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经济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个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要背景、以枪炮军舰为主要语言的冷兵器时代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个以文化、习惯的差异为背景，以证券、汇率等经济要素为语言的“软兵器”时代。如今的世界经济呈现出一幅全新的构图：进入各国市场的“门槛”越来越低，各国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主权国家在进行独自决策时受到的国际因素制约越来越多。与此形成愈益强烈对照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区域经济集团化进展神速，若干地区性、全球性的管理和协调机构的功能越来越全面，作用越来越大。资本力量正在壮大，并开始制约和推动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走势，企业家们不再以国家划定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越来越可以自由选择国家。这些到处寻求着机会及利润的资本与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二者之间互依互动，将国际经济推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全球化趋势更加引人注目，并取得了诸多引人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一趋势也伴随着贫困、不公平、环境破坏、全球性两极分化等种种不良现象。
与现实世界的进展相对应，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分析家们的热门话题，但是对经济全球化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似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影响等的认识也引发了异彩纷呈的争论。
本章的目的是分析世纪之交倍受世人关注的经济全球化的含义、表现、成因及影响等。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一般不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1]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与本质
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本节旨在介绍它们的含义。
一、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Integration）”一词起源于企业之间的联合。市场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协定（Agreement）、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以及其他购并方式结成产业组织。企业的一体化可以分为“水平一体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和“垂直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两种方式。前者指竞争性企业间的结合，后者指互补性企业间的合并。
对于“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众多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和需要或目的，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以下集中讨论现代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
1.作为过程和状态的一体化。
有人赋予了“经济一体化”这种含义：“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采取种种措施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的消失。”[2]这个定义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经典性意义。
2.作为手段的一体化。
这是从手段着眼解释经济一体化。例如，彼得·罗伯逊强调：国际经济一体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并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安排应体现三个方面的特征：在某种条件下，成员国之间歧视的消失；维持对非成员国的歧视；成员国之间在企图拥有持久的共同特性和限制经济政策工具的单边使用上有一致的结论。[3]
3.作为结果的一体化。
这是从全球化的结果或影响来观察、解释经济一体化。例如，维多利亚·卡森（Victoria Curson）把经济一体化过程理解为趋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把一体化状态理解为业已一体化的成员国的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4]彼得·林德特认为，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市场，或两者的结合，达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可以是指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5]
二、国际经济一体化
国际经济一体化（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不早于1942年，开始它几乎包括了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如产品、资本、劳动力等的跨国流动。直到1950年，才由国际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将不同经济实体结合成较大经济区的一种事物状态或者一种过程。更具体地说，国际经济整合能消除参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障碍，并建立一定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后者完全依赖于一体化采取的具体形式。[6]
三、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全球化”在英语中是“Globalization”。Globalization是globalize这个动词的名词化，globalize是globe这个动词的名词化。Globe是指人类居住的地球。由此可见，globalize有“地球化”、使之成为世界性的或世界规模的事物等含义。Globalization即“使之成为世界性的事物”、“使之成为世界标准”等。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法国。7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的词语。到1992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的致词中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全球化意味着人类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在此应当特别强调全球化作为过程的含义，而全球一体、世界大同是其终点。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现象看，它是指货物、服务、生产要素以及伴随着市场交换的信息与观念等的、越来越多的跨国流动和配置。从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看，是已有组织和制度的演变及新的组织和制度的产生与功能演变。
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从国际经济向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全球化不是运转方式和管理方式不同的民族和地方经济的总和，而是有统一的规则体系规范的经济。全球经济一体是超国家的或者无国界的经济，它意味着经济地理的终结、国家经济主权的不断削弱乃至消失。
（2）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西方经济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化。全球经济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运动法则、各种矛盾的普遍化。即自由主义、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逻辑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这种概括又包括以下变种：第一，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全球化事实上仅仅是几百家跨国公司所追求的目标。全球化绝非是科技发展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由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客设定的，而政客们通常是受到大公司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为了表达其感激之情，他们就会维持一种代表其主子利益的全球化的规则。[7]第二，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化。[8]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精英尝试进行的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主导的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博，旨在使自己成为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强权国家。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不是技术和（或）经济的力量，而是美国拥有的一种巨大的政治权力，美国是通过主要由其政府所建立的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关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获得这种政治权力的。当今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美国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因此，又被称为“美元—华尔街体系”（彼得·高恩，2003）。
（3）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融合的过程，是世界各国经济从相互隔离走向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赖的发展过程，是世界经济由各国经济的机械组合演化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当前的全球经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体化与单一化、国际化与分散化、多样化和本土化的辩证统一。
（4）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通过资源的全球配置，使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向最有效率的组织，实现全球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陈惠雄，2002）。
此外，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经济中心区域经济网络化的过程，或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或金融的全球化等。
以上概括都有其合理性，差别主要在于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或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我们认为，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是与现代国家相对而言的。因此，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概括应该而且必须从全球化与现代国家的关系入手，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意味着人类组织与制度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够抽象出经济全球化的特定研究对象。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各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向一体化组织主动抑或被动地让渡，通过这种制度调整在不同经济组织之间重新安排经济权利。“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内生和利益诱致性的，对于大量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交织着外生强制与内在利益诱致的双重向量力的并合”（陈惠雄，2002）。
当然，从生产要素流动、配置的角度着眼，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与之相伴随的是相关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本性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追逐利润。权利的重新安排也好，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好，其最终会促进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第二节 理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理论框架
一、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市场扩展·经济绩效
在经济学中，人都是“理性人”，其动机与行为的目标特征是在外在环境的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每个人都会在自己面对的诸种约束下，在自给自足抑或专业化分工、市场交易及加入某个组织等之间进行选择。
在经济变革的长期趋势中，个人或组织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或专业化，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等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较大程度上降低资源稀缺程度，市场竞争迫使个人以及组织为了生存或生存得更好而不断投资于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市场交易相互学习，增进知识，发现各种可能性，扩大选择范围，最终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提升全人类福利之目的。
但是，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在分工生产或供给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人们必须进行交换，分工深化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交易成本的上升需要相应的制度来约束。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交易的复杂化，各种各样的人类组织及制度演化被发明出来了。制度变迁往往起源于不同个人或组织面临的环境变化，也就是说制度或制度体系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
人类的组织形式与制度体系是伴生的、互动的。在稀缺性和竞争的经济环境中，组织和制度之间连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随着在解决稀缺性这一根本经济问题上取得各种不同程度上的成功，经验和学习的多样化逐渐产生出差异日益扩大的制度体系和各具特色的文明类型。制度框架限定着被认为能够获得最大报酬的技能和知识的种类（诺斯，2002）。适宜的制度能够使得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向由要素和技术决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逼近。
正如不同组织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不同语言，并用不同思维模式来解释周围世界。语言和思维模式等对个人及人类组织构成了非正式约束力，它们限制了该个人或者组织的制度框架，并且被当作习俗、禁忌或是神话，世代传承下去，产生了所谓文明，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关键部分。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互动的。技术变迁是人类知识创新和积累引致的。既定的制度体系和机制的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得技术变迁不可抗拒地具有不断积累和路径依赖的特征，制度会促进或阻碍技术变迁。个体及其组织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种类将形成对机会和选择的不断发展的认识，这些机会和选择又将会不断地催生制度改变。
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潜在收益，就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为跨时空进行不具名、非个人化的交易提供前提条件，而且随着对合作收益的尊重，以及为了从更复杂的契约交易中获得利益而建立必要制度的可能性，促进“地域性经验（local experience）”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思维认知模式和制度结构。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组织为了改善生存状态采取何种学习方式。如果制度框架给了组织侵权行为以最高报酬，那么，幸存的、成功的组织就会在学习方式上采取更好的掠夺方式，而如果生产力提高的行为能获得最高报酬，那么经济就会增长。
非个人的市场交易、更加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信息成本的根本减少和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都需要社会组织在各方面发生完全的转变。城市化无所不在的外部性问题、相互依赖而引起的不安全性，以及家庭的传统功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已经产生并且将继续产生大量现代社会问题。而且正是西方经济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灵活性，不完全地提供了家庭的传统功能的替代品，防止新的不安全性对个人的影响，并处理了伴随这种经济转变而产生的问题，比如环境与社会问题的外部性（诺斯，2002）。
客观上，没有任何保障能使可见的报酬偏爱后者而不是前者，而且，经济史上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罕见的经济增长的事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或一些包括国家在内的经济组织的兴衰成败？一种解释是必须要对制度进行一些分析，而这些制度是掌握现代技术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技术优势及其带来的经济绩效需要相应的制度结构。这种组织和制度的经济结构在演化过程中能够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规模巨大的经济整合中，国家将规定并执行必要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将修改、执行报酬规则，并引致合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紧张关系是发生冲突和变革的基本源泉之一。
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人类及其组织为了扩大自身的市场空间，无所不用其极，例如谈判划定市场广度的边界、战争掠夺等。当人们的欲望和能力受到地域范围的约束之时，当地域范围约束了生产力的扩张之时，或者当套利的诱惑足够大，人们就会试图突破地域范围的限制，进行长途贩运等活动。这便是奥地利学派所谓的“市场秩序的自然扩张”了。从市场扩展的历史来看，个人间的交易、村镇、集市、城市、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以及全球化的起源、演进在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9]
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也表现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演化累积过程，该过程是诸多个体和人类组织选择之间的互动。
二、国家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
我们假定现代国家已经存在。从全球范围来看，较之现代国家产生以前，这时市场范围的扩张会受到各自为政的国家的约束。[10]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不可能对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对外开放的国家，才能对市场范围扩展起到鼓励和限制作用。有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恰如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城邦，实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所以，现代国家的加入和参与也许是与既往市场扩展历史的最大不同。正由于此，必须对现代国家在市场扩展过程等的动机、决策、功能和作用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从现代国家的产生开始，观察现实世界中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差异可能十分巨大。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是如此。那么，是哪些因素作用使得某个国家“发达”或“不发达”？
随着跨国生产的活跃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现代产品的“附加价值链”横跨许多国家，企业等经济组织在对自身拥有的资源配置进行决策时（诸如到底把资金投向何处？在何处、生产什么？），总体考虑是特定产品在何处生产成本更低或收益更高。于是，就有了国家间的竞争，能够以低成本提供某种产品的国家或地区便具备了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各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交往的成本、在各国从事生产或交易的成本，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可能来自要素供给的可获得性与供给成本高低等，也可能是由于政府及其政策的质量、国民性或价值观等文化的差异。
从经济学的思维想开去，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综合竞争力。所谓“国家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力。它取决于在一个国家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预期利润率与在其他国家从事该活动的预期利润率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就可以判断哪个国家更具有竞争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或国际竞争力的要素有：自然要素禀赋程度；基础设施质量；经济制度体系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开放度；司法与政治制度的质量；与政府有关的成本（税收成本和服从成本等）和政府服务质量；人力资本的质量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金融市场的质量；企业管理的质量；技术水平等（柯武刚、史漫飞，2000）。
三、国际交易中的费用
异地交易通常要发生：①运输成本；②交易成本；③要素移动成本。空间跨越成本等于①＋③。
运输和要素移动成本会随着知识积累和科技进步逐步下降。同时，各国的制度体系等也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交易费用是用于缔结、执行、监督跨国和约的费用。它是由国与国之间的语言、习俗、常规、工作惯例、设计标准、法规管制、货币等的差异造成的。如今，国际交易并不一定比国内交易的成本更高。如果跨国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就不会进行跨国交易，在极端情形下甚至会导致“国际执行失灵”。
四、促进国际交易的组织与制度
尽管至今仍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任何全球性组织或机构都没有获得类似现代国家使用暴力以及征税的合法权力。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离不开国际经济体制（国际交易制度的总和）的相应制度支持。
为了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各国之间和国际商业社会发明了种种制度，例如，特殊专业圈子内的非正式制度、民间仲裁所依赖的制度、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等。这些制度使人们能够与未曾谋面的、远在异国他乡的交易伙伴开展交易。
为了这些制度的有效执行，人们结成了种种组织，例如民间的国际中介机构和国际仲裁机构；各国之间结成了种种国际组织：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例如，WTO高悬自由和公正的大旗，在此旗帜下，设计出了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和非歧视等制度。
目前，国际交易制度以及组织仍然处在复杂的自发秩序和演化过程之中。
五、国际经济体制与秩序
经济一体化进程源于市场底层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或市场力量推进的、自然的经济一体化与自上而下的、由制度支持的、国家或国际力量推进的经济一体化的互动。
如今，有关国际机构及其制度安排经过五十多年的运行，在处理不同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工作，大大方便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
（1）在诸多国际组织中，目前存在着各方面的、大量的合作可能性。这些组织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分别从事金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社会（国际劳工组织）、环境（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卫生（世界卫生组织）、农业（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诸方面的协调促进工作。
（2）一些巨大的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正在美洲（欧洲联盟、独联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美共同市场）、亚洲（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非洲（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集团、西非货币联盟）纷纷崛起。
（3）由于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发生的经济大变动，“冷战”时期的“集团”概念业已消失；经济大变动给原属苏联的国家带来的急剧转折确实难以预料，但这些国家多数将能克服困难，通过建立新的内部协调机制，使本国生产方式适应新的国际制约条件，从而归附于新的“全球化”集合体。在这个进程中，国际及地区组织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各个国家都程度不一地有加入国际或区域性组织的愿望，期望得到在国际机构中发表意见的场所和渠道。也只有在不同意见得到充分反映的情况下，国际社会通过的社会标准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尤其是某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尚存疑虑的发展中国家不应忘记，改善劳动条件有利于职工增加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有利于改善职工的教育水平，并通过劳动组织的改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此外，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和跨国机构的介入，还可以收到使不可避免的国内变革更容易为人们接受的功效。
这种趋势将为各国带来意义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变动。怎样为迎接这些变动做好准备？怎样能使经受这些变动的居民具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公民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让各行各业（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等）的工会代表和雇主代表，以及各社会团体、合作机构和互助机构的代表，统统都加入到变革中去。但这如何能够做到呢？办法就是要鼓励经社理事会及类似机构的创立和革新，促使这些组织取得国际的承认，使社会各界在这些组织内一起开会讨论所有层次的（地区的、国家的、国际的）有关问题，还要在世界一级设置机构，使这些组织能有效地参加主要的国际谈判。
第三节 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的表现
近年来，全球化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最开始在贸易领域，接着是生产领域，随后是金融市场，现在是信息和知识领域。如今，商品、资本、人员、服务甚至是知识、信息大规模跨国界流动正在迅速增加，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这个市场为各国提供了开发其相对优势的更多机会，同时也使资源流向可以发挥其最大作用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扩大了贸易机会，同时也为获得国际资金和技术知识提供了更广阔的途径。一体化伴随着国际化的经济在不断进步，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进步很不均衡。
一、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
由于世界贸易的扩大，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性流动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99年，全球的各国生产总值以美元计增长了15倍，但全球贸易却以其两倍的速度增长，达到30倍。1990～1997年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了6.5%，是全球GDP增长速度（每年2%）的3倍。世界出口额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从70年代的14%上升到2000年的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2001年各国持有的外国证券总价值为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持有2.2万亿，日本1.3万亿，德国7920亿。
（1）国际商品贸易的增长率超过世界产出增长率，世界出口额在19世纪的前70年中增长了6倍，而1996年比46年前增长了100倍，达6.3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20%以上，其中商品贸易额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达5.1万亿美元。1999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为5.46万亿美元。1989～1996年，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以年均6.2%的速度递增，这几乎是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速度的两倍。世界银行预测，到20世纪末，世界商品出口额将比1994年增加50%。
（2）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率超过商品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是指信息、交通、运输、金融、电信、旅游、中介服务等无形商品的贸易。目前全球服务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额的1/5左右，预计十余年后将超过1/3。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底发表的《1997年世界贸易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速，1996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为1265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1999年，服务贸易总额为1.34万亿美元。
但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居前25名的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份额高达80%，其中，美国高踞榜首，增长速度较快的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行业结构看，全球运输服务业增长率为2%，旅游业增长6%，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及专利等的增长率则达到了7%。
（3）在贸易扩大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起了主要作用。截至2003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量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3，服务出口量占1/4。
（4）国际贸易刺激了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出入口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收入就会提高超过两个百分点。各国也通过资源的转移和科技的传播，提升了它们的工业及管理能力。
二、国际资本流动增长加速，生产过程不断国际化
在若干国家，外来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某些国家外国投资甚至超过了国内投资）。从1986～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23.6%；1991～1995年，年均增长20%；1996～2000年增长率达到40.1%，其中1998年、1999年、2000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0.8%、56.3%、37.1%。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12710亿美元。由于“新经济”神话的破灭、跨国购并热的降温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2001年出现了－50.7%的负增长。不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总额仍然高达7350亿美元，是1982年的12倍。[11]1998年，全球各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超过4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了近5万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动增长加速导致的国际生产转移（包括技术转移）的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生产过程不断国际化。
三、跨国公司的扩张
全球化在微观领域的代表就是跨国公司的扩张。如今，跨国公司无论是在数量、规模方面，还是在质量、影响方面，都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和水平。跨国公司推动了产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生产的国际化（见第十一章的分析）。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因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凭借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不断跨越制度和文化等障碍，打破国界与地区界限，促进产品和生产要素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知识爆炸、技术变革与经济知识化
技术的创新、积累和扩散是推动各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是以信息技术和网络、生物工程、材料技术（纳米）等高科技为强大动力而推进的全球性经济整合，是信息时代的直接产物。它的基本要求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中，科技含量已经越来越成为市场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缺乏技术含量的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据统计，如今的企业中，高科技投入、知识投入已占到生产成本的90%，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创造性的知识、信息。科技创新成为经济活动的生命线。知识、信息、高科技所支撑的“朝阳产业”——“新经济”创造了超额利润，它显然比“传统产业”或者“旧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更有吸引力。不仅“新经济”的主要动力是科技创新，“旧经济”也必须接受科技创新的洗礼，融入“新经济”的大潮，才能焕发出生命力和竞争能力。因此，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是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把信息革命称为第三次浪潮。正如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改变了18世纪的农业社会一样，第三次浪潮也正在创造着并将继续创造新经济、新未来。“在过去的大约10年间，许多固有的世界秩序已经崩溃。我们目前正处在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这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混乱阶段。”[12]
新技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应用于提高生产力。只有人们的思想及行为发生改变，并通过一段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新技术才能真正用于提高生产力。计算机的应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是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大规模使用计算机的国家，但引入计算机对于生产力的效果直到20年后，即90年代才显现出来。
随着信息革命的进展，知识、技术逐渐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或资本，“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及各国的经济走势，越是发达国家，经济信息化的步伐越快。
无限疯长的信息——它代表着资源，内含着知识及思想——正在改变以往接受和发送信息的方式，也改变着信息的存在形式，拓展着人类交往空间，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使得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协调更可取、更可靠、更高效。信息时代的技术和产品——计算机、通讯产品、信息高速公路等，功能越来越强，价格越来越低。其发展缩短了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了传输成本，货币、商品、服务、知识、技术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越来越无视国界的存在。
智力、知识、思想是未来创造收益的最大源泉和推动力。如何开发、共享、利用和衡量知识，以便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是个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社会面对的焦点问题。
人类，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分子，将越来越不愿意被看做或当做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形体或零件。每个人对同样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应该把基于此的知识或思想看做个人认知过程的体现，而不是把知识仅仅看做一种实物资产。人们思考的结果属于谁？属于个人还是属于组织？是否有人或组织有权迫使个人公开他们自己的思考成果？如何开发、管理和保护藏在个人脑袋里的知识？为此应该设计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和激励机制？这都是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信息时代要求人类对外来思想更开放的心态和对“异端”或失败者更加宽容——正是这种态度使创新性思考的火花不致泯灭，使知识得到进展，激发更多的人以更强烈的进取心，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既有知识才能派生出新的知识。
二、遍及全球的制度变革
从全球范围来看，制度变革主要是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遍及世界各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对政府作用的重新认识和调整，例如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计划经济国家的转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等。伴随着这种变革，市场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各国经济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综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在发达国家，例如英国、美国、日本纷纷开始进行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对经济的管制程度。
“冷战”结束后，原计划经济国家为尽快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在全球范围谋求发展机遇，大都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不归路。这也是市场化浪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纷纷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并陆续开始了“私有化”或民营化进程。较早的是智利，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3年的近40%降到1989年的14%。阿根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两年里，把电讯公司、航空公司、电视台、石油矿藏管理局、高速公路、铁路、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钢铁厂、房地产、国营跑马场等，纷纷出售给了私有企业。
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市场经济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原则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准则。多数国家不仅在国内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且国际因素对各国经济的相对作用空前提高，对各国国内政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深化，一套促进跨国交易的制度框架为全球化进程必需。IMF等国际经济组织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规则，建立在谈判基础之上的、不断强化的国际经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发达国家凭借其占优势的经济实力，在国际双边与多边经济关系谈判中不遗余力地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一些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对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投资与金融自由化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与技术扩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不再仅仅输出初级产品，而且逐渐成为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商品的重要供给者，一些新兴经济体也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也对进一步削减贸易与投资壁垒提出了新的要求。结果，国际市场以极快的速度市场化，这主要表现在各国降低贸易投资门槛，开放国内市场，推进国内经贸法规和惯例与国际准则接轨。各国的开放度提高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的国际传递，如技术、组织、制度和创意等，通过这些措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已经确立的标准化贸易惯例、共同保险程序和冲突解决办法等的不断完善和普及，排外的歧视减少，都带来了“退出成本”下降与“用脚投票”的便利。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被无原则地滥用的现象比比皆是，完善的市场正在摧毁和改造那些不完善的市场。市场规则被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技术、交易手段等花样翻新、变化太快，而各国以及国际经贸法规总是滞后于市场变化。缺乏制度规范的市场的巨大危害在国际金融领域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据统计，如今每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外汇交易达1.5万亿美元，其中只有5%与商品和服务有关，而靠汇率及息差牟取暴利的占95%以上。在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金融危机。因此，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各国政府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应该而且必须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和监管，以使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运行的需要相吻合。
三、各国政府、区域性及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推动
支持和促进全球化的国际组织有：
（1）联合国。其决策机构有全体大会和安全保障理事会。其中，后者更是广为人知。如今约有190个国家参加，不分大国小国投票时都是一票。因此，大国势力受到一定限制。
（2）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中，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这些机构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预算权，被置于发达国家占很大比例的理事会的管理之下，这两个机构直至目前都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WTO，该组织1995年取代了关贸总协定，继承了后者的非歧视等原则，使全球贸易、投资与金融自由化的规则大大强化，管辖范围大大扩展。其成员增加也标志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接受了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人们高度期待着它对经济全球化起到推动作用。
（3）区域性国际组织，例如：欧洲同盟（EU）；亚洲开发银行（1966年成立）；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1967年成立，现在成员达到10个）；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1994年生效）；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往往依托各自的地区性经济集团。例如在欧洲有欧洲同盟、独联体；在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美共同市场；在亚洲有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非洲有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集团、西非货币联盟。
四、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是民间或市场力量的自然扩张
其最主要的代表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成长。而这种组织的核心驱动力是最大化地攫取利润。几十年来，跨国资本力量迅速超越了国界，跨国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享用了欠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尤其是近年来，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其借助资本市场的新工具和诸多机制，提升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加之各国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带来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
第五节 反全球化运动及其批判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反全球化”（against globalization）也在同时发展，并呈现出高涨之势。但是，人们往往仅局限于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的描述，并对它们做了种种相当片面性与扭曲性的解释，而并未对反全球化现象做深入讨论。实际上，“反全球化是另一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产物”（庞中英，2001）。
“反全球化”思潮是宽泛、模糊的，它通常淹没在花言巧语的辩论或者草率组织的反驳之中。不同的人或者相关组织对全球化的反对有着不同的理解，它可能是对全球化的全面否定，对全球化的某个方面的批判或忧心，对全球化后果的不满或指责等，不一而足。从他们的动机来说，无非是感到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身的利益受损或者激起了他们的道德义愤。与此密切相关，在现实世界中，参与反全球化的人士与组织也多种多样，例如工会组织、环保组织、平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行动途径与方式等表现为网络等媒体、集会示威等。
以下主要考察反全球化运动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择其要者进行批判。
一、反全球化浪潮的依据
反全球化人士的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一）全球化多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或是以它们的价值观为尺度的
他们认为：①赞成全球化者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上持保守立场、经济政策上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追求所谓“竞争性秩序”的新自由主义。②大多数国际组织的决策是非民主的，实际上是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拳头大就是大哥”的游戏规则。③某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规则制定方面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例如，鼓吹全球化最起劲、总是攻击别人封锁市场的美国，实行一种双重标准，国内市场并不全面开放。如今，美国平均关税尽管只有3%，但对浓缩橙汁征收的关税为30%、玻璃制品和瓷器为38%。美国为保护滚珠轴承的每个就业机会要支付43.8万美元、苯化工的每个就业机会要支付高达100万美元以上。美国有300多种反倾销税，还有配额、补贴、法律障碍、繁文缛节等手段。经合组织成员国1999年在农业补贴上就花了3000多亿美元。欧盟对进口香蕉的超配额部分征收180%的关税，日本对带壳花生的关税税率是550%。
（二）全球化带来了不平等
不平等是反全球化人士的最好幌子和借口。例如，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全球化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大势”，而是各国的政府和跨国财团刻意制造出来，用以支配世界经济和资源的结果。全球化不断制造长期失业、贫穷、生态破坏，置人民利益甚至死活于不顾。
尽管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却仍然充满非同寻常的掠夺和令人惊愕的不平等。[13]全球化面对的最根本挑战在于不平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有。相关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富裕程度不一致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不对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克拉斯·斯特恩认为：当千百万最贫困人口依然没有机会通过扩大贸易来赶上高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维护一个以牺牲贫困人口来保护富人贸易地位的制度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1）带来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劣、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尽管经济全球化也为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某些利益。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而且这种差距面临着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两个世纪前，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的5倍。到了1976年，瑞士是莫桑比克的52倍，1997年是508倍。目前联合国成员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20年前仅20有余。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还不到20个，80个国家的个人收入低于10年前。世界有1/5的最贫穷人们被全球化浪潮“边缘化”。1962年最富的10个国家人均GDP是最穷的10个国家的30倍，现在达到72倍。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与此同时，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
（2）扩大、加深了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商业利益优先于发展，导致资本力量对劳动的剥削。在发达国家中，仅有一部分人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而侵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因此迁怒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竞争。[14]美国的GDP从1973年的4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0万亿美元，但工人的生活同27年前一样，而那些非管理层的工人和零售业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还下降了。而在1946～1973年间，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升了80%。在拉丁美洲，GDP从1960～1980年增加了75%。而从1980～1998年只增加了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GDP从1960～1980年增长了36%，但是从1980年以来下降了15%。东南亚国家在1960～1980年间经济增长也要比之后20年好得多。世界银行也承认28亿人口生活标准每天不足2美元，在贫穷的国家，将近一半的5岁以下的儿童患有营养不良症。[15]
（3）加深了职业之间的不平等，“教育水平和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表现为各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6]造就了“赢者通吃”的社会。[17]劳工在全球的血汗工厂工作，而社会产出的一大部分给少数人拿走。最富有的400位美国人的财富总额从1995年的357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7400亿美元，到1999年他们的财富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根据“2000年世界财富报告”，全世界有700万富人。他们每人能够调动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共拥有约25万亿美元财富。这些具有高收入的人群大多投资股票。700万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98年上升了12%，1999年又增加了18%。预计他们的财产在2004年会增加到44.9万亿美元。目前高收入阶层中财富的稳定增加正在创造着一个超高收入阶层。他们的个人资产将平均超过3000万美元。该报告称，全球有5500个超高收入者。报告对于另外的59.9亿人的需要和生活变化却只字未提。美国的高收入阶层250万，占全球富有者的30%；欧洲220万，占26%；亚洲170万；拉丁美洲只有20万。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泡沫极大地增加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在美国，1989～1998年间，股票价值膨胀了407.2%。90年代的泡沫使财富从那些没有持股的人手中转移到那些已有大量股票的人手中，这更加剧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公平。[18]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公害企业或产业在全球的转移和扩散，带来了环境破坏
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世界人口从16亿增加到60亿，其增量超过地球上自有人类几百万年所积存总量的几近三倍，然而地球并没有扩大，人类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并没有增加，反而由于人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处于濒于枯竭或者严重污染的状态。20世纪中对人类生存的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就抵得上过去的百千万年。时至今日，连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空气与水都成了大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等先觉之士就发出了“增长的极限”的警告，要人们记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是情况仍然在加速恶化，例如大气和水的污染，森林的砍伐，气候的变暖，臭氧层的破坏等。
（四）全球化促进了资本的流动
其结果，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且有更加频繁的征象。
（五）全球化损害了国家主权
全球化应是政府主导的，但是目前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在许多方面都是超越国家主权的，或者说只有超越国家主权才能实现，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或侵蚀。
专栏：反全球化大事记
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初，在美国西雅图WTO贸易部长会议召开之际，发生了反全球化示威，美国的工会组织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主角。示威导致WTO会议无果而终，令西雅图陷于一片混乱。
2000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期间，发生了反全球化示威，夹杂了诸如砸掉麦当劳餐厅的举动。
2000年2月14日，在泰国曼谷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期间，发生示威，矛头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年5月1日，在英国伦敦发生大规模反全球化与反资本主义示威。
2000年9月上旬，纽约联合国千年峰会召开，发生反全球化示威。
2000年9月中旬，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世界经济论坛亚太会议期间，一些非政府组织发动大规模示威，反对奥运会商业化，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2000年9月下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期间，发生反全球化示威，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工具，它们竭力控制第三世界，导致这些国家贫穷。
2000年10月20日，在韩国汉城第三次亚欧会议（ASEM）召开期间，爆发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其中有韩国人士、绿色和平组织、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示威者发起了“亚欧会议人民论坛”。
2002年初，在巴西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与在纽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唱对台戏，成为反全球化运动者的嘉年华会，也成为他们展现力量、表明立场，甚至借机宣泄的舞台。此后，反全球化运动随着“运动员们”的分散聚合，而渗透到全球各地的社会运动之中。
二、对反全球化运动的两点批判
（一）全球化进程及其规则
确实，关于全球化的现行规则存在不少弊端，我们支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要尽量公正、反映尽量多的各国共同利益，但是借此全面否认现存全球经济规则的合理性是荒唐的。
在现实世界中，那些不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国家得不到经济繁荣。这种情况在贫困国家尤其明显：闭关自守的贫困国家在过去25年里，经济不是完全没有增长就是增长率微乎其微；而对外开放的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4.5%。在经验上，东南亚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都是实行开放、卷入全球化之后腾飞的，尽管他们遇到了全球化的负面冲击，但仍然拥有较好的复苏和发展基础。同样，最近20余年，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全球性分工体系中，并因此变得更加富裕、强盛。
（二）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平等吗？
我们承认，目前国与国、一个国家内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确实存在令人诅咒的严重不平等现象。但是，将这些不平等现象完全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在逻辑和价值判断上都是错误的。
一些表明不平等的数据、全球化导致某些不平等的证据确实存在，但是概括一个全面而清晰的种种不平等发展趋势并说明其与全球化的必然联系并不容易。我们也可以举出若干与上述数据相反的证据。世界银行的《2003年世界发展指数》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从13亿下降到11.6亿，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贫困人口大量减少，但是，在其他地区这一数字却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以非洲为最，贫困人口从2.41亿猛增到了3.15亿。[19]在20世纪最后的四五年里，美国社会变得比以前更平等了，人们的收入差距也缩小了。一些贫困人口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而在欧洲联盟成员国里，法国、英国等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国家的贫困人口仍在上升，相反，爱尔兰和希腊等过去贫穷的国家，经济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人均收入也大大提高。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得益于全球市场的开放而促成了奇迹般的增长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1.国与国之间。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和经济发展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近几百年来，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不均等现象非常普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不平等？
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现在可以举出的有：①自然地理环境或自然禀赋？但是某些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不佳的国家反而是十分富有的国家，如日本。②历史文化或国民性？但是，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③初始条件或路径依赖？但是，在大致相同的起点上，若干年以前经济发达水平相当的国家却会出现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的比较。此外，还有人从各国的偏好、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质量、经济制度及政策、特定的外部冲击等方面寻求解释。
可见，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不能以单一因素解释，更不能单单通过全球化进程得到说明。人们已经在多因素解释方面开始了努力。
确实，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全球化未必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同义语，但是只要措施得当，前者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方面就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积极作用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不积极参与全球化，以自主的方式发展国家实力，在国际法上也是允许的。例如，没有必要让所有国家都加入WTO。
在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人们当中，他们不说反对的真正理由，仅是说有很多劳动者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损害，给人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利的印象，我们决不应当受这种言论蛊惑。
很多不发达国家（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很多非洲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穷，并不应归咎于全球化，而完全是其国内的制度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动荡、甚至不断发生最野蛮的种族冲突、部族仇杀，或者缺乏最基本的法治基础，腐败泛滥。那么，你如何指望国际投资者来你这儿投资？你又如何指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不发达国家意识不到或者不愿面对它们本身不明智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怪罪全球化、怪罪发达国家，希望发达国家给予更多的援助。然而，事实证明，援助并不能提升穷国工人的工资，也不能提高生产率，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却可以做到这一点。某些不发达国家的当权者怪罪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拒本国对外开放，因为开放和竞争将使它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
因此，全球化不能决定一国的穷富，决定一国穷富的是本国的制度，全球化只可能为一国变得更为富裕创造条件。如上所述，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这必然推动各地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化：由于资本的流出，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有相对下降的可能，而不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则会出现上升的趋势，最起码会使穷国有些从来没有任何工资收入的人也得到了工资收入。
当然，发达国家应该而且必须降低贸易壁垒，增加对外援助，这可以有力推动世界减贫工作的进展和共同发展的目标。
2.国家内部。
在一国内部，全球化对穷人是好是坏？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会先富起来，随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会加剧。但同时经济增长也发动起来了，结果是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收入开始提高，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虽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多解释和争论，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收入分配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全球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指责全球化使穷者更穷，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说法。我们断然否认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很难在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发现必然的理论联系，也不能得到经验上的支持。事实上，很多借不平等之名指责甚至反对全球化的人士正是一些担心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激情和特殊利益考虑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虽然我们反对把上述种种不平等现象完全归咎于全球化趋势，但是，我们也不赞成对种种不平等现象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束手不策。应当设计相关的机制让不同国家和不同的人群分享全球化的期望收益，使得尽量多的人感到满意。
思考题：
1.深入思考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本质。
2.深入思考现代国家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3.跨国公司如何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4.请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势。
参考资料：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
2.［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杨雪东：《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俞可平等：《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5.《“反全球化”：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
6.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3～4月（总44期）。
7.“世界经济与中国”研究组：《经济全球化：理论上的六大论争》，《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35期（总第1707期）。
8.陈惠雄：《全球化：经济位差与发展理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
9.［美］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10.［美］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1.［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事实上，全球化作为一种演进过程，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它还包括其他诸多方面或领域：（1）政治领域。政治全球化的特点是国家自主权相对衰弱，国际或区域性组织的功能越来越强，它由大量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以及其他跨国网络（特别是在政策、移民和司法领域）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其中占绝对优势；它还包括那些既非政府的也不完全属于一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大赦国际组织”。但这些组织在活动范围和权威方面大都很有限。（2）军事领域。例如远程利用武力及武力威胁。（3）环境领域。例如，病菌或遗传物质等影响人类健康与安宁的生物物品的远距离传送、臭氧层的损耗、全球变暖、毒品问题、艾滋病病毒传播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这通过里约会议（1992年6月）和京都会议（1997年6月）及其协议得到体现。（4）社会、文化领域。例如，科学知识的传播，文化产品的国际交易，带有思想和信息的人的流动，宗教的传播等。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在文化的单一性和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全球化还体现在其他领域，如娱乐、时尚和语言方面。在最近十年，“全球化”一词本身已全球化了。
[2]Bela A.Balassa，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5，p.1.
[3]P.罗伯逊：The Economic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London，1991，p.1.注意：这些特征似乎更适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在我们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及现时全球化的表现之一。
[4]Victoria Curson，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New York，st.Martin Press，1974.
[5]彼得·林德特等：《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91，204页。
[6]Ali M.E.－Agraa，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London，1988，second edition，p.1.
[7]［美］大卫·艾森豪威尔：《全球经济的危机》，《政治事务》2001年4月。
[8]俞可平等：《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9]市场是多维度的：（1）市场的广度。市场的地理范围有大有小。市场的扩大需要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法规的统一等前提条件。在没有战争或其他人为的力量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人类经济的发展史就是市场在地域范围上由小到大的扩展史，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最简单的市场一直到国际市场，市场的地理范围一直在扩大。（2）市场的深度或层次。市场是分层的，由最早的简单产品交换到要素交换直到企业购并或资产运营，不管是哪一个层次上的交换，其本质都是权利的交换。在复杂的往复交易中，人们也根据各自的聪明程度、知识、能力、努力、机会等给自己定价、定位。（3）市场守约度或信用度等。信用度是指参与各种交易的有关交易主体相互信任，遵守诺言，履行合约的自律水平，它构成对交易主体的软约束。信用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是交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用来融资、理财、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必须是信用经济，只有这样经济的发展才能脱离互相倾轧和欺骗的原始积累阶段，逐步走向成熟。（4）市场规范度。这是指若干显在的、正式的或成文的外在制度，例如同业守则、法律和政府管制命令及措施等。其总和构成了对市场行为主体的硬性约束。对于一个市场来说，这种约束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并增强缔约伙伴的信心，降低缔约当事人的信息成本和契约协商成本。
[10]笔者认为，国际经济学与国家经济学的不同只有一个：即国家作为微观主体进入经济模型。国际经济学要以此为出发点发展自身的理论框架。
[11]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概述）》，第2页。
[12]《参考消息》，1998年3月18日。
[13]阿马蒂亚·森：《全球化：只要公平就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8月9日。
[14]这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是固定的，新兴国家只能以牺牲发达国家的利益得到发展。克鲁格曼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1）技术扩散虽然加剧了发达国家出口产品面临的竞争，却也开拓了它们的市场，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技术扩散的净结果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发达国家的收入。（2）世界资本的供给量也不是固定的。第三世界的增长很可能增加世界资本的供给量，增加速度可能与它对资本的需求相当，甚至更快。（3）来自新兴国家的进口产品和流向那些国家的资本没有那些危言耸听者夸张的那么多。总之，他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导致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首要原因（参见克鲁格曼：“技术的报复”，载于《流动的国际主义》，第211～225页）。
[15]［美］大卫·艾森豪威尔：《全球经济的危机》，《政治事务》2001年4月号。
[16]参见克鲁格曼：《流动的国际主义》，第220页。
[17]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认为：通信和信息技术发展扩大了个人所能影响和控制的范围，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只能让几百个观众观看，而电视明星的演出却能让数百万人观看。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企业主管、律师等也能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参与比以前更多的事情。结果，工资结构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锦标赛”的性质，不管用什么标准，只要一个人被判定为最优秀的，他就会得到巨大的经济收益，而无一技之长的人得到的很少。与其说技术会直接取代工人，不如说它会增强某些特定的人的能力，放大他们的影响，使这些幸运的竞争优胜者取代大量不幸的人。
[18]［美］大卫·艾森豪威尔：《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危机》，《政治事务》2001年4月号。
[19]《世界银行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实现减贫目标》，《经济日报》2003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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