经石刻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石经又可以分为太学石经和释道石经两类。

1．太学石经

又称为“儒经”，历史上共有七次大规模的刊刻，对于传统的学术和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前三次刻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

《熹平石经》。西汉设五经博士后，经传传授都有严格的师法、家法，经文章句在长期传抄过程中也多有舛误。东汉桓、灵之际，诸经博士试甲乙科时，竞争激烈，有人甚至行贿来求得改易经籍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金文学家蔡邕、李巡等人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灵帝许可，刊于碑石。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历时9年刻成，立于太学讲堂的东侧。

《熹平石经》据记有46碑，刻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故也称一体石经。每石行数、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经文自右至左，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每经的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占一行。根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四分体隶书，每10字约合“建初尺”一尺许。

董卓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遭破坏。《熹平石经》东魏自洛阳迁邺，北周又迁返洛阳，隋开皇年间复运入长安，以后被用作柱础。民国时洛阳有残石残片出土，其大块者现分别由上海博物馆和西安碑林等处收藏。

《正始石经》。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复立太学于洛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又立正始石经于太学讲堂西侧。特立古文经石以补之，所刻的石经只有《尚书》、《春秋》两部，经文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故也称《三体石经》。

《正始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数各不相同。王国维经推算认为最可能是35碑，马衡根据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经，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

《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迭遭破坏，原碑已不复在，自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自宋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有人传拓收集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文字书法之用。对于经学和学术史研究而言，这批资料弥足珍贵，也值得作更为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共刊刻12种经典，还称《石刻十二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至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用楷书刻《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十二经于长安太学，并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是为《开成石经》，今存西安碑林。明代嘉靖年间因为地震多有断裂损字，王尧典就其缺字别刻小石立其旁，多有谬误。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又补刻《孟子》。

《广政石经》。后蜀广政年间（公元938年—965年）所刻立，有《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左传》、《仪礼》、《礼记》、《毛诗》共十经。

《嘉祐石经》。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刻于汴梁太学，因以楷、篆二体刻制，又称《二体石经》。有《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共九经。

《御书石经》。南宋高宗时刻，有《易经》、《书经》、《诗经》、《中庸》、《左传》、《论语》、《孟子》共7篇。现存浙江杭州，已残缺，存87石。

《清石经》。乾隆年间刻，共13篇。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汉石经只有7篇，后朝代石经增加了《彀梁传》、《孝经》、《孟子》、《周礼》、《礼记》称为“十三经”。这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经典著作。

2．释道石经

佛教经文刻石的风气盛行于北朝，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所刻经典有《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山东邹县的《四山摩崖》、北京房山的《房山石经》。

北京房山区石经山（原名白带山）和云居寺，因其洞穴中藏有石刻佛教大藏经而闻名遐尔。房山石经及碑刻，始刻于隋唐，经辽、金、元、明至清，历时千载，刻经1100多部，3600多卷，各种碑刻180余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道家经典常刻石的一般为《道德经》、《消灾护命经》。有赵孟所书，三次上石的茅绍之本，墨池堂本和安素轩本《道德经》，有传为柳公权书的《消灾护命经》。

五、汉画像石刻

汉代，艺术家和工匠们在石块上创造了附属的绘画，人称“汉画像石刻”。这种石刻多雕制于石碑和墓室里，在南北各地都曾发现过。画像石，既是可贵的历史史料，又是古代的绘画艺术和雕刻艺术，可以使人们真切形象地认识古代社会。秦汉时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使这些画像石广泛地涉猎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建筑、生活、丧葬等各个方面。汉画像石再现了汉代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高度文明，是汉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在繁多的汉画像石中，河南南阳和徐州的最具代表性。

河南南阳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它涉及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堪称为一部形象化的汉代百科全书。南阳汉画像石的主要内容为如下十大类：

1．社会生活类

南阳汉画像石中反映汉代贵族生活的画像极多且内容庞杂，主要有宴飨投壶、车骑出行、弋射田猎、斗鸡走狗、达官小吏、奴仆侍女以及武库、蹶张等。

2．舞乐百戏

百戏是盛行于两汉时代的一种综合性表演艺术，它集歌舞、杂技、幻术为一体。南阳汉画像石常见的舞蹈有踏鼓舞、长袖舞、七盘舞等。常见的乐器有建鼓、鞞鼓、排箫、埙、瑟、鎛钟、铙等。杂技与幻术项目主要有倒立、飞剑跳丸、冲狭、弄壶、吐火等。

3．角抵类

角抵戏起源于战国，盛行于两汉。南阳汉画像中的角抵画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形象也极为生动感人，其表演形式可分为人与人斗、人与兽斗和兽与兽斗三种。前两种又包括徒手相搏、持械相斗和戴假面具等多种方式。斗兽画像中常见的动物有牛、虎、熊、兕等。

4．天文星象类

天文画像是南阳汉画像中最富地方特色的部分。其发现的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位居全国首位。典型画像有刻有阳乌或三足乌的日轮、刻有蟾或兔的月轮，表现日食天象的“日月合璧”，象征“四宫”二十八宿的“四神”，牛郎织女星，北斗星，苍龙星座，白虎星座，慧星（蚩尤旗）等。

5．祥瑞、辟邪升仙类

神禽瑞兽和辟邪也是南阳汉画像常见的题材之一。其中的祥瑞动物有龙、虎、鹿、大螺、玄武（龟）、朱雀（凤）等，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怪异禽兽。升仙的方式主要有羽人戏龙或乘龙、驾虎、骑龟、鹿车、虎车、鱼车等。

6．神话传说类

较为常见的有伏羲、女娲、羲和、常羲、羿射十日、嫦娥奔月、雷公出行、风伯、雨师、河伯鱼车、东王公与西王母等。

7．历史故事类

主要有二桃杀三士、晏子见齐景公、鸿门宴、聂政自屠、范睢受袍、赵氏孤儿、狗咬赵盾、西门豹除巫治邺、荆轲刺秦王、高祖斩蛇等。

8．建筑类

南阳汉画像石所反映的汉代建筑主要有厅堂、门阙、楼阁、桥梁等。

9．装饰图

主要有菱形穿环、菱形套连、十字穿环、三角形图案等数种。

10．文字榜题类

主要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许阿瞿”杨官寺、独立西坡等画像石墓中的一些文字刻石。

徐州汉画像石题材广博、内容丰富。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有车马出行、游射田猎、对搏比武、舞乐杂技、迎宾待客、庖厨宴饮、建筑人物、男耕女织等；反映神话故事的内容有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东王公、西王母、日中金乌、月中玉兔等；表示祥瑞吉祥的图案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麒麟、九尾狐、二龙穿壁、十字穿环等。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纺织图、力士图、迎宾图、百戏图及八米长卷压囚图，堪称艺术珍品，属于珍贵文物。

徐州汉画像石雕刻浑厚有力、画风质朴简洁，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雕刻技法有阴线刻、浅浮雕两种。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浮雕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阴柔阳刚，体现了中国传统美的基本要素。徐州汉画像石的艺术特色是构图紧密、夸张得体、以形传神。其汉画像石拓片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

另外还有陕北汉画像石、山东城阳汉画像石、江西德安汉画像石等。

六、西汉茂陵石刻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城东15公里处。西汉时，茂陵地属槐里县茂乡，故称茂陵。茂陵霍去病墓的大型石刻是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的遗产，是我国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盛誉。

石刻中最负盛名的是“马踏匈奴”像，石马与真马大小相似，昂首站立，肌骨硬突，尾巴拖地，马腹下仰卧一老朽，首对马嘴，两颊有稍长胡须，面目狰狞，两足上曲，手持凶器，垂死挣扎，这一马一人，高度概括了霍去病一生抗击匈奴的功绩。此外，尚有跃马、卧马、石人，猛兽食羊、牯牛，人与熊、小猪、石鱼等14件石刻，反映了西汉社会的富庶和国力的强大。这些石刻均出自官府工匠之手，其中有两件分别刻有“左司空”官署和“平原乐陵宿伯乐霍臣孟”的题名。鲁迅先生说过“惟汉艺术，博大沉雄”。陕西咸阳茂陵石刻题材新颖、生动逼真、雕刻简练浓厚，高度体现了汉初沉雄、博大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风格。

七、中国篆刻

“印章”又名“印”，古称“玺”，研究印章称为“印学”。印章是我国的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的工艺美术。因其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属性，与一般的工艺美术略有不同，故又叫作“篆刻艺术”。中国的篆刻与书法堪称中国艺术中的孪生姐妹。

关于印章的起源，《周礼》、《左传》中都有使用印章的记载，这些可以说明早在春秋中期，印章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从近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殷商时期就已存在印章了，而战国时期的古印，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这以前的印章，统称为“玺”。秦统一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用“玺”，至于官员和百姓的印章，只能用“印”。以后封建社会中历代王朝大体沿袭这一制度。汉代开始出现在官衔下加“章”或“印章”的印，如“广汉大将军章”等，而唐武则天，因“玺”同息灭的“息”谐音而改用“宝”，如“皇帝之宝”等。此外，还有称为“记”、“朱记”、“图章”等。

印章上的文字最早是与当时通用的字体一致的，如战国时期，采用的是各国流行的大篆、籀文，秦用李斯的秦篆，秦汉以后，用于印章上的字体范围扩大了许多，出现了缪篆、鸟虫篆等多种篆体。隋唐以来，不仅沿袭使用篆体类文字，而且把隶、楷等字体也应用于治印，以至殷代的甲骨文都被吸收进来。当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篆体类的文字，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变。

印章的用材，最初以铜、金等金属材料为主，这与当时的印章大多为铸冶而成是分不开的。亦有少量的犀牛印、象牙印、玉印和石印。古玺印一般比较扁小，并雕有坛、台、龙、虎等各种形态的印钮，通常挂在腰带上，以便随时使用。先秦古印用材、形制各随其便，并无定制。秦以后，官印有明确规定，是区分官阶的标准。其等级次序为：玉最贵，一般为皇帝所专用，金次之，银再次之，一般官吏只能用铜印，私印印材则没有这么多讲究。隋唐以后，官印渐大，印材也更丰富。

元王冕发现了质地松软的花乳石，为篆刻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这一发现使文人自篆自刻形成风气，篆刻艺术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更有明代文彭、何震，师承秦汉，大胆突破前人樊篱，穷尽毕生精力为篆刻艺术推波助澜，此后印坛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名家辈出。清一代更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至近现代，篆刻艺术更为普及，各种流派不乏继承、创新者。如今，篆刻艺术这一传统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屹立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

八、拴马桩石刻

我国石雕艺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自西汉起，寺庙陵园雕刻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的专利，开始趋向规范和工细。人类原始时期大气浑成，不事雕饰的艺术风格日渐淡薄。但陕西渭北农村的民间拴马桩石刻让人们欣慰地看到，我国雕刻各种雄厚、朴拙的造型精神已悄然沉积在民间美术中并得以继承和发展。

拴马桩就是拴骡、马、驴等农村大牲口的石头柱子。它散存在陕西渭水北岸的铜川、宝鸡等地，历史可以上溯到宋、元，1982年被首次发现，1985年在北京的展出引起了美术界的震惊。拴马桩石刻，地面高度多在180～230厘米之间，桩顶多为圆形，雕工最为精细。雕刻形象有蹲狮、蹲狮背人、坐猴、坐人、人骑象等等，造型粗犷、简约而整体，其中人物形象最具特色，造型健壮、丰满，强调和夸大头部，体现了民间美术硕大为美的特点。人物类石刻分为单人、人骑兽和多人组合三种，造型整体、骨坚肌丰、神清气足，有些人物的脸型及表情特征极尽夸张而近于漫画。男性人物多表现为胡人、蒙古人形象，形必粗犷、神必彪悍。少女、老人、儿童等形象则刻画得细腻、突出，栩栩如生。至于桩身，其正、左、右三面通常为竖朵形串、枝莲、卷茸和云水纹等浮雕图案，寄寓了人们祈求家园安宁、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

这些石刻，根据石料的形态因材施艺，就坯取形，因而富于乡野气息和生命活力。在它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更多的是陕西淳朴厚重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