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 论
本章主要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明确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并在对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范式及其前沿性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全书的主要思路和内容结构安排。
第一节 转型经济学的缘起
转型经济学是在20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虽然它的发展历程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但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转型经济学迅速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了牢固的学术地位，其研究成果一直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一、从经济转型到转型经济学
经济转型是一个客观现实，主要是指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转变传统的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驱动作用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涉及欧洲和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1]涵盖了将近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它改变了转型前东西方阵营全球割据的“冷战”格局，促进了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革命和信息革命基础上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整合。正因为如此，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将其称为“21世纪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3]
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与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现象成为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难题之一。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转型国家的转型纲领、具体目标、路径以及所建立的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和转型绩效，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说在对经济转型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为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共识”的话，那大概就是，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对经济转型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经济学家广泛运用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法和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这使得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转型经济学。
从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初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强调其在政策实施上的可操作性，因而研究成果大多以政策性文章为主，旨在对转型政策的制定等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这一时期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人员也主要以能够直接参与到经济转型决策制定过程当中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为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专家的关注，他们的加入很快使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从原来的以对策性研究为主转变为以学术性研究为主。在这一时期，转型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学术期刊（包括国际一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中，与转型经济学相关的文献数量迅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多次出版专题报告。美国经济学会、欧洲经济学会以及许多专业大会更是举办了无数次的专题会议，并且出现了专门以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研究机构。
对转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绩效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反差，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出现全面衰退以致近乎崩溃相比，中国经济不但从未出现过负增长，反而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方式和路径的比较研究上，并且是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假定下展开的。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主要是肯定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转型道路，并检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道路。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逐渐复苏动摇了“渐进式转型方式优于激进式转型方式”的结论。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前提假定下展开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使得经济转型的收益变得不可确定，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转型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样，对转型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对市场经济研究的日益深入，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转型方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其研究结论也日益倾向于论证，并没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模式和唯一的方法来实现转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应当有不同的制度演进道路和方式。因此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超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的争论，而更多地关注在转型可行性区域中的多种可能及其优化选择的条件与背景。另一些学者则不再将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比较，而是专注于对其各自经济转型自身的理论阐释。而更多的学者则将研究重点从经济制度层面的体制转变转向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
进入到21世纪以来，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日益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究竟应当如何认识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绩效上的差异再次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转型经济学研究也随之进入到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已经有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从能否保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角度来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加以比较，从而重新对经济转型“好不好”、“完没完”等一系列与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估和进程测度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分析。
二、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主题
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发生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就完成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转变，从而其转型进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这其中巨大的变化是以往社会发展史上所难得一见的，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而这种浓缩的特殊性的存在让我们有理由将其与社会发展史上其他变迁方式区分开来单独加以研究，寻找一般规律。转型经济学正是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发生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为研究对象的。这使得转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它的出现，既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在此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转型实践方面的不足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能够对转型国家今后的转型实践加以指导，从而有助于解决转型国家在这一变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转型经济学才能够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一直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是和其研究对象的现实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的。而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而言，这个过程既不可逆转，其结束也并非遥遥无期。这说明经济转型是具有过渡性特征的。而由这种过渡性特征所决定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则对转型经济学进一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质疑。从以上对转型经济学发展历程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与转型国家经济转型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性特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转型后期或后转型时期到来之后，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意义何在呢？
毫无疑问，对于经济转型这样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事件的阐释和分析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其经济史方面的学术价值，但是对于转型经济学而言，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却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里。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转型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率先发生了从军人独裁政权向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转变。80年代，与南部欧洲有着密切传统关系的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发生类似的运动。稍后，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菲律宾与韩国的政权更替，东亚地区也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从强人政治向选举民主制度和开放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紧接其后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改革趋向。这说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与全球范围内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潮流暗合的。人类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各大地区几乎是同步出现的，而且是广泛发生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源于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制度几乎是自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与所有各大文明地区的传统同时发生如此深入的交融与碰撞。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事实上正是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代世界处于外围非西方文明地区的后发国家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总结和阐释了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转型国家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探索，而这对于其他后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明确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意义之后，为了使转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有必要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做出重新定位。毫无疑问，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是在缺乏足够理论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经济转型所出现的一系列后果又是完全和以往的经济学理论相背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而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运行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因此，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制度生成的体制转变过程。只有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分析这场体制转变才能理解转型国家在转型路径、绩效等方面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当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大多将研究主题确定在对转型国家体制转变的分析上。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制度变迁过程都能达到更高的运行效率，事实上一些制度安排有可能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水平上。因此，仅仅关注体制转变虽然可以使我们通过对体制转变过程的刻画来加深对经济转型过程的理解，从而对已经发生的经济转型现实给出合理的解释，但却难以对经济转型的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从而无法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转型今后的发展方向。可见，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仅仅确定在研究体制转变，从而从理论上对经济转型的现实给出合理的阐释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把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注重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家最先注意到资本积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后又看到了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认识到经济制度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是最近五十年的事。因此，当把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确定在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这方面并不存在现成的理论供我们使用。所以，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已有的经济理论到经济现实的过程，而更多的要从转型国家的实践中来总结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
通过观察转型国家的实践来进行转型经济学研究，还需要我们正确理解经济转型的多样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关系。从经济转型实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在转型方式以及所形成的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多样性特征。有的经济学家据此认为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间已经不具有可比性了，而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恰恰说明了制度变迁的方式和结果的多样性，因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对此，我们认为，虽然不同转型国家的转型方式和绩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却是蕴含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共同的起点出发，通过对民主和市场演进追求来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这一同一性之下的。因此，对经济转型内在规律的研究，仅仅考察某一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是难以实现的，而要更多地依赖于对不同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共性特征和差异性特征的比较和总结。
综上所述，对转型经济学研究意义的认识，不仅要看到经济转型的独特性，更要把它看做后发国家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把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定位在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由于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理论供我们使用，因此，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要从转型国家的实践中来总结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虽然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但更要看到这个多样性特征是蕴含在其同一性特征之下的，这就决定了对经济转型内在规律的研究，要更多地依赖于对不同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共性特征和差异性特征的比较和总结。由此可见，对于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我们首先要通过比较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经济转型的共性特征，从中总结出有关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分析不同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差异性特征来确定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及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
第二节 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前沿问题
在当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三种主要的理论研究范式，它们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比较经济学范式和制度经济学范式。本节将依次对这三种研究范式及其前沿问题加以介绍。
一、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最初对转型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进行的。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它是在19世纪末边际革命的基础上，经由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整理和提炼所形成的以效用价值论和均衡分析为主要工具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研究市场上的价格和竞争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强调社会分工和自由交换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更加强调归纳演绎和逻辑推理，通过把数学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以更严谨的逻辑和形式化的方法来阐释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到20世纪中期，随着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的提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套高度抽象并且逻辑严谨的理论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政策主张在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共识”是由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首先提出来的。鉴于当时拉丁美洲连续七年陷于严重的危机，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会议，旨在探寻解决拉美经济的政策方法。为了使大家明确大会讨论的内容，在向这次会议提交的背景论文中，威廉姆森提出了十项被当时位于华盛顿的三大组织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所一致认同的，拉丁美洲国家应当采取的改革建议，并将其称为“华盛顿共识”。这十项改革建议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三个重要的方面，主要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主张对汇率、利率和外国投资放松政府管制，并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其核心内容就是要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的推动下，“华盛顿共识”得以在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广泛推行。按照曾经成功遏制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哈佛大学教授杰佛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建议，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是“大爆炸”（Big Bang）式的，通过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全面放开价格，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宏观经济，同时迅速进行私有化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就是著名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首先是波兰政府接受了萨克斯的提议，接下来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开始了这种激进的转型方式，1992年，作为前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也选择了“休克疗法”。
在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看来，“休克疗法”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因此局部改革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经济转型必须完全抛弃原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建立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制。
第二，企业对市场信号做出正当的反应有赖于私人产权的确立，因此必须大规模地关闭原计划经济中的传统国有部门，而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于将来的中小企业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三，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需要价格能够自由地对市场供给和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所有价格必须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从而使价格信号失真。
第四，只有和世界经济接轨，才能使经济发展不受梗阻，因此必须尽快打开国门，促进金融和贸易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大多数部门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当中。
第五，由于经济体制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互补性，任何局部的改革都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所以经济转型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必须“一揽子”付诸实施，而且越快越好。换句话说，经济转型应当是激进的、“大爆炸”式的和一步到位的，分步走的方式不太可能取得成功。
第六，鉴于转型国家在转型前宏观经济严重混乱，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并且鉴于经济转型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必须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强制性地消除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化。
按照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的预期，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因此经济绩效首先会比较差，然后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和逐渐完善，经济绩效会慢慢改善，呈现J形曲线效应。然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却表明，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样一个J形曲线现象。事实上，俄罗斯等国家从转型开始就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停滞（衰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问题，其经济绩效更像L曲线形状。相应地，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激进式转型而是采用渐进式转型的中国，虽然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理论和实践上出现的巨大反差使得新自由主义转型经济理论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转型理论的批判和反思，又出现了比较经济学范式的复兴和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发展。[4]
但是正像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经济学理论没有提供一套马上适用于制定政策的依据。它不是一种学说，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维的手段或思考的方法，能帮助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5]新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逻辑严谨性以及它对成熟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入剖析，使它并未被所有经济学家所抛弃。通过反思“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有经济学家开始将不同国家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的结构特征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之中，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相关方面的补充和完善，在理论上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做出了新的阐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金融发展理论对转型国家经济市场化顺序的分析。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在书中，他们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现象，即发展中国家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望，试图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通过实行低利率以刺激投资，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其结果不但没有刺激投资，反而压抑了投资，制约了经济增长。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金融制度的落后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停滞又制约着金融业的发展。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失误，没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反，在经济各个领域进行过多的干预，尤其是对金融领域中利率和汇率的强制规定，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必须重视金融对经济的影响，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压抑”政策，取消国家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过分的行政干预，放开利率和汇率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同时为了保证改革的成功，还必须进行财政、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促进“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ing），从而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对于转型国家经济自由化的方式而言，麦金农更加强调金融控制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应当像“大爆炸”式的经济自由化方式那样放弃金融控制，而是要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完全消失之前，使货币—金融—财政体系必须从只能适应计划机制的被动模式转变为对分散的企业、家庭甚至地方政府争夺稀缺资源能力的一种主动的强制性权势。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也不该同时实行所有市场化措施。在此基础上，麦金农结合转型国家改革方式的不同带来的不同经济发展成就，在其著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中，通过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经验时所提出的转型国家向经济市场化过渡过程中的最优次序问题，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指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应该包括以下三大步骤：第一也是最明显的需要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财政控制优先于金融自由化。为了实现财政平衡，要限制政府支出，建立严格的税收管理制度，避免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第二是开放国内的资本市场，实现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的自由化，使存款者能够得到、借款者能够支付实实在在的实际（对通货膨胀作了调整）利率，使银行体系能够自主经营。同时为了避免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正在实行市场化的国家放松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制的步伐必须与政府在总体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谨慎地相适应。第三是进行汇率自由化改革，首先是经常项目的自由化，只有当国内借贷可以在均衡（无限制）利率水平上进行、国内通货膨胀得到抑制、汇率稳定时，才能够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另一方面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等人通过分析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实践中的若干经验教训，提出的一套以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林毅夫指出，转型中国家根据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设计的转型政策的失败，以及“华盛顿共识”在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时所带来的诸多事与愿违的结果，都表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在现有的、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除了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之外，还暗含着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做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的假设，即“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林毅夫将“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公司治理、竞争环境、产权安排等可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问题。但是，转型中国家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因政府的赶超愿望，进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资金过度密集的技术生产产品，而不具有自生能力。这样，当经济中大量企业是缺乏自生能力时，这些改革或转型政策的实行，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林毅夫主张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问题时，应放弃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一个具体的考虑变量。在此基础上，林毅夫以及他的合作者通过引入“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隐含假定，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发展战略—制度结构的基本逻辑出发分析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
在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中，林毅夫以及他的合作者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一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要使得经济产出的成本最低，该国的产业、技术结构必须与相应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产业结构本身。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一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将由相对稀缺的要素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也会由相对昂贵逐渐变为相对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因此，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制度结构内生于其经济发展战略。要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包括一个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发育良好的产品市场。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违背本国的比较优势，实行某种形式的赶超战略，人为地扶持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建立和成长，那么，执行这个战略任务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就不具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给予各种各样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甚至导致政府采取人为压低工资率、实行金融抑制、扭曲价格体系和控制市场准入等政策，以行政手段替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并且，各种优惠条件只能有选择地进行配给，某些行政部门和机构就成为企业寻租的对象，贪污、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因此，赶超战略虽然可能把一些违背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必然也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微观经营主体效率低下、经济总体发展绩效低。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依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从而能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加速经济收敛的过程。
在上述发展思想的基本框架下，林毅夫及其合作者还进一步研究了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发展战略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发展战略与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在联系，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
二、比较经济学范式
比较经济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一门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对现实中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不同经济管理和决策方式等问题作对比研究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事实上，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为他和他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当然，在20世纪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经济伦理道德观方面，更多地是评价经济体制是否合乎“理性”和“正义”，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或“平等”。虽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作了技术性的比较和论证——如帕累托（V. Pareto）对“最佳体制”的研究，巴罗内（E. Barone）对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下资源分配效率的探讨等，但范围很有限，且影响不大。到20世纪初，随着苏联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开始从一般的由泛理论的争论转向对现实的评价，由主要是讨论经济伦理问题转向侧重于研究不同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继承帕累托和巴罗内的传统）。这导致了2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论战的爆发，并使得对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得到广泛认同。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劳克斯（William. N. Loucks）与胡特（J. W. Hoot）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比较经济学》，真正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系统化为一门学科。
比较经济学的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潮。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上，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从而形成了东欧、俄罗斯改革理论，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批判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论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性。其中，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他建立了经济系统的一般模型用来对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加以比较，详尽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traint）造成短缺经济的弊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是从经济利益的矛盾运动和动力方面展开所有制分析的，他认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这也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弊端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而波兰经济学家沃尔齐密尔兹·布鲁斯和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勃朗科·霍尔瓦特等人则更强调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他们认为有必要将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分开，并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霍尔瓦特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因为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学家不再仅仅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进行横向的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把不同经济模式、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同不同经济政策目标、不同福利水平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比较经济学的研究大大深入了。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突破以“主义”来划分经济制度类型的传统研究方法，代之以强调经济体制的组织、结构和职能比较的现代研究方法，[6]但是总的来看，此时的经济学家们依然是以两大“主义”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持久不变的制度上，大多是对两大“主义”存在问题、解决前景和展望以及是否趋同等方面作静态的一般性的比较分析，基本上没有对新旧体制的变化更替过程进行比较研究。而且事实上，虽然经济学家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其落脚点都落在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因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实际上转化为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比较分析。在比较研究的结论上，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都认为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它在本质上就是一套由生产函数决定的物质系统，它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各个分散的决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满足需求的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种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必然使转型国家采取“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提倡的“大爆炸”（Big Bang）式的转型方案，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为既然原有的计划经济是绝对低效率的，那么转型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采取市场经济模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同时放开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扭曲的价格，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对不同商品的稀缺进行调剂，进而提高经济效率。毫无疑问，由于此时的比较经济学根本没有涉及对现实经济体制变革过程的解释、分析和比较，因而它没能预料到这种转型战略为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带来的灾难后果，更不可能对前苏联、东欧各国经济转型的纲领、具体目标、路径以及所建立的各不相同的特殊制度安排及其效果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到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比较经济学研究开始由繁荣转向沉寂。
时至今日，在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发现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市场经济自身也存在着不同的制度安排，正如詹科夫（S. Djankov）等指出的那样：“最近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制度差异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制度带来了增长，有的制度却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全面停滞。”[7]因此，比较经济学不再把研究对象局限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制度之间的静态的比较上，而是转而对不同的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其着眼点在于国家和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比较研究、跨国经济的比较研究、大国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国家经济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学因素的比较研究等，这大大丰富了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从而对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转型纲领、具体目标、路径、方式以及所建立的特殊制度及其效果上的差异作了更加深入的阐释。经济学家们发现，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市场经济，在供给与需求背后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被揭示出来，而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没有研究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的深层次的机制。供给需求对研究资源配置虽然是非常有力的工具，但是掩盖了供给需求背后的形成机制。第二，即使在研究资源配置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原因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源配置的预测常常与现实不符。[8]这使得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又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是针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这些市场失效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将博弈论、信息、合同和产权等引入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信息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市场经济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传统问题，需要解决的更广泛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在决策前，决策者如何知道需要什么信息和如何获取这些信息？成千上万的不同的决策者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如何协调？[9]二是针对供给需求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钱颖一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不同。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人民的生产和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10]
市场经济是经济转型的目标，比较经济学的重新复兴加深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和反思，在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式下，沿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两条路线，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强调信息的重要作用，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效率，在于计划者不能获得充分而准确的必要信息，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必要的信息都集中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根据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时，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11]而激进式经济转型和渐进式经济转型的区别就在于：激进转型方式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配置体制希望将其一步到位；渐进转型方式则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累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12]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开创不完全信息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信息经济学为工具，指出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因而价格所传递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以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从而导致了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低估了信息问题、机会主义行为和人为失误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华盛顿共识”未能深刻理解市场经济，未能认识到私有化和自由化其实并不足以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因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休克疗法”强调最多的是私有化和自由化，而不是市场竞争，它更多关注的是对现有企业体制的重组，而忽视了创造新企业和就业岗位。另外，经济需要制度设施和支持该经济制度的道德环境（Moral Ecology），由于“休克疗法”更多地关注转型的速度，而忽视了由于其中缺乏健全的法律机制以及相配套的社会制度，因此无法保证整个市场经济运行良好。斯蒂格利茨赞成渐进式转型，认为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个人、组织和社会都要学习，个人要学习如何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组织要学习如何适应新环境，社会要学习哪种制度更有效。而渐进式改革有助于这种学习过程，因为它既避免了“信息超载”问题，也避免了组织遭到破坏而引起的信息损失问题，而这些是实行“休克疗法”所不可避免的。
在未来的发展问题上，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以及早期的发展理念只是狭隘地看待发展，对经济的关注混淆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过分关注社会转型的某个方面，却没有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待发展，所以它所倡导的发展范式在实践中都失败了。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发展不仅仅是技术调整问题，也是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不应当仅仅衡量GDP，而需要用一个整体的和协调的方法来重建社会和经济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方法。他倡导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即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来取代“华盛顿共识”，从而更加关注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及国际援助机构在促进新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关注新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方式及过程。因此，斯蒂格利茨认为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应该主要围绕着明晰产权关系、形成激励和竞争机制、解决信息问题、降低交易费用等问题展开。在具体政策方面，斯蒂格利茨强调竞争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应坚持“宏观稳定和微观改革”的方针。他认为法制滞后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制约许多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但他主张政府应该在经济转型中起主导作用，指出建立和执行游戏规则的适当方式不是让市场与政府对立，而是在两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他还强调体制转型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认为在转型过程中应抓住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创新这个关键，追求金融稳健，保持金融安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金融体系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传递信息的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对转型国家（主要在亚洲）转型以前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失败的很好的纠正。另外，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设计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提供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储蓄，又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福利，而一个设计不好的体制则会对工作和储蓄的经济激励机制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劳动力流动，减少总储蓄，还会成为财政预算资金流失的一个渠道，使资金不能被用于更紧迫的社会需要和经济增长。
另一条线索强调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与约束的重要作用。最初学者们的研究围绕着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争论展开。一些学者认为地方分权对经济转型具有促进作用，钱颖一、许成刚（Yingyi Qian and Chenggang Xu）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他们称之为“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到中国式的私有化的改革模式”。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所实行的建立在专业化、职能化基础上的单一等级的U型组织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组织结构是一种M型结构，即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这使得基层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地区之间的联系是市场取向的，从而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市场活动，刺激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13]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强调地方分权经济转型中的消极作用，布兰查德、施莱弗（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认为，俄罗斯的地方政府的税收、管制以及腐败行为对经济增长起着消极作用，其原因在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伴随着政治的民主化，这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有限，因此一方面俄罗斯的地方政府被原有厂商俘获，从而在原有厂商与新进入厂商的竞争中保护前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限制了新厂商进入的积极性。相反地，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新厂商的成长具有积极作用，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进行的，其结果是中央政府的奖惩措施降低了地方政府被俘和“寻租”的几率。[14]
现在，经济学家们更加强调法律和法治对经济主体的约束作用，新近崛起的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的大量研究都认为，法治对经济转型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法律在制度变迁以及制度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法律和法治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当前比较经济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钱颖一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市场、政府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虽然它十分重要。我们还应该看到供给与需求背后激励和约束的机制，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人民的生产和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而法治就是这种约束机制的重要体现，在钱颖一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是通过其的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起到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如果没有法治的这两个经济作用作为制度保障，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率运作，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是可持续的，因而法治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造就有限政府（limited）和有效政府（effective）的制度基础。
在转型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上，钱颖一指出，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只关注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关联，却尚未充分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联系。毋庸置疑，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法治是更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交易经济，但是它是不会“自我维持”（self-sustained）的。[15]正像格莱泽和施莱弗（Edward Glaeser and Andrei Shleifer）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当国家利益与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背离以及规则很容易被破坏时，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监管制度。[16]已经有经济学家通过考察制度选择的政治模型指出，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通过操纵选举程序、宪法规则、竞选活动和政治党派的经费来源以及其他的制度安排使自己能够继续执政。[17]因此，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无论是在对市场与法治关系的探讨上，还是在评判市场经济的标准上，政府这一角色在研究中都占据着关键地位。政府可以说是在市场与法治相互作用关系中的核心纽带，因此如何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如何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根源。[18]在此基础上，钱颖一将法治的发展水平作为评估市场经济发展的标准，他认为“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而法治对以上两者都有限制作用，因而只有建设法治才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19]
三、制度经济学范式
制度经济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与比较经济学一样，制度经济学同样主要以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但是与比较经济学不同的是，比较经济学主要是对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之间静态的比较，而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理论上对经济制度的起源与演化、性质与功能以及各种经济制度的经济后果等动态特征加以阐释。
研究制度的性质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同样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但真正促成制度经济学形成则要归功于以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ien）、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米切尔（Wesley Clais Mitchell）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派。在凡勃伦看来，制度是一个涉及面很宽泛的概念，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包括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法律，等等。[20]但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概念，老制度经济学没有形成一个清晰一致的分析范式，也没有明确的研究逻辑。[21]对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在批评老制度学派理论时，指出康芒斯等人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真正的制度理论。因此，他并不反对新古典理论，而是尝试着沿用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本身，目的是让经济学和现实一致起来，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理论。继科斯发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之后，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阿尔奇安（A. Alchian）、德姆塞茨（H. Demsetz）等人发展了产权理论；张五常（S. Cheung）、詹森（M. Jensen）、麦克林（W. Meckling）、哈特（O. Hart）等人发展了契约经济学；威廉姆森（O. Williamson）等人发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诺斯（D. North）等人发展了经济史的制度理论或新经济史学；布坎南（J. Buchanan）等人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威廉姆森（O. Williamson）、波茨纳（R. Posner）等人发展了法律和经济学等，在新制度学派的推动下，制度经济学蓬勃发展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制度层面来看，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制度生成的过程。借助于制度经济学范式，经济学家通过研究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权利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在对制度变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对转型国家的不同转型路径、绩效以及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作了较好的解释和分析，这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分析范式成为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
在制度经济学范式下，通过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判和反思，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转型不仅仅是像“华盛顿共识”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型，还应该包括更加微小的方面，比如说合同，同时更加注重合同的制定和履行，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因此，经济学家放弃了一般均衡，以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主要方法，强调产权和激励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注重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批判“华盛顿共识”事实上强调经济转型结果的唯一确定性，指出一个社会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制度的选择，即确定产权的标准，因此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以保证可能的最大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模式和唯一的方法来实现转型。其实，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有不同的制度演进道路和方式。[22]由于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三条主线：
一条线索是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分别运用产权分析和制度变迁分析，对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和绩效的解释。其中产权学派的研究主要以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开创的产权经济学为理论工具，基于对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及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权利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对转型过程中的私有化和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产权学派看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对企业与组织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通过私有化，让“私人所有权”自然地形成激励机制，从而利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调节机制配置资源，提高经济的效率，因此经济转型实质上就是一个制度构建过程。经济学家们通过分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对产权与所有制研究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对转型过程中的产权改革以及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公司治理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转型国家中，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的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全，因而代理人就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这就要求或者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或者对委托人在外部加以监管，因此，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对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项权利加以制衡，这要求发展金融体系，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体系，这不仅需要公司法，还需要严格的审计和财务披露、积极的新闻媒体、严厉的反欺诈法规，以及高水平的法院、行政监管机构和自律性组织，等等。
而新制度学派的研究主要以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开创的以新经济史学为理论工具，更加关注从整体上对经济转型过程的解释，从而论证渐进式转型的合理性。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技术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诺斯通过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新制度学派认为，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制度变量中，产权的功能极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除它以外的其他一些变量也在上述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一个比产权更广大的制度内涵中来考察这些问题。[23]在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中，由于中国采用了渐进式转型方式并取得了明显优于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绩效，这成为进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重要背景。新制度学派将经济转型视做制度变迁过程，而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制度安排，这种总和不确定性（Aggregate Uncertainty）与“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转型必将带来确定的效率的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诺斯指出：“新古典范式缺少制度……眼下在经济学家中很时髦的增长模型假设，激励结构是基础性的，但他们并没有正视有关这种结构的争论。我们理解中的这些疏漏已因中东欧的事件而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关注。中东欧所面临的挑战是重组经济……以便创建一个适宜经济增长的环境。没有对制度的自觉关心能进行这样的重组吗？勾勒出这种市场的制度特征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24]的确，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使人们对诺斯所宣称的“制度是重要的”的理解在不断深化，把经济转型看做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就是要强调制度构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转型后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以及转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林毅夫在对制度的功能、制度不均衡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把制度变迁方式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指出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它可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两种，而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25]在此基础上杨瑞龙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假说，将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移依次划分为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他认为中央政府在改革初期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在政治力量及资源配置权力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且中央政府为追求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26]制度变迁理论对实行“大爆炸”式和渐进式转型战略的转型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别作了较成功的解释，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对不同转型战略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不同转型方式下制度变迁方式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渐进式转型由于在较长时期内两种体制并存，制度之间不协调较多，完成整个制度变迁需要多次的“谈判”、“签约”，因而转型的交易成本较大，但是渐进式转型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一点点的，而且可以用由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外部利润”的增加来给予一定的补偿，这样转型受到的反对和抵触也比较小。与此相反，激进式转型由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整个制度变迁过程至少在理论上只需一次“谈判”，因而实施改革的交易成本较小，但由于激进式转型一次性地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而其受到的抵触和反对就大得多，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大得多。
另一条线索是最近发展迅速的演进主义对经济转型的研究，通过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移植的检讨，演进主义更加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制度变迁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内生的自我演化过程，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进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形成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其内部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同时，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时候，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发展过程中还必然会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给体制改革的推进带来政治上的困难。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27]戈瑞博、斯塔克（Gernot Grabber and David Stark，1998）认为，从演进论观点看，没有多样性，就没有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快速变化，往往会牺牲长期效率。相反，旧体制的存在，制度变迁中的摩擦会保留制度的多样性，为新制度的选择和产生提供广泛的空间，从而促进制度的成长。[28]
从转型实践来看，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实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激进式转型，试图通过全面引入西方成功的市场经济制度来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结果正如博戈莫洛夫和格林基娜指出的那样，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结构是一项比经济生活自由化更复杂的事情。如今中东欧国家日益清楚地体会到，照搬一套法律制度是举手之劳的事，但要让它有效地运作起来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吸取别国的经验，要符合本国的情况。[29]中国的转型进程也并不是一个伴随现代经济发展应运而生的自发演变过程，而是一个以人为设计和干预为主导的制度创新和突变过程，每当通过“国外引入”路径方式将外国很成功的经济组织形式或制度方式“移植”到国内后，在改革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偏差和“淮桔成枳”现象。周雪飞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归纳，认为中国在转型时期出现的“权力市场化”，以及股份制、证券市场的引入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规范、不到位、不合理、不完善都是“淮桔成枳”现象的具体体现。[30]
经济转型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整套价值观、法律框架和非市场制度中需要嵌入市场逻辑。然而这套体制的引入并不是移植发达国家的，而是一个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制度创新过程。在这方面，贾根良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指出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其制度创新过程遵循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的路径，即先从技术引进和推进经济结构转变入手，同时采用新型产业组织并改革经济制度，只有当社会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和政治体制的累积性改进已达到相当程度，在这时，整体性的政治体制变革才势在必行。因此，在某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具有“先行者劣势”，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后发优势，并反过来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31]
还有一条线索是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转型的研究，与演进主义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不同的是，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将经济转型视做一个综合的政治经济运动过程。科勒德克认为，经济社会转型应当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32]由于任何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离不开政治上的支持和利益集团的推动，因而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更加注重转型过程中“游戏规则”的产生，强调政治因素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其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对激进式转型与渐进式转型的比较，对转型的程序设计，以及对不同国家的转型绩效的解释，等等。
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将当前关于对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划分为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条思路：对转型的规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约束下的转型决策制定问题（不仅仅是福利最大化问题），其研究广泛采用“日程安排假设”（Agenda-setting Hypothesis），即政府的行政部门在设计和推行提交给立法机关或全民公决的“一揽子改革方案”（Reform Package）上具有垄断力量，而选民并不能对这“一揽子改革方案”加以修订，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相应地，对转型的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研究较少讨论政策建议，而更多的是解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权力平衡的演进。[33]他的一系列研究都是沿着这两条思路展开的。
热若尔·罗兰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一种是具有确定日程安排权的强政府；另一种是任凭各种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摆布的弱政府。沿着第一条思路，热若尔·罗兰指出，具有确定日程安排权的强政府主要面临两种政治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能够阻止改革措施付诸实施，由于政府得不到议会、政党或联合执政党内大多数人的投票支持，因而其某些改革措施无法被采用，这就要求改革方案必须具有可接受性。事后的政治约束与改革已经被实行并且观察到效果后发生的可能性相关，当诸如经济形势方面的不利冲击等原因引起潜在的政治力量对比改变时，多数人的态度将发生变化，从而潜在地导致政策逆转，这就要求改革方案必须具有不可逆转性。此时，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之间谋求一个均衡，而这个均衡的实现取决于逆转成本、早期逆转的期权值[34]以及改革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因此，当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以至于局部改革会带来太多的阵痛（也即局部改革的收益很小），早期逆转的期权值几乎等于零，以及“大爆炸”式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收益很大时，应选择激进式改革策略，而当“大爆炸”式的预期收益为负，早期逆转的选择值足够高，以及局部改革带来的阵痛不是太大时，应选择渐进式改革策略。沿着第二条思路，热若尔·罗兰指出，任凭各种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摆布的弱政府主要面临两种“寻租”活动：事前的“寻租”活动和事后的“寻租”活动。事前的“寻租”活动是指，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在各种私有化政策之间选择的过程，以求尽可能多地获取租金，从中渔利。事后的“寻租”活动是指企业或企业集团会进行游说试图得到更多的补助，而不是致力于企业重组，从而导致软预算约束的长期存在。这样看来，“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私有化，并不能防止出现院外集团干预的现象，弱政府的决策更容易屈从于院外集团的压力。经验研究对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研究表明，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的私有化使其公司治理结构出现了所有权分散化、控制权集中化，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对企业经理等“内部人”的监督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个群体在中央计划体系瓦解之后处于中饱私囊最有利的位置，他们对企业实施破坏性战略，带来了严重的渎职与腐败。[35]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和发展银行1999年对25个转型国家3000多个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程度与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政府被控”国家一般经济改革进展缓慢，而且如果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非法控制，私有化就会成为增强强势利益集团的控制政府的工具，并会严重伤害巩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和规范的发展，体制改革只有遏制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控制，私有化和其他改革才会有效促进治理质量的提高。[36]
综合以上分析，热若尔·罗兰发现，大规模地无偿出让或分配公司资产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如俄罗斯和波兰）或经济权力的集中（比如在捷克共和国），他认为，具有明确日程安排（Agenda Setting）的权力的强政府，比任凭各种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摆布的弱政府更能有效地正确排列各项措施的次序，以使在政治上不可逆并使重组能有效进行。因此，政治在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转型国家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利用改革的动力效应，事实上如果渐进改革的顺序正确，也即第一项改革不仅能够产生大多数人的收益，而且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关于未来改革的信息，这些大多数人就会有动力来进一步推进改革。
第三节 本书的目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结构安排
一、本书的目的和写作思路
时至今日，转型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应用不同的范式并且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研究，这不但使我们对经济转型现实的理解不断得到深化，而且也大大丰富和拓展了经济学理论，这一切使得转型经济学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中较为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本书的目的就是在整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以反映整个经济转型的全貌。不但要看到经济转型的独特性，更把它看做后发国家对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道路的一种探索，从而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影响经济转型的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中，分清哪些是影响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哪些是影响经济转型的次要因素。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对已有的经济理论所构成的重大挑战。这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第一，为什么转型结果会出人意料，经济转型背后的内在规律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应当如何理解经济转型的问题；第二，到底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哪个结果更为理想，如何看待经济转型今后的走向，经济转型应当何时结束，这实际上是如何评价转型效果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一场体制转变。然而应当看到的是，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这场制度变迁是由独立于制度变迁过程之外的行为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综合考虑整个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而采取的理性选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现实中任何制度变迁过程都是由相关的具有不同行为动机的行为主体（个人、团体或政府）形成集体行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变迁究其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因此，只有对制度变迁所涉及的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使之内生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从而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理解制度变迁，我们才能对经济转型这场体制转变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从而真正刻画出整个制度变迁过程。
对于第二个问题，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在经济转型绩效“好不好”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成功（樊纲，1993；Stiglitz，2000；科勒德克，2000；博戈莫洛夫，2004），创造了“中国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有学者对中国奇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Rawski，2001）；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本意是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但实际却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Martin Hart-Landsberg，Paul Brukett，2004）；甚至有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更为成功（Sachs、胡永泰、杨小凯，2000）。而在经济转型进程“完没完”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随着2004年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正式加入欧盟，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甚至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也已经完成，成为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Shleifer and Treisman，2005）；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经济学家之所以会在转型绩效评价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作为体制转变的经济转型，事实上由于制度变迁有可能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水平上，因此仅仅关注体制转变是难以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做出客观评价的。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在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方面认识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制度变迁能否带来更为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
在这方面，由于现实世界中任何制度变迁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演进过程，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将转型国家的体制转变置于世界体系之中，从制度变迁能否带来更为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才能对制度变迁的效果进行评估。
总之，为了更为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转型的全貌，我们需要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研究作为体制转变的经济转型，从而客观地描述经济转型过程并在理论上对之加以解释，并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体制转变与世界体系的互动中去考察评价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
二、本书的内容结构安排
基于以上的目的和写作思路，本书的主要内容除导论外共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二、三章。这一部分主要是从不同侧面来说明“经济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转型的方式是什么。其中第二章“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和目标选择”，主要通过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剖析来理解经济转型的动因并确定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为了确定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我们严格区分了改革和转型两个概念，指出前者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而后者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在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只有制度环境的变革打破了对改革的制约，而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改革者的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且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各个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集中地、大规模地发生时，经济转型才真正开始。为了确定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了比较，发现虽然现代市场经济表现为多种不同的模式，但其共同的本质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而形成的“混合经济”。因此，混合经济应当成为经济转型的目标。
第三章“经济转型方式及其比较”，主要阐述了激进式经济转型方式和渐进式经济转型方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的主要内容、选择原因、理论基础及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从转型成本和时机选择的角度对这两种经济转型方式做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指出这种经济转型方式的不同并不是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本质区别。虽然总的来看，渐进式经济转型方式要优于激进式经济转型方式，但是事实上经济转型方式的决定却是依不同国家的特殊条件而定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都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因此，采取何种经济转型方式其实并不是原则问题，重要的是什么方式符合本国国情、代价更小。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七、八章，主要探讨转型经济中的经济运行及其约束性，从而说明转型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回答“如何理解经济转型”的问题。第四章“转型经济中的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转型运行中的微观层面，对转型国家产权改革的目标与方式、进程与效果进行了说明。这一章还特别对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
第五章“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和市场秩序构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转型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表现，论述了转型国家经济运行机制转变的方式、进程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通货膨胀探讨了转型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化的问题。这一章还特别就转型经济中市场秩序的状况以及市场秩序的构建进行了分析。
第六章“转型经济中的增长波动与转型性危机”，主要从宏观层面来考察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章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转型经济中的增长波动存在着三个特征性事实，即经济转型为中国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到21世纪以来转型国家普遍呈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围绕着这三个特征性事实，这一章分别从理论上对渐进式转型方式下的经济增长、激进式转型方式所导致的转型性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地，这一章还对转型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可持续性进行了评析。
第七章“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市场和企业”，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从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相互关系的演变来对经济转型的动因、方式选择、转型过程以及绩效差异给出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本章认为体制转变是各相关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博弈的过程，主要从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的互动中来理解制度变迁。指出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企业之间的联系主要靠行政调节，因而企业效率和效益低下，社会经济产出水平不尽如人意。因而经济转型的目的就是用市场调节来取代行政调节，从而在市场的基础上重建企业之间的联系，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逐渐进入的过程。为此，本章主要阐述了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转型经济中政府对市场经济制度构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效果。本章还对转型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各自作用范围做了重新定位，指出经济转型的目标是构建小政府大社会。
第八章“政治约束与经济转型”进一步考察了政治约束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在政治约束对经济转型方式选择的影响方面，我们区分了事前政治约束和事后政治约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经济转型次序的问题。在政治约束对经济转型过程的影响方面，我们着重就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腐败、“寻租”以及政府俘获现象进行了分析。进而，本章还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关系，以及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三部分包括第九、十、十一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对经济转型效果及其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从而回答“如何评价经济转型”的问题。其中，第九章“经济转型绩效的国际比较”主要涉及的是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好不好”的问题。事实上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从不同侧面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在这一章中，我们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转型绩效的含义、评价原则和标准，以及评价方法都作了进一步的介绍。这一章还就影响或决定经济转型绩效的因素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第十章“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进及其走向”，实际上主要是回答经济转型“完没完”的问题。这一章根据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累积因果关系，我们将转型国家整体的经济转型进程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①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阶段。②经济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旧体制瓦解与新体制初创、转型战略调整与转型路径分化两个子阶段。③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并且，我们特别分析了其中经济转型战略的调整与转型路径分化子阶段和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在第十章的基础上，第十一章“融入世界体系与转型国家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探讨了转型国家在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之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角度探讨了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
思考题
1.基本概念：经济转型 转型经济学
2.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3.简要说明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4.简要说明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比较。
5.概述转型经济学的前沿性问题。
【注释】
[1]这30多个转型国家主要包括中欧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巴尔干半岛八国：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独联体十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亚洲的中国、越南、蒙古、朝鲜等国。
[2]［波兰］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Ten Years of Transitio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World Bank，2000：27-56.
[4]对此，我们在后文中还将作更为详尽的论述。
[5]转引自G. R. Hawke. Economics for Historian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7-8。
[6]［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美］S.詹科夫、R.拉·波塔、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A.施莱弗：《新比较经济学的新视角》，参见吴敬琏主编：《比较》，第4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6页。
[8]钱颖一：《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9]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钱颖一：《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11]McMillan John，Barry Naughton.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992，Vol. 8（1）：130-143.
[12]Peter Murrel.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s. In：Christopher Clague，Gordon C. Rausser，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Blackwell Press，1992：35-53.
[13]Yingyi Qian，Chenggang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3，Vol.1（2）：135-170.
[14]Olivier Blanchard，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 Working Paper. Http://www.nber.org/papers/w7616. October 15，2000.
[15]钱颖一：《政府与法治》，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6]参见Edward L. Glaeser，Andrei Shleifer. Legal Origi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Vol. 117（4）：1193-1229以及Edward L. Glaeser，Andrei Shleifer.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3，Vol. 41（2）：401-425。
[17]参见Edward L. Glaeser，Andrei Shleifer. The Curley Effect.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2005，Vol. 21（1）：1-19；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 Political losers as barrier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Vol. 90：126-130；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s 883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 2002。
[18]钱颖一：《政府与法治》，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5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9]钱颖一：《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年12月13日，第190期。
[20]［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1]康芒斯虽然正确地理解了缺乏制度理论的经济学的缺陷，以及习惯法理念和经济学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却没有像凡勃伦那样发展出制度演化的理论框架，而是局限在各种制度的比较；凡勃伦虽然准确地把握住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经济现象变化的内在关联性，却无法理清作为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的成因和变化轨迹，以及这些行为与制度的关系；而米切尔虽然讨论了制度演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但却没有明确说明其影响机制。
[22]［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和企业》，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3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3页。
[23]转引自［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24]North，D. C. The Evolu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In：J. James，M. Thomas，eds. Capitalism in Contex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57-264.
[2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418页。
[26]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化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27]［日］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28]Gernot Grabber，David Stark. Organizing Diversity. In：Adrian Smith，John Pickles，eds. Theorizing Transi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London：Routledage，1998.
[29]［俄］O. T.博戈莫洛夫、C.П.格林基娜：《90年代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3期。
[30]周雪飞：《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改革中的“淮桔成枳”现象与“本土化”特征分析》，《财政研究》，2002年第1期。
[31]贾根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种境界——演化经济学假说并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32]见孙景宇：《“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33]参见Gerard Rol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y Perspectives，2002，Vol. 6（1）：29-50。
[34]早期逆转的期权值（option value of early reverse）是德瓦特里庞和罗兰从公司金融学引入到经济学中的，它是指，当人们接受改革并在得知改革结果后，也即在不确定性解除时，选择一个返回现状的逆转或者是选择继续改革，它与总和不确定性紧密相关：早期逆转的期权值越高，总和不确定性越高。参见Dewatripont，M.，G. Roland. The Design of Reform Package under Uncertain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5（85）：1207-1223。
[35]孙景宇：《内部人控制与私有化进程中的公司治理》，《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36]［美］乔尔·赫尔曼、［英］马克·施克曼：《转轨国家的政府干预、腐败与政府被控——转型国家中企业与政府交易关系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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